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五年（1607），面对满城暴雨和洪水，朱翊钧会回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步行前往南郊祈雨的那个炎热中午。

万历十三年（1585），“京师自去年八月不雨”，朝廷多次举行祈雨的大雩（yú）礼（古代吉礼的一种，所祀对象为被认为能兴云降雨的“山川百源”）无果，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便“步祷于南郊”。当时的他年方二十二岁，尚未患有腿疾，坚定地走完了5公里左右的路程，“上亲举玉趾无难色，圣容俨然若思，穆然若深省，百官万姓无不举首加额，欢呼颂圣德焉”。此外，他还“蠲（免除）天下被灾田租一年”。按古人的理解，皇帝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五月丙戌，雨”，皆大欢喜。然而，欢腾的京城人士却没看到，宛平县玉河乡（今北京门头沟一带）下起了大雨雹，“伤人畜以千计”。

干旱与降雨交替出现的情况在两年后，也就是家喻户晓的万历十五年（1587）再度出现。六月，“京师大雨”，但得“振恤贫民”，因为“风雨陡作，冰雹横击，大雨如注，官员墙屋所在倾塌，人口被溺、被压，颠连困苦，至不忍闻”，连“都重二城”，即南城外城和北京内城墙，都坍塌多处。

明人所绘京师地图，取自明张爵纂《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序南林刘氏求恕斋刊本。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近年来，关于明中期至清中期气候小冰期的说法颇为盛行，也解释了当时北京暴雨频发的状况。但北京城在万历一朝所经历的暴雨和洪水，实际在历史上多有发生，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北京易发暴雨和洪水？古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以预防和缓解这些自然灾害？

就气候而言，北京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集中了全年大部的降水，本易引发暴雨。此外，降水落到地面后，山区沟道由于长期干涸，表层土壤松散、板结严重，暴雨后入渗慢，极易形成暴雨径流。

这一气候特点又为北京的地形因素放大。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北倚燕山，西临太行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宋代学者范镇曾赞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山脉的存在固然有利于军事防御，但对气流也有抬升作用。北京地区的暴雨大多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山区迎风坡，尤其是房山、门头沟和昌平地区。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大雨，便始于“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此外，密云、怀柔之间的东西两侧均是高山，北边是山地，南边又是开阔的平地，呈喇叭口地形，有利于低空气流的辐合抬升，因此也常成为特大暴雨的集中地。

北京地形及年降水量图。来源/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 二集》，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

自然条件外，人类活动也加剧了北京所面临的暴雨和洪水问题。五代十国之前，北京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版图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该情况自辽金时期发生改变。北京逐渐被选为政权首都，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吸引了人口的迁入与增长，所需资源也相应增加，门头沟地区的煤业开采正是始于辽金时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为了营建都城、修造船只和兵器，开始通过永定河大规模采伐上游的森林资源，加剧了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与永定河相对平缓的下游河道相结合，致使其泥沙含量不断增加。清康熙年间，皇帝责成以治水闻名的于成龙负责永定河治理，并将“无定河”改名“永定河”，以彰显治河功绩，却收效甚微，永定河至晚清时期，已成为地上悬河。

同样是明清时期，门头沟发展为京城百姓和宫中生活用煤的主要矿区，“都城百万家烟火之煤尽取足于此，则此山之煤值与金等”。此外，南边的房山则成了明故宫与十三陵、清朝三山五园等工程石料的重要来源，如云龙阶石便来自房山的深山中。煤炭的开采与石料的采集，以及相应的运输设施的建设，对山区地表植被破坏极大，弱化了森林原有的固土与储水作用，导致山区更易发生洪水。

北京近郊地形图。来源/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地理学报》1951年第1第2期合刊

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北京城面临的暴雨和洪水威胁。城市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排放大量热量、烟尘和气溶胶，使其边界层的温度高于郊区，从而产生热岛效应。热岛效应使上升气流增强，高耸密集的建筑物则增加了下垫面的粗糙度，使气流的湍流扰动增强，这也是并不处于山区的海淀和朝阳也多暴雨的原因。

