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往事叉烧（ID:wschashao）
文章来源自公众号【血钻故事】。
本文作者：左页，血钻执行主编
它就像一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各种历史人物，在广州这块地界上来回穿梭，命运跌宕起伏：在“画”的起头，是一个被卖为“猪仔”的男人。在“画”的末尾，则是一个被称为“肥仔”的伟人。连接他们的，是广州这座城市，更是这个国家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奋斗史诗。
1846年，黄佑出生于广东鹤山县一户穷苦的农民家庭，还未成年，父母和唯一的姐姐，因疾病相继去世。村里乡亲，看他可伶，带他去邻县新会桐井乡一地主家里。这地主叫陆显，亦生恻隐之心，答应收他为奴子（长工），将他改名为陆佑。
有一口饱饭吃，命算保住了。17岁那年，陆佑娶童养媳梁雪梅，也算成家立室。不过在陆佑所处年代，以陈皮和葵艺闻名的新会并不安宁，先后遭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饥饿、灾荒、瘟疫不断，苛捐杂税也相当沉重。因此，两口子虽然勤恳本分，但时常陷入“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境地。
1868年，陆佑人生迎来“突变”。因“身体结实，外表和气”，他被一“猪仔”贩子看中。巧言令色的“猪仔”贩子对陆佑说：“跟我到南洋务工三年，一次性可拿60块银元，包吃包住，还有零用。”
“猪仔”贩子，是1840到1930年代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将华人贩运到海外务工的中介或买办。“猪仔”，即廉价契约劳工（大多为非法黑工）。禁烟大臣林则徐曾形象描述：“当他们出海在船时，皆以木盆盛饭，呼唤其就食之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因此船为买猪仔。”
被卖到海外的女性就叫“猪花”，数量相对较少，许多是“猪仔”贩子为稳住勤奋而温顺的中国苦力而运过去的“妻子”，但实际大多沦为娼妓。
< 日本过去也有不少被卖至南洋的妇女，被称为“南洋姐”，电影《望乡》反映了这段历史 >
在19世纪，出洋中国苦力人数总计达235万，其中70%属于“猪仔”。华工出洋目的地，涵盖东南亚、东印度群岛、古巴、美国、秘鲁、澳大利亚、欧洲、中南美和加拿大。
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实行“排华法案”，加州爆发血腥的反华事件，但早期出洋华人中，最悲惨的莫过于古巴和秘鲁的华工，曾被恩格斯称为“隐秘的苦力奴隶制”。
当时广州、澳门或香港都设有华工转运中心——“猪仔馆”，前往古巴、秘鲁的行期分别大约为168天（最长达266天）、120天左右，光这趟漫长行程，死亡率就普遍高达15%左右，有时高达35%，曾出现300华工同时在船舱底窒息死亡的惨剧，名副其实“浮动地狱”。
上了岸，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运往当地“猪仔馆”，剥光衣服，任由雇主目测、手摸，或“用皮鞭抽打，试他们筋肉反应能力的强弱”。他们到达农场或工厂后，通常会有总管、工头或监工，拿着皮鞭或棍棒监督。大部分监工凶残至极。而且工作场所通常会设立监狱，常备镣铐、脚闸、手铐和猛犬。
恶劣的环境导致古巴和秘鲁的华工死亡率极高。调查显示，古巴华工契约内死亡率高达75%，平均寿命不过5年；1861年秘鲁钦察岛挖鸟粪的4000华工，竟无一生还。注意，这是抵达目的地后的死亡率。
生活窘迫的陆佑，当然听说过出洋务工的凶险，但依然战战兢兢接下了“猪仔”贩子的60块银元，其中20块给陆显赎身、20块留给妻子，20块作为船票旅费。
他先被带往广州黄埔的“猪仔馆”住了一天，然后同其他200名华工一起被塞进一艘桅棚船闷热潮湿的舱底，历经20天与屎尿、呕吐物为伍、不见天日的漂流，终于抵达目的地——马来西亚新加坡港。
在当地黑社会控制的“猪仔馆”，他被人脱光衣服任由雇主“选购”。两天后，一位来自柔佛丰盛港的锡矿主买了他。自此，他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无薪矿工生涯。
在矿场，除了农历年4天休息，他几乎天天从事搬沙，锄土、挑锡泥、开沟、筑路、伐木斩柴等重体力活，天未亮出工，天擦黑了睡觉。他和工友住简陋茅棚，吃咸鱼、豆腐和青菜，穿面粉袋改做的裤子，常年被痢疾、疟疾、风湿困扰，没有医生也没有西药中药，全靠身体死扛，扛不住就是死。
月色柔和的夜里，陆佑偶尔会想起广东故乡同样艰难为生的妻子，那是他生而为人的唯一牵挂，也是他活下去的勇气。
陆佑是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沿海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出身穷苦，被动荡的时局蹂躏，但又不甘于命运，踏着九死一生的荆棘路，试图逆天改命。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常把鸦片贸易，以及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和割地，视为西方殖民者最深的罪恶，但许多沿海的中国人知道，黑工或“黄奴”贩卖，也是西方最可恶的罪孽之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1841年1月-5月末，英军对广州发起连续进攻，广州城外炮台尽失。清军退入城内不敢迎战，内部军队分抢粮食发生内讧，导致城市大乱。5月26日，靖逆将军奕山被迫与洋人签订《广州合约》，答应赔款。
在这场战争中，清军的不堪一击，英军的强盗本色，广州老百姓看得真真切切。
全副武装的英军5月22日登陆后，四处抢劫、纵火，广州城南岸民房被完全焚烧殆尽，十三洋行被一把大火烧毁。城外大量民船、货物，以及各大码头的数千商铺、客栈被抢光烧光。打死淹死的平民难以计数，年纪轻的妇女惨遭强奸、轮奸。至5月26日，广州城除了向水一面，三面均是熊熊烈焰，难民们携儿带女，散落于路旁，哭天喊地。
屈辱“合约”签订后，英军进入城内继续烧杀抢掠。5月29日，一股驻扎在白云山的英军，一路抢掠至三元里。他们向农户要粮食和牲畜，数量给够了，就发一告示贴门上。一步兵团军官进入附近的庙宇双山寺，强行挖开一些坟墓，据说是为考察中国人怎么保持尸体，另有恶兵闯入村民韦绍光家中，拉拽并企图强奸他的妻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怒的村民爆发了。他们拿起棍棒、锄头奋力驱赶英军士兵，当场打死了几个。（也有人说仅仅打伤）村里能人义士鸣锣敲鼓，召集周围近5000村民，举着大刀、鱼叉、锄头，组成义勇军，次日早晨10点冲杀至英军军营前的牛栏岗。
义勇军第一波进攻，被全副武装的英军逼退，但他们没有因惧怕而散去。尔后附近又有一些村民闻讯而至，队伍扩充至7500人。当时正下漂泊大雨，7500义士，将手持荷枪实弹却因雨水打湿无法射击的英军围困于牛栏岗水田，双方贴身肉搏，英军1人死亡，15人受伤。（也有人说英军死伤200余人。）
战斗至夜里9时，英军乘着夜色，依靠枪炮突围，狼狈地回到营地。但义勇军依旧不肯散去，将英军营地围得水泄不通。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又有12000人加入队伍里。
两军僵持之际，英军司令卧鸟古，慌慌张张派人送信至广州知府余报纯、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宁处。他威胁说，“若不劝退义勇军，便重新炮轰广州城”。
清廷官员们又一次毫无意外地怂了，来到阵前媚言相劝，欺骗义勇军，“洋人已签订合约不再进攻我们”，同时威胁带头乡绅。队伍这才慢慢散去。6月1日，已拿到赔款的英军，害怕再遭义勇军攻击，悻悻撤出了广州。
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
这场战斗，让广州人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民间抵抗力量，不仅大长国人志气，更让民众萌现出“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的革命意识。
在这次抵抗中，各路英杰因义而聚，既有出于愤怒出击的农民韦绍光，也有社学首领何玉成，既有爱国士绅林福祥，也有纺织行业中的“机房仔”陈棠。
社学，是一种乡村教育机构，始于明初。清中叶后，社会动荡不安，社学逐渐有了“闻警则操戈御辱”的作用。士绅，一般指有进士或举人功名的人，虽不为官或告老还乡，却拥有超强的号召力。
除了这些传统民间力量外，以“机房仔”陈棠为代表的行业组织，或许最有广州特色。广州的纺织业，本就非常发达，1840年左右，就有2500多家纺织作坊，时人有言，“五丝八丝广绣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雍正年间，广州纺织业始建行业股东公会，在荔湾区康王南路设立了一座议事会馆，即著名的锦纶会馆。纺织工人按件计工资，老板和工人，分别成立东行家和西行家两个组织，双方讨价还价，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随着洋布涌入，中国传统蓝布丧失竞争力，市场被大大挤压，致使国内纺织行业迅速衰落、内斗不止。《圣朝鼎盛万年青》中方世玉和胡惠乾的故事，就是以纺织业的内斗为背景的。
陈棠，广州纺织业中的一名普通工人，平时喜欢耍刀弄枪，以仗义闻名。三元里抗英斗争爆发，乡民送红贴至锦纶会馆请求援助。本就痛恨洋人的陈棠和工友们，没有理由不参战。
一些傲慢的历史学家，视上述民间抵抗力量为散兵游勇或乌合之众。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肇始于广东地界的武装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天地会洪门起义，乃至同盟会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其中成败得失的关键，正是看谁能动员起强大的民间底层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出生于广东香山的一名医生，决定弃医举事，放弃幻想，找寻并聚拢推翻满清的民间力量。此人姓孙，名文，字载之。
