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东第一大赌场”到中国音乐剧沃土，这个广场不一般！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前，剧场总是走得很慢。但它始终带着人与人之间直面的呼吸、畅快的交流、无声的感应，在世间万物飞速运转的当下，为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住一方净土。

上海文化广场是国内第一个以音乐剧为剧种定位的专业剧场，“但究竟能不能以音乐剧为主打品牌，来维持剧院运营，那时还是未知的”，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发起人费元洪坦言。

“究竟能不能卖好，上海有没有这样的消费力，当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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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广场剧场及开放型绿地。

上海市中心的黄浦区，有一处静谧的街坊，被老上海们亲切地呼作“文化广场”。100年间，这片浓缩了上海沧桑变迁的土地，牵动着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

“用这样的篇幅记录近一个世纪的风华不免有些冒失，

但以年纪事，不为打造一种形而上的仪式感，

而是提供一个观看的视角，

希望凝固在墙面上的文字能唤起每一个真实存在的日夜里，

点滴堆叠的故事和涌动变化的情感。”

在这之前，它曾是“远东第一大赌场”。1928年，法国商人在此开办逸园跑狗场，场内能容纳2万余人，全盛时拥有赛狗1500只，并配有为赌客服务的旅馆、舞厅和露天电影院等。据统计，1931-1938年，除税收和各项开支外，逸园结余达360万银元。

在这里赌博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跑狗场法语叫Canidrome，上海百姓就取其谐音，戏谑地称其为“看你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进入法租界，将逸园所收票款的50%上缴作军费，法商见无利可图便关张回国，日军顺势征用此地改做军营、仓库。

逸园跑狗场资料图。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急需一个实实在在的大会场来团结群众、凝聚人心。1952年4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由陈毅市长批准，逸园被改建成为“上海市人民文化广场”；同年11月，“人民文化广场”正式命名为“文化广场”；1954年底，文化广场舞台落成。

改建文化广场资料图。

当时，新建成的大会场拥有全市最大的舞台，各类设施较完备，能容纳15000人，极大丰富了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见证了多场文化交流盛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于1958年4月携舞剧《白毛女》来此演出。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回忆道：“在这么多观众面前演出，对我们芭蕾舞团来说还是第一次。13000人的掌声响彻巨大的剧场，这种壮观的情景是举世无双的。”

1964年，上海解放15年来最盛大的音乐会——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文化广场举办。3000名舞蹈工作者表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观看后决定将其作为大型音乐歌舞作品《东方红》的基础并抽调演出人员进京。

然而，1969年年底的一场大火将文化广场化为一片废墟，损失500余万元。次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重建文化广场。经过83个日夜的奋战，建成了5700平方米、三向管式网架结构的封闭式观众厅，将舞台高度升至19米，全场无落地支柱，还扩大了观众休息厅和各项服务设施。

重建后的文化广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春潮，用海纳百川的胸襟接待国内外各类艺术团体。1973年5月，朝鲜平壤歌剧院第一次把大型歌剧《卖花姑娘》带到上海观众面前，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1976年5月，文化广场观众厅增加放映设备，南斯拉夫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陆续上演。原文化广场职工陆根福还清楚记得当时的盛况：“一天放五到六场，甚至有几天夜里都到一点钟，观众多得不得了，一般电影院是七八百人，我们一场就八千人，放一场就抵人家放一个礼拜。”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文化广场各项设施日益老旧、演出效果不佳。加之上海体育馆落成，文化广场逐渐安静下来，1982年全年文艺演出仅84场，创利2.6万元，还不到1979年的5%。直到1992年夏天，大批民众再次涌向文化广场。他们不是来看演出，而是来炒股的。此时的文化广场成了上海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并发行了解放后第一张股票，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性舞台。

1997年，精文花市开进了文化广场，一时间花香四溢、遍地芬芳。当年销售鲜花约35亿枝，占华东地区花卉年消费量的70%-80%，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一大早，花市里就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虽不见往日文艺演出盛况，但在不少老一辈上海人嘴里，这个地方还是被叫做“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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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见证了文艺繁荣和经济兴旺的文化广场，悄然酝酿着下一次蜕变。

2002年，上海大剧院引进第一部海外原版音乐剧《悲惨世界》，连演21场。那时，上海能连演5场以上的商业演出都屈指可数。《悲惨世界》的成功让上海观众看见了世界一流音乐剧的品质和规模，更让人们意识到音乐剧这一舞台艺术的巨大市场潜力。

上海大剧院聚焦交响乐、歌剧和芭蕾，上海音乐厅精耕室内乐，但没有一家专业的音乐剧剧场，来承载崭新的发展业态。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发起人费元洪回忆道，基于上个世纪的文艺演出基因和音乐剧市场需求的实际，上海文化广场将综合性音乐戏剧作为全新的功能定位，开启了重建之路。

