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要“迁都北京”，丰臣秀吉的“侵明计划”是认真的吗？

公元1592年，在位于今天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釜山港，突然出现了大批日军舰船。成批列装“铁炮”（即“火绳枪”）的日军登陆后，一路东侵。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氏朝鲜的都城就被日军攻占，国王仓皇逃往平壤，两位王子也在流亡途中，成为日军的阶下囚。

对于立国已有两百年之久的李氏朝鲜来说，东方“倭国”的大举进攻，并非意料之外。早在数年前，日本的关白（地位仅次于天皇，却实际握有最高权力）丰臣秀吉就通过对马岛的地方藩主给朝鲜国内传话，让他们停止追随明朝的外交政策，向自己进贡，否则就加以“诛伐”。除此之外，丰臣秀吉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将来征伐明朝的野心，并要求朝鲜人通过“借道”的方式来配合自己。

丰臣秀吉画像

如果光看丰臣对朝鲜王国的这番“恐吓”，我们很容易得出丰臣的侵略目标是明朝这个答案。但是，如果从后来者角度观察，丰臣秀吉的对外扩张，从未超出朝鲜半岛。换句话说，丰臣秀吉嘴里喊着要打明朝，实际上却拍到了朝鲜王国身上。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不小的争议——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目标真的是明朝吗？

这还得接着丰臣秀吉“恐吓”朝鲜君臣这件事继续说下去。

对马岛的藩主和朝鲜贸易往来密切，当他们得知丰臣派自己来传话威胁朝鲜脱离明朝主导的宗藩关系后，也十分为难。因为他们不确定丰臣秀吉是否会对朝鲜用兵，而且自己如果“如实传达”，必然会激怒朝鲜，进而让自己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丰臣是绝不会补偿给自己的。因此，对马岛藩主玩了个心眼，骗朝鲜君臣，称丰臣秀吉只是想和朝鲜建立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毕竟在这之前，日本沿海的海盗集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倭寇”经常袭扰朝鲜与中国沿海地区，给东北亚国家间的关系恢复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等到丰臣秀吉基本结束日本列岛的内部纷争，确立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后，曾为其统一日本提供大笔资金支持的“町人”（也就是日本商人）集团迫切希望加强与东亚地区的贸易联系，以扩大利润来源，因此积极向丰臣施压。丰臣也了解自己背后“金主”们的现实需要，所以颁布严禁海盗令，为有意开展外贸的“町人”制发“朱印状”，这对缓和“倭寇”肆虐问题和日朝关系的“正常化”理应起到一定作用。

然而，朝鲜王国并不买对马岛藩主的账，而是坚持丰臣秀吉是“大逆不道的权臣”，自己和这样的“逆贼”打交道只会受辱，所以坚决拒绝对马岛藩主“歪曲上意”的拉拢，并向明朝报告了这一情况。再后来，丰臣秀吉也知道下面人的自作主张，颇为不满，惩处了一大批人。

丰臣秀吉对明朝的野心，就这样大白于天下。

实际上，丰臣秀吉征伐明朝的想法，并非始于他结束日本“战国大名”（接近于地方军阀）混战乱局之时，当他还以“羽柴秀吉”（丰臣为后来天皇赐姓，本文为论述简便，称丰臣秀吉）的名字，服务于织田信长（日本战国时代晚期较强大名）东征西讨的霸业时，此人就表达了自己欲征服朝鲜和明代中国，将他们与日本合并到一起的野心。对于丰臣秀吉的这番言论，素来老谋深算的织田信长却不以为然，觉得丰臣是在吹牛。毕竟，当时织田家的对手还有很多，直到其本人在下榻本能寺被部下明智光秀杀死之时，丰臣秀吉还在统军攻打其他大名中。

你在日本三岛（当时北海道尚未被纳入日本国境）都说了不算，又拿什么去征讨大明呢？

但是，织田信长低估了这位部下的能力。据传言，丰臣秀吉最初只是给织田看草鞋的，连自己生父是谁都不知道，织田身边人拿丰臣的外貌取笑他，说他长得和猿猴一样，但由于丰臣为人机警干练，很快得到了织田的赏识，在织田征战日本列岛的霸业中扶摇直上，迅速成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从丰臣的“逆袭史”来看，他应该不是夸夸其谈之辈，入侵明朝也绝非逞口舌之快。