1906年4月、7月，孙中山先生两次亲赴新加坡，创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前往马来西亚各地矿场、橡胶园和街市，宣传革命理念和募集革命资金。
不少华商敬重孙先生为人，慷慨解囊。一天，同盟会成员李星南早早前来居所拜访，同时带来一位在马来西亚开锡矿的华人富商。此君满脸沧桑，六十上下，虽穿华服，却依然看着像个苦力。
孙先生与其细聊得知，原来这位富商白手起家、经历坎坷，早年还有一段被卖为“猪仔”的悲惨经历，不是别人，正是28年前就从广州黄埔来到新加坡的陆佑。
陆佑欣赏孙中山，他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寒暄客套自不待言。但说到资助革命，陆佑却有点犹豫，多年饱受家国离乱之苦的他，反而劝孙先生想开点，不如学他一样做生意，“先营矿务，厚集资财，而后用之”。
不过多年后，革命形势趋于明朗，陆佑还是拿出了钱资助过革命，其中包括资助周之桢开办的宣传革命的报纸《星洲晨报》，以及一笔5万和一笔4万的现金。同来自广东新会的“猪仔”、成功商人邓泽如，过去亦曾受惠于陆佑，原是他旗下产业“兴隆庄”员工。邓泽如后来加入同盟会，成了孙先生的“钱袋子”之一。
话说陆佑当年被卖为“猪仔”，吃尽了苦头，但熬过三年痛苦的无薪期，他便开始一路走好运，从华人烟酒庄普通员工，到杂货店小店主，再到矿场厨师兼采购，最后拥有自己的锡矿。他投资的产业遍布橡胶园、烟草、鸦片、房地产等行业，被人盛赞“马来联邦最成功的企业家”，光吉隆坡和雪兰莪房产就有一百多栋。
1882年，陆佑曾返回过广东新会。家中发妻梁雪梅，十余年泪眼盼夫归，殊为不易。他为了报答妻子，风风光光重新办了一场婚礼，还为她在广州添置房产和店铺。但陆佑只在广州新家待了四年，后又返回马来西亚吉隆坡发财去了。
相对陆佑成功的生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没那么顺利了。1894年1月他写下《上李鸿章书》，未得清廷搭理，后创立兴中会，密谋广州起义，1905年创立中国同盟会，一路艰辛，跋山涉海。
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以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富商巨贾，辗转世界各地演讲和募捐，但推翻满清的革命理想却迟迟未能兑现。
在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间，孙先生在粤、桂、滇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再前往广东、越南、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筹款，变得愈发困难，遭遇一次次无情的冷眼和驱逐，许多人视其为骗子。
为了取得秘密组织洪门的支持，他不惜做了“洪棍”。他被人嘲笑为耍嘴皮子的“孙大炮”，他自嘲“我是革命的大炮”。1908年-1909年，同盟会成员章太炎、陶成章怀疑孙先生暗中阻扰他们募款，多次发起“倒孙风潮”，还写了一份《孙文罪状》发表于《南洋总汇新报》。
此时的孙中山，真可谓焦头烂额心力交瘁。1910年11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时，他在芝加哥筹款，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时，他在欧洲筹款。不在筹款，就在筹款的路上。
1910年，理想屡屡受挫的孙先生，再次来到马来西亚，以近乎哀求的口吻向富贾巨商们求助：“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
可到了1912年1月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依然两手空空。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各地军心涣散，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因为财力不足，已经决定的北伐亦被迫停止。
他满腔的救国情怀，被一次次狠狠摔在冷冰冰的现实里。孙先生的革命之路，从民间反抗精神浓厚的广州启航，忙碌半生，却迟迟未能成大业，其中缘由到底是什么呢？
军阀割据，致使临时中央政府无法从地方收税，列强入侵和压榨致使大量原本宝贵的关税、商品税丢失，这是两大根本原因。没有税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无法建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枪，政权自然就是空架子。
孙先生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军阀、友好列强和热心的华人富商身上，可军阀和列强们会真心为了“理想”而断了自己的财路吗？华人富商们也不可能是永不枯竭的“提款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包括孙先生在内的许多中国人，这才逐渐意识到，列强不可靠，军阀没法信。相反，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强大的底层抗争力量，倒值得重视。
1922年，他在广州会见了苏俄代表，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二年，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接受国共和作。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创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武装干部。
只可惜，天不假年，1925年3月12日，壮志未酬的孙先生，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千古遗言。
孙中山去世后半年时间不到，1925年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孙先生曾经最得力最亲密的助手廖仲恺，身中数枪倒地不起。
多名刺客，从不同方向同时射击，廖先生身中四枪，皆打在要害处。与他同行的妻子何香凝，见丈夫倒地，急忙送他去医院。但车子行至半途，廖先生就没了呼吸。第二日《申报》形容，“浑身血染，死状至惨”。
廖仲恺是广东惠州人，祖籍广东梅县，1877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廖竹宾，原是美国汇丰银行副经理，在1893年早早去世了。16岁的廖仲恺随着母亲回到广州，投奔叔父廖志刚。
廖志刚是个开明人士，鼓励侄子学西学，把他送至香港黄仁书院学习。20岁那年，廖仲恺娶香港地产商何炳桓的九女儿何香凝。1902年，何香凝卖了陪嫁细软、拿出私蓄，供丈夫赴日留学。第二年，廖先生认识了同在东京的孙中山，被其炽热的革命理想所打动，自此追随左右，至死未曾背弃，到他被刺杀时，已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广东财政厅厅长。
廖仲恺先生跟许多追随孙中山的人不一样，很早就接触过社会主义学说，发表过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高度认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国共合作，因此被视为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1922年，孙中山在李大钊建议下学习俄国经验，派出廖仲恺与苏俄大使越飞会谈。为了不受北洋政府监视，廖仲恺借侄女廖承麓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同盟会成员许崇清（后来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在日本举办婚礼的契机，成功与越飞见面会谈。
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后，国民党内部一直存在左右两派，“左派”支持，“右派”反对。“右派”包括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黄浦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元老、政治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胡汉民。
“廖仲恺刺杀案”爆发后，蒋介石上蹿下跳，与当时国民党另外两位最高实权人物，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汪精卫，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许崇清哥哥），共同组成“廖案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真相。
本来胡汉明也是“廖案特别委员会”成员，但他的堂弟胡毅生因曾有公开的反廖言行被调查，从而受到牵连，加之胡汉民素来以强硬“右派”示人，且与廖生前多有矛盾，因此嫌疑最大，最先被软禁起来，后被强制出洋。
< 胡汉民 >
许崇智手握军权，本应最“安全”。他出身于广州北京路高第街“许地”，名门之后，跟蒋介石拜过把子，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当年孙中山邀请他出任粤军总司令，他提出的要求之一是“必须让蒋介石担任总司令部参谋长”。
