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快就会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莫迪豪言的背后……

印度的经济发展的确为该国带来了变化。“以前我们这里路边没有公共厕所，很多人随意小便，2014年以后盖了许多厕所，路边干净了很多。”印度斋浦尔商人马怒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在印度街头商贩的摊位上，摆放着移动支付公司PhonePe的付款二维码

自莫迪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以来，随着印度经济发展，该国的道路建设、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都有所改善。在道路建设方面，从德里到斋浦尔大约250公里的路程，以前开车需要五六个小时，但随着新高速路的建成，通行时间仅需两三个小时。此外，印度国产“半高铁”列车时速最高可达160公里，目前已开通20余条线路。

印度德里大学中文客座教授阿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以前印度穷人非常多，很多人没有银行账户，因此政府发放的补贴经常出现收不到的情况。不过现在大部分印度人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钱可以直接打到自己的卡里。”

印度自2009年启动“阿德哈尔”身份识别项目，该项目至今已收集超过13亿印度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及生物识别信息，帮助印度政府进行数字化社会治理，印度居民也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完成在金融消费、社会服务、医疗卫生领域的身份识别，进而享受相应福利。

在印度街头，经常能看到路边商贩的摊位上摆放着付款二维码。阿西说：“现在印度路边卖水果、小吃的，都可以扫二维码付款。印度有很多移动支付公司，如PhonePe、Paytm等，它们之间都能互相转账，很方便。”

德国世界金融市场网站报道称，印度相信它可以从人口红利中获利。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印度人中位数年龄仅为28.2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印度正面临的问题。

在印度GDP高速增长的同时，该国的HDI指数并没有实质提升。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综合统计指标，在以往的经济指标基础上，增加了对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关注。根据《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印度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32位。2022年印度人平均寿命为70.42岁，排全球第136位。

印度首都新德里中产阶级喜欢去的时尚购物中心DLF Promenade商场。（李梓硕摄）

印度乐施会称，尽管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它也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环球时报》记者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街头，发现富人和穷人聚集的区域很容易分辨。穷人多的地方漫天飞沙走石，路面坑坑洼洼，垃圾、污水满地。富人多的地方道路宽阔，干净整洁，还有人专门治理沿街小商贩。而这些穷人和富人经常活动的区域间可能只有咫尺之遥。

报道称，印度最富有的人通过裙带资本主义和遗产继承垄断大部分财富，而穷人拼命努力赚取最低工资和教育、医疗保障资格。据印度国家统计局估计，2022-2023年印度人均国民净收入约为17.2万卢比（约合1.5万元人民币）。虽然该数值相比2014年翻了近一倍，但经济学家认为，数据增长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且大部分增长发生在最富有的10%的人身上。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印度乐观的经济数据没有反映出数亿印度人的真实生活，经济高速增长没能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独立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印度失业率今年4月已达8.11%。2022年，印度20-24岁年龄段的城市青年失业率高达42%。

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因社会包容性、宗教等问题，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从30%下降至23%；另一方面，印度穆斯林等宗教弱势群体面临持续迫害，有悖于印度的“民主国家”特性。报道分析称，对印度来说，实现经济腾飞需“首尾兼顾”，在确保结构层面改良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如何团结潜力巨大的印庞大弱势群体也应尽早提上日程。

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某地要建新小区，建筑工人们会在工地旁搭自己住的棚子，随着小区建成，工人继续在棚里生活，甚至把家人接来，自然形成了贫民窟，并世代居住于此。她表示：“孟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高楼大厦旁就是密密麻麻的蓝色顶棚，整个城市呈现一幅高楼和补丁齐飞的景象。”

印度信实集团总裁、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27层豪宅就坐落于孟买市中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莫迪的愿景依赖于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等6家巨头企业，目前印度25%的港口产能、45%的水泥产量、33%的钢铁产量、近60%的电信用户以及超45%的煤炭进口由它们控制或持有主要股权。一方面，巨头公司能够引领大型突破性项目，但另一方面，产业高度集中也可能扼杀竞争，使印度经济因缺乏广泛私人投资而变得脆弱。

印度经济学家萨奇夫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疫情期间，印度约1亿名流动工作人口从城市返回农村，在印度农业已无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印度缺乏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使很多返乡者长期失业，“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

但该观点在学术界仍有争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小雪分析称，以前的印度比较抵触大资本，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使印度大量企业规模过小，在国际竞争中竞争优势不明显。如今在市场经济下，印度减少对中小企业的保护，确实使有规模的大企业得到更多发展。但由于溢出效应，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经济增速上升，全社会的需求、就业都在增加，所以从整体来说，并不会只因为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失利导致整体就业减少，这也许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造成印度就业困局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印度长期产业结构增长模式选择的问题。

《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目前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占印度GDP总量的一半，农业和制造业分别占18%和14%。虽然服务业和农业在疫情期间保持韧性，但印度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尤其是其中许多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因出口疲软受到较大影响。

刘小雪表示，印度长期忽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此同时过于注重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2000年初，就有经济学家提出印度的增长是“无就业增长”，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相对于印度的劳动力增长而言，印度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就业压力巨大。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扩大制造业能有效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但制造业在印度GDP的份额却停滞在10%左右。

教育问题在印度呈现复杂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识字率为77.7%，其中男性为84.7%，女性仅为70.3%。不过，真如万象在印度感受到当地人对教育的重视。她表示：“我见到的几乎所有印度母亲，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农村还是城市，都一直把‘education（教育）’挂在嘴边。她们自己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但根据人才评估公司Wheebox的研究，因印度教育系统质量问题，有一半毕业生预计在未来“无法适应工作角色”。

另一方面，受社会歧视、种姓制度和宗教等因素影响，印度底层民众上升渠道仍受限。《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简称尼大）留学，尼大是印度知名的公立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明确了“为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学生提供机会”的核心思想。该校明确规定，每年必须为一定比例的来自贫困地区、属于低种姓及残障人士的学生提供加分，学校里很多学生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印度尼赫鲁大学宿舍过道（李梓硕摄）

然而记者发现，尼大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学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学生仍需3个人挤在一间12平米的破旧宿舍中，今年4月宿舍还因缺水而中断饮用水供应，卫生间每天仅供水2小时。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数据显示，尼大就业成果仅得13.2分，而接收社会弱势群体学生很少的德里大学就业成果评分高达91.4。

事实上，种姓制度于1947年印度独立后就已从法律上被废除，但它至今对教育和婚姻的制约仍然很普遍。目前，印度政府出台的倾斜政策引来新的不公平指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印度很多高种姓的人生活条件并不优越，却因印度设置的录取比例和自身的高种姓身份而在求学路上受挫，只能看着比自己分数低很多的低种姓学生被录取。

同时，严峻的就业形势也在倒逼印度人才外流。真如万象曾走访印度德里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在与当地大学生交流时发现，“至少有1/3的人志向并不在于报效祖国”，很多人更想去“在他们心里比印度更好的国家”工作。印度IndiaSpend网站分析称，就业机会的匮乏意味着印度正在失去人口红利。印度政府不仅要回答如何填补巨大失业缺口的问题，更要尽快制定能够创造高质量、高收入工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