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城市居民有医保的为多,但他们同样收紧钱包,因为永远担心万一,担心医保不够用,担心医保不报销的部分。还有失业保障、养老保障。悄悄说一句,农民的养老还是没有保障,但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障似乎做得不错,竟然有“全职子女”可以啃到父母的养老金,想起来一些人的养老金足够养两代人的。失业保险只管一段时间,后面还是要接着找工作的。说起来,在加拿大,房贷也有失业保险选项,要是失业了,房贷供不起,在一定时间里保险公司接着付,当然,平日是要交保险费的,保险公司可不义务劳动。那么,“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管用吗?不断有人指出,只要社会保障提高了,人们就敢大胆花钱了,消费就上去了。这是似是而非的。个人储蓄率和个人消费是成反比的。美国在发达国家里是社会保障系统最差的,但美国人可能也是世界上最不忌讳花钱“脱底”的,当前个人储蓄率大约在可支配收入的4-4.5%,这还是新冠疫情后的现象,历史平均还低一点。相反,在社会保障好得多的瑞典,个人储蓄率反而在9.25%水平。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人均GDP高于瑞典(63000 vs 55000,后者随瑞典克朗币值大幅度波动,在2021年达到过61000,现在又跌下来了),税率低得多(10-37% vs 30-56%),物价也低得多。也就是说,假定同样消费习惯的话,美国人应该可以比瑞典人能存下多得多的钱。但实际上没有,反而是缺乏社会保障的美国人买买买,得到最好社会保障的瑞典人反而相对抠抠索索。换句话说,社会保障并不促进消费。在现实中,中国人一方面拥抱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憧憬,另一方面拒绝无差别服务。换句话说,人人瞄准高干病房、超级中学、干休所的待遇,在很多情况下也愿意花钱购买这样的服务。换句话说,追求的是“高于平均”的相对水平,而不是足够高的绝对水平。这没有错,问题是这也意味着再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依然不能消除储蓄情节。这不是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降低消费门槛没用,而是作用不宜高估。即使中国社会保障提高到公认为世界最高的瑞典水平,中国人依然会找出足够的理由存钱,而对扩大消费舒适区的作用有限。民族消费心理是无所谓对错的,经济波折只能加剧人们的财产保护和转移,而不能刺激消费。“赶紧花光,反正不过了”是不存在于中国人心态中的。走近人生终点的老人尚且念念不忘把养老金多存一点下来“以防万一”,更不用指望上班族吃光用光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哪怕存款丰厚,日常消费需要动用储蓄的话,引起的也是恐慌:“这就要坐吃山空啦!”即使山实际上离空还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办?“发展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