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少林，凭什么“天下第一”？

少林寺位于登封市境内少室山下，因其处于少室山下的丛林之间而得名“少林”。考虑到佛陀讲法也多在丛林双树之间，“双林”“丛林”“禅林”也是佛教寺院的常用代称，此处的“林”字或许也有致敬佛陀林间讲法的潜在寓意。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后期、隆盛于唐代，高僧大德竟出，香火不断。少林寺的武僧传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数次助力寺院地位“不坠”，另外，与古代皇权、中央朝廷紧密的联系，也为其带来丰厚的田产，构成少林寺经久不衰的经济基础，由此跻身中国佛教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寺，甚至一度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

少林寺山门。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后期，因其位于登封少室山下的丛林之间而得名“少林”。少林寺是中国佛教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寺，曾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

少林寺创建于北魏中后期，正是佛教在古代中国最为兴盛的时代。自犍陀罗地区（今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东北部由喀布尔河、斯瓦特河、印度河上游构成的兴都库什山脉南侧山谷地带）大兴并向整个东亚世界传布的佛教，伴随着杰出的造像与壁画艺术，深刻影响着此时的中原。

北魏王朝是第一个从皇帝到官僚、从士人到百姓大规模崇奉佛教的中原政权，其佛教接受度与普及度，远超此前的后赵、后秦、北凉等十六国政权，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佛造像风格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便是北魏皇家支持开凿的石窟寺，以至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与河西走廊的绝大多数创寺较早的寺院，基本都是在北魏及之后的两魏周齐时期始建的。

与此同时，大量从印度次大陆、西域诸国前往中原的外来僧侣，以及从中原出发西行犍陀罗地区乃至整个印度次大陆的西行求法中原僧侣，在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上不畏险阻、络绎不绝。其中就有一位名叫跋陀（Bhadra，意译为“贤”）的东天竺（今印度东部恒河流域）僧人经由犍陀罗、西域诸国抵达北魏在公元5世纪时的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跋陀在古印度时并不是什么高僧大德，二十多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经人指点，方才走上前往震旦（古中国）的修行之路。或许是长途跋涉的经历，丰富了跋陀的阅历、深刻了跋陀的识见，让他能在孝文帝元宏的面前侃侃而谈大乘瑜伽学派推崇的《十地经》，由此被一代英主孝文帝奉为上宾。孝文帝专门在平城为其开设佛寺，由其担任住持，并在著名的云冈石窟为其开凿佛龛。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元宏为深度开展“太和改制”，全面落实“汉制”，让北魏能够从鲜卑文化主导的一方割据强权，彻底演化为汉魏形式的天下国家，并与当时的南齐争夺正统，打着南征的旗号，宣布迁都洛阳，并在太和十八年冬正式迁都。原本身处代京平城的官僚、僧侣、富商、禁卫、大户也被悉数南迁，其中就包括高僧跋陀。太和十九年，跋陀被孝文帝安置在少室山下，由此创建少林之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少林寺位于少室山主峰北麓，正处于轩辕关附近，北可进入河洛平原，直达帝都洛阳，南可进入颍河流域，正是孝文帝、宣武帝父子两代南征齐、梁的宛襄前线，是孝文帝亲征与回京的必经之路。所以，孝文帝把跋陀与少林寺安置在这个能够经常路过参访的位置，显然是一种重视。少林寺也凭借其与洛阳政治中心的紧密联系，开始了它在北魏与唐代的“出道即巅峰”。

航拍少林寺全景。少林寺常住院占地面积约57600平方米，主要建筑包括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楼鼓楼、千佛殿、塔林、初祖庵等

隋文帝杨坚自幼成长于佛寺之中，名“坚”，字“那罗延”。中国古人“名”与“字”往往互训，“那罗延”来自梵语，是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中常见的神祇，是毗湿奴的一个别名，本义就是“金刚不坏”，与“坚”同义，由此可见杨坚家族的佛教文化背景。隋文帝以转轮圣王自居，兴起全国又一次佛寺修造高潮。少林寺正是趁着这一波崇佛高潮，走出第一次废毁带来的低谷与阴霾，而且隋文帝还赏赐少林寺足足一百顷田产，奠定了少林寺走向巅峰的经济基础。

