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巢之失：“官渡之战”中袁绍军队突然崩溃的背后军事逻辑

作者：赵恺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官渡之战”乃曹操定鼎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战役过程在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场看似条理清晰的战役中，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细节：

官渡之战作战图。图源/网络

谜之操作

官渡之战中袁绍的逃离和曹操的杀俘之谜

依照“失败者无论干什么，都会成为其失败原因”的“马后炮”定律，袁绍在“官渡之战”前后似乎没有做过正确的选择。在无数“昏招”中，袁绍将全军的粮秣集中于后方乌巢的决定，招致曹操奇袭而被焚之一炬，却似乎并没有为后世兵家所指摘。

客观地说，处于外线作战的大兵团，往往都会在战线纵深构筑一个乃至多个粮仓。这样做的好处大致有二：其一，在后方运输因为气候、动乱、敌袭等因素而出现短暂停滞时，依旧可以保证前方短期内调用不缺；其二，在前线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位于后方的粮秣仍有时间转移，不至于悉数落入敌手，甚至粮仓本身也能成为一个挽回颓势的防御支撑点。

正因如此，虽然有了袁绍的前车之鉴，古今中外仍有不少战略家犯过与其相同的错误。如自称熟读中国兵法，而将“风林火山”写在军旗之上的日本战国武田家，便在长篠之战中将粮秣存放于后方的鸢之巢山砦，最终为德川家康的部将酒井忠次奇袭后夺占。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过程中，日军也一度将数十万石军粮集中于汉城附近的龙山馆，结果遭到明军远程火器的打击、损失惨重。

不过，上述两处粮仓遇袭后，武田军选择了正面出击，抱着“拼亦光、不拼亦光”的心理，对织田、德川联军的阵地展开了几近自杀的冲锋。侵朝日军在龙山馆粮仓被焚之后，则是借助与中、朝联军展开和谈的烟幕，缓步南撤、在釜山一线重新站稳了脚跟。

通过上述战例不难看出，后方粮仓遇袭，对于远离本土的军队而言，虽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只要应对得当，并非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如果能以破釜沉舟的姿态调动部队的士气，纵使不能反败为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疼对手。

然而，官渡之战中一度占据上风的袁绍，却在乌巢遇袭之后突然失去了组织进攻或后撤的能力。身为军队主帅的袁绍也没有作任何激励部下、重整旗鼓的努力，仅带长子袁谭与少数亲卫仓皇出逃。

如果说，袁绍的表现只是其个人“色厉胆薄”的性格缺陷。那么曹操接下来的动作便更令人费解了。曾经收降过百余万自成体系的“青州黄巾”以及臧霸、昌豨等“泰山群寇”的曹操，对于官渡地区群龙无首的七、八万袁绍所部表现得格外严苛，竟以“伪降”的名义将其悉数坑杀。

袁绍和曹操缘何那么害怕这些人？以至于一个宁可抛弃辎重、细软也要逃之夭夭，另一个则不顾“杀俘不祥”的古训也要将其诛杀呢？答案，或许要从袁绍集团的兵员构成谈起。

曹操战前与袁绍饮酒。图源/电视剧新《三国》截图

层层累加

如何在乱世拉起一支队伍

在汉末乱世的群雄逐鹿中，虽然各方势力有着不同的境遇，但其军事力量的组成结构大致相同。基于血缘而团结在一起的宗族武装，无疑是枭雄们手中的核心力量。如曹操身边的曹氏、夏侯氏子弟，孙坚军中的孙氏、吴氏（孙坚妻族）、徐氏（孙坚妹女婿家族）。

从这一点上看，家族越是庞大，在乱世中起点越高。

袁绍所在的汝南袁氏虽属名门望族，但他庶子的身份决定了家族资源会更多地向他同父异母的嫡弟袁术倾斜。父亲袁逢更将袁绍过继给自己的二哥袁成。袁成的政治成就远不如自己那位历任太仆卿、司空、执金吾的弟弟袁逢，但他善于交友，因表字文开，是以当时洛阳坊间有流传着“事不谐，问文开”的民谚。

