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如何令辽东战局越来越糟？

经典的“囚徒困境”是这样的——

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做证检举对方（“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则检举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互相“合作”），由于证据不足，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5年。

这个模型有一个前提，就是人都是利己的，都要寻求自身最大利益。

从理性分析这个模型，很明显，双方只要都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只判半年的次好结果。但是，两人被分开囚禁时，会因无法沟通而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或者纵然可以沟通，也大概率不相信对方的选择。在此情况下，选择逻辑就会变成，只要检举对方，最差结果就是被判5年，最好结果是无罪释放（假如对方保持沉默），但保持沉默可能获得最差结果被判10年。

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5年。

原来，明朝权力结构是文武相争，经过200年的斗争，文官集团已经稳占上风，帝国确立了以文驭武的原则，权力结构已经稳定下来。大部分地方的文武官员沆瀣一气，组成了利益共同体。一旦文武双方形成了互相沉默的第二种模式，要倒霉的自然是皇帝，他立马就会成为被臣下勾结起来对抗的一方。

所以，皇帝要派出高淮，让他成为打破这潭死水的石头，让他去重构辽东的“纳什均衡”。

在辽东的新形势下，官员想要勾结太监，虽然最终他们的确做到了，但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加入游戏的各方必须互相信任，但大明的文官与太监有着血海深仇，几无调和的余地，要让他们短时间内形成互信，不啻痴人说梦。

据统计，高淮在辽9年，被他弹劾去职的文武官员有5人，上至总兵巡按，下至通判同知，文武皆有。

由此可见，高淮的加入，让辽东再度形成了“囚徒困境”：高淮与文官集团互相检举揭发，让处在仲裁者位置上的皇帝重新获得了优势。

此外，在万历皇帝看来，高淮还承担着“为朕之耳目”的作用。万历皇帝庙号神宗，后人说他懒政，不爱上班，对政事全然不管。其实这位皇帝只是选择性懒惰而已，对于军国大事，他可丝毫不会放手。

在辽东军政上，除了攻击高淮、弹劾官员的奏疏，万历皇帝悉数回复。这些回复里，充满了对手下官员尸位素餐、不肯负责的不满——这些官员对军政大事模棱两可，经常延误工作，只会喊着增粮增饷，但粮饷增加后却不琢磨如何提高军队战斗力，反而以各种方式浪费贪污。

对于文官武将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万历皇帝非常不信任！

万历皇帝画像

有多不信任？我们可以看一件事。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朝鲜贡使右议政李恒福、副使李廷龟觐见万历皇帝，皇帝和正副两位贡使聊了好半天，本来是走过场的会面，却越聊越深入。

万历问：“鞑子声息如何？”“努尔哈赤声息如何？”还特意问了“李如松的尸首找到没有”。万历皇帝简直就如兵部职方司、巡边御史一般，认真了解边境安全问题，甚至对李如松尸首等细节都特别关注。

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皇帝所问，难道不应该由大明的文武官员给出答案吗？现在万历竟然要向朝鲜官员了解情况，岂不是说明皇帝对自家情报系统完全不信任吗？

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曾挑破了皇帝、太监、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官吏贪浊，由陛下无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很大程度上，高淮充当了皇帝的耳目。

这场权力的斗争贯穿了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整整9年时间，而辽东的形势也在这9年里逐步败坏。在文官书写的历史记载中，高淮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皇帝既然“包庇”，也就逼着文武官员使出了极端手段。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大学士朱赓突然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四月前屯卫军鼓噪而起，松山随后军变，山海关内外军民怨恨高淮，聚众数千围攻税店，高淮率领手下的家丁逃回了山海关。

高淮在奔入山海关的时候，还捎带状告金州（今大连金州区）海防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杀害税吏，拦劫解送给大内的钱粮。万历知情后，第一个反应是将王邦才、李获阳逮问，但此举激起了更大的哗变。

不仅边关哗变，科道官员也由大学士朱赓领衔，趁机群起而攻之。到了六月底，万历等来了第三方的消息——蓟辽总督蹇达的奏疏。蹇达数落了高淮一番，请万历裁撤高淮。到了这时，万历才不得不同意将高淮拿回京师查办。

事已至此，似乎高淮官逼民反的罪名已经可以坐实了。皆大欢喜，文官历经9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高淮斗倒了。