正是凭借北魏孝文帝、北魏宣武帝、隋文帝的政治支持与经济供养，少林寺一举成为隋唐之际一个坐拥万亩土地以上的“大地主”。丰厚的田产，不仅供养了庞大的僧团，而且也为僧人习武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少林寺地处洛水流域与颍水流域的交通要冲轩辕关旁，是沟通帝都洛阳与富庶的颍川之间的必经之地，自然也会在多事之秋引来各路军阀匪盗的垂涎。隋朝大业后期，各地起兵反隋武装风起云涌，少林寺便遭到一支武装力量的侵袭，甚至废毁了一部分塔院，少林寺护法武僧团体由此在乱世的捶打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在唐朝刚刚建立的武德二年（619），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建立“郑”政权，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被派到少林寺西北镇守柏谷坞（今河南洛阳偃师区柏谷坞村附近），并在柏谷坞的基础上扩建辕州城，形成控制洛阳东南方要冲的外围要塞。在辕州城的建设过程中，王仁则觊觎少林寺的田产，由此得罪了少林寺。就在此时，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进入河洛平原，不仅对洛阳形成包围，而且与前来救援的夏政权君主窦建德在虎牢关对峙。虎牢关正是河洛平原的东北出入口，与轩辕关遥相呼应。少林寺住持志操、上座善护率领少林寺十三武僧与王仁则手下的辕州司马赵孝宰里应外合智取辕州城与王仁则，成功打掉郑军的一个据点，有效呼应了李世民在虎牢关方向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后世“十三棍僧救唐王”传说的原型。

通过智取辕州城一战能看出，少林寺在隋唐之际武僧规模并不算大，以至于此次行动只出动十三名武僧并且采取“智取”的战术。战后，秦王李世民宣慰嵩山少林寺，并赐予十三武僧封爵与紫罗袈裟，再拨四十顷土地、水碾一具，壮大少林寺的经济底子之余，还特许少林寺设立营盘，保持五百名僧兵的编制。放在唐代那就是一个下等折冲府编制的八分之五，对于一个寺庙而言，那是相当可观了。

在乱世之际，大寺雇佣武装或培养僧兵并非少林寺一家独有，但能够在乱世之后，获得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特批，设置营盘，享有僧兵编制，并且规模在基层军事组织中不算太小，可以说是无上殊荣了。另外，嵩山其他佛寺也沾了少林寺的光，加上李唐、武周以洛阳为东都或神都，会善寺、法王寺、嵩岳寺均在此时获得李唐皇家的资金支持或政策特许。

现留存于少林寺内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就是唐玄宗在开元十六年（728）七月，派遣银青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裴凗撰文并书丹的唐武德四年（621）李世民颁发的《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内容正是李世民派遣使者前来封赏少林寺时宣读的“嘉奖令”。碑高3.1米，宽1.38米，龙首，长方座，碑额由唐玄宗李隆基亲笔题写“太宗文皇帝御书”七个大字，正文之中第五行有李世民亲笔行草题写的“世民”二字。

皇唐嵩岳少林寺碑，高3.1米，宽1.38米。碑文内容为李世民派遣使者前来封赏少林寺时宣读的“嘉奖令”。碑额由唐玄宗李隆基亲笔题写“太宗文皇帝御书”七个大字。摄影/王羿

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间，少林寺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等帝王的尊崇，少林寺的特许僧兵编制竟然扩张到1800名左右，直接达到一个上等折冲府的规模。

作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分，少林寺塔林自唐代开始，历代均有增建重修并逐渐形成规模，保存了自唐贞元七年（791）至清嘉庆八年（1803）之间的各代砖石墓塔241座，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古塔建筑群，面积2.1万余平方米。

塔林。少林寺塔林自唐代开始，历代均有增建重修并逐渐形成规模，保存了自唐贞元七年（791）至清嘉庆八年（1803）之间的各代砖石墓塔241座，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古塔建筑群，面积约2.1万余平方米