< 许地、许崇智 >
但廖案发生三天后，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主动检举，说曾亲耳听过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密谋“反共”，“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
因为这检举涉及诸多粤军将领，让许崇智下不来台，一度拒绝执行逮捕自己的部下。1925年9月19日，蒋介石不顾知遇之恩，宣布广州戒严，包围许崇智宅邸。
蒋介石私下跟许崇智说：“我出20万银元，你去‘出国散心’，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还是粤军老大。”谁都知道这是一场阴谋，但许崇智出于对拜把子兄弟的信任，没有二话去了欧洲旅游。当他回来后，粤军已经没有他位置了，军权被蒋介石牢牢掌控。
如此一来，“廖案”成了国民党权力大洗牌的关键把手。原本相对边缘的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登上权力之巅。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再度发力，制造“中山舰事件”，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亲共势力清洗了一遍，其中包括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当时以“左派”著称与苏俄关系密切的汪精卫，也受到冲击。汪精卫自感危险即临，遂辞职保命，次年在武汉自立“国民政府”，将国民党一分为二。
至此，蒋介石已没有对手，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权力。后来他开始了一系列破坏国共合作，违背孙中山遗志、“反共”、“杀共”的恶劣操作。但争权夺利的阴谋背后，“廖仲恺刺杀案”的真相，却始终迷雾重重。
蒋介石虽然夺了权力，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跟孙中山在世时差不多，都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缺钱。因此，无论是孙先生还是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为了敛财都曾干出不少荒唐事。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办40天后召开了第一次开学典礼。孙中山在“亲爱精诚”四个大字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公开演讲：“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
底下的听众个个激动莫名，觉得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军校里了。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黄浦军校开办后的第一次战役，打的不是军阀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广州的商团。
1923年1月，孙中山与广东军阀陈炯明闹翻，孙先生策动滇、桂军阀进粤讨陈。为了给滇、桂两军凑军费，他曾向广东商人摊派大量的苛捐杂税，甚至一度放开赌禁、收取“鸦片专卖捐”、水路桥“保护费”、高额租金税，发行毫无信用的“国库券”等等。
1924年5月下旬，国民党控制的广州市政府，再次以修筑马路为名，拟向商人征收商店资产税。本已被各种税负压得喘不过来的商人们，实在受不了，于5月27日聚集于西瓜园，并推举民族企业家陈廉伯为团长，准备罢市抗议。
广州商团延续了广东人的反抗传统，罢工罢市，公然自购枪械、自立政府，成立商团军，与广州国民政府对抗。得到枪械后，他们甚至屠杀双十节游行民众。因为国民党内部不团结，加上英国也在一旁拱火，无法控制商团闹事，局势一度失控。最后孙先生依靠苏联援助枪械，才将位于西关的商团总部捣毁，并逮捕了陈廉伯。
这次叛乱事件半年后，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惨案”。上海工人对阵外国资本家，罢工工人被租界巡捕打死11人。共产党抓住时机，迅速介入，发动更大规模罢工。罢工蔓延至广州、香港，引发“省港大罢工”。6月23日，陈延年和周恩来与工人一起，参加广州租界沙面的抗议游行，遭遇英法军队机枪扫射，造成59人死亡，172人重伤，即“沙基惨案”。
接连爆发的惨案，更进一步刺激了各地工会、学联、工商联合会，一时间，罢工、抗议和游行席卷中华大地。透过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许多人看到了共产党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也有人为之惊惧不已。
常年定居在上海的商人虞洽卿，就是恐惧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富商之一。此人出身贫寒，但头脑灵活，15岁跟着祖父来到上海当学徒，在商店洋行里做销售，跑街卖颜料，吃过不少苦。他后来跟军阀做生意，又为洋人做买办，财富越累越多。
“五卅惨案”爆发时，他人在北京。闻讯后，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与段祺瑞政府和英方交涉此事，看着像个愿意为底层说话的人。但为了稳定经济，实际也是为自己作为资本家的利益，他呼吁工人早日复工，这让底层店员和群众相当不满。
1927年2月初，忧心忡忡的虞洽卿坐着小客轮逆水西行，匆匆赶往南昌，会见老乡兼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说服蒋介石保护上海商人，免受共产党或工人们的滋扰。
辛亥革命那会，蒋介石曾在上海混过，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第五团团长，跟虞洽卿素有往来，为捞钱，两人还一起创办过证券物品交易所。1923年蒋介石来广东，也得到过虞洽卿的资助。
这次南昌会面，蒋虞两人相谈甚欢，一个爽快答应出钱，一个满口承诺消灭“暴乱”。果不其然，1927年4月9日，蒋介石成立上海戒严司令部，禁止了一切罢工、集会和游行。
4月11日深夜，年仅26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人用麻袋罩住头，活埋于城郊枫桥。凶手，正是蒋介石爪牙杜月笙和张啸林的青帮门徒。
汪寿华曾经也是青帮成员，算起来还是杜月笙的师叔，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了蒋介石走狗的杜月笙，根本不讲江湖道义。
第二天凌晨，青帮门徒，臂缠白布黑“工”字徽章，向工人纠察队发起攻击，强行收缴工人武器，造成300余人死亡，酿造出臭名昭著的“四一二事变”。此后两周，上海城超过5000工人和共产党被枪杀，各地的总工会被宣布为非法。自此，共产党不得不转移至农村。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广州从革命运动中心，变成了后方基地。但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屠杀城里的共产党和左派领袖。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但很快被国民党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从12月14日至19日，短短5、6天时间内，城内大约5700多人惨遭屠杀，比上海“四一二事变”还惨烈，死难的共产党员200多人。城里尸骸遍地，阴气森森。此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转入地下，中共广州市委被一次次破坏。
到了1930年，蒋介石的独裁和暴政，不仅工商界和共产党人受不了，国民党党内也爆发了抗议。一大批反蒋的国民党势力齐聚广州，广州乃至整个广东，一度变成了反蒋的独立王国。借住这股反蒋浪潮，历经蒋桂、中原等几次军阀混战，军阀陈济棠逐渐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变成呼风唤雨的“南天王”。
陈济棠出生于1890年，广东防城人（今属广西），客家人，父亲是清末秀才，教书为生。他16岁参加过乡试，取得第3名，后进入军校，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他一直在粤军里混，从排长、团长，一路晋升至师长、司令。
在1929年-1936年间，广州基本被陈济棠牢牢控制。他跟老蒋明争暗斗，1931年弄得蒋介石被弹劾下野。1934年，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转移至粤北，陈济棠为了制衡蒋介石，不但不出兵阻截，反而让道“送客”，派人与红军谈判定协议。
1936年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之名公开反蒋，制造“两广事变”。但因部属反水，政变失败，陈济棠不得不黯然离场，遁走香港。但一直到今天，许多广州人都挺怀念这位“南天王”，因为他确实为广州做了不少实事。在他手里，广州修建了海珠桥、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和爱群大厦等著名建筑，以及30多条市内马路。
不过陈济棠治下，广州迫害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活动一点也没减少，而且他虽以抗日之名反蒋，却并非真心抗日。1935年，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爱国学生朱文畅惨遭国民党杀害，酿成“荔枝湾惨案”。自此，广州的抗日热情陷入低潮，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慢慢复原。