2005年，原文化广场主体建筑被爆破拆除；次年，改建工程试桩开钻正式启动。这次重建，预示着文化广场将重回文化之路。2011年，随着与英国GWB公司联合制作的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的上演，上海文化广场正式对外开放。一个环抱在高楼和绿树中的崭新广场，来到了人们面前。

上海文化广场及周边环境俯视图。

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剧场和大片开放性绿地，并保留了原文化广场屋顶的网架结构。

上海文化广场是国内第一个以音乐剧为剧种定位的专业剧场，“但究竟能不能以音乐剧为主打品牌，来维持剧院运营，那时还是未知的”，费元洪坦言。“究竟能不能卖好，上海有没有这样的消费力，当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2011年12月，作为上海文化广场开业第一年的年末大戏，英语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连演24场。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观众厅。

在国外音乐剧市场上，文化保护和排外行为并不鲜见。在美国百老汇，只有英语音乐剧才能上演，其他语言的音乐剧基本没有机会；即使是英语剧，这些年来，百老汇对待英国剧目也多少有些排斥。在欧洲，法国和德奥音乐剧之间很少有演出交流；非英语国家的欧洲音乐剧，虽然只隔一个英吉利海峡，却很难在伦敦西区上演。

不过，无论是来自百老汇和西区的英语音乐剧，还是来自欧洲的法国、德奥音乐剧，或是来自亚洲的韩国、日本音乐剧，都能在上海落地、培育起市场。“我想上海观众是非常幸福的，可以看到来自各国不同语种和风格的音乐剧，这在世界上其他城市是很难看到的。”费元洪表示。

世界各国的经典音乐剧经受住了市场考验，打开了上海的音乐剧发展格局，上海文化广场也因此实现了改建之初的构想，树立起音乐剧的品牌。十多年来，上海文化广场共演出2900余场，吸引观众300余万人次。大量海外经典原版大戏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为国内观众打开了一扇文化交流之窗。

2018年，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

近年来，中国音乐剧的发展路径是海外原版引进、版权剧中文版制作和原创剧目制作三条线并行。上海文化广场在成功引进经典剧目的同时，制作出品了多部中文版音乐剧。对文化广场而言，目前海外剧目的演出占比和市场影响力都相对更大。

放眼上海，来自韩国的各类音乐剧中文版备受市场青睐。费元洪解释道，韩国音乐剧产业发展较早、也有规模，目前很多中国音乐剧从业者都有在韩留学背景，韩国市场对中国也更为主动、开放。基于类似的东亚文化背景，相较于欧美市场，韩国作品在中国市场更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但凡事都有发展周期，当快速挖掘大量韩国音乐剧，韩国市场的存量已很有限，未来韩国作品一定会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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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舶来品，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算长。以20世纪末为始，有过本土化艰难草创，也有过对国外剧目的“描红”，在既无历史根基也无前人指导的境遇下逐步发展。“文化艺术的市场化也是在这十几二十年中才逐渐形成的”，费元洪表示。

当下，剧场演出行业正慢慢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业态迅速发展的另一面，是野蛮生长和粗制滥造的风险。“观众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花不菲的票价看戏，其中存在性价比的问题。”这意味着行业需要持续产出有性价比的作品，但演员频繁轧戏、剧目品质良莠不齐等问题确实广泛存在。费元洪认为，这与中国音乐剧当前处于井喷式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上海文化广场剧院大厅。

优质演员成长速度赶不上剧目数量增长速度，“这在上海表现得很明显”。仅在亚洲大厦21层楼里就容纳了19个小剧场，三四个剧目同时开演的情况屡见不鲜。与之相对，音乐剧演员尤其是优质演员数量十分有限。“自然有更多剧组需要他们，就会同时演好几部戏。”

此外，与欧美剧目的长期演出模式不同，在中国当前的行业发展阶段下，一部新戏的排演周期是难以预判的，想要长期演下去并不易，演员很难提前做好长时段的排演计划。“这也会造成演员的不安全感，如果只演一部戏，一旦叫停就要再找新戏重排。轧戏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品质，但随着业态良性发展，若演员靠一部戏长演就能得到体面的收入，类似现象就会变少，观众也会更多地从‘因人看戏’向‘因戏看戏’转变。”