盛唐之后，少林寺在安史之乱、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黄巢之乱、后周世宗灭佛以及中原地区大大小小的乱战中再度走向低谷。其中会昌法难对于少林寺的打击，堪称继周武帝灭佛后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废毁。好在，唐武宗的灭佛也被其继任者唐宣宗所纠正，后周世宗的灭佛也被宋太祖赵匡胤所撤销，从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少林寺在惊涛骇浪间穿梭，几度废毁，直到北宋，方才再度复兴。

北宋的都城开封，虽然不在河洛盆地，却也在嵩山东北，而且北宋皇陵均在嵩山以北的巩义，洛阳也依旧是北宋的西都，所以嵩山依旧是京畿地区的第一名山，少林寺由此继续享受天下之中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发展，甚至体系化建设。北宋时期的少林寺依然少不了皇家的赏赐，毕竟这是北宋皇帝每次祭拜皇陵与祭祀嵩山后所必经或地近的大寺名寺。嘉祐年间（1056—1063）的少林寺住持智浩禅师、政和年间（1111—1118）住持惠初禅师分别被宋仁宗、宋徽宗朝廷授予“赐紫”袈裟的殊荣，身处帝都附近的天下之中，能够相对便利地得到皇家的支持，依旧是少林寺能够走出低谷的核心原因。

在北宋皇家的支持下，少林寺首先谋求了其佛教理论中心地位的复振。早在北宋初年的雍熙年间（984—987），少林寺所藏佛经就有9500余卷，藏经量颇为可观。而且少林寺经常邀请各地高僧前来讲经说法，其中禅宗日渐成型的“五家七派”影响较大。元祐八年（1093），享誉全国的大洪山报恩禅师自京城开封来到少林寺弘扬曹洞宗风，最终使得少林寺“革律为禅”，彻底成为一座“禅宗寺院”。

由于《传灯录》《五灯会元》等文献的流传，禅宗在士大夫阶层的广受欢迎，对少林寺及达摩祖师的推崇成为北宋时期开始的文化潮流。少林寺由此成为十方善信的敬仰之地，达摩甚至成为一个“不生不灭”的祖师，诞生了“面壁而影入石”的传说。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也争相歌颂达摩，苏东坡、黄庭坚、文彦博等名家纷纷留下诗词题咏，黄庭坚所书《达摩颂》碑，至今犹存于初祖庵。身为宋朝太师的蔡京，为少林寺祖师塔题“面壁之塔”，其弟书法家蔡卞也为初祖庵写《达摩面壁之庵》碑。

达摩只履西归碑，金，位于少林寺西方圣人殿前

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也是河南省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初祖庵大雄宝殿便是在这一达摩崇拜的热潮下兴建起来的。初祖庵，又称达摩面壁庵，位于少林寺寺院西侧，正处于达摩面壁处的半山腰。其中大殿建于宋宣和七年（1125），面阔四柱三间，进深也是四柱三间，屋顶样式为单檐歇山顶，铺装有绿琉璃瓦剪边造，出檐深远，檐下置硕大枓栱。当心明间安置板门两扇，东西两次间辟唐宋常见的直棂窗，前檐立六根满雕卷草、飞禽图案的石柱。殿内设有石质内金柱四根，雕刻天王、盘龙等图案。殿内梁架为彻上露明造（没有天花板）。殿内东山墙、西山墙、后檐墙壁上均绘有明清风格禅宗传法历代祖师形象的壁画。

初祖庵，又称达摩面壁庵，位于少林寺寺院西侧，处于达摩面壁处的半山腰，建于北宋，是少林寺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也是河南省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摄影/王羿

虽然经历过金元明清历代之修缮，初祖庵大殿仍旧保留着圆栌枓、讹角枓搭配使用的北宋结构特征，是现存遵循《营造法式》这一规范的唯一孤例。在铺作层（枓栱）的分布排列方面，初祖庵大殿也遵循《营造法式》中“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一朵”的规范，与广东肇庆梅庵大殿（建于996年）两宋构南北遥相呼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初祖庵大殿的构架做法、构件尺寸、雕饰形制均与《营造法式》相近，是崇宁二年（1103）《营造法式》在李诫主持编修颁布天下后，留存至今最为接近《营造法式》这一“北宋国标”的建筑实例。有了初祖庵大殿这一建筑实体，北宋时期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的“打造”活动才算有了“落脚点”。

