唐代人这身算不算“多巴胺穿搭”？

今年春夏，“多巴胺穿搭”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姑娘与帅小伙们抛弃了淡雅却平庸的颜色，纷纷用粉、黄、蓝、紫等明媚鲜艳的色彩装点自己。无论是日常衣物，还是填充细节的小饰品，都显得活力无限且青春四溢。

“多巴胺穿搭”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心理学家道恩·卡伦的著作《穿出最好的人生》，她指出，对人类视觉影响最大的首要因素是色彩，色彩在客观上可以对人们产生一种刺激，从而影响人们的情绪，高饱和的明媚色彩可以给人带来生机，从而改善情绪。这种与快乐相关的设计方式，不仅存在于21世纪，在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中，也多次调和着世俗的心境，给予心灵的抚慰。

既然“多巴胺穿搭”的概念来自西方，我们不妨先从以时尚著称的法国讲起。

从西方近代以来，法国逐渐成为世界的时尚之都，它的艺术思潮与服饰文化一波又一波地影响着西方世界的审美口味。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诞生的洛可可风格，一经问世便迅速席卷绘画、建筑、音乐、乃至文学等多个领域。“洛可可”一词在法语中原意为“小石头”“小贝壳”，它承接繁复厚重、规矩众多的巴洛克风格艺术，却比后者更为轻盈细腻，体现着贵族的享乐诉求。

提到洛可可风格，不得不聊一聊它背后重要的引领者——蓬帕杜夫人。她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天生聪慧好学，在艺术和时尚领域颇有天分。洛可可风格的画家华托和布歇，都曾被蓬帕杜夫人资助。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也与蓬帕杜夫人交好。在这位美丽且才华横溢的女人支持下，洛可可风格呈现为一种浮华精致、甜美柔腻的女性气质。洛可可的裙装，也体现着奢华与浪漫交相辉映的贵族趣味。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为蓬帕杜夫人绘制的诸多画像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幅里，蓬帕杜夫人身穿绿色衣裙，周身饰以粉红蝴蝶结与白色蕾丝，大量精致繁复的立体花朵修饰裙身，雪白的脖颈上戴着粉色颈饰。在另一幅蓬帕杜夫人肖像画中，她穿着黄色长裙，袖口以蕾丝装饰，胸前配以数个白色蝴蝶结。

蓬帕杜夫人的画像。绘/布歇

洛可可风格的服饰，偏爱粉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鲜嫩色彩。在流传于后世的画作中，我们得以一览当时的服饰特征。弗拉戈纳尔的《秋千》中，少女乘着秋千，被年迈的丈夫高高推起，粉红色的裙摆肆意飞扬，淡蓝色的胸挡勾勒出纤细的曲线，粉、蓝的撞色极其富有“少女心”。这一时期的法国贵族耽于享乐，沙龙文化兴盛，贵妇们往往睡到中午才悠悠转醒，花费一下午的时间梳妆打扮，不但要穿上庞大复杂的衣裙，还要佩戴假发，她们傍晚时分乘坐马车前去赴宴，社交玩乐到破晓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弗拉戈纳尔代表作的《秋千》，在题材与形式方面都体现了典型的洛可可风格。现藏于伦敦华莱士收藏馆

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欢快岁月里，法国贵族已一步步走向危机，一方面债台高筑、无力支持，另一方面继续维持高昂的开销与奢华的审美。蓬帕杜夫人离世后不久，玛丽·安托瓦内特接过了洛可可时尚的话语权。她热爱锦衣华服、珠宝首饰，也乐于聚会社交。在成为王后后，安托瓦内特虽然对时局的变更无所觉察，但很快展露出自己在时尚与审美上的天分，并大胆“剁手”，于打扮上花费巨资。1780年，她全年购买了170件裙子，1783年又购买了200双鞋。不仅数量可观，玛丽王后衣装的质量也格外讲究，她喜欢在高耸的假发上装饰羽毛、花朵乃至帆船模型，在鞋子上妆点丝绸与珠宝，在玛丽王后的一幅肖像画中，我们看到她身着蓝色衣裙，服饰细节繁复，硕大无比，宛若一只行走的奶油大蛋糕。

这副拿着玫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为法国女画家伊丽莎白·路易丝·维热·勒布伦于 1783 年创作。

事实上，洛可可风格的服饰，与玛丽王后喜爱的糕点一样，周身散发着甜腻的香气，它们以夸张的装饰与明亮轻柔的色彩，不断刺激着人类大脑中关于“快乐”与“优美”的部分，俨然成为18世纪的“多巴胺设计”。除了服饰，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也将洛可可风发挥到极致。贵妇们社交时人手一把折扇，折扇的流行与中国风在法国受到追捧有关。当时，来自中国的思想对伏尔泰等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中国热持续走高，中国元素也被吸收进洛可可的风尚之中。贵妇们的折扇与她们的服饰一样，以轻柔鲜艳的颜色为主，上绘繁杂的花纹，而中国“梅兰竹菊”等意象，也成为常用的素材。此外，洛可可风格在建筑上也有一定建树，它较少被用于房屋的整体构造，通常被用作室内装修，如德国斯都格的孤独城堡，粉红色的墙壁上饰以金色装饰。同样位于德国的孤独城堡、维尔茨堡宫，室内装修也体现着洛可可式妩媚纤细、琐碎精致的特征。