陈济棠走后，广州国民党军队依然软弱无力，根本保护不了这座城市。1938年1月下旬到5月，日军密集轰炸广州，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这漫长的轰炸中，粤汉、广九、广三铁路、黄埔港、广州机场、珠江、中山大学，另有数不清的民房、酒店、医院、公园、市场、市内街道都被炸得面目全非，到处是烧焦了的尸体和残破的房屋。
当时撤退至此、主办《救亡日报》的左翼作家夏衍，亲眼目睹了这场轰炸：“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号哭着的失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货汽车上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倒塌了烧毁了的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苇席盖着的尸首，由红变褐，又褐变黑了的血迹！晚风吹过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气和血腥！”
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得到了部分恢复，因此夏衍在广州的工作，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阻扰。他是在上海沦陷后，撤退至广州的。但广州沦陷后，人们就只能继续撤退至澳门或香港。可随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也在次日遭遇日军入侵。于是从广州逃往香港的难民，又开始返回大陆。
在这动荡的多难之秋，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要求驻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廖仲恺儿子，共产党员），想尽一切办法，将大批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营救出来。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八路军联合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通过化妆、偷渡、转移安置，突破敌人检查、跟踪，才将茅盾、叶以群、戈宝权、邹韬奋、胡绳、廖沫沙等近800位文化界民主人士，顺利营救至内地。
香港的英军宣布投降的时间，是1941年12月18日。这一天，国民政府也派出了最后一架“营救”班机。当时困在机场等待营救的人，包括陈寅恪、廖仲恺遗孀何香凝、被蒋介石排挤出局的许崇智，还有一位正是1936年从广州遁走香港的“南天王”陈济棠。
然而，当他们准备登机时，却发现飞机已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和她带着的10多个保姆、保镖、宠物狗和随身马桶塞满了。陈济棠登机后，孔二小姐的宠物狗占着位置，不让他坐。陈大怒，谁料这位孔二小姐拔出一支左轮手枪，顶着陈的脑袋，呵令其下飞机。飞机降落至重庆，人们到机场迎接陈济棠、何香凝等人，却发现机舱里钻出来的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宠物狗。
谁能想到呢，当年叱咤风云的“南天王”，会被一条宠物狗夺了尊严。真可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1949年10月14日这天，城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人们不再外出，小学生也不上学了。下午5点左右，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突然响彻全城，连接海珠区和越秀区唯一的跨江通道海珠桥被炸成了两段，桥梁钢架主体沉入江底。
由于爆炸声浪过于剧烈，附近上百艘渔船跟着沉入江底，还有500多名无辜市民伤亡，连远在几公里外中山六路的房门和窗户也被震裂了。许多市民惊慌失措，大喊着救命，四散奔逃。
在海珠桥被人炸毁后一个小时，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攻入了市区，当天晚上九点左右，广州宣告解放。第二天，长堤东亚大酒店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自此，这座历经风雨的千年古城，迎来一个崭新时代。
国民党不甘心，败退广州前夕，制订了“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毁城”方案。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接到上峰命令后，早已派遣军队和便衣特务，秘密运了将近100箱黄色炸药，放置于海珠桥的桥墩、桥梁接合部。
与此同时，他们在黄埔鱼雷库、天河飞机场、白云飞机场、各类学校、工厂，以及石井、石牌、黄埔等多个仓库放置了巨量炸药。炸毁海珠桥，实际是总撤退和全面引爆炸药的总信号。
在广州正式解放之前，地下党员获取了相关情报，并迅速采取了行动，才让这套邪恶的“毁城”方案没能完全得逞。除了海珠桥、黄埔鱼雷库、天河飞机场、白云飞机场和几个地区的仓库被炸毁外，广州城基本安然无恙，也没有发生大规模骚乱。
国民党“毁城”是有“悠久传统”的。许多人可能通过电视剧《战长沙》也知道，国民党曾于1938年日军占领长沙前夕火烧长沙古城。其实同年广州沦陷时，国民党也实施过所谓的“焦土政策”，工厂、电厂、机场、仓库被纵火或炸毁，西提大新公司被烧了三天四夜，最后只剩下钢筋骨架。沙面政务会主席史密斯曾在日记中写道：“这很难使人相信，生存于1938年有智力的人，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愚蠢政策，只有数万年前的原始人才会这样做。”
与国民党素来丧心病狂的样子相反，新来的共产党则是另外一番完全不同的作风。
中山大学建筑系教授、住在越秀北路400号的林克明，在10月15日早晨推开房门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大量解放军以天为被以地为席，露宿于越秀北马路上，一整夜悄没声息，未惊动周围群众半分。
教授被眼前一幕惊呆了，询问后得知，这支门前的部队是解放军卫生连。林先生既感动又钦佩，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民经历数百年封建统治后终于迎来了光明”。
在那一刻，他更欣慰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像学校里一些教授那样避走香港，相反，解放前夕他给系里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师生配合解放军。他的大儿子林沛沧去了东江游击区，他14岁的小儿子林沛民也在解放后一周瞒着家人参军去了。出于对新政权的信任，他慷慨地拿出一处住宅，交给解放军作接待使用。
此时的林克明49岁，是羊城知名的建筑师，与同为广东籍的大建筑家梁思成齐名，时人称“南林北梁”。被国民党炸毁的海珠桥，正是这位建筑大师20年前的作品。
海珠桥始建于1929年，正式通车为1933年。桥长180米，宽18.3米，为简支拱形下承钢桁架梁。它最初是一座开合式桥梁，桥两侧设置了专门的设备，可将巨大的桥体拉伸起来，便于大船通过。另外海珠桥的落款提名，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
在国民党炸断这座钢桥之前，1938年，侵华日军已经炸过它一次，令它的桥体开合器永久性损坏。日军侵占广州后，无耻地盗走整套开合设备运回日本，自此海珠桥再不能开合，即使后来修复通车，也未能恢复这一功能。
历经多次战火的海珠桥，是珠江两岸第一座桥梁。虽历经劫难，数度面目全非，却依然屹立不倒、劫后重生。
国民党炸毁桥体后曾扬言，“没个三五年，共产党休想通车”。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国民党有这样的扬言不奇怪。光钢梁修复所需的440吨钢材，相关部门就没法一时半会筹齐，更别说当时还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
但国民党能算这些客观困难，却怎么也算不出共产党人强大的“逆商”。桥梁队技术员梁志章，了解到钢材匮乏的困难后，自告奋勇化装成一名商人，悄悄潜入香港。在香港的高楼大厦间，他转悠了好几天，终于发现一栋七层高的钢结构大楼正在拆除。他旋即以私人名义将其买下，再通过关系运回了广州。就这样，钢材困乏问题迎刃而解。
最终，新政府仅用了14个月便迅速修复了大桥。在通车典礼上，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热情洋溢赞美了修桥工人，并写下“劳动的奇迹”五个大字。
前面提到，1938年广州沦陷后，内地难民大量涌入香港，这儿曾成为继广州之后最安全的避难所。
1939年，香港大学迎来一位19岁的上海女学生，戴着一副老气的粗边框近视眼镜，头发黑直中分，刚刚覆盖至肩膀处，笑起来露出微凸的门牙，名叫张爱玲。她原本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本来要去欧洲留学，但二战率先在欧洲打响，退而求其次来到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是由一些海外富裕华商捐钱建起来的大学。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办一所能让“内地学子受益”、“为中国而立”的大学。何启、曹善允等富裕华商慷慨出资，其中时任两广总督、张爱玲堂叔张人骏，以个人名义捐了20万，引为佳话。