公元1590年，日本三岛内的地方大名不是被丰臣家消灭，就是在其军威的胁迫下向其输诚，日后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族，便属于后者。但是，丰臣秀吉的这种“统一”本质上是脆弱的，仅举一例，丰臣秀吉曾以太政大臣身份下令在日本全国实行“检地”，即开展田产调查并逐步发展为将日本农民与土地牢牢束缚在一起，属于在经济领域加强集权的措施，也有为其日后侵略明朝作经济层面动员的意思。

面对丰臣秀吉派到地方调查的官员，一些大名乖乖配合，但江户的德川家却抵制丰臣秀吉所派官员，将其拒之门外。对于德川的这种公然拆台，丰臣秀吉也无可奈何。在人们眼中，丰臣秀吉实力虽强，但毕竟有边界。

丰臣秀吉在德川这里吃了哑巴亏，心里堵了个疙瘩。为了挽回身为关白的颜面，震慑潜在的反对者，他公然将已经臣服的丰后岛藩主的妻子强夺来当自己的妾。《明史·日本传》中记录了地方大名对丰臣秀吉这种霸道行为的怨恨。这些大名认为，丰臣根本不是去袭击“大唐”（指明朝），而是袭击他们自己人。由此可见，当时确有不少日本人猜测，丰臣秀吉以“攻明”为名，寻内部集权之实。

不过，内部集权对于丰臣秀吉来说只是次要目标，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取道朝鲜攻明。在统一日本后的两年内，丰臣秀吉继续派人到朝鲜传话，要求他们在臣服自己和被自己打击之间作出选择，朝鲜方面也很为难，但仍对日本是否真的会进攻犹疑不决，沿海战备工作缓慢，只有水师将领李舜臣等少数人积极防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日军从釜山登陆后，进攻会那么顺利。

在当时的宗藩体制下，朝鲜必然要将日本的威胁报告给明朝方面，之前因为立郑贵妃为皇后问题而弄得关系形同水火的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君臣，在外患逼迫下暂时和解。明神宗对丰臣秀吉攻明的表态，和朝鲜君臣的想法相近，都是将信将疑。史载，神宗一边下令“沿边将吏各守要害，以防不虞”，另一边则安抚群臣，称“倭奴”只是在“变诈虚喝”。“沿边”一词就很值得玩味，因为中国和日本国境并不接壤，过去明朝与日本的交锋也多发生在山东和江浙沿海地区。明神宗很可能将靠近日本列岛的江浙沿海当作日军的主攻方向。

可是，明朝君臣没有想到，丰臣秀吉的大军并未穿过日本海直取江浙，而是在公元1592年穿过对马海峡，选择从朝鲜半岛登陆。朝鲜君臣一边逃亡，一边派人去和日军和谈，试探对方虚实。在侵朝日军的军营中，李氏朝鲜的和谈代表李德馨质疑丰臣秀吉出兵的真实动机——“贵国若只犯中原之事，即何不向浙江而向此乎？是实欲灭吾国之计也”。朝鲜使臣认定日本表面上宣称攻明，实际上是要吞并自己。

大明与朝鲜设想的日本入侵路线（灰色箭头），与日本实际路线（红色箭头）示意图。底图/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国历君

不过，此时朝鲜使臣的判断，仍与丰臣秀吉所想存在一定出入。日军前锋攻取汉城后，在日本后方坐镇的丰臣秀吉迫不及待地再度强调了征服明朝后的计划，即所谓“二十五条方针”，其中包括将后阳成天皇的驻所移到北京，并将北京周围地区划为皇室领地，中国的关白则由其养子秀次来担任。除此之外，丰臣秀吉还向指挥侵朝日军的前线将领加藤清正等人作了许诺，将中国的土地分给他们。这些日军将领听了不但不怀疑，还得意洋洋地讲给下属听，用来激励士气。由此可见，入侵朝鲜仍然是服务于征服明朝的总目标。

可是，侵朝日军的进攻受挫，很快让丰臣秀吉在目标设定上出现反复。日军侵朝后不久，明朝在朝鲜君臣的求救催促下，派了一支三千人左右的小部队去救援，结果全军覆没。经此失败，明廷才意识到日军来者不善，遂将辽东精锐东调，还从国内镇压哱拜叛乱（明朝蒙古鞑靼部酋长哱拜发起的叛乱，后失败自杀）的宁夏战场分兵援朝。援朝明军的提督总指挥，则由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担任。