高淮被驱逐了，辽东的局势就能转危为安了吗？未必。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初一，就在朝堂上因为辽东军哗变，满朝文武纷纷出力要将高淮拉下马的时候，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上奏弹劾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把辽东这摊烂泥炸出了一个大坑。

万历皇帝看到宋一韩的奏疏，勃然大怒，一改留中不发的“懒政”态度，立刻把奏章下发兵部：查！查个水落石出！

一年多前，辽东巡抚赵楫与总兵李成梁上报，开拓了宽奠等地6座城堡，有6万多军民在此地耕种纳粮。为国开疆拓土，对于陆权帝国而言，自然是大喜事，当时万历皇帝龙颜大悦，对赵楫、李成梁等人大加封赏。

但没想到，才不到两年，宋一韩就告诉皇帝：这事可能有诈，因为最近赵李二人口风变了，原来开疆拓土的军民现在变成了“逃民”。如果他们是逃民，那原来划入囊中的人和地就都没了，开拓的6座城堡岂不是化外之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搞清楚这件关涉封疆大事的案子，朝廷需要派出一位得力官员前往查勘。熊廷弼的名字被摆在了皇帝面前，还记得去年哈雷彗星扫过的时候，熊廷弼和一批官员被任命为御史，即将为国巡守四方。

熊廷弼担任过工部主事，其认真做事、锱铢必较的风格简在帝心，而且他是朝堂上少有的文武全才，传说能左右开硬弓。对辽东这个烂摊子来说，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朝廷很快发谕，着熊廷弼以浙江道御史巡按辽东。年届不惑的熊廷弼第一次踏足辽东，这块纠结着他一生荣辱的土地。

熊廷弼画像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月初九，熊廷弼的车驾走出了山海关，从这里开始，就是天苍苍、野茫茫的边境战区，也是关乎他生命最后17年荣辱兴衰的地方。

一路走来，熊廷弼对边防重镇的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最直接的感受是士气低落、武备松弛，地方官员军兵怨气冲天，毫无战斗意志。因为长年要接待进京朝贡（实际上就是做生意）的女真人，驿路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另一个问题是辽东镇粮饷时常延误，导致官兵士气低迷，逃军日渐增多，有些地方甚至逃跑了将近一半的员额。这里既有朝廷入不敷出，粮饷延迟发放的原因，又有官员们通过耗羡等手段克扣军兵粮饷的原因。

熊廷弼当真是“工作狂”，自出关开始，就沿途搜集民情、军情，从马价到军饷，从纠核将领到核查战果，以平均一个月两封长奏疏的频率，对边镇事宜提出各方面的意见。

由是，熊廷弼建议严厉处置辽镇一系官员，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处斩，参将韩宗功、道台张中鸿等一系列官员一并处置。熊廷弼的勘劾奏疏上交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动静，万历将奏疏留中，一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封疆失地案就这么草草收场，无论是李成梁还是赵楫，都没有受到处罚。

对初出茅庐、小试牛刀的熊廷弼来说，他什么都没抓住，辽东的文武系统，府道督抚以上没有人要为此负责。可能熊廷弼忽略了一点：3年前，朝廷曾就开疆拓土封赏了一大批官员，其中甚至还包括努尔哈赤。如今的丑闻，证实了辽东文武官员上下其手、欺瞒朝廷，但朝廷怎么能打自己的脸呢？

而且，目前辽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李成梁之后担任总兵的杜松让整个辽东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在一场与蒙古人的冲突中，杜松取得胜利，但这场名为“哈流兔之捷”的战斗，却引爆了让辽东边防问题崩盘的大雷。上至兵部总督巡抚，下至商贾诸生，都卷入了这个大雷之中，其中也包括初到此地的巡按熊廷弼。

哈流兔之捷

万历三十六年（1608），杜松接了李成梁的班，此时辽东总兵的位置已经空悬很久了。杜松来到辽东，心情一定不会太好，这里仿佛就一烂摊子，糟糕的程度是他完全没想到的。

到底有多糟？从刚到任巡按的熊廷弼对辽东情况进行的评估可见一斑，他总结出三大问题：

一是边关防线崩坏，士气低迷。延边墩台大半坍塌，看起来是完整的，其实多是低矮、松散的墙垣，一挖就倒。守台堡军士气全无，敌人入侵甚至对堡军放话恐吓：不许举烽火，否则杀你全家。堡军胆怯，只能等敌人走远了才点燃烽火，应付了事。由是，烽火台完全失去了效用，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入侵百里也没有烽燧报警。

