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易和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19世纪中叶的咸丰帝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会面临千年之前的帝王困惑——唐代安史之乱后无法阻挡的“藩镇割据”。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八旗军与绿营低下的战斗力暴露无遗，此时咸丰帝所能指望的几乎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但“藩镇割据”的担忧萦绕清廷统治者心头。对清廷而言，要将湘军视作清真正的主力军，不仅需要其拥有高昂的战斗力，更需要具备无可动摇的忠心。但在以往的政治经验中，这两者往往是冲突的。迅速镇压太平天国固然是头等大事，可一旦给曾国藩和湘军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
自清入关，在兵权方面始终防着汉人，倚重满蒙八旗。不但地方掌握军权的督抚长期由满洲贵族把持，在地方要冲均布置了八旗精锐。可到了乾隆后期，八旗兵已经逐渐废弛，绿营兵成了主力，这也还好，这些绿营兵总归是正规军。到了道咸之际，不但八旗兵已不堪用，绿营兵也腐败得不成样子。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面对太平军的汹涌攻势，咸丰皇帝左右为难，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是冒着兵权下移的风险，让地方武装去打仗，还是寄希望于不堪用的“正规军”枯木回春？
在犹豫和摇摆中，八旗和绿营屡战屡败，湘军这个地方武装自然成了大清军队主力。自此清朝正规军八旗、绿营彻底衰落，湘淮军成为清军主力，既造成“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
清朝正规军缘何衰败，湘军又是如何从地方武装逐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主力部队？在请咸丰皇帝回答前，我们不妨先回顾清初历史，考察一下清朝正规军的弊端。
左宗棠致曾国藩的军情禀报手札。1861年，左宗棠所率湘军在江西景德镇连胜太平军，使曾国藩绝处逢生。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清朝的“经制军”（即正规军）是八旗兵和绿营。咸丰以前，全国八旗兵力约20万，绿营兵约64万。八旗兵力十分有限，且入关以后战斗力迅速下降，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乱”时，其表现已经乏善可陈，冲锋陷阵者多为绿营；乾隆朝用兵西北、征讨金川的主力军亦是绿营。至太平天国起义前，除了东北地区少数八旗骑兵部队尚属勇猛外，各地驻防的旗兵基本已无战斗力。在大部分地区，绿营成为清军主力。
然而，清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以及对武将的猜防，在绿营建立之时便加上了重重制度限制，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却也严重削弱了绿营战斗力。
“化整为散”是绿营建立的重要原则。一省内统兵大员有总督、巡抚、提督以及多位总兵，每人直接统辖的军队仅一两千人，且驻地分散。64万绿营兵，约20万是驻扎基层的“汛”兵。“汛”类似现在的派出所，每个“汛”的驻兵不过数人至十数人，负责维护治安、传递情报，根本不具有军事能力。这就导致一旦需要厚集兵力时，绿营只能从不同驻地分散抽调，再凑合成军，不但耽误时间，更难追求军心团结。
“兵皆土著，将皆升转”是绿营的另一条原则。兵丁皆来自驻地附近，世代为兵，不随将领升迁而调动。兵籍由兵部掌握，凡有缺额，必须报请兵部批准再按章补充，将领无权自行募兵。这造成战时兵将不习，且由于补充兵员手续繁琐，将领往往自行招募“勇”丁作为应急。战争时间一长，前线的绿营自然兵力越来越少，越来越残破。
此外，绿营还有一项严重弊端在于“差操不分”。清初过度裁抑地方财权，官府原有衙役、壮丁等被大量裁撤，差役只能由绿营兵丁承担。由于服役往往有钱可领，兵丁也乐于频繁出入衙门，不但耽误操练，更沾染了胥吏习气，丧失了战斗力。
这些制度性弊端，在乾隆初年以前，由于征战频繁，还不太容易暴露。乾隆中期以后，八方无事，和珅当权，政治腐败，军队也迅速走向腐朽。嘉庆初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八旗、绿营皆不堪用，只能依靠临时招募的勇营。
