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向前，一个是陈云，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陈云说：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1937年4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400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

李先念说：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

党中央一直关心你们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抵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400余指战员会合。这是李先念与陈云第一次相见。

在星星峡，李先念向陈云、滕代远等详细汇报了西路军的战斗经历和现有人员情况。陈云对他一再表示慰问和鼓励。陈云说：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你们。你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顽强不屈，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好共产党员嘛！

4日，在苦水，陈云又对西路军的将士们说：同志们不要为暂时的失败灰心丧气。这是革命的挫折，也是革命的代价。不要难过，不怪同志们，西路军是英勇顽强的。你们勇敢战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转移到这里，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光看到我们现在只有400多人，只要我们保存下来革命的有生力量，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会扩展到4000、4万甚至4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定将属于我们！

◆图为“新兵营”旧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定李先念他们去苏联学习的决定，改为就地学习，成立“新兵营”， 归陈云直接领导。

在“新兵营”，李先念和陈云经常交谈，加强和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对于陈云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以及在统战工作中的灵活斗争策略，李先念打从内心里深为敬佩，把陈云作为自己的师长和学习榜样。后来，李先念对陈云在新疆的接待、安排西路军这件事，没齿不忘，多次提到：在新疆，是陈云接待和安置的我们，是陈云指出部队学习先进技术的路子。

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神州大地寇深祸亟的危难时刻，李先念多次向陈云、邓发等提出回延安的请求，后经中央批准成行。1937年12月23日，李先念与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告别战友，告别“新兵营”，离开新疆踏上新的征程。

陈云同志的六条意见

1976年10月，陈云虽然还没有恢复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但他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16日，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他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8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

◆1976年10月24日，李先念与华国锋、叶剑英在天安门。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共同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

陈云和李先念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党的赞誉。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是陈云、李先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对我国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原订的计划安排偏大，资金和材料都有缺口，财政上有赤字。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3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问题。14日，李先念和陈云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1978年12月，（左起）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

3月21日和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陈云、李先念给中央的信。在会上，陈云作了题为《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的讲话，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9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高速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

李先念在会上对陈云的发言作了重要补充，作了题为《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讲话，分析了经济战线上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出了调整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项措施：一是以计划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明确中央、地方、企业的权限。四是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组织各种专业和联合公司，搞好专业化协作，积极推广经济合同制等。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对策，以及国家计委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总结了过去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这之后，陈云、李先念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现实一再表明，要想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左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一起。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还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不仅是要前进，而且还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退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并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这次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一切是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

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

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报告，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属省辖市建制。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的蛇口辟为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将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特区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

李先念是决定创立深圳特区的领导人之一。1979年元旦刚过，关于在深圳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的报告，就呈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送此报告的就是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

不久，李先念召见袁庚。准备周全的袁庚在汇报的同时，呈上了一张地图。李先念显然非常清楚袁庚的意图，在听完汇报后，随即用铅笔在地图上南头半岛划了一条横线，笑着说：“给你们一块地可以，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

◆1983年7月，（左起）李先念、陈云、徐向前在人民大会堂。

在以后的10年间，深圳人创造出了“深圳速度”、“深圳思维”和“深圳成就”，使一个原来的普通县，一跃成为拥有600万人口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圳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为人们提供了对外开放、快速发展的经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李先念一直未能去过深圳。

陈云极为关注改革开放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就指出：改革还是要搞试点，总结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没有现成的东西，先试点，取得经验。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现在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要实行开放政策，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

◆1985年8月，陈云与李先念交谈。

陈云虽然没有到过深圳特区，但他支持特区建设，曾多次派秘书到深圳、珠海特区了解情况。当有人提出搞特区货币时，陈云明确指示：“货币发行权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后来陈云还打算到经济特区看看，但终因身体状况而没有成行。

陈云非常欣赏李先念，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92年7月21日，在李先念逝世一个月时，陈云写下《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指出：“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