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的一场预演：绥远铁拳如何重创伪蒙政权？

1936年12月4日，北中国严冬已降，凛冽寒风中，记者方大曾从北平启程，踏上西行的火车。他此行的目标是全国瞩目的抗战前线——绥远战场。那是个令人难忘的寒夜，“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方大曾《绥东前线视察记》）

七七事变前6年的局部抗战中，成战役规模的有3场：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三场局部战争都与日伪政权有关，到1936年，绥远硝烟再起，阴谋背后的黑手仍是日本关东军，但他们一改此前亲自上阵的做法，而是将德穆楚克栋鲁普的伪蒙政权推上火线。

1902年，德穆楚克栋鲁普生于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苏尼特右旗，父亲是当地札萨克（蒙古语“执政官”之意），亦是那木济勒旺楚克和硕郡王，成吉思汗第47代孙。1908年，那木济勒旺楚克亡故后，德穆楚克栋鲁普继承其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与和硕郡王的爵位，人称“德王”。

伪蒙军头目德穆楚克栋鲁普

1936年2月22日，在西苏尼特旗王府的一个新搭的蒙古包中，德王等一干“蒙古汉奸”们匆匆忙忙地召开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的会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代表关东军前来“祝贺”，参加会议的还有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扎布、李守信、吴鹤龄等人，此时起，德王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国民政府中央的管控。几个月后的5月12日，在化德县嘉卜寺内，德王宣布“蒙古军总司令部”正式改为“蒙古军政府”，自任伪“总裁”，同时宣告改元易帜，改用所谓“成吉思汗纪元年号”，即从成吉思汗即位之年算起，至1936年称“成纪”731年，悬挂起军政府的“四色七条旗”。伪政权建立后，聘请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德王还将化德县改为“额尔德木索雅勒图浩特”，汉名为“德化市”，这是因为极端迷信的德王认为化德之名对自己不吉利，德化则取“施德政泽化一切”之意。

伪蒙政权的炮制过程中，关东军安排李守信部队参加伪军政府。这个李守信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特右旗，据说祖上本为汉人，后入蒙古旗下。早年在奉军当过骑兵团团长，1933年率部投敌，曾任“热河游击师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麾下有近1万人的部队，并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八县。关东军给德王安排的另一个汉人盟友是土匪头子王英。1933年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时，王英也是其中一支（游击第1路军），但实质是土匪武装，匪首王英于1935年投降日军。“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田中隆吉根据关东军总部指示，提供资金给王英招兵买马，很快拼凑了一支5000余人的队伍参加德王的伪政府，名曰“西北防共自治军”。

在关东军帮助下，伪蒙政权拥有了基本部队“蒙古军”，下辖两个军，第1军以德王为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辖第1、2、3、4师和一个直属炮兵队。第2军军长仍由德王兼任，辖第5、6、7、8师及警卫师、炮兵队及宪兵队。两军总兵力共计1万余人。后来，关东军授意将王英的土匪部队5000余人改编为“大汉义军”，辖5个旅，由石玉山、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杨守诚分任旅长。一支汉奸部队顶着“大汉义军”这么个大义凛然的番号本身就很怪异，成军誓师时，匪首王英还大言不惭地宣称“阎（锡山）傅（作义）二逆，认贼作父，狼狈为奸，祸国殃民”“不仰卧中原之英烈，何兴我大汉之民族”。滑稽感十足。

关东军为德王的伪政府添砖加瓦，如此卖力，当然不是纯友情援助，而是要将他们作进犯绥远的先锋队。如同5年前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侵略绥远的计划也是关东军的私兵行动，并未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意。虽然自首相犬养毅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杀后，日本内阁政治已宣告死亡，但军部当国的时代，国内外重大行动皆出自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的指令，而侵略绥远的行动连大本营也没有表示支持。本土军部的高层不主张过激进犯，应步步为营。但“暴走”后的关东军早就是一门自走炮，哪里还管大本营的意见。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起草了《绥远工作实施要领》，由日本特务部队组成“谋略部队”去“帮助”伪蒙政权。他们将夺取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目标。

伪蒙政权成立当月，关东军参谋部即确定了对绥策略的几种预案，即目前作战，以不引起冀察战争为主，待两月后形势顺利再图发动。如果战争打大了，冀察军与晋绥军同时迎击，华北驻屯军则投入作战，再以伪军为辅，将冀察、平津作为决战之地。若仅有晋绥军迎战，华北驻屯军则不动，继续监视宋哲元部，绥远方面以伪军为主力进攻。计划敲定后，日本关东军于6月6日开始给德王盘踞的百灵庙运送大量煤炭、面粉、汽油和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准备进犯绥远。日伪一再挑衅，目的正如田中隆吉所言——“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

8月1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进犯兴和县，遭傅作义第35军与骑兵第2师的反击，伪军被击毙百余人，副司令马子玉被俘。次日，傅作义赶赴集宁，令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部反击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王道一部，将其击溃，逃回商都的王道一被关东军枪毙。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2万余人进犯绥东陶林地区，15日进犯集宁，与傅部发生交战。冲突日益频繁，绥远战事的涟漪已波及千里之外的南京。

