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汉城 巫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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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智谷趋势总编辑黄汉城。
近来，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首次亮相，成渝第二机场双双落地，中吉乌铁路加速推进，种种迹象表明，内循环经济正在悄悄逼近每一个普通人。
在新格局之下，很多城市都需要重新定义。比如说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的哈尔滨，比如西安，又比如说武汉。
如果我跟你说，中国有一个城市，它的百强企业名单中，三分之一是央企及下属或参股公司，而前十名当中，甚至有7家是央企。
这是哪一个城市?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首都北京。
恭喜你，答错了！正确答案其实是武汉。
看看这张图片，2021年武汉企业100强榜单，几乎就是央企的天下啊。
长江三峡集团、东风、信科，加上双总部运营的宝钢武钢，武汉有三个半央企总部，数量上高于广州、深圳，香港，仅次于北京上海雄安，妥妥的国家中心城市。
在庞大的央企加持下，武汉这几年的崛起势头可谓势不可挡。1993年经济体量只是全国18名，2008年第12名，2011年第11名，2012年重新杀回前十，去年稳居第八。
历史上，中国只有两个城市被冠以“大”的名头，大上海与大武汉。后者曾一度“驾乎津门、直追沪上”，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中心，号称东方芝加哥。
在内循环的大背景下，充满野心的大武汉，真的会打败广深成渝跃居中国第三大城市吗？
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1244万，有603万从业人员。其中，在国有经济单位，也就是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队工作的人数高达88.44万人。
这相当于，每7个武汉人中就有1个人端着“铁饭碗”，在体制内上班。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武汉贵为全国前十大城市，但其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排到了全国第29名的原因把。
体制内虽然安稳，但特色之一就是薪酬机制不够灵活，不会像同体量同营收的民营企业一样舍得奖励和发钱。
同为GDP万亿俱乐部成员，武汉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杭州的72%、南京的74%、宁波的75%、无锡的78%、佛山的80%、长沙的87%。
武汉的从业人员结构，其实也反映出了武汉一个深藏已久的大秘密——江城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跟吃尽体制内红利，尤其是央企红利有非常大的关系。剖开大武汉每一个支柱产业，不管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背后都能见到央企的身影。
（这里先插播一下，最近我写了三年的新书《中国城市大角逐》出版了。这是国内罕有的一本全景式扫描中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经济读物。刚上线，就荣登京东、当当网经济类新书榜前几名。家人们多多支持。）
上世纪70年代，隶属邮电部的武汉邮科院，年轻教师赵梓森在一间由厕所改造的简易实验室里，拉出了中国第一条光纤。
本世纪之交，科技部等部委组织一批专家来武汉讨论国家信息产业基地的创建。“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不远千里从东北飞过来，他强烈建议把中国光谷选在长春。这时有人把一份批示拿给他看，老爷子就不再作声了。
从此，城市的建设重心一路向东，光谷从建成区“地图外的两厘米”，蜕变成了NASA夜光分布图膨胀最快的模块之一，近十年每年就会有一个千亿产业诞生。
在这里，长飞光纤和烽火通信两家企业，奠定了光谷起步的基石——光通信产业。
长飞光纤靠荷兰飞利浦的技术起家，如今已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供应商。它所生产的G.654.E光纤，能为5G基站、“东数西算”项目提供传输支持，是国内首家、全球第三家拥有该项光纤产品的厂商。
烽火通信是仅次于华为、中兴的通信设备提供商。全国能在海光缆、海底中继器领域实现全面突破的企业，仅此一家。它所研发出的FAST动光缆，作为“视神经”，为中国天眼系统提供高空与地面之间的数据传输通道，能够支持10万次弯曲疲劳寿命，这是目前国内最高标准的100倍。
在这两家龙头的带领下，武汉一跃成为世界光通信产业的一块重要拼图，光纤光缆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25%，连续多年世界第一。
1988年，长飞光纤自成立之日起，第一大股东就在邮电部、中国国新控股、中国保利集团之间轮换更替。
比长飞光纤晚11年成立的烽火通信，同样脱胎于武汉邮科院，隶属央企中国信科集团。
领军者为“中国激光第一股”华工科技，它脱胎于直属教育部的华中科技大学。这家“部属企业”创立次年，便火速上市，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激光装备制造商之一。
在汽车行业，华工科技打破了外企在汽车激光车身焊接领域近40年的垄断，目前国内市占率高达90%。
在IT领域，一部手机70%的制造环节需要运用到激光，华工科技累计为全球一线品牌手机提供近2万套激光设备。
作为武汉激光行业的“黄埔军校”，华工科技带动了不少后起之秀。
比如说锐科激光，就是华工科技与海外高端人才闫大鹏一拍即合创办的。它的落地结束了中国不能自主研发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历史。
2011年，中国航天科工的旗下全资子公司，收购了锐科激光34%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有了央企“军工背景”的加持，它迅速成长为光纤器生产领域的佼佼者，最近5年市占率全球第二。
如今，光谷聚集了超过200家激光企业，企业总收入突破200亿元。