二是军备松弛，大量军兵逃亡。额定12万员已减少到8万余，其中能战的不过2万；马匹比额定少了一半，真正能战的马匹只剩下两三成。军兵疏于训练，步兵全部无法拉弓放箭，只会打打火铳，但又因为长期疏于训练，技术生疏，连弹药都装不进去。其他武器要么缺失，要么朽烂，完全不堪一战。

三是粮饷缺乏，腐败滋生。各营堡军本来钱粮就少，每月只有2.5钱至4钱军饷，还在各个环节受到盘剥，多数时候粮饷拖欠，军兵拿不到足额的粮饷；有时候拨下的本色粮食要么是陈腐粮食，要么被掺进沙土，难以食用。艰难的生存环境导致了军兵的逃亡。

熊廷弼说，从屯田到台堡，从工事到军马，从兵器到粮饷，没有一处是可以倚仗的，边防完全败坏。总兵麾下一万人马，真正能战的最多五六千人，辽东千里边疆防守根本捉襟见肘，无论面对东边的女真，还是西边的蒙古，皆不足以御敌。

熊廷弼对于辽东状况这种悲观中带有乐观、绝望中含着希望的认识，也决定了他未来几年在辽东的办事风格。他一直勉力为之，甚至一度将辽东的边防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只是要把死马当活马医，必然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绝和不惜得罪所有人的勇气，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为熊廷弼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正当熊廷弼认为希望尚存之际，“胜利”很快就来了。杜松果然是大明一员勇将。他率领麾下精锐，获得一场名为“哈流兔之捷”的胜仗。万历三十六年（1608）深冬十二月，一系列糟糕的情报纷至沓来，说蒙古人在蠢蠢欲动。身为辽东总兵，杜松认为要主动出击，采取捣巢战术，实行斩首行动，这样可以打乱蒙古各部部署，保卫蓟镇安全。

兵部相信眼下边疆形势紧急，需要采取果断行动，决定由辽镇出死士万人，从侧后捣毁蒙古各部巢穴，保护蓟镇安全。于是，杜松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率领各部战兵（家丁）向西进剿。

兵马在二十四日从宁远中左所、长岭山堡等地跨过边墙，直驱草原250里，到达一个叫“哈流兔”的地方，与蒙古朵颜拱兔部接战。杜松手下三千家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击溃了蒙古部落，斩首146颗，俘获大批战马器械。这便是“哈流兔之捷”，或称“连山驿之捷”。

捷报呈上来，首先要经过巡按的查勘，这时就轮到熊廷弼出场了。所谓查勘，一来是听下面武将汇报战斗详情，然后多方了解核实战斗真实情况，二来是检验首级，这是最重要的，明朝军功最重首级。因为战况战绩，随便你说，只要没有到现场，谁也不知道实情，但首级不同，都是货真价实砍了脑袋才有，因此明朝叙功主要就看斩首多少。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熊廷弼非常认真地检查了杜松送来的146颗首级。他先是发出白牌警告军兵，凡是杀汉人、杀女人冒功者都会受到严惩，然后与其他官员一起检查了首级，最终确认，家丁秋克太斩胡酋瓜儿兔恰首级1颗，阿都害等斩其余首级145颗。

除146颗蒙古人首级外，哈流兔一战还获得了56匹战马、78顶头盔、83副铠甲，在大明已经算不小的胜仗了。所以杜松这次战绩获得了“哈流兔（连山驿）之捷”的称号。

在朝廷看来，杜松果然是猛将，一出手就打了胜仗。哈流兔之捷在辽东10年之中是非常少有的战绩，杜松也以此邀赏，请求朝廷尽快将赏银发下来，以提振军队士气。

好不容易获得的大捷，本来应该皆大欢喜。但是，没想到胜仗中却藏着极大的祸乱。事情过了不到10天，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初四，宁前道马拯报告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故事：杜松打击的是朵颜三十六部之一的拱兔部，而拱兔部与大明有款约（朝贡贸易合约），如此突然袭击，杀人掠货，恐怕会刺激其他蒙古人进犯报仇。