1850年，咸丰皇帝即位当年，刚镇压了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地区的李沅发起义，广西爆发了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和清朝高层一开始还颇有信心，调兵遣将，筹饷拨款，不遗余力。本以为八旗、绿营大兵一到，可以迅奏肤功。没想到用兵两年，胜少败多，损兵折将，军费不堪重负，而太平军竟然进入湖南，不断壮大，于1853年1月占领武昌，兵力达到50万。清廷派去追击堵截的两位钦差大臣向荣、琦善却更多是尾随监视，无心迎战。太平军在鄂赣交界处大破两江总督陆建瀛的防军，迅猛东下，如入无人之境，3月底攻克南京，正式定都。至此，清廷已经抽调精兵10万，拨款将近3000万两白银，掏空了家底。看来，仅靠八旗和绿营这些正规军，已经很难镇压太平军。
太平军西征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这正是湘军成立的时局背景。因此，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如果不是八旗、绿营节节败退，不堪重用，湘军就没有成立的机会，咸丰皇帝和清朝高层也绝对不会允许湘军这样的私募军队成为大清主力军。
1853年初，面对武昌失守的重大危局，清廷给回乡守制的曾国藩发去上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所谓“团练”，是由乡绅招募本地农民而组成的民间武装，它们既非职业军队，活动范围也不出自己家乡。曾国藩却并不满足于此，借着办团练之名，打造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在1853年内迅速清剿了湖南省内的“土匪”，而后造船购炮，招兵买马，建章立制，将小部队扩张为一支正规军。
这个过程中，虽然曾国藩受到湖南地方官不少刁难，但清廷总体并未阻止他的建军行动，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军事形势——1853年5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即誓师北伐，五个月内转战五省，一度兵临天津，对清廷造成严重威胁。虽然北伐军到1855年最终失败，但它已令咸丰帝疲于应付，尽数征调北方各省精兵。另一方面，向荣、琦善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试图以之围困和牵制太平天国，两个大营抽调了南方各省大量兵力。此时，对于湖北、湖南，清廷既无心力亦无兵力顾及，对曾国藩也只好听之任之。
曾国藩像。来源/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国藩家书 上 家书 卷1-卷8》，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
湘军之所以能从各类地方武装中脱颖而出，形成较强的战斗力，重要因素还在于制度建设。曾国藩为其军队制订了详尽的营规，很多条目专门针对绿营制度的弊端。比如湘军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归将有”，采取层级招募制度，将领自募营官，营官再自己招募哨官，哨官招募什长，什长招募兵丁；一旦将官去职，则全营裁撤，兵丁遣返。这彻底杜绝了绿营兵将不习的毛病，但也使湘军带上了浓重的私家军队性质，外人根本指挥不动。
湘军军饷优于绿营，营内自备长夫搬运物资，到驻地自行安营扎寨，不准兵丁四处游荡、抢占民房，加之有营内同乡关系的约束，一般战斗意志较强。此外，湘军也有比较详细的战术和阵法，重视冷热兵器配合，训练较绿营严格；曾国藩还标榜选用儒将，以理学精神对兵丁进行“思想教育”，这些都使得湘军的战斗力明显好于绿营。
1854年初，湘军正式扩编完成，水陆兵力达到1.7万人。此时正值太平军全力西征，攻占武昌并继续向湖南推进，清军几乎全线崩溃。曾国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布著名的《讨粤匪檄》，正式与太平军展开决战。
尽管湘军一开始缺乏战斗经验，出师不利，在湖南岳州、靖港两次溃败，曾国藩甚至试图投水自尽，但战况很快出现转机。陆路湘军经过反复厮杀，击败太平军，攻克湘潭，解围长沙，曾国藩迅速成为湖南官绅眼中的救星。他在长沙对湘军进行严格整编后，大举北上，连战告捷，至1854年8月下旬，彻底将太平军赶出湖南。此后湘军水师顺流东下，连续在武汉、田家镇两场大战击败太平军，10月14日攻克武汉，年底时已经进逼九江。这是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战果。
《湖广省图》，描绘了湖广（湖北、湖南）地区州县、江河湖泊及陆路交通，此为清代彩绘本，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这完全出乎朝野意外。咸丰皇帝不禁大呼：“不意曾国藩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此时，曾国藩和湘军的声威可谓达到顶点。然而，迅速的大胜不免令曾国藩及其湘军上下头脑发热；清廷一开始自然高度赞赏湘军的“意外”功绩，但很快就对这支异军突起的武装力量高度警惕；太平军方面也在吸取教训、调整战术、扩建水师。种种迹象表明，湘军崛起之路注定荆棘丛生。
