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亿欧元损失，震惊全球！大规模骚乱已成西方世界的标签？

距巴黎奥运会还有一年之际，一场席卷法兰西的骚乱震惊了全球。仅仅五天，它已造成10亿欧元的损失，超过了2005年全法骚乱所造成的损失。

2023年6月30日，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抗议者与警察对峙。图：新华社/法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大规模骚乱已经成为西方的标签：2005年全法骚乱、2008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英国骚乱，甚至一向被视为世外桃源的瑞典也难以避免。而且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骚乱都迅速向外蔓延，甚至波及整个西方世界。

虽然每个国家的骚乱都不尽相同，但三个共性却十分突出：一是种族矛盾，二是贫富差距，三是长期无解，周期性的反复。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西方制度当下的失能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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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前欧洲崛起，之后便在全球大搞殖民主义，与欧洲仅隔地中海的非洲自然难逃厄运。其后果是不少非洲人来到欧洲生活，法语、英语等欧洲语言也成为其家乡的通用语言，独立后还成为官方语言。

二战后，欧洲经济迅速复苏，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立即凸显出来。于是这些前殖民地能说本国语言的非洲族裔就被率先引入。一开始确实是双赢。欧洲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来自非洲的移民生活水平虽然低于当地人但比本国人已经明显提升。

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欧洲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同时第二代移民不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主流民族的现状，也不再愿意仅仅从事苦累低端的工作。双方的矛盾开始累积。

2023年7月2日晚间，警察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封路巡逻。图：新华社记者高静 摄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两个问题：一是对于自己的文明和制度过于自信，一开始认为可以很容易很迅速地将非洲移民同化，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同化失败后便又开始把多元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萨科齐担任总统时不得不公开承认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可以说，与外来移民既不能同化也不能共存已经是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二是政策制定者过于短视，不能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一点是由西方的票选制度造成的。西方是通过选票来定期换人换党。政党和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如何连任，这就导致他们在治国理政时只看眼前，往往采取迎合民众的短期行为，出台的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策。而且，由于未来执政的可能是另一个政党，没有政治人物愿意做“前人栽树”的事。所以当劳动力短缺时，引进外来移民可以皆大欢喜，至于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没有人思考和顾及了。在当时的政治人物看来，即使未来有问题也是另一个政党、另一个政治人物的，和自己无关。

这两点其实是一体两面：一方面过于自信，另一方面现在享受好处的是自己，即使未来出了问题，也不是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后果。

当然，还有一个无法预测的因素，使得制度的弊端出现了放大效应。即虽然西方文明与外来移民既不能同化也不能共存，但这未必就一定会成为问题，只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法国、欧洲乃至西方的本土出生率开始迅速下降，但外来移民的高出生率并没有改变，整个西方的种族结构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改变。

这个从量到质的变化，使得问题演变成真正的危机：西方极右民粹主义强势崛起，欧美纷纷出现民粹主义领导人，社会也渐渐达到随时一个火星就能引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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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产生和制度密不可分，问题出现后长期无法解决更是制度导致。

按说任何国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一个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整个西方制度却让它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是西方体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比如代表大众的法国左翼政党，代表财团的法国右翼政党。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

所以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一是必须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否则其利益就会被忽视，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法国的少数族裔就面临这种困境。尽管少数族裔整体而言生活水平低下，失业率、犯罪率、文盲率远远超过法国平均水平，但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得到化解，根源就在于他们的选票太少，所以他们也只能一再通过暴力而不是选票来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二是政党竞争的设计初衷违背人性。

西方多党民主的制度设计是希望通过政党竞争促使执政党更好地治国理政，希望通过在野党的监督，确保执政党少犯或不犯错误。通过这种设计建立问责制。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都想成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犯的错误越多、越严重、越不得人心，越能为在野党执政创造条件。于是良好的初心就演变成今天的政党恶斗，政党利益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比如法国这次骚乱，面对暴力各政党应该立场一致地反对。但左派在野党却把矛头指向政府和警察，拒绝谴责暴力。所以当警察工会说正在平息骚乱的警察是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正在与社会害虫作斗争，必须使用强力，左派的绿党就立即谴责警察工会是在呼吁内战。右派在野党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指责政府太过软弱，要在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一幕早在 “黄马甲”运动时就出现过。尽管当时连法国的象征凯旋门都遭到损污，但在野党或者谴责政府导致了暴力，或者谴责政府故意放大暴力来污名化“黄马甲”运动，或者指责政府是转移视线。

一场骚乱难以迅速平息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各政治力量利用骚乱来谋取各自利益是重要的因素。

三是社会各个群体缺乏基本共识。欧洲的少数族裔，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而且认为当下的制度不能保护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遇到伤害就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回应。历史上看，美国内战也是在对立的南北双方已经没有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爆发的。西方的民主并不能产生共识，而是有了共识它才能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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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发生的骚乱体现的只是西方制度的部分问题。如果从大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制度还有更多的结构性弊端，使其无法适应迅速演化的时代。

在西方制度设计下，大众拥有决定国家实行什么政策的巨大权力，但却没有与行使这一重大权力相关的责任。

比如，2005年法国公投否决了欧洲宪法《里斯本条约》，重创欧洲一体化进程。但否决的原因并不是选民对这个条约有多么不满，相反他们很多人根本看都没有看过这个条约。他们只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了反对票。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对本国的选民作过这样的评价：“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而国家的命运就交由这样的选民去决定。

再比如英国的脱欧公投。脱欧七年来，虽然全世界包括英国自己也都承认脱欧是个错误选择，但也只能跟着继续错下去，无法纠正，否则将直接危及现行体制的合法性。

在这种制度下，大众必须是理性和充满智慧的，既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和未来，也深谙复杂的国际关系，必要时更能为了他人和国家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这样的选民是不存在的。

应该说，西方制度的各种原发性、结构性问题，是今天制度失能失灵的根源，但并不是唯一因素。产生于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民主无法适应今天的时代，是理解今天西方制度问题的重要视角。

全球化、以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进步、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成为西方陷入全面危机的外部条件。其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产阶段迅速萎缩，成为少数。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中产阶级的占比都降到50%以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资产）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产生、运行和维系的基础正面临崩溃。

全球化导致发明创造带来的巨大利润只能被少数人获得，本国民众无法分享。比如苹果手机是美国的发明，但其生产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苹果公司获得巨额回报，美国广大民众却无法从中分得一杯羹。

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失业。研究数据表明，美国90%的失业是由自动化造成的。从自动化技术获利的只是少数精英。

二是网络助推民粹主义崛起。在传播形式为广播电视和报纸的时代，政治素人表达机会十分有限，自然没有办法对选民产生影响。但在互联网时代，他们和网民互动的成本几乎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争议，就有了知名度。特别是在信息爆炸和求新求变的时代，那种不讲道理、激进、偏激、挑战传统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关注和轰动，可以说越无赖越能打动大众。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联网面前正面临着感性打败理性的严重挑战。

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频频出现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义迅速崛起的原因。

只是全球化、科技进步和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来临都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对此，西方制度不仅难以适应，还由此引爆了基因性缺陷。

一个制度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它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能解决时代变迁产生的问题，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今天的法国骚乱只不过是又一次敲响了警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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