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害怕极了：被领导敲打的安禄山选择掀桌子

在恶劣的地缘格局（参见《吐蕃崛起：重构大唐地缘格局，加速藩镇问题恶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财政体系演化（参见《搞钱：大唐央地矛盾激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之下，大唐节度使制度在开元后期逐渐成型，到天宝年间形成了著名的“天宝十节度使”。这些节度使中有很大比例都是蕃将（即非汉族将领）。

这么多蕃将，为什么引爆乱世的是安禄山？我们要从大唐重用蕃将的深层逻辑说起。

影视中的安禄山（颜彼得饰）。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唐朝自开国以来就有重用蕃将的传统，而蕃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据说是因为唐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旧唐书》记载，李林甫曾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唐玄宗认为李林甫说得有道理，便扩大了蕃将的权势和地位，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

这种定调的流行，大概是因为无论《旧唐书》成书的五代中后期，还是《新唐书》《资治通鉴》成书的北宋，都深受多少继承点安史叛军衣钵的辽国的困扰，因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主义论调逐步取代了唐时代兼容并包的思路。

但这种单纯以种族划分阵营的看法显然不准确。安禄山的燕国阵营有着大量河北汉人加盟，如安禄山的谋主严庄、高尚等人，以及唐对突厥战争名将张仁愿的孙子张通儒。到叛乱后期，叛军建立的燕国后方首都范阳城内发生火并，汉人豪族渤海高氏、辛氏明显占据上风，将一部分非汉人驱逐出范阳城，可见燕国后方的汉人武力还占了优势。另一方面，唐军的高级将领以李光弼（契丹人）、王思礼（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别部突骑施）、高仙芝（高句丽人）、仆固怀恩（铁勒部落仆骨族）为代表，同样有着大批蕃将为唐朝平叛付出了巨大牺牲。以仆固怀恩为例，其家族有46人在平叛战争中战死。

影视中的哥舒翰（侯永生饰）。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所以，把唐廷重用蕃将归因于李林甫防止别的节度使入朝争夺相权，未免将权谋想得过于简单。唐玄宗本人作为同时代的顶级权谋家，才是提升蕃将地位这一决策的最终拍板人，李林甫不过是提出建议者，或许只是建议者之一。唐玄宗重用蕃将，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西边吐蕃政权的出现和扩张，意味着唐在西北方向需要面对一个分庭抗礼的强敌。武则天面对挑战采取了在西边收缩的战略，但到唐玄宗时代，一方面对吐蕃采取攻势，另一方面在北方边境对后突厥、契丹、奚同样强力应对。然而，随着土地流通的加速和土地价格的飞涨，唐初大杀四方的府兵制走向瓦解，唐廷必须依靠职业军人在各个方向作战，各项开支水涨船高。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和有限的财政收入，成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朝廷运行的主要矛盾。怎么更好地解决财政问题，也成了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主线。为了应对军事开支的巨额增长，唐廷一方面大力扩张中央集权，大举增加纳税人以扩大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对“以夷制夷”的手段进行了改进。

唐彩绘胡人牵驼陶俑。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安禄山后来赖以起兵的地盘，主要在唐玄宗时期设立的范阳镇，加上平卢镇的一部分地区。他最核心的根基在河北北部大约今天京津唐一带，即北至张家口，东北到辽宁朝阳一带、大凌河以西这一区域。这片地区的体量比起庞大的唐廷来可谓相形见绌。安禄山后来之所以能爆发出远超自身体量的强大力量，把唐朝搅得翻江倒海，绝不是仅依靠这一区域内的本地人。范阳、平卢二镇辖区虽然不大，却是唐廷安置众多塞外游牧民族部落内附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有蒙古高原后突厥汗国控制下的各突厥部落与各铁勒系部落、辽河流域的奚人和契丹人、大半个世纪前灭国后被内迁的高句丽人、突厥化的粟特人等强大部族对安禄山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巨大补充。大唐通过羁縻这些内附部族来充实自己的边境防线，降低东北方向的军事开支成本，以投放更多资源到威胁更大的西线，与吐蕃作战。

这些部族主要的聚居方式和内部组织形式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各蕃族的主要组织模式是基于部落的贵族所有制，在他们内附之后，唐廷采用羁縻州的形式予以安置。如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唐廷为了安置他们设立了归义州。而天宝元年（742）设置凛州，则是为了安置由突厥处归顺唐朝的粟特人康阿义及其部落。

