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蒋校长（ID:jiangxiaozhang666）
撰文：垂直冷弹射
1978年夏，电影院开始放映古装戏《红楼梦》，已经十年没看过古装电影的义乌人如获至宝，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即便每天连排五场，现场依然座无虚席。
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女子拿着一台借来的旧相机，对着银幕上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不时地按下快门“咔咔”作响，引得一旁坐席的观众一阵侧目。
01.
第二天，放映《红楼梦》的影院依旧熙熙攘攘，但是门前的石板上却多了一个地摊。
一个胸前挂着绿挎包的女子兜售的竟然是当时的“稀罕货”——印有“宝黛钗”的《红楼梦》黑白相片和明信片。
这些相片一块钱一张，不算便宜，但对于看完电影却又觉得心里空落落没有什么纪念的人们来说，非常解渴！
于是这名女子被人群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相片和明信片很快被一抢而空。
这名叫何海美的女子正是前一天在影院“偷拍”的人，这些相片则是她连夜冲洗出来的。
▲ 《红楼梦》林妹妹剧照
是当时销量最高的相片
而冲洗相片拿出来兜售的主意，则是受了她参军的哥哥回家探亲时带来几张当时的明星剧照后，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纷纷打听什么地方能买到这类剧照的启发。
电影《红楼梦》在义乌放了三天，刨去洗相片的成本和给看车小孩的分成，何海美净赚三十几块，这相当于她丈夫一个月的工资。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还不明朗，何海美其实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那时，做生意必须“打游击”，倘若碰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人，就会“全军覆没”。
▲何海美（右二）和一些商贩
在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就在何海美三天赚到丈夫三十天工资之后不到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
“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
风，突然有些暖了。
此时的何海美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这第一批个体户无意中竟然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
02.
义乌位于金衢盆地东部，地理上位于浙江省的几何中心位置，东、南、北三面环山，义乌江从东向西穿城而过。
义乌江向西的流向与中国江河向东的主流相悖，仿佛预示着义乌人敢于“逆流而上”的刚勇性情。
▲义乌市地形图
在义乌，中低山和丘陵的面积占到90%以上，耕地则多为质地黏重的黄土和红土，保水保肥性都很差，不利于农业种植。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经商成为了义乌人唯一的出路。
义乌经商历史悠久，素有“鸡毛换糖”的传统。所谓“鸡毛换糖”，就是用熬制好的红糖去换鸡毛、鸭毛、鹅毛。
义乌江边，适宜糖料作物甘蔗生长，义乌人便在江边大量种植甘蔗。
有了甘蔗，就可以制糖，从宋代开始，义乌人便凭借精湛的制糖技艺制作红糖。
▲义乌的古法制糖
现已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义乌县志》载：
“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利。”
禽类羽毛被义乌人带回家，与草木灰、人畜粪便等一同制成“塞秧根”的肥料，逐渐改善了土地瘠薄的问题。
质量上乘的羽毛，则被用来扎成鸡毛掸子，作为这条“产业链”用以盈利的副产品。
▲拨浪鼓、扁担和两头的货筐
是典型的“糖担”形象
随着“糖担”队伍不断壮大，义乌逐渐形成了以拨浪鼓为“图腾”、分工组织明确的“敲糖帮”。
“敲糖帮”的业务不再限于鸡毛和红糖，而是转向义乌山区一直短缺的小日用百货。
新中国成立后，“敲糖帮”虽逐渐萎缩，但并未彻底绝迹。
▲义乌《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经营许可证》
由于人多地少，每逢春节前后，仍有不少义乌农民挑担外出，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摇着拨浪鼓，“鸡毛换糖”。
03.