然而，洛可可艺术宛若法国贵族被送上断头台前的一场歇斯底里的最后狂欢。在波旁王朝大厦将倾前，贵族全然不顾社会的变化与百姓的苦难，在醉生梦死、奢靡艳丽的岁月里慢慢散发出腐烂的气息。最终，法国大革命彻底推翻了他们的浮华太平梦，洛可可风也被取而代之。

当然，这些一度痴迷中国风的法国贵族，如果看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穿搭，恐怕身上的洛可可穿搭也不香了。毕竟，在色彩明艳这方面，又有谁能抵挡包容开放的大唐风韵的魅力呢？

在中国古代，唐代服饰对高饱和色彩可谓爱得深沉。在经历了简单朴素的初唐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与社会的发展，上流社会逐渐厌倦了寡淡无味的衣装，开始浓墨重彩地妆点自己的衣裙。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礼佛图》 （临摹），唐，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图中衣物均布满团花

安乐公主是唐中宗与韦皇后的女儿，她的父母半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虽身为皇家子嗣，却连子女也无法照拂周全。因此，安乐公主年幼时吃了不少苦。待中宗继位后，便将宠爱加倍报偿给幸存于世的女儿。

一时间，安乐公主过上了穷奢极欲的日子。公主姿容绝美，也喜爱光鲜亮丽的衣装。在她的衣柜里，收藏着多条记载于史料的珍贵衣裙。安乐公主曾命人收集上百种鸟的羽毛制作裙子，做出来的衣服“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当倾国倾城的安乐公主穿着这条裙子招摇过市时引来了不小的轰动。很快，长安城中的贵族女子纷纷追逐这种时髦潮流，最终使得“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然而，错彩镂金的浮艳潮流到底被“雨打风吹去”，身陷政治漩涡的公主年少稚嫩的生命被粗鲁地画上句号。连同这股奢华衣饰之风，也被匆匆埋葬。开元二年（714），唐玄宗将宫中所藏的那些珍奇绮丽的衣裙付之一炬，锦绣琳琅终成前朝旧事。

《弈棋仕女图》，唐，1972 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的屏风画

不过，对于鲜艳色彩的喜爱，深深地刻在唐人的基因里。盛唐时期的贵族女子，衣装多追求明艳色彩。在开元初期留下的大量唐三彩文物中，我们得以窥见唐代女子衣裙上大胆的配色与穿衣风格：绿色、蓝色、红色、黄色被大面积地运用在服饰中，色彩的对比与配合冲撞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样貌。陕西省凤翔县雍兴路唐墓出土的女俑，着绿衣黄裙尤嫌不足，再要加一条蓝色披帛，才算过瘾。而陕西省西安东郊唐墓女俑中，则有穿红衣绿裙者，另搭一件白色褙子。她们衣装领口低开，酥胸半露，仪态从容大方，尽显世俗欢愉。

唐代三彩女立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提到盛唐的衣装，绕不过那个家喻户晓的女人——杨贵妃。《新唐书》记载她“好服黄裙”，喜“披紫绡”，黄色与紫色同时出现在这位美人的身上，既鲜艳夺目又妩媚可人，再搭配上杨贵妃喜爱的假发，一套装扮别出心裁，直引得长安女子纷纷效仿。据记载，各地刺史为求升官，纷纷觅求锦绣衣物献给贵妃。杨氏一门也迎来了羡煞旁人的泼天富贵。杜甫的《丽人行》描述，杨玉环的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出行时“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锦绣罗裳上用金银丝线绣着各类纹饰，周身穿戴着珠宝首饰。物华天宝令长安城中的丽人们浸泡在蜜罐一般香甜的梦境中，衣饰妆容肆无忌惮地走向秾丽华美、飞扬奔放的道路。然而，大唐此刻已然外强中干，只等待着一次致命一击。安史之乱的爆发，吹散了雍容而疲惫的盛世，杨贵妃也以“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对于那令人欢愉快乐、浓艳色彩的追求，却在上流社会保留下来。中晚唐时期，服饰已与从前有了较大不同。对于当时的唐人而言，盛唐是一场遥远而朦胧的梦，盛唐贵族女子的服饰，尚属窄小简朴，远远没有时下华丽。《旧唐书》曾记载唐文宗说过这样一段话：“朕闻前时内库唯二锦袍，饰以金鸟，一袍玄宗幸温汤御之，一即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如今奢靡，岂复贵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在文宗眼里，盛唐时期宫中珍贵异常的衣物，此时已到“富家往往皆有”的程度，可见穿衣风气之豪奢。此时的贵族女子，将礼服中的形制挪到了日常生活里，于是，宽袍大袖、轻薄飘逸的“披衫”成了经久不衰的单品。