诸多捐款人中，还有一位马来西亚华商——陆佑。他除了为港大创校捐了巨款，1916年还再次捐给港大5万，同时拿出50万20年免息贷款，帮助初建的港大渡过经济困境。为感激他的慷慨，至今港大还有名为“陆佑堂”的钟楼（1912年落成），建筑物前树立着他的铜像。
可惜战争再次让张爱玲的大学梦中断了。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香港大学停办，香港已不安全，她被迫返回内地。
时间来到1952年。这一年7月，一辆来自上海的火车抵达广州火车站，下来一位身穿旗袍的少妇，携带着沉重行李，看着像来广州定居。可她没有在广州逗留太久，而是一刻不停，匆匆赶往深圳罗湖桥检查站，准备通关前往对岸的香港。
她似乎害怕自己走不了，有意不想让人辨认出真实身份。她将证件递进检查窗口，上面写着的名字是“梁京”。面容肃穆的女检察员接过证件，仔细看了看说：“梁京，你就是作家张爱玲？”
真实身份暴露，张爱玲吓出一身冷汗，只好认命地回答，“是”。不过那名女检察员仅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并没有为难她，连她的行李也没检查，递回她的证件后，转头和后面排队的人说：“下一位。”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时间，来自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的100多万民众，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再讳言的“大逃港”。
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作为文化人的避难所，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再度变成部分人的避难所，历史像在香港跳华尔兹。
1952年张爱玲出走大陆时，公开理由相当充分：去香港大学完成未完成的学业。走之前，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清楚她的真实意图，把唯一一张全家福留给了她，并约定此生不再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她曾经以笔名“粱京”，写过一些试着融入左翼文学圈的作品，比如《十八春》、《小艾》，深得夏衍的赏识。不过这些作品似乎终究非她个人所愿。
夏衍安排她参加中共组织的大会，她身着绚烂旗袍，在会场一片灰蓝的中山装中颇显尴尬。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参加苏北土改，两个月农村生活，没能让她融入底层，只有浑身不自在。1951年，中央发出“思想改造”指示，越发浓郁的政治氛围，令她这名“旧派知识分子”深感恐惧和畏缩。
从1946年-1950年，大约超过70万人途经广州，抵达罗湖桥进入香港。有上海、天津的资本家，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躲避土改的地主和国民党败兵，当然也包括对新政权感到恐惧、不信任的文人和学者。
建国之初，新政权为了国内秩序稳定，曾特意留口子，让上述这些人从罗湖桥出走。因拥挤至广州、深圳的人太多太杂，1950年7月出现“隔岸村事件”——从香港混进来的国民党特工杀死宝安县6人征粮小组。这才让管控趋于严厉，1951年2月12日深圳边境正式“封锁河口”。但出于综合考量，1955年之前，罗湖桥检查站管理并不特别严厉，否则张爱玲出不去。
在历史巨变的当口，当然也有许多人，甚至绝大数知识分子选择留下来，比如前面说到的林克明，又比如国民党一再“挽救”、但选择留在广州的陈寅恪，他加入了另一座有“陆佑堂”的大学——岭南大学。（陆佑的两名孙子曾是岭南大学校友，为纪念祖父捐建了大楼）
陈先生留在内地的动机，有各种以己度人或不怀好意的揣测。他的学生、助手、中山大学副校长胡守为却说：“从没听他讲过后悔留在大陆。”
个人内在动机没法揣测。但必须承认，除了建国之初因为不信任而出走的人，后来也有大量“用脚投票”的普通人。毋庸讳言，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语）但今天我们已有充分自信，去正视那段灰暗的历史。面向未来，相信政策走对路子，人们生活改善，自能留住人心。
新中国成立前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尤其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最为头疼。许多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仿佛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为更好的生活，或留或去，或来或走。这也正常，人性趋利避害，认知各有不同。
但也有一些人，地域从来限制不住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左”和“右”的世界穿梭千次，内心信仰却始终不变。
1951年初，华商谭廷栋、太太陈菠，以及秘书曾佛清和助手李广德，来到新加坡做买卖。谭廷栋看上去相当阔绰，时髦西装搭配锃亮皮鞋，她的妻子则一袭清爽短袖旗袍，同样贵气十足。他们这一趟的买卖也很大，预订购3700吨橡胶，运往中国广州黄埔港。
当时橡胶是稀缺且敏感的战略物资，一般人买不到，更别说这么大手笔了。但谭廷栋很有办法，找到昆兴公司负责采购，很快买齐了3700吨橡胶。5月12日，谭又委托香港船王董浩云（董建华父亲）租用了一艘英国轮船“南星摩罗”号，载着这批物资，顺利驶出新加坡港。
这批物资有正规报关单，通过了政府检查，英国、新加坡和美国当局也知晓。一切都很顺利，只待一周后抵达目的地，即可完成交易。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局势陡然紧张起来，轮船使出4天后，港英政府收到美国命令，要求必须阻止这批橡胶运抵中国。
“南星摩罗”号即将进入中国领海时，英国飞机追上来，盘旋头顶，同时警告船长：“这条船已被英国政府紧急征用。”无奈，轮船只能掉头返回新加坡。船上橡胶也被强行卸下，“就地拍卖”。
眼尖的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船橡胶是香港中国资源公司(China Resources)花了1800万美元买的，这家叫“中国资源”的公司，中文名叫华润，属于中共资产。
新加坡当局迅速把谭廷栋、陈菠、李广德带走，留下曾佛清和两个孩子。谭廷栋的共产党身份被证实，被移送至新加坡监狱。他的妻子陈菠也是党员，不过没有查出来，被释放回家。陈菠回到住处紧锁门窗，不敢迈出大门一步，日夜担忧丈夫和李广德的安危。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曾一度把持着舟山群岛和万山群岛以及附近的海域，利用海空军优势，搞了一系列极具破坏性的“海上封锁”，致使珠江口、长江口无法开展正常航运，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深受其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战争爆发后，对华制裁更加变态了，实施全面封锁禁运。
形势越来越危机。禁令生效后，三大对外贸易口岸广州、上海、天津，进口商品物价总指数大幅上升，五金、化工原料和橡胶的价格指数，更以成倍的速度上升。
如何冲破封锁，成为新政权诞生之初的一道大坎。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党中央找到了长期驻守香江的一家秘密红色企业——华润，要求它想尽一切办法抢购各种国内所需物资。
在抗战最艰苦的1938年-1939年，我党曾有“三条战线”战略：第一条，公开组织，比如各地“八办”、新华日报社；第二条，国统区、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第三条，即“为党赚钱”的秘密红色企业。
1938年，廖承志奉命创设粤华公司（香港“八办”别名，主营茶叶）。同年，他协助宋庆龄、何香凝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和粤华公司同一个班底 ）华润，最初是这两个组织的下属秘密商业机构，主要任务是以“合法经商”为掩护，将“保盟”募集的抗战物资送往内地。华润的原名叫联和行。
1942年，香港沦陷后，粤华公司搬至广州，负责人廖承志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幸而联和行没有暴露，继续在华南一带经营轮胎、茶叶等生意，并为内地抗战组织运送钱物。
联和行负责人为杨廉安，也叫杨琳，和廖承志同为1908年生人，年轻时，西装革履，长相清雅，带一副圆形眼镜，看起来像个会做生意的知识分子。他原名秦邦礼，博古（秦邦宪）胞弟，小时候在无锡钱庄做学徒，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又在上海的小店铺做店员，1931年加入中共。1938年，他受武汉八办主任钱之光派遣，前往香港创办联和行。
< 杨廉安 >
抗战时期，杨琳避开敌军封锁，成功开辟桂林、越南河内等运输路线，为前方抗日战士运送包括药品、机械、衣物在内大量紧俏物资，当然还有钱财。
1947年，杨琳与当时主政东北的老朋友陈云取得联系，成功开辟“东北局”和香港的贸易线，将东北的大豆粮食运到香港售卖，再将香港的工业原料运回东北搞建设。这笔互补的大买卖让联和行从一家小公司一跃成为大企业。生意大了，杨琳把联和行更名为华润公司——“华”为中华，“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
在我党历史上，华润在对外贸易、突破经济封锁、统一战线方面，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它退去战争年代浓重的政治色彩，但依然是中国经济版图中不可忽视的“国家力量”。据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华润名列第80位。
