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火车唤醒的近代郑州，为何还叫“二七”名城？

1954年10月28日，为了将河南省主要机关迁往郑州，留汴（开封）及迁郑（郑州）单位联席会议召开，指明将郑州定为省会的主要原因：“郑州地处本省交通中心，有京汉、陇海两铁路交叉点，（河南主要城市）除南阳外，均在铁路线上……这是迁郑的唯一目的。”彼时郑州人口虽然仅20多万人，但铁路枢纽的区位优势却让其脱颖而出，压过河南传统中心城市开封，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引领河南发展的领头羊。

开封的失落与郑州的勃兴均源于清末黄河决堤。1841年黄河决堤，导致水淹开封8个月之久，道光皇帝甚至一度想要废弃开封城的省会地位，最终在当地官绅的联名阻止下才不了了之。随后1843年黄河决堤，又冲毁了开封城南45里、曾拥有30万人口的朱仙镇，甚至导致流经朱仙镇的贾鲁河“淤成平陆”，断绝了开封城复兴的可能性。1855年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淤废，清廷逐渐用沿海运输替代漕运，中原漕运衰落。

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或芦汉铁路（京广铁路的组成部分），是卢沟桥、郑州至汉口的铁路，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始建于1898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

黄河第一铁路桥旧址，原名为平汉铁路郑州黄河桥。该桥兴建于清末，是中国第一座横跨黄河南北的钢体结构铁路大桥

当时由于黄河多次决堤，开封一带成为土质松软的“豆腐腰”，不利于建设近代铁路桥。几经筛选，对于南北向的京汉铁路，工程师选择在黄河河幅较窄、“水深不过数尺”（《芦汉铁路调查报告》）的郑州荥泽地区修建黄河铁路桥桥基。1905年11月15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6年4月1日全线竣工通车，全长1214千米，改称京汉铁路。考虑到开封还是河南省会，清廷又下令修建东西向的开封至郑州铁路，并一路西延至洛阳，这条铁路拓展延伸后即成为陇海铁路。南北与东西两条铁路相继通车后，郑州正式成为十字枢纽，开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的主线任务。

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造京汉铁路黄河大桥铭牌，现藏中国铁道博物馆

作为近代中国首个十字形铁路枢纽，凭借铁路的大宗货运优势，郑州迅速成为华北地区的重点物资集散地：东有开封的花生、火柴；西有山西陕西的棉花、药材；北有焦作的煤炭、天津的进口棉布；南有汉口的茶叶、进口石油。根据1922年日本驻青岛军队统计，郑州车站每个月要接收各地发来的600-700吨石油、600-700吨药材、400-500吨棉布、40吨石碱等战略及民生物资，发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各个车站销售。

20世纪初的郑州火车站风貌

随着陇海铁路不断向山西、陕西腹地深入，陕西泾河、渭河流域与山西荣河、平陆、韩城等地产出的棉花开始通过铁路运输。由于山西、陕西各地只能生产棉花，但缺乏棉花打包机械，只能送至郑州打包；叠加郑州人口规模小，难以承担棉花消费任务，只能向外地乃至外国转运，这就促使郑州成为重要的棉花转运站。1927-1929年，郑州创造了棉花运输峰值，维持在每年40万担左右，其中六成以上通过陇海铁路运至连云港，再通过小火轮销售至上海、青岛乃至出口日本，二成左右通过平汉铁路销售至汉口或天津，剩余二成供郑州本地和附近地区生产使用。

棉花的集散促使郑州棉花相关行业大幅兴盛，棉纺厂、棉花转运商、打包站、货栈等纷纷成立，其中就有著名的豫丰纱厂。1918年，民族资本家穆藕初从美国学习纺织专业归来，预备在国内筹办民族纺织业，以对抗日本纺织业对中国市场的渗透。经过多次考察，穆藕初选择了当时国际资本尚不看好的中原小城郑州，决定“做一个实验，在平汉（京汉）、陇海两大铁道的交点，陕豫棉区的东端，建一个纱厂，作为纺织业走向原料中心的初步，拿这里作为基点，一步一步地向内地拓展”。豫丰纱厂于1922年正式投产，巅峰期拥有纱锭5.6万枚、美式布机234台、国产捻线机5600锭，年产原棉5万多担，盈利10万至30万元，迅速成为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企业。

民国时期的豫丰纱厂正门

只是，郑州铁路枢纽地位不仅能够大宗运输棉花和棉布，也能大量运输军械，所以军阀混战经常以郑州作为主战场，导致市场凋敝或原料断绝。为了尽可能降低市场的不稳定性，豫丰纱厂出资成立了棉花交易中间商——德昌花行。