唐胡服执扇仕女图。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些塞外内附部族在设立的羁縻州郡之中，“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呈现典型的部落贵族政治，唐廷委任的地方军政长官很难将手伸进去。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对这些内附部族的大贵族礼遇有加，对他们内部的事务无力也不去插手，但他在自己的军镇体系内，可以大力扶持提拔这些部族中地位较低但能力出众的人才。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较低的部族内部身份，通过军功得到了提拔，才在军镇体系内逐渐崛起。伴随着基层军官的崛起，内附部族中一大批有能力但地位较低的人被他们吸引，进入军镇体系中。对这些原本在羁縻州的内附部族中地位较低的有才能之士来说，为唐效劳带来的阶级跃迁实在太诱人了。

唐玄宗之所以选择放手任用安禄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作为依靠自己扶植起来的政治暴发户，一旦没有了政治背书，在军镇体系内部以及与内附的部落贵族打交道时，步调和目标都很难一致，很容易进行分化处理。安禄山起兵叛乱后，离不开这些内附部族大贵族的支持，因此在政治上进行了极大程度的让利。在安禄山的燕国体系下，除了自己家族之外，地位最高的是类似于李归仁、阿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来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大贵族，他们不但有着属于自己的强大部众，还在整个草原世界有着巨大号召力。稍往下的则是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酋长级大贵族，他们通常也有自己的部落。唐正规精锐边军的高级军官如崔乾佑、田承嗣、蔡希德等人都得排在这些贵族之后。继续往下，才是以张献诚为代表的河北地方州郡势力，排在最后的自然是从唐投降过来的各路势力。

任用蕃将是唐一直以来的国策，唐玄宗中后期进一步提升蕃将地位，是对华北地区羁縻州郡里部落贵族的一种拉拢和分化，也是在府兵制崩溃后以较低成本获得并使用北方优质兵源的一种策略。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决策者是唐玄宗本人，决策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考量，与李林甫的权术关系甚小。当然，借着唐玄宗重用蕃将的东风，安禄山得以迅速崛起。

从东汉开始，关东河南河北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已经明显超越关中。虽然占据关中的势力仍能多次以此为基地问鼎天下，但这种胜利通常是基于关东地区本身分裂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奠定了隋唐王朝的北周，是利用关东的北齐政权内部斗争激烈、政治混乱的机会，以小博大，通过一系列命悬一线的豪赌，灭亡了表面比自己强大许多的北齐，统一了北方。随后，篡夺了北周的隋文帝杨坚进一步灭亡了苟延残喘的陈朝，数百年来第一次重新统一南北。根据隋炀帝篡位时的人口数据，北齐经历了一系列战乱灭亡后，其旧境内的人口仍有2000万之多，远超北周境内的900万，甚至原北周境内的这些人口中，关中本部的人口也占比不大。隋朝巅峰的隋炀帝大业五年（609），曾进行人口普查，此时关中地区的人口为56.3万户272万人，那么，北周统一北方时的关中人口不会超过250万。

大英博物馆藏韩国手抄本《高臣图》 中的隋文帝画像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关陇集团当然希望能坚持“关中本位”，但随着关东和江南经济不可逆的兴起，政治中心的东移已是大势所趋。以关中地区的体量，需要长久统治在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军事潜力各方面都远超自己的关东，就不得不借助各种手段压制关东地区。隋文帝杨坚蓄意摧毁了华北中心城市邺城和六朝古都建康，隋炀帝在修建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时不恤民力，一味蛮干，也有通过瞎折腾削弱关东物力、民力的意图在内。隋炀帝在杨玄感叛乱后大量屠杀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的关东饥民时，曾很直白地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统治者嫌弃自己治理的属民太多，在历史上大约是很少见的奇观。但考虑到关中和关东人口的悬殊对比，隋炀帝的这种残暴也有着理性成分。 

隋炀帝削弱北齐故地的努力，残忍地以另一种方式取得了成功。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给关东地区尤其是河南河北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隋末天下大乱，这里也成为群雄混战的主要战场，而关中地区和江南地区遭到的破坏相对小许多。到唐太宗末期，经历了“贞观之治”后，关东地区最精华的部分，也是唐朝全国最富、人口最多的河北和河南两道，登记户数仍然分别只有隋朝巅峰时期的16％和11％。当然，唐朝前期户籍政策较松，存在着严重的漏籍现象，但相较隋末人口下降比例最厉害的区域，恰恰是关东最精华的河北河南两地，已经足以说明隋炀帝的刻意折腾和隋末群雄混战对两地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唐朝建立后，对关东地区的压制逐渐松动，但关陇集团仍然控制了大部分权力，关东，尤其是河北一般士人的上升通道有限。安禄山最心腹的两个幕僚严庄和高尚都是河北士人，他们很早就整天在安禄山身边劝他造反，以至于安禄山后来受挫时责骂他们说：“都怪你们整天叫我造反！”在安禄山尚没下定决心时，劝他造反最凶的，不是他麾下的蕃将，而是他幕僚团里的河北士人。