今天华润在经济舞台上自由翱翔，但在战争年代，其工作却充满惊险，时常有员工被美国或台湾当局扣押，坐牢、牺牲。华润员工、党员谭廷栋和陈菠伪装成华商前往新加坡抢购橡胶，正是其中典型的真实故事。
谭廷栋被抓进监狱后，华润立刻展开营救。历经半年诉讼，谭被新加坡驱逐出境回到了国内，陈菠和孩子、李广德也顺利回到香港，但不能再回新加坡，租船的董浩云也被禁止再入新加坡，涉案的昆兴公司两位老板蔡贞坚、温平被驱逐出境，分别回到他们的原籍广州和香港，他们的企业和巨额财产全部损失殆尽。
秘书曾佛清，原本是新加坡华侨，遭驱逐出境回到了内地。自此，她与新加坡的亲人分隔两地。20世纪90年代，她想回去看看，遭新加坡当局拒绝。2003年她得了癌症，再次申请回新加坡看望亲人，获准。但她回去后没待多久，又哭着回到内地，因为她觉得自己给亲人带去了巨大的麻烦。不久她带着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伤痛，离开了人世。
这些普通华润员工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为国为民，但常常默默无闻，几乎无人问津。但我们不应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这些无名新英雄的牺牲和奉献。
前面提到，国民党败退大陆后，不甘心，曾一度利用海空军优势搞海洋封锁。其实除了海洋封锁，他们还对许多大城市玩恐怖轰炸，炸过北京、广州、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尤其上海，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遭空袭达26次，曾一天内被炸毁民房2000余间，军民伤亡1400多人。
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非常满意轰炸大陆的效果，一度想入非非，再三扩大空袭力度，美帝还帮助他修复舟山群岛的军用机场。
我们当时的海空军非常薄弱，只能求助苏联。彼时中苏尚处蜜月期，为了保护上海，苏联曾派出多个歼击航空兵师、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和无线点技术营等，5个月时间内出动230个空战架次。
建国之初，苏联是我们的“大恩人”，除了支援我们防卫，还帮助我们搞建设、发展技术，牵制美国，“一五”期间，援建了156个项目。我们也投桃报李，给予来华的苏联专家最好最高的待遇。
1952年苏方提出，至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时，要在中国举办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而且“苏联成就展”需在新建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于是到了1955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相继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
北京和上海最先建起来，由苏联专家为核心团队设计，但到了广州，设计只能靠我们自己。广州的设计任务，落在林克明身上。他当时已经从中山大学调出来，进入黄埔建筑管理局、市建筑工程局工作。
<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
领导很重视，时任广州市建筑工程局书记郭百城，亲自陪着林克明到北京和上海作调查。选址是广州市委副书记吴有恒陪着林克明一起选的，最后选定了流花桥附近。
广州给“中苏友好大厦”的建设预算只有400万元，与北京、上海的3000万元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广州的只用了4个月就建成了，并在1955年10月5日顺利召开了“苏联成就展”。这座大厦也成了广州市的新地标，至今许多老广州人还记得它当年恢弘的英姿。
广州“苏联成就展”顺利召开，持续时间长达62天，非常成功。第二年，社会主义国家捷克发现了办展览的妙处，也来到广州办商品展，同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几乎与此同时，1956年元旦，香港的华润公司，调集全国各地的特色商品，放在香港公司的一个大型展览室展出，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参观询价，还有许多香港市民和海外游客也被吸引过来，一时间订单量暴增，有些商品的订单量甚至超出内地的供应能力。
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亲眼目睹广州的几场展览会，也知晓香港华润商品展的火爆，他的脑海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既然这些展览会如此成功，我们为什么不在国内办一个全国性的商品展览会呢？”
严亦峻出生于1914年，1936年入党。自1946年开始一直从事经济交流工作。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了，对外贸有特殊的敏感性。再加上当时西方的封锁，如何获得大量外汇购买诸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和沥青等，一直是他脑海中盘旋的难题。如果有这么一个实体展览会，再请外商来洽谈交易，不就能赚取外汇吗？
正当严亦峻在广州苦思冥想之际。1956年春季，外贸部出口局副局长舒自清也来到了广州。
舒自清先生是1918年生人，18岁考入英国义茂利会计事务所，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审计师。1937年经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的启发，加入革命队伍。和前文我们提到的华润负责人杨琳一样，舒自清曾是党的另外一家设立于上海的秘密党企广大华行的负责人——由地下党员卢绪章创立。舒自清也曾在华润工作过。
与此同时，时任华润总经理张平，也来到广州。他此行的目的是看望老朋友老战友舒自清。此时的张平，刚刚应邀参加完英国的一个工业展览，曾一口气采购了100辆奔驰轿车、5万余只手表回国，一度惊掉了老外的大下巴。
三个分别来自外贸部出口局、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华润公司且都有多年商贸经验的老战士，同时来到了广州。三人后来聚一块叙旧、谈工作时，严亦峻把自己脑海中的设想，与两位同仁共同分享和探讨。没没想到三人想法一致：广州完全有能力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1956年6月20日，由严亦峻执笔，向外贸部提交了该建议报告，很快得到外贸部批准。但此时中国还与许多国家没有建交，不设大使馆，华润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邀请外商，但他们没法办理签证要怎么来呢？还有个问题，1956年中国正轰轰烈烈搞公司合营，侨商华商们肯定会担心，自己财产不会“充公”吧？
这些问题被迅速反馈至国务院、公安部和外交部，得到的回复既爽快又干脆：侨商外商来去自由，合法权益完全有保障，持华润公司邀请函到中国香港旅行社登记，就可进入中国海关办签证。
1956年11月10月，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顺利召开，地点正是在林克明设计的中苏友好大厦。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朋友，经香港入深圳再入广州，将9200平米的展览大厅挤了个水泄不通，开幕当天超1万人次参观。由于参观人员太多，不得不限制进馆人数。
这届展览会的成功，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也因为这次成功“练兵”，中央和外贸部大胆决定：自1957年起，每年都要在广州举办两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自此，广州有了一个新的“国家级”名牌——广交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最动荡的十年，广交会也没有中断，举办至今。1965年，广交会年出口成交，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30%，1972、1973年，更是超过50%。如今，广交会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展，2019年累计出口成交1995.24亿元人民币。2020年疫情之年，它也没有中断，而是改在了在网上举办。生命力之强大，宛如广州城里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的建设者，强大、坚韧、生猛。
因为频繁的外贸往来，文革后期，广州建造了一批迎接外贸客人的宾馆，比如白云宾馆、流花宾馆等。1978年改革开放后，外贸更频繁了，对高档宾馆的需求也更大了。但建高档宾馆并非易事，缺钱，更缺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一个领导小组来到香港，会见了一位富商，希望他能起个头，在大陆建设高档酒店，也希望他带头投资内地，让更多的外资看见内地改革开放的决心。这名富商，就是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