正是在这位养父的言传身教下，袁绍少年时代“折节下士”，网罗了一批洛阳当地的游侠，更与张邈、何颙、吴巨、许攸、伍孚等当时的风云人物结为“奔走之友”。日后在官渡之战中被袁绍委以前锋重任的颜良、文丑，很可能是袁绍早年豢养的死士。

袁绍战前动员。图源/电视剧新《三国》截图

中平五年（188年），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和各地叛乱，汉灵帝刘宏于西园组建了一支新军，袁绍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按照东汉的官制每校有兵士七百人，这支武装力量这也就成为袁绍手中正规军的种子部队。袁绍在西园军中招揽了多少人，史料中虽没有准确答案，但与袁绍同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淳于琼，日后却成为袁绍麾下的得力干将之一。

在因汉灵帝刘宏去世而引发的外戚与宦官血腥内斗后，袁绍被董卓外放为冀州渤海郡太守，至此袁绍正式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拥有了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东汉时，渤海郡下辖八县、登记在册的户数虽然只有十三万，仅比冀州九郡之中魏郡、清河郡略高一点，但实际人口高达百万。

户数和实际人口如此悬殊，说明渤海郡中多豪门大户。当地渤海高氏显然是个中翘楚。值得注意的是，汝南袁家与高氏本就是姻亲关系。袁绍的外甥高干便是在袁绍执政渤海郡后逐渐崭露头角的。从袁绍去世后，长子袁谭降曹复叛后据守南皮与曹操展开最后决战来看，袁谭很可能并非袁绍与后妻刘氏所生，而是袁绍迎娶的渤海郡当地大户之女。毕竟刘表入主荆州之后，也是通过姻亲关系笼络了当地的蔡氏，才在地方政治中占据了主动权。

在整合了自己豢养的豪杰死士、西园军中的亲信旧部、渤海郡原有郡兵以及当地的豪强武装之后，袁绍很快拼凑出数万兵马，并凭借早年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在讨伐董卓的联军之中占据了盟主地位。董卓西走长安之后，为了袁绍否定董卓所拥立的汉献帝刘协的正统性，袁绍积极与幽州牧刘虞勾兑，试图立刘虞为帝，而为了建立政治互信，袁绍很可能迎娶刘虞族中的女子，而这位刘氏女子便是未来袁绍幼子袁尚的生母。

虽然刘虞最终没有同意称帝，但袁绍与幽州方面也算是结下了香火之情。此后无论是以瓜分冀州为名联络公孙瓒南下，逼迫冀州牧韩馥让出一州权柄。还是联合刘虞之子刘和、旧部阎柔围攻公孙瓒，可见袁绍在幽州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沙上之塔

看似强大的袁绍集团的巨大隐忧

从初平二年（191年）鲸吞冀州，到建安三年（198年）攻克易京、灭亡公孙瓒，袁绍用七年时间，逐步完成对河北地区的征服，并整合出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些纸面上看似无敌的资源，实际上不过是积沙成塔、根本无法经受真正的考验。

首先，袁绍表面上坐拥冀、青、幽、并四州，但其中的并州九郡之中，自汉灵帝末年开始，定襄、云中、五原、朔方、雁门、上郡便陆续为南下的匈奴和鲜卑所蚕食。中平五年（188年），西河郡内又发生了黄巾军余部领导的白波军起义，白波军与南匈奴单于於夫罗联手将太原郡洗劫一空，大举南下攻入司州所属的河东郡，并最终在当地的混战中为曹操所消灭。匈奴的南下及白波军的洗劫，均令原本便仅有十一万户七十余万口的并州残破不堪。

袁绍战败。图源/电视剧新《三国》截图

幽州的情况比并州要好不少。虽然此前因为张举、张纯勾结乌桓发动的叛乱而损失了一些人口。但在刘虞的励精图治之下，幽州不仅吸纳了百余万来自青州、徐州的难民，更通过边境贸易和盐铁矿收益实现了财政平衡。但是这些积累最终为公孙瓒所窃取，并在与袁绍的拉锯战中逐渐消耗殆尽。