改革开放的东风拂过，商品经济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便出现在了位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镇集市。
在当时，所谓的廿三里集市只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只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由于是大家自发组织的，规模始终也没有多大，按照传统，每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
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所需之物。何海美就曾经在这里赚下了第一桶金。
▲廿三里集市上的摊贩
与何海美一同摆摊的还有冯爱倩、陈萍（纽扣大王）等老一辈义乌企业家。
改革开放初期，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的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思是：“明管暗放”。
说白了，有些人还是怕犯“方向性”的错误。
于是，和“打办”斗智斗勇便成了何海美、冯爱倩、陈萍等第一代个体户的家常便饭。
1982年5月，受够了“打办”气的冯爱倩鼓足勇气，在义乌县委旁边的理发店门口堵住了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路。
带着委屈与气愤，冯爱倩责问谢高华为什么政府不允许农民摆摊？
“老百姓吃不上饭就得找当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摆，不同意我也要摆！”
撂下这句话后，作为5个孩子的母亲的冯爱倩边往外走边哇哇地哭了起来。
▲为顾客挑选帽子的冯爱倩
冯爱倩的“斗胆直言”给了谢高华极大的冲击。
谢高华决定开展重点调查研究、了解更多情况。他带着工作人员往稠城等义乌各个乡镇和农村跑，了解群众诉求。
4个月的调查后，谢高华认为义乌“鸡毛换糖”的传统或许是能够脱贫致富的一大优势。
▲谢高华（右一）开会讨论
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
1982年8月25日，专为设立新市场而组建的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发布了一则《通告》，明确宣布：
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另一个在廿三里镇。
彼时，十几张手抄的《通告》沿街张贴，前来报名登记摆摊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把当时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市场开放当日，有口述史记载：“当1982年9月5日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业时，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彩旗飘飘，没有领导在现场露面。数以百计的商户在露天的场地里默默摆着摊，彼此心照不宣。”
▲1982年9月5日
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开张
这在当时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大胆举措，相当于肯定了专业小商品市场的合法性。
这位时年51岁、已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内心清楚，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规定和无先例的前提下，作出这样的决定要担什么样的风险。
但面对提醒，谢高华毅然拍板明确表态：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谢高华表示，当时的义乌老百姓太穷，太可怜，“冯爱倩冒着风险和我‘争吵’，不就是想求一条活路嘛？”
从1982年仅有数百户小商户摆摊，到2020年把出口额做到3006.2亿元，义乌似乎在应验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的那句台词：
“鸡毛很贱，但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鸡毛也很轻，但只要有点风，它就能飞上天。”
2007年10月20日，已经退休12年的谢高华从衢州出发，参加一年一度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
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上百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车身上一律挂着“饮水思源”四个字。
自发迎接谢高华的都是义乌小老板，他们因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而致富，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念谢高华老书记。
感谢这位勇于开拓的共产党人。
04.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1982年的稠城小商品市场算起，39年间，历经五代更迭，其间8次搬迁、10余次扩容。
商海沉浮，风云变幻之中，既迈步向前，也风云不断，有悲有喜，亦有悲中见喜。
陶海弟，人送外号“拉链大王”，1965年生人，17岁开始去江西等地走村串户做“鸡毛换糖”生意。
19岁在湖清门马路场摆杂货摊，经营过程中发现拉链具有巨大优势，于是开始经营拉链，成为义乌最早的拉链经营者之一。
1994年，完成原始积累的陶海弟征地2.5亩，投资300万元，创办义乌伟海拉链有限公司。
由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过硬，产品供不应求，又于1996年在义乌经济开发区征地25亩扩大生产规模。
投产后，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拉链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占据了1/3的国内出口份额。
▲陶海弟
楼仲平，人称“世界吸管大王”，也是1965年生人，年仅14岁便辍学跟随父辈去往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弋阳“鸡毛换糖”。
经历过二十几个行当但又一事无成后，于1991年回到义乌，开始考虑找一个稳定的行业安身立命。