霍英东出生于1923年香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父亲终日以捕捞为生。13岁时他被幸运地送进香港黄仁书院，后因为抗战爆发辍学。出社会后，他做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开过杂货店。
抗战结束后，港英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他借了100元参与投标，拍中一套价值1.8万元的机器，随后又以2.2万元转手出去，大赚一笔。此后他重操祖上的老本行——海上捕捞和驳运。
我们前面有提到，朝鲜战争时期，华润曾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租船运橡胶。其实那段被美帝和国民党双重封锁的艰难日子，不少港澳商人都曾参与进来，为新中国偷运、采购黑铁、橡胶、药品等物资。其中霍英东先生就是最积极的一个。
1950年底，他用一艘风帆船，将香港购买的柴油运到澳门华润子公司“南光公司”。一年后，他拥有了十几艘总吨位约1000吨的机帆船，成为当时香港拥有最多船的港商。他自小在海上长大，熟悉水情和港口，也熟悉港英缉查人员的活动轨迹。他回忆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白天联络，晚上开船，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
他还承担港澳和内地间部分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这是刀口上舔血的“买卖”，一旦被抓住，极有可能坐牢甚至杀头。为了躲避港英当局的缉私船，他特意组织了一支侦察队伍，随时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船的动向。
这段南海突围封锁的历史，一直没有多少人知晓，霍英东本人也守口如瓶，直到1995年他才向传记作者透露。但他和包玉刚等港商，最终还是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过他一直否认“偷运军火”。建国后曾担任侨办主任的廖承志说过：“数十万志愿军，要盘尼西林、止血药棉、汽油、轮胎……哪里来？还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圣帮的手？”
战争结束后，霍英东进入香港房地产市场，搭上香港快速繁荣期的列车，发明“分期付款”方式售楼，成为一代楼王。最牛的时候，港九70%的住房建设都与霍家有关。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要引入外资，首先想到的还是找像霍先生这样的老朋友。1978年，廖承志邀请了一批港商与邓小平见面，其中包括霍英东、利铭泽、李嘉诚、胡应湘等人。这些港商了解中国内地要改革开放后，决定先从投资兴建一批酒店开始。国务院随后成立了“利用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预备在广州、南京、上海、北京建八个涉外宾馆。
广州同时接谈了好几个项目，其中包括富商胡应湘牵头建造的中国大酒店、利铭泽牵头建造的花园酒店，以及霍英东的白天鹅大酒店。
但谈是谈，却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尤其利铭泽的项目，一度因为股东信心动摇，出现资金断裂。廖承志要求香港中国银行贷款3亿给利铭泽，也被无情拒绝，项目差点烂尾。
对于霍英东的白天鹅，焦急的廖承志也不放心，曾写信追问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广东霍英东一项，是否无论如何争取能够谈成，并在今年内开始施工？”
1979年9月，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谷牧，去日本谈成了一笔500亿日元的贷款，第一次打破不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他的老母亲很不解，在电视里看到他签约的场面，拿拐杖敲着地板骂：“汉奸、汉奸。”
外面资金要进来也会担心安全，所以一开始都采用合作经营开发的方式。霍英东回忆：“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画面，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尽管有顾虑，霍先生还是做了最早吃“螃蟹”的香港富商。1979年，国家旅游局让霍英东选一个城市建设一家有档次的宾馆，最后他选中了广州。这家高档宾馆，就是白天鹅宾馆。霍出资1350万美元，再通过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经营15年（后延长了5年），到期收归给广东省政府，即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
钱到位了，但建造过程异常艰难。建一家高档酒店，需要10万种装修材料，还需要大量观念开放的设计和施工人才，另外程序也相当复杂，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十来个部门盖章。但改革之初，咱们啥也没有，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替代。霍英东直言：被折磨得“脱去人形”。
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天，涌入一万多名广州市民参观。它成了广州的新地标，也成为改革之初标志性合资项目，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多现代化和高档，而是它代表着某种突破禁区的改革勇气和爱国情操。
霍英东看到的首都机场那副画，是画家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礼赞》。壁画上有3个裸女，曾引起巨大的争议，甚至惊动了邓小平，直到他老人家说“我看可以”，才得以展出。
1985年，受香港“港姐”选美比赛影响，广州市团市委宣传部科长沈怡、干事安超，在广州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但“选美”二字，就跟裸体画一样，在当时还相当敏感，因此这次比赛名字最后定为“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
这是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次选美大赛，一共有550多位俊男美女参赛。一名叫安哥的记者拍下比赛画面，第二天被7家香港媒体转载，尔后又吸引来大量海外媒体前来约稿，引起轰动。
一些老干部不乐意了，严辞批评此活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争议越来越大，官司再度打到北京，比赛差点因此夭折。不过好在经过多方努力，活动还是办下来了。
广州中国大酒店的公关经理常玉萍，得知比赛的消息后，主动联系广州市团委，表示非常愿意独家提供决赛场地，还可以从香港请来美容师、发型师为俊男美女们“扮靓”。
最后决赛在中国大酒店如期举行，五男五女，分别通过问答、表演和外貌的展示，被选为“羊城之星”。有意思的是，冠军获得者谢若绮，正是开风气之先的白天鹅宾馆总台的一名首席职员。她优美的舞姿、甜润的歌声、流利的英文征服了评委，也倾倒了全场近千名观众。
< 谢若绮 >
自此，人体之“美”不再是一种羞于启齿的东西了。1988年，广州电视台推出第一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同年，广州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也开始了。这两个“选美”活动虽也没有冠以“选美”之名，但开风气之先，一度成为广州两张靓丽的名片。
除了“选美”，大约同一时期，广州还拍出了改开后第一部时尚剧。
1987年，广东电视台首播电视剧《公关小姐》，引发收视狂潮，收视率高达90.99%。这部电视剧的主角，以中国大酒店公关经理常玉萍为原型。里面的女演员青春靓丽，打扮时髦，女主人公的职场形象深入人心，一举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大奖，还被中央台以4万元一集的价格买了去。
1984年胡应湘牵头建造的中国大酒店正式开业，同时引入香港的管理和经营人才，常玉萍就是其中之一。她1981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是一位地道的香港人。26岁辞去奥美广告公司职位，北上广州，在中国大酒店担任公关经理。
来了之后，她发现有华侨旅客投诉：酒店服务员语言粗俗，被骂了几次“他妈的”，服务员还以为旅客听不懂。
常玉萍领导酒店公关部在酒店开展“微笑运动”，训练员工微笑待客。没想到通知发出之后，酒店内部炸锅了，服务员们站出来反对：“入住酒店的都是有钱人，许多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我们怎么可能对他们真诚地微笑？”
微笑运动不啻于一场观念革命。市场、专业的理念，像清风一样吹入，逐渐取代过时僵化的阶级理念。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挡是挡不住的。
1987年，常玉萍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广州市十佳青年称号，尔后她的故事被编剧发现，并迅速拍成了电视剧，且获得非常高的收视率。这意味着，从官方到民间，都在接受和欢迎时代的变化。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广州，参观了富丽堂皇的白天鹅宾馆，不禁赞叹道，“‘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1985年2月，他又两度来到白天鹅宾馆。他在宾馆里吃西餐，还花钱买了一些面包带回去。他吃面包时说，“看来我们要再开放一些城市。”