所谓花行，最早只是火车站附近或闹市区设立的棉花交易门店，为乡间棉农或中小花贩来郑州后提供歇脚场所，并引导其与大型棉花贩运商、纱厂等用户公司的采购员谈生意，居中收取佣金。由于花行时刻关注市场行情，对棉花价格非常敏感，于是趁青黄不接时，花行可以极低价格预购未成熟棉花（期花），待成熟后再高价卖出。在豫丰纱厂的资助下，德昌花行以1万元的出资额成为郑州最大的花行，也帮助豫丰纱厂降低了棉花原料进货的不确定性。

郑州金融业也伴随着棉花交易的勃兴而繁荣起来，棉花贸易的银钱流转、押款等业务需求促进了郑州银行业发展，也带动郑州与周边城市之间的金融往来。1936年，国民政府《陇海铁路货运调査报告》记载：“郑州棉花押汇每年1400万元，押款600万元，其金融之流通途径，以上海为收现对象，北平及汉口为现金之运入来源。”事实上，就在1935年，郑州银行业整体移入现银1200万元、接收汇款2700万元，向外汇款5700万元，而棉花交易押汇押款一项就接近2000万元，足见棉花贸易之于郑州金融业的重要性。

以铁路运输和棉花交易为基础，郑州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金融枢纽。

郑州不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大城市，而在工业时代一举崛起，这座近代城市自然充斥着浓厚的工业风情和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也孕育了我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即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当天，郑州军警便冲入会场，驱逐工作人员，破坏大会开幕。京汉铁路全体工人闻讯都义愤填膺，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们迅速在2月4日组织京汉铁路全线罢工，不到30小时，从北京到汉口的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将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然而到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动用军警血腥镇压汉口罢工工人，造成5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这起“二七惨案”虽然意味着罢工的失败、工人运动不得不转入低潮，但却充分彰显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如今北京的二七剧场、郑州的二七区、武汉的“二七”革命纪念馆，无不体现着今人对这起罢工的崇敬之情。

“二七”运动究竟为什么会发生？1940年《中国工人》所载《“二七”的意义与经验教训》体现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工人关于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等诉求固然重要，但是，“说自己要说的话，开自己要开的会（工会），出版自己所要看的书报杂志，则更为重要。因为没有这些政治上的自由，不独不能达到阶级的解放，并且也不能求得生活的改善”。换言之，“二七”运动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争取工人合法权益，更是为保住能够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工会组织。

对于郑州工人阶级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与传统工帮截然不同。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相继贯通后，郑州首先产生了大量同乡会、行帮等传统工帮组织，大体上有郑州帮、开封帮、朱仙镇帮以及省外的湖北帮、天津帮等等。这些帮派的形成基础是地缘、血缘或经济利益，夹杂着浓厚的乡土色彩，很容易被收买成为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帮凶。

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为改观。1921年1月，邓中夏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来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夜校，马克思主义很快顺着两条铁轨传播到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阶级。9月，郑州成立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为近代郑州第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正是这个工人俱乐部在向着正式工会转型的过程中，引发了“二七”运动。

油画《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表现1923年2月7日在郑州爆发“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场景

中国共产党选择铁路系统作为工人运动的突破口不是偶然事件。铁路贯通南北，一地新闻很快会传到沿线各地，可以迅速在多地组织工人力量进行抗争；铁路工人虽然地位不高，但专业性强，工头和资本家不能随便找到替代者。正因如此，党指挥京汉铁路沿线工人俱乐部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抗争，显著提升了工人待遇。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平均月薪18.82元，与号称世界第六大都市的上海男工月薪水平相仿；京汉铁路工人日均工作时长为8-10小时，周日单休，每年有14天带薪休假和7天病假，比其他没有工会组织的铁路线相对要好。

不仅是争取工资福利待遇，工会还能帮铁路工人解决许多现实问题。1922年1月2日，在郑州驻扎的北洋军队冲入铁路站段暴打铁路工人，“使机工遭受重伤，致头颅破裂者数名”，多名工人被抓走。在这个关键时刻，郑州工人俱乐部以罢工方式要求北洋军阀释放工人并惩治凶犯。当时吴佩孚正积极筹划直奉战争，考虑到工人罢工会导致京汉铁路运输中断，同意了条件，派人到机厂大会上向工人赔礼道歉。不久之后的12月，郑州一名铁路工人韩道仲遭到陷害，“被问官责打手掌200下”，工人俱乐部立刻致书郑县政府（北洋时期郑州市官方称呼为郑县），要求处罚随意用刑的问官，并限期三日解决。在工会的压力下，打人者受到惩处，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员证，现藏郑州二七纪念馆

对于铁路工人群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是能够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先锋队。尤其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政治腐败、司法不公，普通人如被官员责打、被军队暴打，都只能忍气吞声，而工人俱乐部的出现却让工人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价值。如此一来，铁路工人当然更愿意维护工会，更希望推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升级为京汉铁路总工会；但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北洋军阀不愿意看到工会成立，这便是“二七”运动和“二七惨案”的根源。