1938年10月23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右三）率伪“蒙疆使节团”到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

绥远大战来临前，除了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隐蔽战线上的交锋也十分激烈。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派遣大量情报人员潜入敌伪中，对伪军展开策反工作。9月下旬，戴笠接到报告，说化德日本特务机关于22日召开军事会议，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参谋田中隆吉、伪蒙顾问田川以及德王、李守信、王英等皆有到会。情报人员还搞到了日伪的作战计划，即“一、王英部编为五千人，所属骑兵六团，即由王英率领经百灵庙向五原推进。二、李守信部担任沽源经万全尚义一带之防务；德王部担任由尚义至商都一带之防务；又王英部步兵六团担任由商都至百灵庙之防务，并限令相机随骑兵推进。”

伪蒙军侵绥野心昭然若揭，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国军出击打击伪蒙军，对内可以振奋军民士气，对外也能敲山震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军势力能名正言顺地进入绥远。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汤恩伯，让其抽调三个师驰援绥远。几天后，傅作义等人的报告中称，关东军有可能调兵加入伪蒙军，协助伪匪侵蒙，对此，蒋介石还想扩大入绥兵力，他认为如果敌人只是伪蒙军，晋绥军足以应付，但若关东军直接参与其中，此战即有可能扩大至整个华北，甚至中日全面战争，非投入中央军不可。傅作义也认为绥远地位特殊，情形复杂，日本肯定不会轻言放弃，所以应改变以针对伪蒙为作战对象的策略，最好以日军为对象，“多准备有力部队及飞机、战车”，准备大打。

20日，蒋介石吩咐张群转告日方，要他们约束关东军，切不可扰乱中国政府在绥远的行动。同时急电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要他速调关麟征的第25师至咸阳候命，准备增援绥远。21日，蒋介石又致电阎锡山，告诫其在绥远务必采取攻势，先发制人，要表现出中国方面保卫绥远之决心。不过阎锡山对于日方介入一事的看法却与蒋介石不同，蒋介石认为日军越是以卷入绥事相威胁，中国就越要强硬抗战使其知难而退，而阎锡山等人却“越是注意到日军有卷入的可能，就越是担心太过强硬反而会惹恼日本人，为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口实”。结果就是阎锡山的增援行动与作战计划迟迟不能出炉，蒋介石一再催问无果，决定亲赴太原与阎锡山“面商一切”。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左）与骑兵司令赵承绶（右）在归绥合影

当阎锡山等人对蒋介石先发制人命令犹豫不决之际，伪蒙军也陆续由察北向绥远境内的百灵庙、商都、南壕堑大举调动。中央军方面，汤恩伯的第4师、第89师以及第72师自10月21日起从陕北清涧、延川一带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动，双方都在向绥远增兵，战事一触即发。11月8日晚，国军召开秘密会议，傅作义对部下表示出决战的决心：“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11月11日，绥远各路大军已到位，阎锡山发布作战序列命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下辖第35军、附第205旅、独立第7旅等部队。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下辖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下辖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下辖第70师等。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下辖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尽管备战工作已完成，但蒋介石和阎锡山就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的问题上依旧争论不休。此时，伪蒙军率先动手，于11月13日炮击兴和的国军阵地，14日，“大汉义军”司令王英也发表所谓的《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推翻国民政府，打倒蒋介石，当晚即率部从商都出发，向红格尔图悄悄推进，战争序幕已拉开。

1937年10月21日，在包头的伪蒙军骑兵部队，他们的制服与日军相似

11月15日，在关东军支持下，有恃无恐的伪蒙军发起进攻，绥远抗战正式打响。日方扶持德王等人是想“以华制华”，而德王这个伪蒙政权有样学样，也来个“以汉制汉”，利用王英的“大汉义军”打头阵，3000余名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向绥东战略要地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在进攻红格尔图前，王英自我感觉良好，对所部训话时称自己是雄鹰，而红格尔图是兔子，鹰捉兔子无往不利。的确，王英有他自信的理由，进攻红格尔图的“大汉义军”有3000余人，而傅作义部的守军仅有400余人，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加上有飞机和炮火支援，胜利当不在话下。

进攻当日，天降大雪，无形中增加了“大汉义军”进军的难度。我方将士则以之前修筑的工事为依托，沉着应战，一次次抵挡住王英伪匪军之进攻。最奇者，16日的战斗中，我方士兵竟用步枪击落一架敌机，既打击了敌伪气焰，又让守军士气为之一振。“大汉义军”信心满满地风雪奔袭，计划3小时就能拿下目标，但几次战斗下来没有丝毫进展，连续13次进攻都被打得铩羽而归，愣是拿这区区400人没办法。情急之下，王英竟想出个“奇招”，让自己的士兵披上羊皮，假扮成羊群接近中方阵地。结果这群“披着羊皮的狼”刚接近阵地就被我军士兵识破，机关枪突出火舌，阵地前成了“羊群”屠宰场。此时受傅作义密令的赵承绶率骑兵对“大汉义军”发动奇袭，使之腹背受敌，苦不堪言。18日，国军各路援军发动总攻，短短6小时内，骑1师就胜利进入红格尔图，敌伪溃不成军。红格尔图之役是绥远抗战的第一场大战，此役“大汉义军”损失1000余人，傅作义部以少胜多，以400人抵挡住敌军3000多人的进攻，全军士气大受鼓舞。