对于湘军而言，要想成为真正的清朝主力军，不仅要能打仗，更需要取得清廷高层的信任。但在以往的政治经验中，这两者往往是冲突的。有时越能打仗，反而越受到高层猜忌。站在咸丰和清廷高层的角度，迅速镇压太平天国固然是头等大事，但一旦给曾国藩和湘军放权，导致尾大不掉，实属后患无穷。毕竟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历史，萦绕在咸丰君臣的心头。于是，曾国藩在前线率军鏖战的同时，朝廷的猜忌和打压便如影随形般到来。
湘军攻克武汉后，几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到“坏消息”的咸丰帝激动不已。他立即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在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等人的建议下，便迅速收回成命，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并催促他迅速东下进攻九江。用意不言自明，就是不愿授予湘军地方权力，使其在一地站稳脚跟。可这正是湘军最需要的——没有巩固的后方基地，粮饷、兵源接济不上，便只能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很快，战况便急转直下。
湘军自1854年底开始水陆围攻九江，历经大小百余战，损兵折将，仍未能攻克；曾国藩亦不免浮躁，指挥先骄后乱，给了太平军可乘之机。1855年1月29日，湘军水师追击太平军入鄱阳湖，太平军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拦腰截断，较小型的战舰全数困于湖内无法动弹；紧接着，太平军在翼王石达开的指挥下大举反攻，大败湘军，一度夺取曾国藩座船。曾国藩再度愤而投水，无补于事。湖口之战彻底扭转了太平军的被动局面，紧接着太平军沿江大举西上，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
湖口之战中太平军大败湘军水师，扭转了太平军的被动局面。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此后一年多，可谓湘军最为艰难的时期。湖北方面，湘军对武汉先强攻，后长围，始终无法克复。江西的局面更为不堪——困在鄱阳湖内的水师始终无法打出湖口；陆路负责进攻九江的大将塔齐布病逝，罗泽南又率主力军救援湖北，曾国藩几乎无兵可用。1855年11月，石达开又率太平军大举攻入江西，连克全省十三个府中的八个，坐困南昌的曾国藩一度十分危险。直到1856年春，由于太平军抽调主力回援天京，江西的湘军才得到喘息，稍后在湖南派来的援军配合下，逐步转入反攻；而东线战场上，太平军已经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清朝正规军又遭到沉重打击。战局由此进入太平军占据上风的相持状态，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自身出问题，湘军并不见得能最终取胜。
而恰恰在这个关键节点上，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了。由于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矛盾，太平天国高层爆发激烈政争，天京城内陷入大规模内乱和残杀，各地太平军将领也纷纷弃战撤兵。湘军借此机会，于1856年底收复武汉；江南、江北大营也得以重建，清军再度包围天京。从此，湘系才真正在两湖扎下根来，重整旗鼓，形成向下游稳步推进之势。
一旦前线危机解除，咸丰帝及其身边的“智囊”们便立刻动了裁抑曾国藩和湘军的心思。因此，18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曾国藩都在与咸丰帝闹脾气。
曾国藩出师多年仍仅有虚衔，迟迟得不到督抚实职。两任江西巡抚陈启迈、文俊皆与湘军关系恶劣，处处掣肘，特别是不配合湘军筹饷，严重限制了江西湘军的扩充，这是湘军在江西难有作为的重要原因。曾国藩严劾陈启迈，自己却仍然得不到江西巡抚之职，可见朝廷猜防之深。1857年3月，曾国藩之父病故，他立刻返乡；三个月后又连续上奏，一面请求在家终制，一面痛陈自己因无巡抚之位，湘军寄人篱下，种种委屈。熟料，咸丰帝不但没有如愿授曾国藩巡抚，反而顺势直接将其开缺，令其“暂守礼庐”。曾国藩就这样，回乡赋闲一年有余。