央属部属企业们，把武汉推上了国内最大激光产业基地的宝座。
有人说，武汉的半导体产业打一个喷嚏，全国产业的神经都会为之一震。毕竟，这里已经是国家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基地，集结了超过120家上下游的“储备军”。
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一支影响国内的队伍，同样离不开中央下了重金。
2016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大基金领衔入局，联合紫光集团等公司出资成立长江存储，作为了国家存储器基地重点打造。
作为中国第一家存储器晶圆厂，长江存储仅用短短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32层到64层，再到128层的历史性跨越，达到了一年一代的惊人速度。
如今它更是反守为攻，追平了三星、SK海力士、镁光这些传统大厂，成为世界第六大NAND闪存制造商，占全球5%市场份额。
长江存储是大基金单笔出资最大的项目，一期大基金注资超过百亿，而它成立之初计划总投资高达1600亿元。这意味着，未来国家还会继续追加投资。
如果没有中央按下了光源键，“大武汉”就不可能因光而亮。
青山区长江之侧，有一个占地21平方公里的庞大钢铁王国。这里矗立着的133处高耸建筑物，诉说着十里钢城的盛况。
1958年，当一锅锅热腾腾的铁水从一号高炉缓缓流出，“新中国钢铁长子”武钢集团就此诞生，全国年产钢量一下子从16万吨跃升至75万吨。
作为全国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武钢尤其受到中央重视，建厂投资金额高达11.7亿元。
武钢也不负众望，带领武汉的冶金工业蒙眼狂奔，彻底走进“钢时代”。
而武钢长期也是当地的第一纳税大户，推动武汉的GDP在80年代跃升至全国第四。
在国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进程中，武钢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汽车板生产基地，全国仅武钢一家能够生产2000毫米以上宽度的冷轧汽车面板；这里还实现了硅钢产品零的突破，广泛应用于水电发电电机祖、特高压变压器、核电发电机组等大型基建，让中国不再被卡脖子……
在2010年之前，武钢一直是每年全市工业产值最高的企业。而摘取它桂冠的，则是另一家央企，前身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东风汽车集团。
2002年，东风总部从十堰迁都至武汉，这只蝴蝶轻轻挥动一下翅膀，带来了一串连锁效应。
标志雪铁龙、本田等海外车企纷至沓来，产业链的完善之后，又吸引上汽通用、雷诺、吉利、小鹏等车企陆续来此建厂。
如今，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条长约13公里的“千亿大道”纵贯南北，沿线密集分布着2万家企业，包括12家整车厂、500余家知名零部件企业，营收总额分分钟过亿。
这条全球汽车工业密集度最高的轴线之一，一年产量近140万辆，汽车产业产值超过3300亿元，成为湖北万亿产业集群的核心。
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东风汽车产值达到 1350亿元，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武汉地区的产值达到1195亿元。
这两家世界五百强的产值合计2545亿元，占了武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7.1%，堪称巨无霸中的巨无霸。
如果说，在钢时代，车时代武汉均为央企唱主角，那么在化工领域亦是差不多的。
2007年，中韩两国在能源化工领域最大的合资项目落户武汉。中石化和韩国SK集团携手投产了80万吨乙烯工程，一个“化工新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这个总投资186.3亿元的湖北省的“一号工程”，给武汉带来了上下游超千亿元的产业产值，催生了10万多就业岗位，填补了中部地区没有大型乙烯生产企业的空白。
有了这次合作基础，双方决定再迈一大步合资成立公司，也就是百强榜单中第19名的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其中，中国石化手持65%的股份，SK为35%。
中石化挥一挥衣袖，给武汉带来了华中地区最大的炼油化工生产基地。
可以说，在诸多央企的羽翼下，武汉相关重工业成长为苍天大树，称霸一方，真可谓“天选之子”。
其实，放在历史长河来看，国家对武汉的鼎力支持自古就有。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修建中国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起点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卢沟桥，终点为“楚中第一繁盛处”的汉口，史称卢汉铁路。
为了给铁路配套自造钢轨，张之洞还上奏朝廷兴办汉阳铁厂。这是洋务运动中最大的项目，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2座炼铁炉。建厂耗费586万余银两，中央朝廷拨款占了三分之一。
没有朝廷的鼎力支持，这个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不可能拔地而起，更不会自此奠定了武汉的近现代工业基础，为武汉带来了工业革命的火种。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贯通，武汉犹如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经济一飞冲天。在通车的第二年，汉口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贸易额的12.4%，超过了广州和天津位居全国第二。
这条大干线耗资巨大，除了国家每年固定拨款200万两之外，清政府还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相当于3000万两。离开中央的支持，京杭铁路的出世也只会是空中楼阁。
不久之后，清王朝憋着最后一口气，推动了卢汉铁路的延伸体粤汉铁路动工，该铁路最终于1936年竣工，让武汉成为了陆路枢纽的黄金十字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一座举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为武汉加持。