面对北京地区易发暴雨和洪水的状况，古人在城市设计方面煞费苦心。西周时期，宗室召公被分封至此，是为燕国，都城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在对当地进行考古挖掘时，人们发现了一条排水沟，其底部用鹅卵石砌成，十分工整、考究。

至金迁都北京，排水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1990年发现的金中都水关遗址证明了这一点。水关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整体为木石结构，最下层密植木桩，并用碎石及碎砖瓦砂土夯实其间的空隙。木桩之上放置排列整齐的衬石枋，相互间用木银锭榫相连接，并用榫卯结构与木桩相连。衬石枋之上又设石板，供过水之用。整个水关的设计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用以排出城内积水。

金中都水关遗址残景。来源/籍和平《850年沧桑金中都水关遗址——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建筑知识》2004年第1期

得益于史料的完善与考古挖掘的进展，我们对元大都的排水系统有了更多了解。大都的南北主干道两侧都有排水干渠，沟渠两旁还有东西向的暗沟，引胡同内的雨水排入干渠，其1km/k㎡的城内河道密度为唐长安城的5.25倍。此外，城墙底部也设有向城外泄水的涵洞，顶部也装有大板瓦，可排去城顶部的水，防止大雨侵蚀城墙。

明朝保留和疏浚了元大都的排水沟渠，将提升排水能力的重点放在故宫的营造设计上。明北京皇城相较于元大都的旧址南移，原因是需要足够的空间开凿宽阔的护城河，既可充作军事防卫屏障，又能调蓄水量。

元明北京城城址变迁与河道相对位置比较图。来源/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第1期

此外，明南京宫城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洪涝灾害，于是建金水河作为宫城排水干渠。北京宫城依葫芦画瓢，修挖了内金水河，从玄武门之西的涵洞流入城内，沿城内西侧南流，经武英殿、太和门前，再过文渊阁到东三门，又绕回到銮仪卫西，从故宫东北角流出，这样能够吸纳故宫内排水干沟的水。

排水沟渠外，故宫还善用地形，进一步促进水流的排出。宫内90多个院落多留有“泛水”，即预先确定的庭院水流落差坡度，这突出体现在院落正中央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上。它们中间略高，两边稍低，便于雨水顺坡度流入房基四周的石槽明沟，再通过“眼钱”漏入暗沟内。故宫中央的三大殿台基同样设有缓坡以利排水，雨水流到台基周围，从装饰为螭首的排水孔流出，形成千龙吐水的壮丽景观。

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排水神兽螭首特写。摄影/摄影师_Bob，来源/图虫创意

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有了设计良好的排水系统，就能使北京城高枕无忧。它需要定期维护，方能发挥作用。据《明宫史》记载：“每岁春暖，开长庚、苍震等门，放夫役淘浚宫中沟渠。”就整座北京城而言，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朝廷命人修理皇城周围街道及疏通东、西公生门至大明门沟渠各215丈，东长安门至南墙角沟渠225丈，其后，又令锦衣卫官校并五城兵马司时常巡视京城街道沟渠，“如有怠慢，……一体治罪”。

明宪宗坐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可这还不足以抵御成化六年（1470）的一场暴雨和洪灾，“京城内外，军民之家，卫倒房舍，损伤人命，不知其筭。男女老幼，饥饿无聊，棲迟无所，啼号之声，接于闾巷”。有鉴于此，工部于成化八年（1472）上奏，提及“城内河漕沟渠尤多湮塞。每天雨连日，流泄不及”，甚至夸张地宣称“京城壕堑自正统间，三十余年未经疏浚”。

作为应对，成化十年（1474），朝廷令在京城各沟渠出城水关设盖火铺一处，派两名配备通水器具的军人把守，每当天降暴雨时，他们专门负责打捞杂物、疏通沟渠，以免杂物堵塞水口，妨碍排泄。此外，皇帝还将曾巡视不力的中城兵马司指挥、巡城御史及锦衣卫官校下狱治罪。五年后，工部又增设员外郎一员，专门负责巡视在京街道沟渠，“或遇有坍坏，即动支都水司库银修理”。