不过，曾国藩的离开并未影响湘军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另外两个湘系的重要领袖——胡林翼与左宗棠。
胡林翼出身官宦世家，是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军事和政治才能与曾国藩不相上下。1855年起，胡林翼在湖北带兵，成为曾国藩密友；次年指挥湘军收复武汉，更令其名震天下。不同于曾国藩受到清廷的提防和打压，胡林翼自1856年起即被授予湖北巡抚。这或许是由于他比曾国藩更懂得官场规则，在京中人脉和眼线也多；当然也可能因为胡林翼并非如曾国藩那样，是建立湘军之人，而清廷也想在湘系内部培植制衡曾国藩的力量。无论如何，胡林翼利用巡抚之职位，尽力笼络清廷派来监督的旗人总督官文，全力为湘军争取资源、扩充兵力、提供经济支持。事实上此时地方上很有财政潜力可挖，清廷之所以收不上钱，主要原因是被官吏层层贪污掉了。胡林翼便踢开旧官僚，重用士绅负责管理厘金等新财源，剔除中饱，果然大幅提高了财政收入。湖北真正被打造成了湘军的后方基地。在此过程中，胡林翼也为湘系培植出一大批文武人才。
胡林翼画像。来源/王伟《晚清第一官商 盛宣怀的正面与背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左宗棠与胡林翼同龄，但仕途并不顺利，名义上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不过他这个幕僚可不简单，凡是军政要务，骆秉章都会征求他的意见。在他的指挥下，湖南也开始创办团练、整顿财政、扩充军饷，并配合湘军征兵扩军。左宗棠还参与指挥湖南本地湘军开赴江西，支援曾国藩。湖南亦成为湘军的牢固后方。
身着官服，项挂朝珠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中国甘肃省兰州府，1875年。来源/世界数字图书馆
由于胡林翼、左宗棠的经营，在其他省份整天向朝廷哭穷要饷的同时，湘军却能得到来自湖北、湖南的稳定供应，兵源、饷源皆不发愁。由此，湘军实力自然成倍扩充，1856年底，总兵力已经超过8万，彻底改变了几年前的拮据局面。
太平天国方面内乱不止，1857年6月，石达开又与洪秀全决裂出走，大量精兵随之而去，江西防守空虚。湘军出动6万重兵，在左宗棠指挥下，迅速攻占全境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胡林翼主持湖北方面的湘军进攻九江，直到1858年5月攻克。此外，由于石达开进攻浙江，当地清军频频告急，咸丰帝只好诏令曾国藩带兵救援，曾国藩立刻出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密切配合下，湘军很快肃清了湖北等地残敌，东进安徽。
不过，湘军又一次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在安徽遇到挫折。1858年夏秋，湘军很快攻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要地，兵分两路进攻安庆、庐州。曾国藩甚至以为“金陵克服亦系指顾间事”。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太平军在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主持下，已逐渐从天京变乱中恢复过来；湘军进入安徽之初进展顺利，重要原因是陈玉成当时正率主力军攻击天京城外的江北大营，没有投入安徽的战斗。陈玉成击溃江北大营后，迅速率兵回援皖省，1858年11月15日，两军在庐州附近的三河镇大战，湘军惨败，大将李续宾自尽而亡，全军覆灭。太平军乘胜追击，湘军攻占的安徽各城尽数丢失，只能退保湖北，损失在一万人以上。湘军的攻势被迫暂停。
此时的湘军，仍然不被清廷视为主力。直到1860年春天以前，咸丰帝始终打着小算盘——南方战场上，以湘军作为偏师，在湖北、安徽牵制太平军主力部队，由江南大营的八旗绿营负责围攻天京，以收全功；北方则以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作为主力，保护京畿安全。为此，江南大营得到清廷全力支持，几乎独占苏南、浙江财赋之区提供的粮饷赋税。
江南大营自身确实也有发展。由于江北大营已不存在，前线指挥权反而得以统一，数年时间内，清军围绕天京修筑长壕，扎营百余座，驻兵超过4万人，兵力确实雄厚，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也很充足。不过，大营官兵在官场习气熏染下，军纪败坏，战斗意志不高，进攻节奏颇为拖拉。当然，这不妨碍两江总督何桂清不断向清廷粉饰邀功，又与高层人物暗通款曲，将江南大营吹得天花乱坠，仿佛天京不日可下，给了清廷很大的期待。
