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湾明星，在替父母还债？

不少网友都熟悉台湾地区的女明星林依晨。

她当初出道，实在有点无奈。

在林依晨还小的时候，父母离婚，她妈妈为了养家，不得不办信用卡应急，但最后欠下的债务达到百万之巨。

在2000年，林依晨靠着选秀进入娱乐圈，摸爬滚打五六年后才还清家庭债务。

像林依晨这样，替父母还债的台湾地区明星还不少。

不过，也有更悲催的普通人。

2005年12月29日。

在台北街头，一个火球从天而降。

路人惊慌失措，但最终一看，“火球”竟然是一个男青年。

后来媒体采访才发现，这个男子因为欠下了12万块的信用卡贷款，没能力还上，选择在五楼公寓自焚，并一跃而下……

林依晨和这名男青年，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

但在背后，他们其实都和台湾地区的“卡债风暴”有关。

这场“卡债风暴”让全岛超过80万人沦为欠债“卡奴”，造成无数人间悲剧。

卡债族抗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世纪80年代前后，台湾地区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那时虽说经济发达，但老百姓们依然秉持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不愿意超前消费。

台湾地区人均GDP

金融业被视为经济的制高点，而被当局牢牢把控，民营资本被禁止进入，金融机构之间没有激烈的竞争，银行业重视抵押贷款业务，被视为“高级当铺”，极少经营纯信用贷款产品。

所以，那时候，信用卡也被严格管控，由专门的“联合签账卡处理中心”垄断发行，严控刷卡消费。

但这种严控政策，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比如，人们想出去旅游，但到海外旅游不能刷卡，实在不方便。

碰到买车等这些大笔支出，不仅东挪西凑现金，甚至还得动用固定存款。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股市遭遇股灾，连带房地产市场也行情低迷，民怨不断。

这时候，放宽民营银行的消费金融业务，就成了“救市”之举。

于是，台湾地区的各类银行开始发行信用卡。

不过，台湾申请信用卡最初审核还是很严格的，不但要严审工作、收入与资产，还要调查信用状况，光在柜台填表格就要耗费大半天时间。

可即便这样，也难以阻止台湾老百姓申办信用卡的热情，毕竟拥有一张能“凭空”花钱的卡，感觉还是很爽的。

到了1998年，台湾地区的信用卡突破了1000万张。

要知道，这一年整个台湾的人口还不到2000万人，信用卡拥有比例是相当高了。

这时，消费热潮差一把火就能点着。

1999年，台湾地区的各大电视台都在反复放一条广告：

一位贫寒的年轻小伙花了身上的所有钱，在某个高级酒吧买了杯酒，就为倾听其中成功人士“不经意”间吐露的致富秘密。

他还真听到了：

那些端着酒杯的高端人士在谈论一位名为“George and Mary”的神秘富豪，不是“George and Mary帮我订了一部新车”，就是“出国玩也是George and Mary出的钱”，或者“George and Mary帮我付房子的头期款”，甚至，“连老婆，也是George and Mary帮我追的”……

广告最后揭秘，这位“George and Mary”是由台湾一家名为万泰银行发行的现金卡，能“让你爱现就现，把梦兑现”。

“George and Mary”其实是“借钱免利”的谐音，台湾人将其称为“乔治&玛莉”现金卡。

别家一张额度2万元的现金卡，只要准时还钱，额度能提高到10万，而“乔治&玛莉现金卡”最高可提升到30万元。

因此，“乔治&玛莉”现金卡出现仅一年时间，发行超70万张，便创造了50亿新台币的利润。

所谓“现金卡”，是台湾特有的一款银行卡产品，到提款机插卡即可借出现钞。

一般来说，台湾现金卡每日可取现金不超过5万新台币，每月可提现约150万新台币，是不是很过瘾？

但现金卡也是按月结息，利息往往高达“近”20%（注意这个细节）。

相比信用卡，现金卡唯一的优势就是快速办理。

只是现金卡借的钱有限，远不如信用卡的透支额度过瘾，于是很多台湾人又纷纷启用和办理新的信用卡。

看到万泰银行靠鼓吹超前消费的概念赚得盆满钵满，台湾各大银行也纷纷效仿，凭借电视广告诱惑和低门槛办卡，彻底将所谓消费新观念推销给了台湾年轻人。

台湾的信用卡广告

台湾人恍然大悟，原来，“幸福原来这么简单，就是敢花钱呗！”

花钱容易，办卡也更轻松。

台湾银行业的办卡门槛一再降低，原本审核需要半天的信用卡，5分钟就能搞定；

最后干脆不再设限，连高中生和75岁的老人都可办卡……

最后，甚至“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五分钟发卡”。

2005年，台媒报道，台湾岛内流通信用卡达4511万张，平均每人两张，而以卡养卡积累下的循环账务已高达5000亿新台币。

2000-2016年台湾信用卡的增长率

手里拥有这么多可以透支的卡，自然都是用来消费，比如买房、买车，美容、旅游……

人们一掷千金，眼都不眨。

风暴到来前，欲望已经决堤了。

很多稀里糊涂的台湾人靠着透支过上花天酒地的快活日子，还款时选择现金卡或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雷”也就此埋下。