今人演绎的唐代两种披衫的穿搭。出镜者/粽子（左）、 侯佳明（右），已获作者授权

在五代冯鉴的《续事始》中，是这样定义这种衣物的：“《实录》曰：披衫，盖从褕翟而来，但取其红紫一色，而无花彩，长与身齐，大袖，下其领，即暑月之服。”披衫多用红色或紫色制作，用做夏日外搭。在敦煌莫高窟中，不乏穿着披衫的晚唐女供养人像，她们周身衣装绮丽繁复，喜将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撞于一身，并用精美的团花装饰在衣裙上。同时头梳高髻，配以满头金首饰，光彩照人，仪态万千。对宽衣大袖与明亮色彩的偏爱，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在战火纷飞、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里，贵族女子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脆弱的穿衣习惯，不知这种“多巴胺穿搭”，是否也曾给她们心灵带来些许慰藉。

在大唐，“多巴胺穿搭”并非女子专属，男子服饰对高饱和色彩的追求绝不逊色于女装。实际上，唐代男装常服的款式是比较少的，日常生活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所有男子几乎都穿着一身圆领袍服。这种“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的现象在隋代已存在，随后建立的唐代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圆领袍又称“上领”，在隋唐时期引领潮流三百年而不衰。虽然在形制上变化不大，但不影响大唐男人们把它穿得五彩缤纷。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唐，张萱。原作已佚，现存为宋代摹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图中这三名女子皆穿着男装骑马出游， 其中两名女子为戴幞头、穿圆领的全男装打扮，另 一名女子则是穿圆领袍，但仍梳着女子发型

在唐代，各种花里胡哨的圆领袍不在少数，不过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还是人们对于穿着紫袍的追求。在唐代，紫属于贵色。李渊于武德四年（621）颁布的这道法令不仅规定了不同品级官员服饰、配饰的用料，也制定紫、朱、黄之间的等级关系。唐太宗登基后，又拟定了“三品（及以上）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的服色制度，对品级进一步细化。但唐太宗仍认为官员日常服饰的颜色品级不够细致，容易混乱，遂于贞观四年（630）八月颁布《定三品至九品服色诏》，规定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至于庶民“仍通许着黄”。这就形成了紫、绯、绿、青的服色体系，而且这次还使用了正色和间色结合的形式，一至三品为紫间，四品五品为正绯，六品七品为绿间，八品九品为青正。从官员品级服色来看，此时的紫色已经摆脱了“恶紫夺朱”的恶名，成为代表权力和身份的贵色。

按照大唐制定的条例，一般人似乎并不能通过穿紫袍来实现“多巴胺穿搭”，不过大唐子民并不太理会这套规定。有了等级就必有僭越，朝廷规定不能穿的，就偏要穿，引发了朝廷屡禁不止的服色僭越、紫朱泛滥的现象。这种情况早在唐高宗时期就已出现，很多在外的官员和老百姓，在政令较严的地方就把紫色和朱红色的短衫、袄子穿在袍衫之内，到了官府管控力度较弱的郊野，干脆公然穿着紫袍、绯袍嘚瑟一番。气得唐高宗在咸亨五年（674）颁布了《官人百姓衣服不得逾令诏》：“采章服饰，本朝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式令，遂于袍衫之内，著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 有蠹彝伦。自今已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勿使更然。”

《曹议金供养像》，唐末五代，瓜州榆林窟16 窟壁画。曹议金为唐末五代沙州人，他身上穿的是圆领袍

对于向往穿衣自由的大唐百姓而言，这种禁令行得了一时，行不了一世。到盛唐时期，随着大唐一步步登上巅峰，经济繁荣让人们服饰用料越来越华丽，市井坊间服色僭越之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即位之初的唐玄宗也是位想励精图治、做一番事业的君王，在姚崇、宋璟的建议下，他决定从自己做起，禁止奢靡之风，命人将宫中贵重奢华的服饰在殿廷前焚烧。又颁布《禁奢侈服用敕》，规定百官除了与品级相关的饰物之外，其他各类夸饰、僭越之物一律禁止。

对社会上的崇奢之风，唐玄宗下定决心想要整顿一番，他将官办的织锦坊停办。可是民间服色滥用现象已久，就算当下禁止，大家手里也已经有了许多僭越服色的衣服，这又该如何是好？李隆基给出的方案简单粗暴——“其已有锦绣衣服，听染为皂”，一律染成黑色了事。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的确让开元时期两京的风气为之一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唐玄宗这位曾以身作则禁奢倡俭的君王，在将大唐推向强盛的巅峰之后，自己竟也沉浸在膏粱锦绣的温柔乡中，“从此君王不早朝”。上行下效，至天宝年间，唐代社会奢服、胡服应有尽有，服色僭越现象比之从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初唐到晚唐，人们对这种高饱和度、鲜亮的贵色服饰之追求一直未曾停止，社会上的僭越与朝廷禁令的博弈，犹如一场漫长的游击战，最终以屡禁不止、贵色袍服彻底脱离等级属性告终。当紫、朱袍服成为社会时尚潮流时，大唐王朝建立的这套以服色来维护传统社会等级的制度也基本破产。这种民间通过不断僭越、滥穿，最终反过来将服饰本身被赋予的权力色彩破坏殆尽，使之彻底转换社会风尚的案例，还将在此后的中国服饰史上一次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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