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低估的个人奋斗指南：中国共产党历史

今天是党史学习心得分享的最后一篇，我们聊点实在的。

之前我在各地讲党史课，很多听众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自己应该怎么奋斗？

我的回答是：我们一点都不普通。大家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有无数的机会和可能性，中国这个市场也足够大，足够任何人施展自己的任何抱负。

很多人会继续追问：那具体该做什么呢？能做的事情当然很多，但今天就不讲那些大道理了。

我大概总结了三点，比较实操性、能结合大家工作实际，可以迅速上手去做的：

从党史的角度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点。在我党历史上，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当时，我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就是在1935年长征初期召开的。

那个时候我党刚刚遭遇重大挫折，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当时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最高三人团”的领导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

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错了就要认，挨打要立正。

遵义会议就是一个专门纠错的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历史已经有了定论：简单来说，我党的“左”倾主义错误被纠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确立了。

后世对遵义会议有个评价，叫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以上是历史教科书版本的遵义会议，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非常惊心动魄。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红军的主要领导是“最高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周恩来。

我们把时间倒回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作为三人团里的最高领导、红军的总指挥，博古在会议一开始首先发言。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领导，你带的队伍刚刚遭遇了重大挫折、打了败仗，你会怎么总结经验呢？

一个称职的领导应该积极承认错误，总结规律，提出改进意见，对不对？

但博古没有这么做，他反而搞了一场“甩锅表演”，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太强大，我方的武器装备太落后。基本不找主观原因，只找客观原因，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你觉得这个时候，会场里的其他同志会怎么想？答案显而易见：哪怕在今天，作为领导，不管你是大领导，还是小领导，推卸责任都是工作中的大忌。

当时在会场里的其他同志们，就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也为后来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领导权被撤销，埋下了伏笔。

回到今天，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其实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遭遇挫折太正常了。

打个比方，你要开拓一个新城市的业务，这叫做“事儿”，但事儿要往前推进，会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上级给不给支持，下属卖不卖力，资源够不够，时机对不对。

再比如，万一出现了意外情况，比如碰上疫情，“事儿”推着推着，你可能会发现，事儿推不下去了，因为某个资源还没有到位，或者领导还没有明确给支持。

然后有人就会对自己说：好，我就等着资源到位了，领导给支持了，我再去推动这件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大概率是这个“事儿”就黄了。这叫“事儿推人”，因为你在等着这件事自行发展，满足某些条件，然后再去达成它。

1935年的博古也是这样，“事儿”没办成、没办好，把原因全部归结于外部因素。这么干，不但对“成事儿”于事无补，还会丧失自己的威信。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反过来，“人推事儿”。

“人推事儿”的意思就是：既然确定要做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个事儿的最高负责人，这意味着我的权责是在更高维度的。

所以，我的合作方也好，上级领导也好，平级的同事也好，各种外部条件因素也好，在这件事儿上，他们都是我的下属，都是被我调动的资源。

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事儿做成做好，而不是我要看他们的态度，给不给支持，条件够不够，才来决定做不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当时是怎么做的：

早在1932年举行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就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当时的毛泽东，眼睁睁看着革命事业陷入了危急时刻，但因为没有指挥权，根本无能为力。

要是毛泽东也秉承“事儿推人”的想法，任由事态发展，最后的结果难以想象。但当时的毛泽东显然没有坐等“事儿推人”，而是积极地“人推事儿”。

因为最大的事儿只有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既然博古、李德没有这个能力，那就应该改变策略，改变错误的领导方式。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毛泽东就主动要求和张闻天、王稼祥同行，去讨论革命的形势和未来的对策。

真理不辨不明，大家在路上你一言我一语，越来越有默契，最后就达成了一致，毛泽东争取到了同志们的关键支持。

为了挽救我党的事业，为了成这个“事儿”，毛泽东没有消极不干，也没有盲目蛮干，而是先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再加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为最高指挥一上来就推卸责任，大家对此非常不满。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都站了出来，纷纷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

但光批评肯定是不够的，毛泽东也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光是批评，还给出了解决方案——不装了，我摊牌了。这下大家都心悦诚服了：博古、李德不行，毛泽东行，那就谁行谁上。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才正式得以确立，这才有了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以及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

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我漏掉了一个人？在之前的最高三人团里，还有一位重要成员：周恩来。

博古推卸了责任，周恩来是怎么做的呢？

周恩来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而且同意更换领导班子，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会成功。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能主动承担责任，这不是一种天生的素质，而是一种后天的能力。

这一点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出了错惹了祸，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跟自己扯上关系，都急于撇清关系，扯皮推诿，这都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

但实际上，你越是这么干，你在上司和下属的心中，你的地位和形象就会越低，越不被信任。

博古推卸了责任，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周恩来呢？他不但主动承担了错误，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同意更换领导班子，还甘愿从毛泽东的上级变成了下级。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尼泊尔见过周恩来的英国人狄克·威尔逊就说：

著名的英国籍华人作家韩素音也说：

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的担当和格局，大家不会因为他之前犯了错而看扁他，反而更加尊重他，认为他是一个实事求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在之后的领导班子里，周恩来仍然被推选为核心成员。