以卡养卡，一旦不慎“刷爆”，还款时要先计算未偿还的利息，复利滚动，再加违约金，循环年息往往高达19%，几乎就是高利贷。

妙就妙在，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是将利率额度超20%定为高利贷（重利罪），而利率普遍设定在13%到18%之间，看似合法，但台湾银行业通过变相收取所谓的“开办金”、“手续费”与“违约金”，实际放贷还款都能轻松突破20%的大关，等于合法放高利贷。

不少老百姓还款还到最后才发现，债是越还越多，几乎都是复利陷阱滚出来的糊涂账。

台湾艺术家表演的“卡奴”行为艺术

据台媒统计，近20年来，60%以上的信用卡与现金卡的持有人，大多是20-39岁之间的年轻人……

算算时间，也恰好是现在台湾艺人的父母那一辈。

“乔治&玛莉”现金卡广告出现后，仅仅五年时间，台湾卡养卡积累下的循环账务已高达5000亿新台币，有七八十万人沦为了换不起债的“卡奴”。

拿一笔本金120万新台币的借贷举例，年利息一般是24万。

这意味着每个月平均要还2万的利息，基本是台湾工薪族每月的工资，这还不算许多莫名其妙多出的利息。

很多台湾人慢慢发现，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还卡债的。

2005年一项台湾岛内调查显示，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从1比5，变为1比30。

繁华坍塌之后，以前用信用卡购买奢侈品的人们，现在不得不用信用卡来购买基本物资。

面对如此庞大的“卡奴”群体，银行也慌了，纷纷开始回收信贷杠杆，后果却很严重。

2006年夏，台湾各大超市忽然贴出告示，禁止销售烧烤用的木炭。

为啥？

因为银行突然收紧信贷，逼得许多还不上卡债的“卡奴”无路可走，只能一死了之，而烧炭自杀是首选方式。

这其中还有个背景。

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一年之后，经济便衰退2.17%。

为了刺激经济，当局对卡债危机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无视，甚至纵容。

到2006年，台湾地区银行业的坏账率已经达到4.98%。

台湾地区银行业2004-2006年信用卡及现金卡逾期贷款的比率

此时，造成台湾“卡债风暴”的始作俑者万泰银行，却在引进美国私募基金改组后，改头换面成为凯基银行，继续“稳健”经营。

但更多的台湾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轻信和无知买单，一辈子都沦为“卡奴”。

“卡奴”如果不还钱，银行会通过各种方式讨债，大部分是委托给有背景的讨债公司，手段有合法，也有非法的。

这些讨债公司采取诸如泼粪、丢鸡蛋、撒冥纸、在“卡奴”家墙上用红色油漆写大字报、一天24小时电话骚扰“卡奴”、在“卡奴”家中或附近徘徊唱歌等手段，结果许多家庭被迫到处躲债，更有“卡奴”被逼走上自杀的绝路。

台湾年轻人控诉现金卡陷阱

据统计，在“卡奴”问题的最高峰时期，台湾合法的讨债公司就达900多家，这还不包括大量的非法讨债公司。

根据2006年台湾警方的调查统计，每个月至少有40个以上的“卡奴”，因卡债而走上绝路。

沉重的债务压力，让“卡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失业青年当街抢劫，只为3万元卡债”、“某女大学生欠卡债10多万，上吊自杀”、“70多岁老父亲因儿子20多万元的卡债，被讨债公司逼得走投无路”……此类新闻在台媒屡见不鲜。

台湾社会的“卡债危机”，就这样从金融问题逐渐演变成一个贯穿全部群体的社会问题。

走上街头争取权益的台湾“卡奴”们

“卡奴”们也开始联合起来上街游行，争取权益，成立“卡奴受害者自救会”，试图挽救破碎的人生。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卡债危机，台湾当局和银行业也被迫重视起来，坐下来与“卡奴”展开“消费者债务谈判机制”，共同协商还款计划。

经过多次协商后，这些“卡奴”里，只有约10万人有资格向银行申请破产，不被追索债务。

但破产后，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比如不能从事律师、建筑师、会计师等职业，也不得进行任何高消费活动。

更多既不能申请破产，也无法还清卡债的台湾人，最终选择了铤而走险。

很多“卡奴”便选择了参与电信诈骗，不遗余力地骗着自己的同胞。

这也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陆90%的电信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来自台湾地区。

几乎同一时期，亚洲各地的各类犯罪活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人的身影。

原因很简单，当海市蜃楼坍塌时，身为“卡奴”的台湾人打算翻身，所剩不多的途径只有黄赌毒了。

时至今日，台湾地区“卡债风暴”造成的阴影依然未能抹去。

2020年，台湾地区《工商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庭部门负债在2020年底升至18.2万亿新台币，而台湾地区GDP为19.775万亿新台币……

更多的人在卡债的泥潭里，根本没法自拔，甚至沉沦一辈子。

随着彻夜狂欢的热潮褪去，幻象消失，生活终于露出本来的模样，人们这才理解，过度消费未必是什么好事。

毕竟这个世界，欲望无处不在，而深渊也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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