杜松算是捅了大娄子。拱兔部紧邻辽西走廊，与大明有款约，也就是通过贡赋贸易获得他们想要的物资，如盐、铁、茶、丝等。对这种部落，大明本该与之亲善，引为屏障，但如今杜松显然违反了政策，破坏了边疆和平的大好局面。

然而，辽东上至督抚，下至武将，都要求朝廷火速赏赐发饷。杜松认为打了胜仗，砍了人头，必须给赏银，不然部下会因此寒心。

熊廷弼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底到三十七年（1609）五月，他经历了从“挺杜”到“倒杜”的过程，这一次他差点把自己的声誉搭了进去。

熊廷弼也有心机

熊廷弼认为，辽镇积弱已久，军队不敢言战，现在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各军都受到鼓舞。多年不曾有过的一大胜仗，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至于宁前道马拯的举报，熊廷弼和了一下稀泥，认为马拯关注的重点在于生灵涂炭，毕竟宁前兵备孱弱，他担心拱兔部报仇也在情理之中，多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并不是妒忌杜松抢了功劳。

因此，熊廷弼大声呼吁，应该尽快下发封赏，鼓舞将士官吏敢战之心。熊廷弼的奏疏说得颇为别扭，虽然承认拱兔部是好邻居，言下之意是打他们的确有不妥之处，但又把话头硬生生地转回来，说这次作战是以蓟镇安危为虑，蓟镇安危事关京师安危，那即使打了有款约的部落也没什么错了。

为什么奏疏这么别扭，逻辑如此复杂？文官说话，真不能只看写给朝廷的一面之词，文字背后的算计可多了去了，即使是素以耿直出名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在一封写给上司的私人信件里，熊廷弼展现了与人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官员形象。

在事情发生后，熊廷弼私下给巡抚李炳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坦言了对局势的担忧：拱兔部在宁前表现最顺服，还时常阻挡其他蒙古部落，现在反被剿，必然被其他酋长取笑，报复是肯定的。那为什么要支持杜松呢？因为仅凭文官几句话就剥夺了大帅的功劳，不但有伤杜松的忠心，也会损害三军士气，这是军事上的考量。

但辽东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有朝堂内外的人事关系。马拯是即将调任的官员（升调山西按察使），可以把真实情况说出来，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但之后所有责任都需要辽东一系列官员承担。日后一旦拱兔部报复，战事不利，就又会有人将哈流兔杀款拿来说，朝堂上那些大臣也不会为辽东官员分忧。

所以熊廷弼认为，哈流兔之捷是从兵部到辽东巡抚都参与议定的战事，人人都有责任，事到如今必须支持杜松，不然自己也下不来台；但在上呈的奏疏中，他表示应该为拱兔部可能发起的报复行动做好防备。这相当于把事情一分为二，之前的胜利是胜利，后面如果有报复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与其一直求全责备，不如趁着士气可用，借此提振辽东的战力。

熊廷弼还建议李炳，可以连同蓟辽总督王象乾、辽东总兵杜松一起上奏报功，同时把后面可能遭遇报复的问题点明。这是团结蓟辽文武，共同面对边疆危机的大计。

熊廷弼总体上承认杀款问题的严重性，但他还是从维护团结大局、提升辽东武备两个基本点出发，选择了支持杜松。看到这里，王象乾、李炳、杜松三人为何联名上奏便一清二楚了，这一举动便有熊廷弼在后面推波助澜的功劳。

朝廷在哈流兔的问题上，最终采纳了熊廷弼的意见，甚至连批示的文字都与熊廷弼一模一样。内阁代表万历票拟，也同意发赏，这等于承认了哈流兔之捷。

但战与和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朝廷最终定论支持杜松的时候，一场风暴已经在草原上生成，席卷辽东。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初十，拱兔部憋了一冬，终于在草长莺飞的季节来报仇了。五千蒙古人从宁远中右所杀入，天亮时包围大胜堡，打到巳时，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破堡，堡内被杀掠的军民达385人。而后，又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游击于守志。辽东挨了一场结结实实的狠揍。