靖康之难、宋金鼎革，宋金战争在河南、关中的持续拉锯，以及金政权最初仅仅打算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张邦昌（伪楚）与刘豫（伪齐）控制中原，没有直接经营中原的心思，这就暂时中断了少林寺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势头。少林寺的武僧在宋金战争中，并没有被《宋史》直接提及，只有一位活跃于洛阳、开封一带的名叫赵宗印的武僧，组织武僧组成“尊胜队”抗击金军，被陕西宣抚使兼永兴军帅范致虚纳入二十万大军之中，却因范致虚指挥失当，大败于千秋镇，尊胜队从此也不知下落。但《宋史》并未指明，赵宗印率领的尊胜队就是少林武僧。

等到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朝的统治中心正式进入华北地区，金世宗、金章宗先后带来号称“大定明昌三十年”的金朝中期鼎盛期，整个黄河流域也迎来一波营造高潮，少林寺方才迎来恢复。从少林寺现存碑刻信息来看，作为寺院核心建筑的少林寺大雄宝殿，在大定年间（1161—1189）得到重建。少林寺钟楼上的重达1.1万斤的铁钟，则铸造于明昌年间（1190—1196）之后的泰和四年（1204）便是明证。

铁钟，金代，高2.1米，原悬挂于少林寺钟楼。1928年钟楼被焚烧时，巨钟从钟楼顶部坠落损坏。1976年，文物部门将断裂的钟体复原，现陈列于钟楼北侧

另外，金代少林寺也有诸如崇公、教亨、性英、西堂老师、东林志隆等高僧大德云集此处或担任住持。根据金大安元年（1209）的《崇公塔铭》所载少林寺僧职，能看到住持、直岁、知客、典座、维那、副寺、首座、监寺、都监等寺内职务，说明金后期的少林寺执事机构齐全，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各司其职，寺院恢复正常运转。

金元鼎革之际的战火再次在大河上下蔓延，蒙金战争、宋金战争、蒙宋战争接连爆发，又一次导致嵩山少林寺毁损严重。不过，宗教事务是蒙元统治者相当重视的一个领域，不论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景教都得到蒙元统治者的扶持。在中原局势相对安稳后，在燕京奉福寺（在今北京白云观西南）担任住持的曹洞宗第十五世宗主雪庭福裕禅师，于1242年被蒙古统治者派往少林寺担任住持，主持少林寺的修复工作。数年后，少林寺不仅面貌一新，而且僧侣规模也在福裕禅师的号召下，恢复一定规模。当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还曾亲赴少林寺，由福裕禅师为其主持资戒法会，由此建立起少林寺与元朝皇家的联系，少林寺也在元朝成为统领嵩山佛寺的大寺。福裕住持少林寺共六年，在1248年离开少林寺后，还在哈拉和林、燕京、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五少林”，先后受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登基后，为福裕禅师加尊光宗正法之号，并授予都僧省之职，掌管汉地佛教事务，封为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之显位，禅师圆寂后甚至被追封为晋国公。他的碑铭《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更是赵孟頫所书，如今我们在少林寺塔林中能够看到的最大的那座就是雪庭福裕的“宣授都僧省/少林长老/特赐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塔”。

经过福裕住持下的少林寺，除全国五少林外，发展到下属分院二十三所的规模，寺僧数量达到2000人，直追唐代少林寺的巅峰时刻。福裕不仅制定了得到少林寺后世遵行的宗法制度，而且现存少林寺中轴线的建筑格局，也是这一时期奠定的。其中当年的转轮藏阁，也即今日的鼓楼，内有巨型雕花柱础、局部雕花的前檐柱以及刻有元代纪年的后檐柱还是元代原木。他的众多弟子出任各地的僧官，以至于天下1/3的佛教僧侣都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6月下，原标题为《禅宗祖庭 功夫圣地少林寺：天下第一名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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