据考古学家赵其昌研究，关于大规模疏浚城内沟渠的活动，明孝宗弘治年间有2次，明世宗嘉靖年间有3次，明神宗万历年间有7次，其中经过万历八年至十年的修缮后，“河隍延袤数十里，内属渠道，井络改观”。此外，据万历《工部厂库须知》记载，每年春季，开濬五城沟渠，“以通水道，以清积秽”。

然而，以上疏浚工程究竟进展到何种程度，要打个问号。此外，影响京城排水效果的一大因素是房屋对河道沟渠的侵占，“豪右之家侵塞沟渠，恒患流潦”。尽管嘉靖十年（1531）曾令“听各巡视街道官员勘实究治”，但“中多戚畹、阉寺、巨家、富人盘互射利，必奉诏方能从事”，京城多高官显贵的现实致使官员只有奉诏才敢动手。与此同时，官场斗争仍十分激烈，主持了万历八年至十年间修缮工程的工部尚书曾省吾因为是张居正门生，在张居正死后遭到弹劾，其第一罪即为“街道工程，冒破钱粮”。

在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外，皇帝本人的意志也捉摸不定。万历早年间，皇帝还会降勅令官员放手执行，可自万历十四年（1586）起，皇帝自己陷入了与群臣们的国本之争中，企图立宠爱的郑贵妃之子而非皇长子为储君。该争端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万历失败、最终立皇长子为储的结局告终。倍感挫败且受腿疾折磨的万历皇帝开启了“摆烂”模式，常年不上朝，不批复奏章。

尽管在此期间，万历皇帝还指导了对宁夏、朝鲜和贵州出兵的“三大征”，明朝国家机器也还在运转，可他的怠政还是对国家的走势产生了消极影响。万历三十年（1602），大雨压塌了刑部牢房。刑部请求审核案情，若有犯事情有可原者，可酌情释放，结果没有得到万历皇帝的批示。万历三十二年（1604），京师大雨，他还尚且愿意赈济受水灾困扰的民众，可当群臣跪在文华门前，请求“修举实政”时，他的反应是“降旨切责”。

三年后，大雨洪水再度来袭，“大内紫禁城，亦坍坏四十余丈……待雨晴三日以后，正阳、宣武二城门内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世未有之变也”。在此情况下，工部右侍郎刘元霖提请减少织造、烧造之费，以作清理修缮之用，皇帝未予批示，后来才按大学士的建议，要求工部疏通水道。可皇帝都“摆烂”了，下面的人办起事来也不用心。次年，工部都给事中孙善继观察道：“街道秽积，所在为丘；沟渠壅塞，一雨成沼。”

明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示意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万历三十九年（1611），“自徐州北至京师大水”。大学士叶向高奏称官员们上朝受到影响：“连日大雨不歇，满城皆水……自臣所居，至长安门一带，皆成长河，水深五、六尺，舆马、徒步皆不得施。”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辇毂之下，都城之中，洪流漂荡，房屋倾颓，九衢罢市，万室无烟，啼号之声，与狂风猛雨，相为悽惨，盖缙绅不免，况于小民？”叶向高据此奏请皇帝按四年前的定例赈灾，皇帝不予理会，直到次年三月方才“振京师流民”。

与此同时，皇帝倒是支持工部街道厅主事沈正宗拆除豪强缙绅的违章建筑。在防洪考虑外，他或许也是为了出心中积闷已久的恶气吧。即便是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东兵败后，“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皇帝仍旧“不报”。

就在皇帝与群臣斗气时，后金逐步壮大，北京护城河防洪之外的作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也正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东巡按张铨指出“往岁挑堑之役，工未及半，且闻狭而可越，应当倍濬深阔，以壮金汤”，可依旧没有后文，直到天启元年（1621），辽阳、沈阳陷落，此事方才施行。经过修缮的护城河或许在1629年北京一役中挡住了后金的铁蹄，但15年后，北京城还是迎来一个新的王朝——清，它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宫殿与城郭，也将承担起维护京城排水系统的重任。

1747年《北京内城图》。图左上角空白处有一段英文说明：“这幅北京都市规划（图）是一位传教士在北京购得，保存多年后转由拿不勒斯的WoodbineParish在1842年买去，图上中文是北京神学院的学生协助下翻译”，文后署名Woodbine Parish, Naplas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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