这一仗打出了辽东战守的真实底牌：明知道拱兔部会来报仇，也明知对方会从什么地方来，理应早有准备，但真到了蒙古人来了的时候，却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损兵折将，输得一塌糊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朝廷内外对此竟然出奇地冷静。三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李化龙做出了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总兵杜松戴罪留任，于守志降级使用、立功自赎。这么大的败仗，竟然连板子都不举就放过相关官员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对拱兔部的报复进攻是早已预料到的，但起因来自朝廷与督抚的判断失误与命令错误，武将们不过是执行了文官的错误命令，所以即使吃了败仗，也没法过多责罚。文官系统显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糊弄过去算了。

可是，熟人宋一韩又来了。他上了一份奏疏弹劾杜松，指出哈流兔之捷的时候都说杜松厉害，后来马拯有“杀降”一说，但都怕激怒杜松，造成文武失和，没有处置他，才有了今日大胜堡的败绩。杜松、于守志谁也逃不掉，都应该接受勘核，朝廷应定此二人之罪。

事情到了这份上，终于掩盖不住了，果然应了熊廷弼的说法——打了败仗一定会有人秋后算账。杜松得知兵部的处理结果后，忧愤惊惧，吓晕了过去。据他的手下说，杜松把冠帽、旗号、刀枪、盔甲等一把火烧了，在家里备了棺材等死。

本来文官系统还想保他一下，见他如此发疯，也不再搭救了，各路“神仙”纷纷落井下石。而且此时局势更加恶化，文武官吏揭发哈流兔之捷是一场计划好的谋杀，就是要把原来依附在大明边墙的降夷、款夷杀了充数。

杜松在出击时只斩获26颗首级，此外是把以保密为名招入堡内的一众降夷砍了才凑出了146颗首级。因为都是真夷，没有第一时间了解内情的熊廷弼自然也通过了首级的检验，被杜松的报功骗过，继而为他站台。

到了五月初八，杜松已经墙倒众人推，熊廷弼将各处汇集上来的信息整理成一份核查报告，将杜松到辽东之后的所有问题调查得清清楚楚。其一，杜松抵辽不久，就拿钱给各处营旅，让部下收买人参貂皮，但要求数量远超他给出的银两，导致手下被迫全营凑钱补足数量，此乃盘剥手下官兵；其二，哈流兔杀降夷冒功，还杀了一名忤逆他的汉人布商；其三，朝廷的赏银被杜松截留3000多两，克扣部下应得的部分。熊廷弼在奏疏中指出，杜松的罪行是够得上大辟（砍头）的程度，仅解职不能了事。

杜松真相败露之时，熊廷弼不仅仅是失望这么简单了。作为巡按御史，查勘战况战果是熊廷弼的责任。如今的情况只能说明，在最初的时候，熊廷弼明显失察，还傻乎乎地为杜松撑腰。这位有名的能吏这一次可谓大丢颜面。

此时熊廷弼也只能坚定地与杜松划清界限。他大骂杜松不识廉、勇、功、正四字为何物，扣留赏功银，杀降夷以为勇，诈捷邀利。

在这场边境危机中，熊廷弼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大明的军事困局。杜松是整个大明以“廉勇”著称的名将，但竟然既盘剥部下又克扣赏银，没有“廉”，还以杀良杀降为功劳，真到了蒙古人入寇的时候却毫无办法，要么畏战，要么一触即溃，也没有“勇”。

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一句“切勿说坏了他”，更让人们看到了文武共同欺上瞒下的实质。对于武将的虚假战报，包括熊廷弼、巡抚、总督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官最初都被蒙在鼓中，但即使到了造假苗头有所暴露的时候，高层文官仍然认为不过是某些文官嫉功而已，或出于某种难以描述的心态，宁愿将问题一直掩盖下去。

这就是万历皇帝一直心心念念要打破的某种“纳什均衡”。如果不让文武陷入互相检举揭发的“囚徒困境”之中，皇帝可能连一点实情都不会知道。

直到打了败仗，前前后后所有事情完全曝光，文官系统才彻底抛弃杜松。这样一次“先胜后败”的经历，不禁让人怀疑，大明九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胜仗，背后到底还藏着多少虚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杜松被解任回籍，第一次辽东任职就此结束，下一任总兵王威上任。至于熊廷弼，毫无疑问要负上失察之责，而他被现实“撞了一下腰”后，还要继续面对越来越糟糕的辽东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