当红格尔图守军大败敌伪军时，蒋介石乘飞机抵达太原，18日上午出席阎锡山主持的会议，主要研究日方态度与举行绥远作战之必要。此时蒋介石坚决主战，他在会上说服阎锡山等人，最终制定了彻底解决百灵庙、商都和张北三地之地的方针。随后，蒋急电航委会，命周至柔安排空军做好进攻准备，“张北与商都百灵庙各敌皆无空防，我军若能出其不意，则必可与其一最大打击”。

就在空军准备出击时，蒋介石收到傅作义发来的电文，称红格尔图的敌军被击溃后，有大量敌伪部队增援商都，故而夺取商都的机会已失，目前只宜将夺取目标定于百灵庙。傅作义用了两天的时间制定好百灵庙作战计划，预定24日袭夺。蒋介石对此也甚为欣慰和支持。

11月23日午夜，百灵庙战斗如期打响。傅作义以骑兵师师长孙长胜为前敌总指挥，第211旅旅长孙兰峰为副总指挥，率骑兵第2师（3个团）、第211旅（两个团）、第70师刘效曾团等5000余人，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向敌军发动全面进攻。战斗打响后，在伪蒙军中充当顾问的日本特务胜岛角芳指挥伪军部队凭借坚固工事顽抗，但他却没想到，此时的堡垒内部已出现裂痕。事前在中方特工人员的运作下，伪蒙军中已有不少人被策反，随着战斗打响，这些官兵阵前起义，伪蒙军迅速崩溃，胜岛与伪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等指挥官乘车出逃，我军于24日上午8时顺利收复百灵庙。

百灵庙是当时绥远北部的政治、经济和佛教喇嘛活动的中心，又是通往甘肃、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交通要道，无论政治地位还是军事地位都相当重要，日伪军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果然没过多久，伪蒙军顾问、日军预备役大佐小滨氏善就组织伪蒙军、“大汉义军”对百灵庙进行疯狂反扑，但均为我方击退，敌伪主力遂撤至百灵庙以东的锡拉木伦庙。为彻底歼灭残敌，傅作义命孙长胜追击，一举收复锡拉木伦庙。此时，力行社特务处的策反工作又发挥出巨大作用，孙长胜追兵一至，“大汉义军”中的石玉山部、金宪章部相继倒戈。12月9日，金宪章更是给了敌伪致命一击，该部百余人攻入日本顾问驻地，打死打伤多名日本军官，之前组织反扑百灵庙的小滨氏善也被击毙。当日上午，国军顺利占领锡拉木伦庙。

1936年12月，山西各界慰劳队在集宁车站合影

“大汉义军”终于迎来末日。首先是安华庭、王子修等部被戴笠的人策反，阵前起义，并配合第35军对伪军进行有力反击。“大汉义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加上多名团长相继反正，迅速土崩瓦解，绝望的王英带着残部千余人逃出战场，到张北后即被日军缴械，“大汉义军”至此宣告全军覆灭。12月10日，身在西安的蒋介石听闻百灵庙捷报，在日记中有些幸灾乐祸地写道：“王英所部杀倭寇反正，恐倭寇恼羞成怒乎？抑其以后不敢利用匪奸乎？”

依照原计划，收复百灵庙后应继续扩大战果，一鼓作气收复商都和张北，但在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一偶然事件也导致绥远战争结束。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首脑召开会议，竟以谴责张、杨囚禁蒋介石为由，发表停战通电，实际上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傅作义部也因古城的惊变而停止进攻。绥远抗战因此中止。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们在孙中山遗像前进行作战动员

绥远之役从11月中旬开打到12月中旬骤停，前后仅一个月，但对中国抗战之影响非常深远。西安事变爆发前，绥远一直是全国瞩目的焦点，它的胜利固然得益于前线傅作义等将领部署得当，前线战士作战英勇，但全国各界民众对绥远抗战热情无私的声援也是造就这场战役胜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结合起来……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战斗着的英勇将士”。同时，中共还专门派南汉宸率慰问团北上，向第35军赠送了“为国御侮”锦旗。即使是对绥远战事是否扩大犹豫不决，与蒋介石争论不休的阎锡山，也遵从其父遗嘱，将87万遗产捐给绥远前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绥远抗战重回全国军民视野，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1937年3月15日，“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在归绥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举行，这一天，全国一律降半旗致哀，绥远省政府下令停止一切娱乐活动。蒋介石称绥远抗战“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这次胜利一扫全国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气氛，此役中，高层指挥者蒋介石、前线指挥者傅作义、与敌厮杀的晋绥军、星夜驰援的中央军、隐蔽战线的特工人员、记录战争的战地记者……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人到民众，无不紧密团结一致对外，正如全民抗战的一场预演。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7月上，原标题为《重创伪蒙政权，歼灭“大汉义军”绥远铁拳：全民抗战的预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