正好彼时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刚建成，楼仲平拿到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
▲1997年楼仲平工作照
1993年年底，恰逢一个做吸管的老板想把手上做吸管的机器卖掉。
楼仲平随即在1994年就凑齐了5万元购置二手的半自动生产机器，他和妻子二人租用了两间民房，又雇了几个工人后就开始了创业之途。
与几乎所有最开始在义乌发家的企业家一样，楼仲平的生意也是主打薄利多销的策略。
毕竟一根吸管只卖0.8分钱，去掉成本之后，纯利润大概在10%，也就是一根吸管就赚0.08分钱，100根吸管赚8分钱。
▲双童商标
虽然单件利润极低，但楼仲平的“双童”工厂，每天生产出来的吸管至少有20吨，利润自然就上去了。
此时，薄利多销是义乌小商品致胜的法宝，陶海弟的拉链生意也不例外。
历史又仿佛商量好的一样，随着国人品牌与自主知识产权意识的萌发，伟海拉链与双童吸管这两大自主品牌，相继拥有了自己的产研团队。
陶海弟的伟海拉链成立了义乌拉链行业最早的研发中心，拥有30余名研发人才，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并与上海模具研究所等国内院校合作研发。
▲伟海拉链
随后几年，伟海拉链产量越来越大，高峰时期年产拉链可绕赤道200圈。
楼仲平则闷头研究，从情趣化、功能性、娱乐化三个方向做了创新设计和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到2009年11月17日，第一批37项专利获得通过，这就已经占据了世界上吸管专利的三分之二。
这些创新为双童吸管带来了很高的溢价，比如传统吸管每支6~7厘钱，双童一款可在关节处折出各种花型的艺术吸管在2009年时就能卖到1毛钱。
有些适用于特殊使用场景的吸管更贵，比如，一支“爱心吸管”适合在婚宴等场合使用，零售每支8元左右。
在吸管上的心形结构中，竟然装有水流止回阀和过滤装置，仅水流止回阀就有4项自主知识产权。
在双童厂区的吸管博物馆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吸管超过三百种，有四十多种创新产品“独此一家”，用楼仲平自己的话总结就是：创新来自于差异化。
在时代面前，人人机会平等，楼仲平与陶海弟的命运分叉口出现在2006年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
陶海弟不满足在拉链方面的成就，在看到身边的朋友都介入房地产业之后，便投入大量资金进入房市。
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连锁影响下，陶海弟面临资金链短缺的问题，虽幸得有关部门相助勉强过关，但此后“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昔日的拉链大王。
2014年，国内房地产行业终结了高增长态势，一些区域房价下行，已在房产领域纠缠许久的伟海拉链再次遭遇危机。
由于窟窿太大，这次陶海弟未能脱局，伟海拉链被一家有着国资背景的企业托管。
而与此同时，坐拥诸多专利、始终专注主业的楼仲平却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早在2005年，他就意识到白色垃圾已经成为人类公敌，于是研究出以淀粉为原料的可降解吸管。
2018年，全球各国陆续颁发“限塑令”，欧盟、日本、韩国多个市场禁用塑料吸管，吸管行业迎来革命之年。
双童的“淀粉吸管”销量瞬间暴增1000%，热销海外。
万物转化皆有规律，危机中有危，却也蕴含机。
05.
近些年，受外贸结构调整和电商市场冲击，加之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迫使义乌的企业不得不进行转型。
在资金、技术、人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小工厂开始倒闭，部分劳动力也被淘汰。
尤其是疫情之下，潮水退去，义乌也露出了曾经被繁荣掩盖的危机。
“义乌错过产业升级的时机，没自主核心技术的产业，产业链相对还是落后”，有人评论认为，义乌之前的模式实际上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次疫情危机也是逼迫义乌转型的机遇。
义乌到底还有没有前途？
其实，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
义乌尽管只是浙江内陆的一个县级城市，但是作为世界小商品采购平台，中国的外贸门户之一，谈论义乌就不能仅仅从义乌本身出发，还要考虑世界产业格局，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
2012年中国在义乌设立国际贸易特区，又将义乌设立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这本身就是国家层面对义乌的肯定和政策支持。
▲2012年10月
网上商铺“义乌购”上线
义乌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义乌，离不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背景。
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不仅在于劳动力，更在于齐全的产业门类。
发达国家是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主动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东，非洲，南美，中亚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又没有完整的工业基础。
只要这一点不改变，中国的尤其是义乌的小商品贸易就会一直存在。
从浙江省贫困县，到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40年，毫无疑问是无比励志的40年。
回望过去40年，身处曾经“最不可能地带”的浙中义乌，却是在一路走富、走强、走大，并成为世界小商品中心。
历史的长河中，有人顺势而为，有人矢志坚守，但无论以何种姿态，都既行走在时代的脉搏上，也在无声地塑造着脉搏的走向。
这40年的义乌，像极了一个资质平平的少年，他知道自己又穷又不漂亮，并非天选之子。
但他像何海美那样有机会就死命抓住，像冯爱倩那样就算会挨骂也要斗胆一言，像谢高华那样敢于喊出“出事我来担”的豪言，像楼仲平那样忍受寂寞潜心做好自己的产品。
他在外界不断的质疑中，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义乌，何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又何尝不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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