1955年，中央从全国调配了13000名建桥工人，300多名技术人员，耗费5万吨钢材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
这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桥，几千年来从未被缝合的长江天堑，一夜之间成了通途。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顺利连通起来，中国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大动脉。
武汉也顺便搭上了国家战略的顺风车，曾经被江河分割开的三镇连为一体，经济大为发展。
那么，为什么从百年前到现在，中枢对武汉都如此器重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武汉的区位优势，实在太强太举世罕有了。
在农耕经济时代，水运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而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
循长江水道行进，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武汉得名“九省通衢”。
一叶舟一支浆，可以抵达大半个中国。对于深藏大陆的那些县域和小城镇，武汉是它们内外要素交换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到了工业时代，陆路乃至航空逐渐发达的时候，武汉作为中国立交桥的地位仍不可动摇。
2022年7月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正式投运，与距离不到100公里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形成航空客货“双枢纽”格局。
这是全球第四个、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却没有诞生在航空货运实力更强的郑州，着实令外界大惊失色。
要知道，截止2020年末，郑州货运航空公司31家，武汉货运航空公司是个位数；郑州货运国际航线41条，武汉包括客改货在内的国际货运航线约30条。
郑州知名货代公司151家，其中全球TOP10的国际货代公司9家，武汉货代公司数量仅为郑州的三分之一。
郑州航空港太强悍了，以至于湖北最大的出口企业武汉联想，其60%的货物都要千里迢迢，北上郑州机场出口。
不过，作为中国第一个社会资本进入机场的项目（顺丰持股46%，也是该机场的主要运营机构），业主还是看中武汉都市圈内的鄂州，而不是中原郑州。
没办法，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的绝对中心，若以武汉为圆心，一千公里为半径画圈，全国10亿人口和90%的经济总量基本都在其“朋友圈”内。
高铁4小时，可以抵达北京，上海，广深等中国大城市。
所以，在顶层设计中，武汉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受到特殊关照。
历朝历代都把武汉视为重要的战略要冲，在这里的投资一点都不吝啬。
得益于国家的托举，武汉迅速成为百年来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一颗明星。
清朝末期，作为通商口岸的武汉，轴轳千里，旌旗蔽空。从汉口出发，可直航汉堡、不来梅、鹿特丹、马赛、大阪等。
1908年，他在一份公开出版的调查情报中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从此“东方芝加哥”扬名天下。
1920年，汉口一带甚至聚集了20家外国银行和众多国内银行，成为内地最大的金融中心。
孙中山曾对武汉的未来充满了厚望。他说：“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江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自此，大武汉之火种，就在湖北的土壤上生生不息。直至1984年，武汉的经济总量仍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
后来，沿海经济带强势崛起，武汉GDP在1993年的全国总排名中只有第18名，暂时落伍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武汉成为东方芝加哥的野心，整个荆楚大地对于大武汉之梦仍然十分执着。
1999年，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公开预测，武汉、上海将是未来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之一。这个惊世骇俗的想法，撩拨起无数人的心弦。
2010年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校长赵作斌提出建议说，必须要有超常规思维和超常规发展战略，把武汉建成3000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
“这既是湖北实现中部率先崛起的关键，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和形象的必然要求。将超级大城市、经济金融中心、实体经济基地放在内陆腹地有利于国家安全。”
放眼全球，彼时北京尚未突破2000万人口的大关，3000 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更是闻所未闻，要建3000万人口的大武汉，不可谓不大胆。
最近这十几年，武汉的经济确实是一路崛起，势不可挡。
2011年，武汉因工业倍增计划，超越南京、青岛、宁波，位居第十一。2012年，又将无锡、杭州撇在身后，重新挤杀回前十俱乐部。
未来在诸多实力派央企的支持下，武汉真的会成为中国第三大城市吗？
武汉一身通天本领的练就，并非全靠自己平地起楼。来自外部的长期“提携”，只能保证武汉的下限，但决定不了武汉的上限。
与其讨论武汉是否会晋升为中国第三大城市，还不如思考下，如果这股自上而下的力量一旦消失，武汉的发展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反而更有现实意义一些。