在费元洪看来，音乐剧产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发力。首先是原创音乐剧人才的发掘和成长以及制作公司选戏和运营能力的提升，当然还有良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落实演出的载体——剧场行业的发展，包括剧场管理和剧目营销，等等。“每一个方面都相当于木桶的一块板，如果有一块短板，木桶就会漏水。我们先不要奢谈行业和产业在未来的规模，而是从业者们能不能都从自身做起，围绕剧院、剧目品牌，吸引好垂直观众，做出有性价比的好产品，一步一个脚印地提振整个产业。”

只有持续提供优质产品，回归到性价比，才会有效吸引民众关注这个产业，热度才会持续下去。

2022年，中文版《基督山伯爵》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原创是中国音乐剧的必由之路。除了引进世界经典大戏外，文化广场也坚持培育原创华语音乐剧的市场土壤，作为“演艺大世界——上海国际音乐剧节”的一大重要板块，“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12年来一共为观众呈现了53台145场演出，小心翼翼呵护中国音乐剧之花生根发芽。

“中国有着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状态，中国的象形文字和发音特点也跟英美欧的符号化文字及发音天然不同，这就造成了中西方音乐叙事风格和戏剧审美的巨大差异。”费元洪认为，在吸收海外音乐剧风格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音乐剧需要寻找中国人的戏剧表达方式和审美方式。这些年来，市场上已经涌现出很多带有强烈中国特色和审美、呈现时代风格和面貌的原创作品，许多比海外经典戏更对国人胃口。

2021年，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

“我想这才是能够俘获中国观众的状态，扎根于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学古不泥古，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借鉴融合，这条路需要一直往前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原创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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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融合传统音乐文化与浓郁东方审美的“新·国风”原创音乐剧《南唐后主》完成了全国巡演的收官之站。极富情感张力的音乐唱段串起李煜“词人”“君王”的双重身份，勾勒出他内心世界的撕扯碰撞，引来现场掌声阵阵。

几乎同一时间，上海文化广场户外舞台搭起了一座限时营业30天的帐篷剧场，国内首部聚焦“网络暴力”的原创音乐剧《无法访问》全国巡演之旅就从这里开始。独特的“X”型舞台将观众席分为四个区域，不同坐席的观众会感受不同角色的人生。

自文化广场东行，穿过人民广场就来到了亚洲大厦。6月初，大厦二楼人民大舞台内，聚焦代际冲突、传统曲艺传承的原创音乐剧《南墙计划》顺利完成首轮演出。一句“我们都知道答案”，道出了台上台下不尽相同的成长之痛……

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备受瞩目的中文原创音乐剧，其实都来自上海文化广场的一项孵化计划。

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及上海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

与绘画等表演门类不同，舞台表演艺术，尤其是音乐剧，是一项依靠团队协作完成的综合性艺术，涉及音乐、表演、舞蹈等多种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综合性艺术创作往往是由国有体制主导完成，而非市场化的自行组合。

“我们希望孵化计划能从中起到平台性的、引导性的作用。”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上海文化广场于5年前发起了“华语原创音乐剧孵化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搭建公开的原创作品投稿平台，作品经筛选、评审后在专业导师的带领下孵化，完成比较完整的工作坊呈现后与市场对接。这其中还包含具体赛道区分，孵化计划会视情况重组这些项目，促进不同领域的人才交流，并促成合作。

“这种模式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我们的角色就是汇聚和引领，让更多年轻人从中脱颖而出。”费元洪也没有想到，过去5年间竟有超550位创作者，共投稿510部作品。参投者的平均年龄为25-30岁，其中有大学生、上班族，也有自由职业者。年轻人对于音乐戏剧的创作热情之高、沉浸感之强，令他十分感动。

孵化计划帮助打通了从下至上的创作流程，让更多人有机会从基层、从民间通过孵化机制向上生长。这种基于大范围筛选和基层磨砺而产生的作品，也更具创作初心和市场活力。费元洪感慨，“从招募到首演，一部作品的整个孵化周期要经历3-4年，就像埋下一颗种子再看着它慢慢成长。”

相较于其他实体空间，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前，剧场总是走得很慢。但它始终带着人与人之间直面的呼吸、畅快的交流、无声的感应，在世间万物飞速运转的当下，为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住一方净土。

今年2月，比利时先锋实验剧团Ontroerend Goed创作的一对一治愈剧场“遇见自我”系列《一个人的游戏》和《一个人的微笑》在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中心开启驻演。观众坐在轮椅上，蒙着眼睛被推进一间房间，只得充分调动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观众进入房间，像控制虚拟游戏里的化身一般，以自我意识控制剧情发展，而这一切都被“镜子里的另一个你”尽收眼底。

生活中，我们总会不自觉地审视甚至肆意评判他人，却并非人人都有审视自我的能力或意愿。但当我们身处剧场里，既能看见众生之相，也能发现不愿面对的自己。

这也是这些故事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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