真正在做实事的还是湘军。此时湘系并没有与江南大营争夺天京首功之意，一度还请求让曾国藩去当四川总督，不过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1859年秋，曾国藩、胡林翼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安徽的筹划。湘军这次明显吸取了三河大败的教训，不再孤军深入，计划分四路进兵，并且采用了重要的新战术——围点打援。南线两路沿长江进军，准备围攻安庆；北线两路从大别山区进军，不求攻城，而是作为打击太平军援军的预备队。这个计划颇为周密，之后虽然进军路线有所改变，但始终执行的是“围点打援”的大原则。
然而，此时的清廷自信江南大营取胜在即，对湘军支持少而添乱多：忽而严令湘军抽调一支主力向河南进军，防止太平军和捻军北上，忽而又借着湖南永州总兵樊燮举报湖南巡抚骆秉章之事，命湖广总督官文严肃查办。前者无疑会导致湘军兵力分散，有遭到各个击破的风险；后者更是直接针对左宗棠而发，咸丰帝还亲自训斥骆秉章，说他受到“劣幕要挟”，大有借机收拾湘系“朋党”之意。胡林翼、曾国藩一面指挥前线与太平军作战，一面还得想办法应付清廷刁难。幸好此时朝中当权的肃顺一派比较支持湘系，胡林翼更是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和情报网络，湘系才得以化解一次次政治上的危机。
真正给了清廷当头一棒的，是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崩溃。是时，李秀成率太平军先佯攻杭州，分散清军兵力，旋即回师，会合陈玉成等军猛攻江南大营，大营全军覆灭，苏南膏腴之地除上海、镇江外，几乎全被太平军占领。清廷寄予厚望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居然抱头鼠窜，逃入上海外国租界逃避问罪。此后的局势，更可谓每况愈下——两个月后，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清军主力僧格林沁部溃不成军，咸丰帝逃往热河。与此同时，北方的山东、河南；西南的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内各种起义和暴动也愈演愈烈，官府根本无力镇压。清廷在全国的统治，呈现一片糜烂瓦解的局面，惟有湘系控制的两湖尚属完善之区，湘军也已扩充至10余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湘军已经成为清廷唯一可指望的主力军了。
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清廷不得不放下对湘军的猜防。经过一番挣扎，力主裁抑湘系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也是何桂清的后台）被逐出中枢，曾国藩这个咸丰帝十分不信任的人，先是署理两江总督，旋即实授，并加以钦差大臣之重任。随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出现湘军将领出任省级军政长官的小高潮，河南、贵州、安徽、四川、湖南等省，皆换上了湘系的督抚或钦差大臣。
成为主力的湘军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自然更不肯听从清廷瞎指挥。凡是清廷要求拨兵救援邻省者，基本上都加以搪塞；曾国藩获任江督后，也不肯直接东下救援苏南，坚持围攻安庆；甚至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清廷严令勤王之时，曾国藩和胡林翼还上奏反问咸丰帝究竟要谁去，借着公文往返拖延时间，直到京师陷落湘军也未出动。这种“定力”自然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湘军稳固地维持在安庆“围点打援”的节奏，屡次挫败陈玉成、李秀成的救援计划，直到1861年9月5日攻陷安庆，这标志着太平军在安徽的根据地基本已经丧失，太平天国的颓势几乎不可扭转。不过，此时咸丰帝已于8月22日在热河驾崩，至死也未能等到最后胜利的消息。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湘军在1864年攻陷天京后，便被曾国藩逐步裁撤；清廷一度尝试恢复八旗、绿营兵力，不过效果欠佳。真正成为全国范围内清军主力的，还要推从湘军脱胎而来的李鸿章的淮军。而这又涉及同光年间一系列复杂的军政局势变动，已经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茅海建：《苦命天子 咸丰皇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韩策：《疆吏与军机如何互动？——胡林翼的京城联络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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