目前，武汉作为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发挥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作用，是因为我们的交通方式还不够快。
我们需要有一个交通枢纽节点，来作为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以最大的优化整个交通网络的效率。
当我们的科技革命发生质的飞跃，比如说像马斯克设想的超高速管道磁悬浮变成现实，上千公里远的地方眨眼就到，人类行程的计量单位从“小时”变成了“分钟”时，那武汉作为中心的天元之位是不是也就失去了意义，沦为普通的城市呢？
今天的武汉的区位优势无可取代，不代表永远都是。一旦武汉丧失了“中心”的意义，武汉该怎么办？
长期以来，顶层设计的倾斜让武汉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然而，习惯了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降的武汉，城市内部的锐气似乎自始至终都不是特别高。这限制了武汉的成长空间。
第一．在1867—1942年的76年里，江汉关年直接贸易额有21年居于第三位，有55年居于第四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四大商埠之一，其余为上海天津和广州。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而大武汉的外贸似乎并没有跟着水涨船高。
2021年，武汉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359亿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仅有19%，弱于福州、南京。
毕竟清末民国，即便是远洋轮船，吨位也很小，只有一两三千吨，江运和海运不分家，武汉既是江运的港口 , 又是海运的港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爆发集装箱革命后，船舶迅速变大，武汉已沦为内陆港，进出口贸易大受限制，跟动辄停靠十万吨货轮的沿海城市无法相提并论。
2021年武汉的出口贸易额为1927亿元，在全国排第34名，仅仅相当于上游重庆的42%，是没有任何水运条件可言的郑州的57%、西安的76%，差距已非常明显。
这说明什么？坐拥九省通衢的黄金区位，为什么武汉会硬生生将一个外向型的城市打造成内生型城市？
对于系统内的资本来说，庞大的内部采购金额已经足够填饱胃口，享受舒服又稳定的日子。就算在市场竞争中，也会因为体制内身份享受超然的地位。走出去谈何容易，不仅风险大，还会产生诸多不可控的因素，何必自讨苦吃。
2019年度，武汉百强企业当中，国有企业（含央企）58家，民营企业40家，其他类企业1家。民企营业收入占比百强总额仅有26.29%。
同年，武汉市民营企业全年进出口1154.8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却达到47.3％，成为武汉市外贸主力军。国有企业进出口753.3亿元，占比30.8%。外资企业进出口532.1亿元，占比21.8%。
数据可能反映出，这座备受宠爱的城市，多年来已经习惯于有形之手，这无形当中也制约了武汉外向型生长的锐气。武汉在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和分工中，其实是比较后知后觉的。
第二近几年，根据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编著的《2020武汉发展报告》，武汉百强企业的用工基本在95人-110万人徘徊，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六分之一左右。
如此之大的体量，已不能简单说百强企业是武汉的一个窗口了，说是上半身可能要更合适一些。百强企业任何一丝变化，都会像放大器一样影响着武汉的经济。
2021年武汉百强企业当中有28家建筑及房产类的公司。中建三局、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中铁十一局、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新八建设集团、新七建设集团、新十建设集团等等。
过去二十年，中国以土地财政为支点，撬动起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
我们现在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3%，有9亿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的推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日千里，速度在放缓。
而且，我们的大基建也告别了黄金时代。这些都会对武钢、中建三局所处的钢铁、建筑行业产生影响。
武汉虽然找到了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两条万亿新赛道，但半只脚还处于传统工业，吃着过去的老本。如今全社会的投资浪潮已进入了平稳期，武汉能否走上内生性增长道路还是挺关键的。
芝加哥依靠连通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掌握了水运优势，而铁路时代，它更是纵横东西的美国铁路交通枢纽。
它们都位于国家的中部，距离海岸线都在一千公里以上，下游出海口都是本国第一大经济中心。
历史上芝加哥还因工业而兴，曾经的支柱产业也是汽车行业与钢铁行业，但由于技术更新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曾经辉煌的“制造带”逐渐沦为没落的“锈带”。
然而，芝加哥不断寻求自我突破，转身发展商业贸易、金融业、会议展览及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如今它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第三大城市。
这一切，完全靠自力更生。想要成为真正的“东方芝加哥”，武汉还有一段路要走。
当然，这座伟大的英雄之城，历史上经过那么风风雨雨之后，始终在砥砺前行，创造了不少震撼人心的经济奇迹。
武汉人有韧性、有蛮劲，而且心性如水，诡谲多变，只要给与合适的机会，主动从内部变革，一定能成为整个城市不断进取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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