所以，之前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什么叫成熟？出了错敢于承担责任，就是成熟的前提。

讲到这里，就要提到两本书：一本叫做《极端领导力》，它是由两名美国特种部队的退役长官共同执笔，也是一本《纽约时报》的超级畅销书。

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身为领导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承担全责的能力。说的极端点，就是你承认错误，甚至是背黑锅的能力。

作为领导，如果出了事就怪别人，别人也会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推诿扯皮的态度就会互相传染，最后团队一事无成。

实际上，只要队伍没带好，就算是别人的问题，作为领导，也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从自身找原因。

因为领导力的定义，不是一个人单独领导一支团队；而是从上至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协同合作，一起把队伍带好。

书里面有个例子，当时美军在伊拉克打仗，结果出了一次战斗事故，搞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结果误伤了友军，一死一伤。上级雷霆震怒，要问责。

其实这事儿，并不关作者的事儿，虽然是他手下的兵惹的祸，但他当时并不在现场指挥。

 △ 《极端领导力》的两位作者

结果，就在上司问责的时候，他第一个跳出来，说：这事儿是我的责任，虽然我不在场，但是作为这些人的领导，我的兵出了事儿，当然是我的责任。

他大包大揽，把所有锅背下来了。结果，上级不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你明明可以把责任推到下属身上，但你却主动承担了所有责任。

领导相信，谁都可能犯错，但犯了错不逃避，反而主动承担，然后仔细整改，说明这位同志有觉悟、有担当，可以委以重任。

所以，能直面你的错误，主动承担错误，是当领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素质。

在另外一本书里，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这本书叫《一生的旅程》，作者是迪士尼的前任CEO罗伯特·艾格，他也是全美最成功、最德高望重的企业家之一。

艾格还在迪士尼当CEO的时候，美国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里，发生了一起鳄鱼袭击男孩的事件。

正常情况下，对于迪士尼这样的大公司，就是发布声明道歉、整改、赔偿，走法律流程就好了。

迪士尼也这么干了，但作为当时的CEO，艾格觉得，自己必须跟男孩的家属直接通个电话，真正去承担起责任，承认错误。

但是从公司法律的角度来说，他绝对不应该这么干。因为从法律层面，必须要把任何可能加重公司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言论，降到最低。

艾格作为CEO，他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跟这家人打电话，甚至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不应该打。

但最后他不但打了电话，还非常诚恳地向家属道歉，告诉他们，他自己也是一个父亲，他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他听到家属的父亲哭着说：“答应我，我儿子的死不是没有意义的。答应我，你会尽一切力量，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

当时艾格听了之后，泪如雨下，说自己一定会做到。

但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说，他这样回答对方，一定程度上是在承认迪士尼工作的疏漏，这在之后的赔偿流程里面，是非常不利的。

但艾格还是承担了错误，这个举动其实赢得了所有人，包括同事、下属、合作方、社会舆论，甚至家属在内的尊重。

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后续，书里没有说——后来男孩的家属没有起诉迪士尼，他们在庭外达成了和解，赔偿金额据说是1千万美金。

但实际上最早事件爆出来的时候，外界猜测家属告上法庭，迪士尼至少要赔1个亿。

不起诉不闹大不漫天要价，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家属对艾格当时道歉的尊重，以及对迪士尼的谅解。

另外，多给自己找麻烦，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对于青年一代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同样还是借用《毛泽东传》里的一段话，来看看青年毛泽东是怎么锻炼自己的：

再引用一段青年毛泽东在给《湘江评论》当编辑的时候，跟他同为小学老师的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当编辑的情境：

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么恶劣的环境，这么大的工作量，如果是你，做不做得到？

关键是，毛泽东是迫于生计才这么做的吗？并不是。

一来他是为了宣扬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二来这就是他给自己的刻意练习，给自己找的麻烦。活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媒体小编。

但也只有这样，他得到的锻炼才是最大的。

再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

我有个朋友，是一家顶级管理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目前还操盘着一家大型餐饮连锁。

但他刚进那家公司的时候，没有背景也没有靠山，一开始做的就是最基础的工作。

前段时间，我跟他聊天，我问他：“你是怎么这么快得到你们领导的赏识，一路升到高级合伙人的？当年你做对了什么事情？”

他很谦虚：“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因为项目的关系，有几次跟董事长一起开会和出差。

结果董事长发现，我干事儿特别靠谱，结果就慢慢地信任我。到最后，我就成了董事长最信任的人之一。”

我继续追问：“你到底做了什么特别靠谱的事情呢？”

他继续谦虚：“也没什么，就是比如第二天董事长要跟客户开会，我会提前一天做功课，把这个客户和他公司的情况做一个梳理：

包括公司的经营情况、客户的籍贯、爱好、过往的职业经历、有可能的共同点，有可能碰撞出的火花，都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放在董事长办公室的桌上。他看不看我不管，但我一定每次都会做。

然后每次跟客户开会，我会提前把车准备好，董事长几点下楼，我要提前几分钟让司机在楼下等，时间要掐得刚刚好，既不会因为车等太久吃罚单，也不会出现董事长下楼车还没到的情况。