明朝生力军的大量入朝迅速遏制了日军的兵锋，在火炮的加持下，明军甚至克复了朝鲜北部重镇平壤。此后，李如松因孤军深入，虽在碧蹄馆遭遇小挫，但明朝和日本在朝鲜战场战略相持的局面已基本形成。与明朝官军的正面交锋，让日本高层有机会客观认识明朝的军事实力，也促使丰臣秀吉回归现实，不再执着于把北京作为天皇未来的驻地。

此后，中日朝进行和谈，丰臣秀吉调整之前强硬的说辞，称自己进攻朝鲜只是为了和明朝恢复贸易关系，而明朝方面也受困于并不富裕的财政，急于结束战争，专门派人去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前提条件是恢复战前状态。丰臣秀吉何等狡猾，怎么会轻易吐出到嘴的肥肉？结果，双方交涉半天，日本仍无从朝鲜退兵的迹象，而留在国内的丰臣秀吉又从各地调兵赴朝，徐图扩大战果，这才有了16世纪末东北亚地区更大规模的战争。不过，这些战争大多以明军的惨胜而告终，入朝日军毫无所获。到了战争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598年，丰臣秀吉病重故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勉强承认自己判断失误：“今与明构兵，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此时的丰臣秀吉更关心的已经不是攻明，而是如何让滞留朝鲜的日军全身而退，“勿使十万兵为海外鬼”。

丰臣秀吉的死，让日本政局走向又陷入不确定的状态。此后，丰臣秀吉的余部又与德川家康展开最高权力的角逐，并以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落下帷幕。相比于执着大陆扩张的丰臣秀吉，德川则要理性许多，德川家族主政的时代，日本不再寻求对外扩张，而是保持内部的稳定。毕竟，丰臣秀吉就是因为过分执着于攻打明朝，才丢失了到手不久的至高权力。

丰臣秀吉的扩张方案失败了，但他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的计划却未一同湮灭于历史，在19世纪中期被崛起于日本西南部的维新藩阀拾起。公元1868年，支持明治天皇的改革派阵营在鸟羽伏见战役大败江户幕府的主力部队，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权力格局。维新派一边开展西化改革，“求知识于世界”，一边则迫不及待地将向朝鲜扩张，即所谓以“征韩”作为对外战略目标。如当时明治政府内的参议板垣退助就赤裸裸的表示——应该尽快打开朝鲜的国门，即使（日本）动用武力也“在所不辞”。曾在倒幕战争中立下大功的陆军统帅西乡隆盛，更是积极推动东京的内阁诸大臣对朝鲜用兵，他宣称：“欲使日本振兴，而与列强并雄于世界，唯有战斗攻伐，远渡海外。”甚至为此还和主张暂缓“征韩”的大久保利通等人闹翻。这不正与丰臣秀吉的思想如出一辙？

公元1876年，日本炮舰驶入朝鲜沿海，炮击江华岛，试图重建日本在朝鲜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此后，日本情报机构加快对朝鲜上下的渗透，并两度策动排华政变，20年后，日本海陆军全面入侵朝鲜，甚至一度将战火烧至中国辽东半岛，逼迫清廷屯兵山海关沿线。

20世纪初，日本完成对朝鲜半岛的吞并后，继续以朝鲜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渗透扩张。丰臣秀吉的野心和征服计划，借助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实现了借尸还魂。

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向天皇递上一道奏折，详细陈述了日本将霸权辐射向世界的具体规划。其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不就是丰臣秀吉侵朝路线的翻版？此时的日本在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接连胜利中已经迷失了自我，《田中奏折》》（原件叫《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甚至还设想了征服中国后进一步建立世界霸权——即“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田中奏折》与田中义一

虽然后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界围绕《田中奏折》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争论不断，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正是循此路线。再回到万历年间援朝的历史，丰臣秀吉本人虽在明军的反攻下，暂时掩盖了自己攻打明朝的目标，并接受了明廷使者送来的精致袍服，以致于给人造成一种他只满足于控制朝鲜的印象，但假若万历君臣不出兵援朝，或明军在朝鲜战场的决定性战役中落败，丰臣秀吉仍可能将攻打明朝付诸现实。从16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日本寻求大陆扩张的野心。丰臣秀吉的目标不是明王朝治下的中国，又会是谁呢？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5月。

[日]今谷明：《战国时期（岩波日本史 第五卷）》，吴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年6月。

朱尔旦：《万历朝鲜战争全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11月。

王煜焜：《万历援朝战争与十六世纪末的东亚世界》，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樊树志：《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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