不过，正如李大钊所言，“二七”死难烈士埋下了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一年以后的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成立；再到1926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恢复。许多经历“二七”运动的铁路工人也成长为革命志士，如郑州工务段工人司文德，便在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带动郑州铁路工人积极活动，破坏吴佩孚军队的交通后勤线，最终因叛徒出卖而遭杀害，其头颅悬挂在郑州长春桥一带长达7天之久。为纪念“二七”运动和司文德等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郑州长春桥改建为二七广场，并兴建了二七纪念塔，成为现代郑州的地标性建筑。

二七广场及纪念碑，位于郑州市市中心，也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周围百货商铺林立。二期纪念碑是郑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除去铁路工会外，豫丰纱厂的工人也在1924年成立纱厂工会，并建立劳工学校，组织工人与资方进行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纱厂工会响应罢工，与郑州铁路工人联合一处，对豫丰纱厂实行停止运煤、运棉、运纱、运布的“四不运”措施，迫使豫丰纱厂总经理穆藕初答应纱厂工会的条件，并赔偿工人损失。

“四一二”政变以后，郑州工人运动重新落入低潮，工会组织逐渐被国民党政府掌控，成为帮助资方掌控工人阶级的工具。即便如此，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有1.1万名郑州工人属于各种类型的工会，许多工会组织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为提升工人群体知识水平起到一定作用。

据曾经担任郑州市副市长的王均智回忆：“1948年10月郑州解放后，省会迁郑就已经内定了。”虽然这番回忆并没有得到相关史料佐证，但起码说明郑州的区位优势很早就受到新中国建设者的关注。

1950年，受河南省政府邀请，上海联合工程师事务所的哈雄文等3人受邀对郑州城市发展进行规划，经过9个月的深入考察，他们帮助河南省编制了《郑州市都市计划报告书》。该计划书基于城市功能分区设想，将城市分割成铁路区、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仓库区、文化区、住宅区等七大区域，并计划在远期建设成欧美当时流行的“花园都市”。当然，由于物资短缺和经费缺乏，这份计划书没能付诸实施，然而规划中已经为郑州市预留了“省府区”，显示出河南省政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设想过将省会迁至郑州。

河南省委原书记张玺曾在1950年一篇日记中提到，河南省农业占全省总收入的73％、手工业占12％、商业占12％、工业占1％。既然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发展的重点，应着重发展农机、电力和纺织工业；恢复矿产和榨油业；维持面粉业和卷烟业。不久之后，“一五”计划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的10个放在河南，其中包括豫西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豫北的焦作中马村煤矿以及豫中的郑州热电厂，这些工程全部都在京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郑州自然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省会的不二之选。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

1953年，河南省又邀请苏联专家穆欣为郑州城市规划制定了草案。穆欣根据苏联城市建设理论，对郑州城市框架进行了重新梳理，他认为郑州应当灵活运用京汉铁路两侧的土地资源，将铁路东侧繁华的商埠区划为行政区和文化区，将鲜有人问津的铁路西侧作为工业区，并引入西郊贾鲁河作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

穆欣的城市规划虽然大体上成为郑州后续发展的蓝图，但在设计细节上，苏联经验却有些水土不服。尤其是东部行政区的规划中，在火车站与人民广场之间设计了一条宽阔主干道，所有建筑都分列两侧。但由于这条主干道是45度东北走向，那么两侧就会全部是斜面建筑。这点在苏联专家看来并不是问题，但1954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来考察郑州建设时却尖锐指出：如果修建斜面建筑，那么郑州大多数房屋冬季向阳时间会偏少，而且会使人不好辨别东南西北方向，“不利于工作和生活，子孙后代都会骂我们”。

河南省迅速进行调整，并在另一位苏联专家巴拉金的协助下形成一套崭新的方案。这套方案将郑州市中心放在火车站附近的二七广场，行政区和文化区分别在市区东北部和正北部，并将工业区分为四块。虽然实际建设中还进行了一定调整，但这套方案已经相对成熟，对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城市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五”期间，郑州作为重点建设城市得到5.6亿元建设投资，其中工业投资3.2亿元，占比57.5%。五年间，郑州新扩建了纺织机械厂、卷烟厂、火电厂、油脂化学厂和五家棉纺厂等65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截至1957年底，全市有工业企业345个，工业总产值近4亿元，是1952年的8.34倍，年均增长33.7%，速度之快相当惊人，奠定了郑州未来作为中原大枢纽的经济基础。

2020年3月20日，郑州，一辆“和谐号” 火车迎着朝阳穿过开满桃花的火车道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6月下，原标题为《近代郑州火车唤醒的“二七”名城》，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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