果不其然，1985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城市。
进一步的开放，也进一步巩固了投资者的信心。1980年代中期之后，霍英东不用再依据“壁画”来判断内地的开放决心了，他把自己一大半的精力，都放在番禺南端一个小岛的开发上，这就是南沙岛。霍先生发愿，要把21平方公里的南沙建成一个“小广州”。
从1988年-2004年，他来南沙参加例会的次数多达508次，修轮渡、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亿元，把一片荒芜滩涂建成了滨河花园城市。截至2019年末，南沙的常住人口79.61万人，生产总值1683.23亿元，由于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未来潜力更是不可限量。
2014年后，“美在花城”和“南方新丝路模特大赛”没有再办了，不过这一次倒不是因为人们保守、不敢正眼看泳装、紧身裤、婀娜多姿的身体，恰恰相反，是因为类似活动越来越多，以至于市场过于饱和，人们展现“美”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一场比赛，手机自拍就能成为一代网红。
近40年来，开风气之先的广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剧烈变化，变得更加繁忙，也变得焦躁和拥挤，但它又没变，还是那么风姿绰约，还是那么风骚生猛。
2013年，通车整整80年的海珠桥，再次被整修了一番，提升了路灯照明效果，拓宽了非机动车道，1933年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题写的“海珠桥”三个字，也被重新镶刻在钢桥之上。
1933年海珠桥通车那会，胡汉民非常兴奋，跑至时任广州市长刘纪文办公室，挥毫写下“海珠桥”三字。胡汉民是国民党早期“右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擅长隶书。
后来海珠桥分别于1938年和1949年遭遇两次惨烈轰炸，桥上胡汉民的题字原本早就丢失了。直到2012年11月，刘纪文的子女刘曼华、刘恩华、刘良柱、刘良栋从美国返穗，并将父亲保存的手书原件，交由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保存，这才让最初的“海珠桥”三字重回到桥头之上。
这是广州历史长河中一段小插曲，但我读过之后却颇为感慨。
想想从1921年中共建党至今，整整100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也有180年了，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真正和平建设的日子并不长，满打满算，从建国至今不过72年，从改革开放至今不过43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都是在炮火连天和生离死别中艰难度过的。
建设一座桥梁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和平是最基本的条件，而如何善待历史尊重历史，则是建设者面向未来的关键。如何看待过去屈辱的半殖民历史，如何与曾经的敌对的力量相处，往往最能体现建设者的胸怀和智慧。
在100年、180年的视野长河里，中共有幸成为广州和中国和平年代里的建设者。但于国于城于民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曾经历经炮火洗礼的革命政党，自它变成和平时代的建设者之后，没有遗忘为国为民的初心，尊重历史，开放且包容。
和胡汉民“海珠桥”相似的故事，我还想起一个人，陈树柏。
话说1947年广州黄沙火车站，一群刚入大学的年轻人难舍难离，其中三人要前往远在成都的双流中央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其中一个即是陈树柏，广东茂名人，步行了五天才抵达广州。他还有一个身份：“南天王”陈济棠的儿子。
1941年在香港被孔二小姐赶下飞机后，陈济棠化装成难民，乘小船，回到了他夫人的故乡茂名。他的儿子陈树柏就是在茂名念的中学。1950年，两父子自海南退至台湾。后来陈树柏赴美留学深造，成为计算机和电机工程方面的权威专家。
改革开放后，陈树柏受邀回国内讲学。但他有不小的顾虑，毕竟他的父亲曾与共产党为敌，统治广州期间也搞过不少白色恐怖。于是陈树柏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总设计师非常开明，不仅欢迎他回来，还特意嘱咐他不要有任何顾虑。1980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陈树柏夫妇，并向他讲了一句颇为暖心的话：“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被总设计师的宽阔胸怀所感动，此后经常回国内讲学，曾建议在深圳创办一所产学研结合的先锋大学“中国实验大学”，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后来他依据一样的设想，在硅谷办成了“国防科技大学”，成为华人之光。多年后，一所跟陈先生当初设想极其相似的大学，也终于在深圳成立了，这就是南方科技大学。
广州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从鸦片战争到大革命，再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改革开放，它始终离不开两个字：外贸。在最封闭的清王朝，广州十三行是唯一的外贸窗口，在被外界层层封锁且内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它依然是唯一一座与外部相连的窗口型大都市。
在文革最动乱的1967年，广交会照开不误。据说交易会期间，街上的武斗暂停了，街上的大字报也被撕下来，马路打扫干净了，所有人一夜间变得彬彬有礼。
对于这样一座承担着与“外”勾连重任的城市，开放包容，就应该是它的底色。我们庆幸，今天广州的建设者，都具备这样的本色，因此能调动起一切利国利民的力量。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胸怀。
说到这，我还想起另一个与广州颇有渊源的人，廖承志。
廖先生是廖仲恺的儿子。愤怒于蒋介石的暴政，转而加入共产党。抗争时期他在香港创设“粤华公司”，建国后他破冰中日关系，团结海外华侨，每一次都以开阔的胸襟令人折服。1950年代，国内对华侨海外处境不够理解，他却说：“要体贴华侨在海外的处境，只要他们心中有五星红旗就是爱国。”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他联系大量香港爱国商人参与投资，一举打破外资入华的顾虑。当时香港商人与邓小平见面，他放低身段担任粤语“翻译”，令港商们受宠若惊，直呼“几得宠”。
为祖国的统一，廖承志也一样操碎了心。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建议海峡两岸结束对抗，尽快实现“三通”。1982年，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建议副组长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廖先生没有犹豫，但他却提出一个要求：修葺蒋介石祖坟。尔后著名的《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出炉，其中一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今让人感怀。
1982年，廖承志回广州参加父亲诞生105周年、母亲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夜晚，一家人在院子的雪松下乘凉，谈起他给蒋经国写的信函，他的孩子问他：“祖国统一真有希望吗？”他答：“当然。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统一。”孩子们说，到时候一定要带他们去台湾。他嘴里不停地用广东话说：“系呀，系呀，系呀！”
不过遗憾的是，1983年，这位小时候被人称为“肥仔”、老了被人尊称“廖公”的广州人不幸逝世，因此没能看见4年后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当然也没能看见2008年两岸实现三通。
180年风雨彩虹，100年旗帜飘扬，多少人路过呆过广州，多少人念过恨过广州，滚滚珠江入海，浪花淘尽英雄，广州人不败，中国人还有爱。
1986年，也就是廖先生去世三年后，广州火车站作为迎接最多海外游客的窗口车站，挂上了廖先生和所有爱国者都喜欢的新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本文作者：左页，血钻执行主编
部分参考资料：
[1].《广州通史（1-8卷）》，中华书局出版社
[2].《吴晓波企业史》，蓝狮子
[3].《红色华润》，《红色华润》编委会
[4].《霍英东全传》，冷夏
[5].《广州传》，叶曙明
[6].《花城春雷：广州解放与广剿匪》，胡元斌
[7].《广州贸易》，范岱克
[8].《张爱玲传》，彭志刚
[9].《大逃港》，陈秉安
[10].《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
[11].《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董志凯
[12].《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傅高义
[13].《旧中国杂记》，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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