仅以《三国志》中相关记载看，袁绍及与之同盟的刘虞势力与公孙瓒方面伤亡万人以上野战便有界桥、拒马河、龙凑、潞河、鲍丘五场。期间双方还为了争夺关键城砦而造成的伤亡更是不可尽数。在袁绍攻克易京之后，公孙瓒之子公孙续又带领数万骑兵逃亡塞外。这些损失累加，让曾经兵甲雄于天下的幽州直接被掏空。

作为黄巾叛乱的重灾区和袁绍、公孙瓒拉锯的第二战场，青州原有的六十三万户三百七十万口还有多少留在故地，恐怕只有天知道。建安元年（196年），袁谭率部攻克领有青州刺史的孔融所据守的北海郡治剧县。算是完成了对青州当地公孙瓒势力的清除。很快，辽东太守公孙度便渡海而来，占据了北海郡以东的东莱郡。从这个细节，我们能看到为兵燹焚掠过后的青州已然空虚到公孙度派出几船兵马就能跨海染指的程度。

与上述三州相比，冀州无疑是袁绍手中最为雄厚的本钱。然而，冀州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除了中山、常山、赵郡等地太行山脉中活跃着“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的“黑山军”之外，袁绍还要面对以沮授为首的冀州本土势力的掣肘。

早在韩馥到任之前，沮授便已经通过举茂才和二任县令的历练，升为“总理众务”的冀州别驾了。韩馥到任之后，很快便把沮授从别驾的岗位上调任了骑都尉。

客观地说，别驾虽然位高权重但终究不过是刺史的秘书，并没有品阶，骑都尉却是秩比二千石的实权官职。韩馥做出这样的安排，大体可以看出沮授在军事领域的特长、善于掌兵。同时，韩馥对其还没有信任到引为心腹的程度。在韩馥让出冀州的决策过程中，沮授虽然进行了规劝，却跟在长史耿武和别驾闵纯的后面。显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沮授当然并不希望更换领导，但作为实权派，他并不像耿武、闵纯那般完全排斥袁绍接掌冀州。

最终，耿武、闵纯被袁绍命田丰秘密处决，沮授被袁绍辟为了从事。在听取了沮授夹杂着“彩虹屁”的战略规划之后，袁绍更进一步任命沮授为监军，并给了一个“奋武将军”的头衔。

当然，袁绍之所以重用沮授，除了其提出的“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的战略构想，与袁绍此前对曹操吹嘘的“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思路不谋而合外，很大程度上也有千金买骨、以便收揽冀州人心的意味。随着河北地区的战事逐渐走向终结，沮授的利用价值也便耗尽了。

从公开围剿兵败易京前线的麴义所部开始，袁绍对原冀州官员便逐渐从利用转向了清洗。沮授与同为巨鹿郡人士的田丰或明或暗的联系，更令袁绍感到不安。最终在官渡之战前期，拘押了田丰，并将沮授的兵权一分为三，由沮授和郭图、淳于琼分别统率。

如果淳于琼在乌巢的万余兵马便是所部主力的话，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此前由沮授“监统内外”的冀州军在扣除留守后方以监视“黑山军”的兵力后，参与官渡之战的人马可能在三万左右。考虑到领有幽州、并州的袁绍次子袁熙、外甥高干并未出现在官渡战场之上，相对孱弱的幽州、并州可能并未大举南下。

由于要提防曹操留在徐州的臧霸所部，参与官渡之战的青州兵马可能数量也不会太多。那么袁绍南征的十余万大军是怎么拼凑出来的呢？如果做个简单的加减法，扣掉冀州军的三万人之外，袁绍军剩下那些来历不明的七、八万人，似乎恰恰等于被曹操坑杀的降卒数字。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谁？

骑兵冲锋作战。图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结构崩塌

官渡之战真正的胜负关键

在正式与曹操交战之前，袁绍曾让自己麾下的“笔杆子”陈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为袁绍檄豫州》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除了文采斐然之外，更透露出了大量的信息。其中在吹嘘自身军容强盛之时，陈琳用了这样一组辞藻：“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

这段文字固然有夸张的意味，但曹操与袁绍曾长期保持着同盟关系。甚至曹操军中更不乏朱灵这般的袁绍旧将。所谓：“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也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琳如果牛皮吹得太大，是很容易被戳破的。因此虽然有数字上的夸大，但却基本道出了袁绍军队的主要优势和兵员组成。