唐高祖李渊同样继承了这种“关中本位”政策。到和关东渊源较深的唐太宗上位，逐渐开始把关东士族中的上层统战到自己的政权中，当然关陇集团世家仍在政权中占支配地位。

然而，对占河北绝大部分人口比例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或者非汉人而言，这种统战和他们没啥关系，譬如，安史之乱前的河北和山东为唐朝供应了三分之二的绢帛，河北和河南地区的粮食储粮占了唐粮食储量的一半。这些人群对唐朝并没有什么感情，开元盛世仿佛与他们无关。他们对关陇本位的唐朝皇帝也不会有什么认同感。

在他们看来，遥远的长安朝廷除了无休止的索求，就只有老皇帝和杨贵妃的那些腐朽不堪的八卦。相反，无论是带领他们反抗隋朝的隋末河北起义领袖窦建德，还是带他们去长安抢劫吃大户、让他们看到翻身希望的安禄山、史思明，才算得上领袖。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除了把安禄山、史思明称作“二圣”，还广泛崇拜窦建德这位曾经的河北领袖。唐文宗太和年间，魏州书佐殷侔路过一处纪念窦建德的夏王庙（窦建德自称夏王），目睹了当地百姓举行的盛大祭祀仪式，心生感慨，为窦建德写下了一个石碑，其碑文流传至今，其中可以窥见唐代河北民众对窦建德的怀念和对长安朝廷的离心。

影视中的安禄山（林雪饰）和史思明（卢星宇饰）。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河北的寒门庶族、底层汉人和非汉人中的大部分都对朝廷离心，是安禄山叛乱的一大基础。当然，整个河北地区与其说是铁板一块，不如说是自北向南各有不同，越往北越坚决反唐，越往南越亲近唐政府。在安史之乱时代，博陵（保定）以北的河北北部地区基本都是安禄山的铁杆支持者，甚至在安史之乱叛军最艰难的时刻都在负隅顽抗，个别试图反正者的尝试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河北中部地区则摇摆不定的居多，基本视唐军和叛军的战况胜负改变立场。河北南部地区很多方面更接近于河南，这里的官民承平日久，普遍不希望进行长久的战争，内心深处也并不喜欢北边那些飞扬跋扈的军爷们，因此更倾向于支持唐政府，后来在唐军郭子仪部进入后有很多起兵反正者。

我们总觉得唐玄宗过于信任安禄山，但以唐玄宗的性格，真的会信任任何人吗？连既是行政长官又是皇权打手，堪称皇帝绝对心腹的杨国忠，也不过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人，需要时可以随时扔出去安定人心。杨国忠的前任李林甫权势最盛时，他的儿子每天胆战心惊，以至于和父亲哭诉，我们位子实在有点太高了，高处不胜寒啊，王朝所有的实权派除了皇帝差不多都是您的敌人，今后只怕我们父子俩没法善终。李林甫闷闷不乐地回答，事已至此，又能怎样呢？可见，为皇帝干这种权臣加酷吏的活，危险系数极高。

杨国忠本人死于兵变，但和杨国忠扮演过相近角色的人物中，前秦的王猛因操劳过度早逝，保全了一世英名。北魏的崔浩则多活了几十年，最后身死族灭不说，临死前还饱受侮辱。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杨国忠再多活十几二十年，有很大可能和崔浩一个结局，被皇帝利用完再丢出来安定人心。

影视中的杨国忠（杜源饰）。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再看安禄山和唐玄宗，那是关系到彼此身家性命，甚至是万千人生命，两人彼此间的试探都小心翼翼，谨慎到了极点。我们回顾李隆基之前唐朝的皇位继承不难发现，李世民确定下来的“玄武门继承法”在唐朝前期可谓贯彻始终，太子或强势皇子亲自发动或被当作旗号使用的政变几乎是常态。

第一代皇帝李渊，在强势皇子李世民发起玄武门之变杀兄后被逼禅让。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几乎被太子李承乾重演了玄武门大戏。第三代皇帝李治的前几任太子要么早死、要么被皇帝联合皇后武则天先下手为强，也都诠释了李家皇室的“父慈子孝”。武则天晚年也被朝臣打着太子的旗号逼迫退位。唐中宗继位后，其太子李重俊发动武装政变，兵败身死。唐中宗暴死后，继位的李重茂先是沦为韦皇后傀儡，随后被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推翻，并在不久后暴死。依靠两次政变获得大权的李隆基，对他们祖上几代人的历史自然了如指掌。太子实力太强会威胁自己，但如果太子实力太弱，又有可能像李建成、李重茂那样被推翻。所以，李隆基在公元737年废杀太子李瑛后，对新太子李亨的态度可谓非常矛盾。唐玄宗既要给李亨一定的势力确保他能接班，又要限制他的势力过大，防止他想提前接班。