再比如，去外地出差，董事长的所有的酒店、机票我都提前安排好。也就是说，如果我跟在董事长身边，董事长就啥也不用操心了，我全都能安排得非常妥当。”

我忍不住问：“你这干的事情，这不是秘书干的事情吗？你当时的工作职责还包括董事长秘书吗？”

他说：“不，董事长有秘书。我不是秘书，但是我干的，比秘书干得还仔细。”

我马上明白了：他把非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非专业内的工作，做得比专业的人还要专业。这种人，领导不信任你，信任谁呢？领导不提拔你，提拔谁呢？

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做，重复的事情用心的做。坚持下去，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好了，开头说的几点心得讲完了，最后我还想再讲两个人。

第一个人叫邓磊，他是全国青联委员、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科和重症科的医生，也是之前和我一起去井冈山参加培训学习的同学。

邓磊为人非常朴实低调。在井冈山学习期间，有天晚上我跟他聊天发现，原来他是全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

这种荣誉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我好奇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

他说：也没什么，就是当时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第一批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在大年初一踏上征程，入驻武汉，去接管病情最重的患者。

因为我是武汉人，当时一听就很激动，问了他很多细节。他说：“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这就是作为医生的职责所在。”

但其实那个时候，所有人对武汉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去了之后压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时邓磊所在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接到任务，也是先询问医生们，谁愿意报名去武汉？邓磊主动请缨：我去吧！

后来他回到家，告诉了媳妇儿。媳妇儿沉默了很久，说：“你去之前，有什么要交代的，还是先交代一下吧。“

邓磊说：当时他听媳妇儿这么说，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但有句话叫做：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以肉体凡胎，去跟死神抢时间，这样的逆行者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什么叫勇敢？勇敢不是不会害怕，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但面对危险和死亡，是理想信念战胜了恐惧，让他们挺身而出，挡在了所有人的前面。

当时的我，是含着泪听完邓磊的故事的。

所以，成功是什么？成功不是当上CEO赢取白富美。不管你做的工作是什么，是否平凡，只要你不平凡，你的内心不平凡，你就一定会成就不平凡。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讲一个人。在我看来，这个人就是“成功”这个词的最佳代言人。

就在前不久，因为他的离世，举国上下无比悲痛。

袁隆平院士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奋斗到了最后一刻，没有锦衣玉食，也没有家产万贯，政府送给他一栋别墅，结果被他改造成了科研基地。

袁隆平特别反感“退休”这个词，他说：“我不会退休的，退休干什么？我又不是动不了了。”

其实，就在2021年3月，90多岁高龄的袁隆平还在海南三亚的杂交稻研究基地考察工作，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之后就一直没有康复。

直到5月22号下午1点07分，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连丧事都是一切从简，不想麻烦大家。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袁隆平来的时候我们国家缺医少粮；他走的时候，中国人民医食无忧。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怎么会有吃不饱饭这种事？

甚至前段时间还出现了，为了给某些综艺节目上的偶像打榜，把白花花的牛奶倒掉这样的事情。

对于这些人，我只能送他们一个表情包：

“都怪我让你们吃的太饱了”这个表情包，还真有记者拿去给袁隆平看。他看完笑了笑，然后很认真地说：“你们年轻，不知道没饭吃有多惨。”

1960年前后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经济本来就落后，又遇上天灾导致粮食短缺，结果活活饿死了几千万同胞。

在《袁隆平口述自传》这本书里，他亲口说：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袁隆平后来暗自发誓，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自己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为了这个目标，袁隆平奋斗了一辈子。而他奋斗的成果，就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饭碗里。

其实，还有很多这样老一辈的奋斗者，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和努力，才有我们今天的中国。

他们为国家扛了一辈子的担子，其中有一些，就像袁隆平一样，准备把担子扛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中还有一些，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王绶琯院士 1月28日 享年98岁

沈忠厚院士 2月5日 享年93岁

周毓麟院士 3月2日 享年98岁

程镕时院士 2月07日 享年93岁

周又元院士 3月12日 享年82岁

彭士禄院士 3月22日 享年95岁

沈善炯院士 3月26日 享年103岁

谢毓元院士 3月27日 享年96岁

李京文院士 3月31日 享年88岁

闵桂荣院士 4月28日 享年87岁

刘兴土院士 5月6日 享年85岁

夏德昭院士 5月20日 享年104岁

杨伯达副院长 5月21日 享年94岁

吴孟超院士 5月22日 享年99岁

袁隆平院士 5月22日 享年91岁

……

他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化作了天上最亮的星星，继续照耀我们，指引着未来奋斗的方向。

在向他们缅怀和致敬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当这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名字相继离开我们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

最近电视剧《觉醒年代》全网爆火，有观众在弹幕里催更，问什么时候出续集？有网友回答：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但不要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并不容易。未来还有更多的艰难险阻，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最后，我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自《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与大家共勉：

（本文根据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年宣讲分团“百人千场”宣讲活动《从党史中汲取个人奋斗的力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