“长戟百万”中的“长戟”即是步兵的指代，也是袁绍军中精锐的戟兵部队，在界桥之战中，袁绍便曾以“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挡住了公孙瓒所部二千余骑的围攻。这样一支如此忠勇的部队，显然并非是普通军旅。而是如公孙瓒的白马义从、曹操的虎豹骑般，是袁绍以宗族私兵、西园军旧部为核心打造出来的王牌。当然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的数量是不可能有百万的，但以袁绍此时的财力，豢养个数千人还是可能的。

“胡骑千群”中的“胡骑”自然指的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汉末的乱世之中，这些草原部族以群体或个体形式成为某一方势力雇佣军的情况并不鲜见。如兴平元年（194年），刘备出兵救援孔融之时，军中便有为数不少的“幽州乌丸杂胡骑”。在攻灭公孙瓒的过程中，袁绍与自封“乌桓司马”的阎柔结盟，更能大肆招募胡人骑兵为己所用。

“奋中黄育获之士”，可谓杂糅了诸多先秦典故，是用上古传说中的大力神黄伯、周朝武士夏育和秦武王嬴荡的贴身侍从乌获来比拟袁绍军中的骁勇战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中可能除了早年便为袁绍召入麾下的颜良、文丑之外，可能还有诸多慕名来投的游侠和客将。毕竟当年号称“飞将”的吕布在走投无路之际，也曾一度在袁绍麾下打工。

当然，真正让袁绍自恃的恐怕还是陈琳所夸耀“良弓劲弩”。冀州各郡的武库之中都存有大量军械，袁绍入主冀州之时，韩馥麾下的都督从事赵浮、程奂所部便有强弩万张。此后虽然在此次战争中有所消耗，但袁绍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依旧占据着绝对优势。

除了上述精锐部队之外，袁绍军中却也不免充斥着大量的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的二线部队以及受降自公孙瓒、黑山军的降卒。陈琳在揶揄曹操军中多是“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时，袁绍军的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也是沮授、田丰力主袁绍暂缓南下的主要原因。

在袁绍一意孤行之下，其手中的精锐步、骑很快便在白马、延津之战中遭遇重创。虽然随后凭借着弓弩的优势，袁绍军队在官渡地区展开的阵地战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在曹操奇袭乌巢的过程中，袁绍军淳于琼所部及前往支援的数千轻骑全军覆没，加上派往攻打曹操营垒的张郃、高览倒戈。袁绍军在极短时间内便损失超过二万人，士气全线崩溃之余，袁绍手中更几乎已然没有可以凭借核心力量。换言之，袁绍是以三万嫡系部队，控制大几万的杂牌，他手中的两个权力基础一个是三万精锐，一个是许多粮草。三万精锐是威，许多粮草是恩，恩威并施方能控制大军。结果，乌巢一战，精锐损失殆尽，粮草付之一炬。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还有大几万部队的袁军实际上已经不是袁家的了，为了避免死于溃败的乱军之中，袁绍选择了迅速脱离战场。曹操对于那几万来降的士兵也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袁绍真正的精锐武装力量已然全军覆灭。剩下的这些不是鱼腩弱旅便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军，留在身边有害无益，还不如坑杀了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奇袭乌巢对官渡之战真正的影响在于，曹操利用此次战略突击，打垮了袁绍麾下万余精锐的冀州军、并引发了张郃、高览所部的倒戈。进而引发了袁绍军队士气和组织结构的全面坍塌。袁绍军的粮草被焚只是导致全线崩溃的一个辅助因素而已。

此一役，曹操打垮了袁绍的精锐部队。图源/电视剧《三国演义》

值得一提的是，袁绍虽然丢弃了官渡前线的数万军队。但他和袁谭迅速返回冀州和青州的举动，还是平定了由军事灾难而引发的后方叛乱，进而依托黄河防线暂时挡住了曹操的反攻。如果不是袁绍突然病故，袁谭和袁尚为了争夺其父的政治遗产而相互攻讦。那么袁、曹两家的战争可能还将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END

作

者丨赵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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