李隆基钳制和提防的不只有太子，还有边镇的节度使们。李林甫之所以受到重用，一方面是他能得罪国内的世家大族，为李隆基开拓财源，为宫廷和边境军队的巨大开支提供财政支出，而且在敛财领域比之前的宇文融等人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甘愿做李隆基的黑手套，为李隆基得罪太子和节度使在内的所有实力派。在这种高压下，朝廷的实力派如何和太子保持合适的距离是一门大学问。西北方向的朔方、陇右、河西等边镇的许多高级将领，因为和太子有渊源而遭到打击。功劳比安禄山更大、兵权比安禄山更强的四镇节度王忠嗣，就因为和太子走得太近，在被废黜后郁郁而终。曾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太子旧友皇甫惟明，则被借故赐死。

除了授意李林甫、杨国忠打压威望太高、和太子走得太近的部分西北边镇实力派，让安禄山兼任位于东北边境的范阳、卢龙、河东三大军镇节度使，也是唐玄宗对太子势力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当然，唐玄宗对安禄山并非毫无防备。安禄山真正能控制的只有范阳一个军镇，卢龙、河东两个军镇仅受安禄山节制，等他叛变时，除了范阳镇军队之外，安禄山真正能使唤得动的节度使编制内军队，只有卢龙镇治所营州城内一部分卢龙军，以及大同一地的高秀岩驻军。河东、卢龙二镇其他地方都是忠唐势力占上风，河东镇治所太原的军政长官杨光翙更是杨国忠心腹。

河东、范阳节度使的位置。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安禄山当然也知道皇帝用自己制衡太子李亨的用意，因此在面对皇帝当众要他表态时，故意装疯卖傻，表示自己只认皇帝，不知道太子是什么，所以不拜太子。安禄山在公开场合以如此夸张的方式与太子划清界限，等几年以后太子登基，他该如何自处呢？

对太子继位后清算自己的担心，杨国忠在唐玄宗授意下对自己的敲打和整治，本性中的冒险精神和对更大权力的欲望和渴求，都会让安禄山无数次闪过搏一把的念头。但念头是念头，实际冒险是另一回事。李林甫执政时代，唐玄宗和李林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唐玄宗对安禄山荣宠之至，而李林甫负责时不时地整治和敲打。杨国忠上台后对安禄山的态度却变得极为强硬，整治敲打的力度远超李林甫，甚至唐玄宗都变得不再那么和善。

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奉诏进京时，总体气氛仍然非常融洽。但等安禄山一回河北，问题却接踵而至。先是杨国忠指使京兆尹随便找了个罪名，派人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并抄家，还把安禄山在京的心腹门客李超等人抓进狱中。得不到想要的口供的杨国忠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在狱中将这批人全部杀害。安禄山在长安的势力被连根拔起，安禄山在长安的情报网络也因此彻底瘫痪，在范阳的安禄山对京城信息的掌握程度大幅下降，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紧随其后又发生了辅璆琳事件。天宝十四载（755）初，玄宗皇帝派宦官辅璆琳前往河北抚慰安禄山。太监代表皇帝视察慰问下节度使，顺便履行监察职能是正常操作，安禄山自然是高规格进行招待，必要的打点想必也不会少，然而，到这一年七月，辅璆琳就被指控受贿，之后被唐玄宗借故斩杀。

从辅璆琳事件后唐玄宗派人邀请安禄山再度进京，以及唐玄宗在安禄山造反后毫无准备、惊慌失措等情况看，唐玄宗并不认为自己对安禄山的敲打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唐玄宗已经当了四十多年皇帝，被他敲打过的军政大员太多了。唐玄宗习惯了对一方大员生杀予夺的权威，他内心或许已经逐渐默认节度使任人宰割的命运。在唐玄宗看来，无论是查抄安禄山在京宅邸、杀掉几个驻京心腹，还是斩杀被安禄山打点得忘乎所以的辅璆琳，都不过是正常的帝王心术。

十四年前，唐玄宗曾派出一位叫牛仙童的宦官到河北抚慰时任范阳节度使的张守珪，张守珪同样高规格进行了招待和打点。牛仙童回到长安不久后，同样被举报受贿并被杀。而张守珪因为向牛仙童行贿，最终被贬职并郁郁而终。这次，面对相似局面的安禄山，做出了与张守珪截然相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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