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成为“囚徒”，他做了这个决定……

一周前，27岁的周非在一次私密的购物记录被平台“偷窥”后，决定关掉自己手机里所有 APP的个性化推荐，下定决心“推倒算法的围墙”

他热爱 NBA、游戏、自行车知识，算法也以为他爱看这些，“我知道我喜欢这些，但我并不想让它们霸占我的眼球。”

现在，为了不被算法“追杀”，在下班乘地铁通勤的近一个小时里，他不再刷手机，而是把自己沉浸在书本里，看完了那本停滞许久的《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两天打算看第二遍”。

一年前，因为不希望自己被扁平“画像”和“监控”，35岁的洛洛也关掉了自己大部分社交软件的“个性化推荐”。

在大数据眼里，洛洛很好定义：“外企职工”“六岁孩子母亲”等标签摘出来，她的手机软件就被“洗劫”了，大部分内容关于母婴、育儿，同质而泛滥的信息反复描摹着她的单一面向，这份“精密”与“狭隘”让她感到恐慌。

“算法”这个词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早已不新鲜，从单一概念发育成无孔不入的电子幽灵，像廉价按摩机一样放松我们的理智。

某种程度上，时代也是由大数据铸就的，基于最大公约数的内容呈现，构成了电子世界里的世界景观。

无数人曾尝试抵抗算法，通过关掉手机或卸载软件，但最终大多在琐碎的现代工作、已成惯性的娱乐方式里束手就擒。

“手机成瘾”已经是老掉牙且不具说服力的时代症候了，今天让我们警惕的，是另一些更隐性、内在的，润物细无声的东西。

我们是否真的能翻越算法搭建的电子围墙？从大数据孔隙里省下来的时间，是否又浪费到了其他算法系统之中？

文 | 肖瑶

本文来源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23年8月2日，原标题为《私密购物被“偷窥”后，他决定关掉推荐》，不代表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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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非毅然决定关掉算法推荐，起于一次在某购物软件搜索“成人用品”后，立刻被微信推送了相关广告。

他吓了一跳。数据在不同平台之间“串通”，像一个庞大的神秘黑色组织，在暗处偷窥他，剥光他。

惊悸之下，周非一口气关掉了自己手机里所有社交平台、购物软件的“个性化推荐”。

实际上，为了抵抗无意义碎片信息对生活的侵蚀，周非此前已经尝试过多次卸载B站、小红书等平台，但由于工作仍需依赖它们获取信息及与人沟通，他又一次次迫不得已将它们下载回来。

更恐怖的是，“卸载没什么用”，无论多少次下回来，数据都会记住和继续跟踪周非的个人信息、偏好选择和生活状态。

“太窄了”，这是周非对大数据推荐内容的强烈感受，“我是喜欢篮球、自行车、游戏，但我的兴趣爱好不是只有这些，我也并不是仅由这些东西构成，人是复杂的。”他担心自己会被数据压平。

周非热爱自行车多年，曾经参加过校队和专业比赛。一次，他想买一辆折叠自行车，便到以经验分享为主的小红书精准搜索自己需要的“适合190+的折叠车”，最靠前的笔记都是关于品牌和基本参数的雷同内容，翻了好几页也没找到周非想要的具体信息，“关键词和结果的匹配度很低，而且也缺乏深层次的内容”。

另一个对算法推荐的不适观感是，“太浅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体验：搜索一个关键词，按照热度排序，排在第一的永远是涵盖最多基础信息的内容，包揽大多数人最想了解的浅层知识，“但这不一定是每个人的需求”，周非认为。

打个比方，就像导游带着游客游敦煌莫高窟，往往会介绍“经卷是怎么被偷的、谁花钱凿的莫高窟、一些历史奇闻轶事，甚至还会诱导大家摸一摸女性雕像的胸说（这样）能发财……”

但周非认为，如果想真正了解那个地方，关于“犍陀罗艺术、印度河流域和西域的交流、对中国佛像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信息，只能自己去针对搜索，或者看专题展览、参加更专业的研学导游团等等。

大数据也像导游，在最基础的层面挖掘大部分用户的兴趣点，有时猎奇甚至低俗，但在深度层面，从未真正往下开拓。

“（大数据）看似在迎合你，其实是在削弱你”，源源不断的同质化、未经验证的信息搅成深不见底的漩涡，将人的注意力和精力全部卷进去，直到对外界麻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发表过一篇名为《算法社会的“囚徒”风险》的文章，其中论证了在如今算法社会人们面临的风险：人们享受算法带来便利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面临着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

看似投其所好的海量投喂，也许导致个体获得的内容同质化，逐渐地，我们越来越难跳出已有固有的认知范围，判断力和决策能力也跟着受到影响。

这不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但忧患仍然出现了，继而才出现反思和行动。

其实周非小时候对天文学、社会科学、历史和古生物学等领域都兴趣广泛，但反而是在时间、经济条件都相对自由的成年后，他发现这些内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自己生活里了。

很多偏冷门学科的小众知识点，“我在知乎等平台上搜索再多，它们也不会出现在我的信息流里”，因为搜索它们的用户基数本身就很小。

“其实它并不是提供给你最感兴趣的内容，而是在用户流量基础庞大的情况下，摘出你最感兴趣的内容”，周非说。在“多数”的分母之间，人被“分子”化了。

比如，关掉个性化推荐后，大数据虽然不再推送周非感兴趣的内容，但依然会推送“这个平台大多数用户最感兴趣的内容”。打开小红书，就会收到穿搭美妆、流量明星网剧等帖子，打开知乎，就会冒出财经社会类简讯、没营养的网文，等等。

虽然名义上是“个性化推荐”，但其实反而是抹除了人的“个性化”。

“有无数种电子景观可供选择就是真正的信息自由吗？”关掉大数据后，周非开始思考，“喜欢NBA和个性穿搭的受众基数永远比喜欢天文学的人多，看似科学又民主的信息流通里，也许某一个热爱天文学的我就被奶头乐轰炸、埋没了。”

关闭算法推荐这一周以来，周非发现自己几乎想不起要打开小红书、知乎和其他社交平台，因为不再有“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的条件反馈，这反而会倒逼他去想其他事情来填补这些碎片时间。

于是，注意力会经历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最终再次回落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就算仍在使用电子产品，他也会选择kindle、音乐等更需要专注密度和完整时间的。

不过，出于一种肌肉习惯和记忆，他偶尔也会忍不住打开各种社交媒体，下意识地想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而后恍然发现：“被算法束缚久了，心中的围墙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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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给我们画了一个很粗糙的画像，比如根据我的个人信息标签——‘27岁、本科学历’，等等，再加上几个粗略选择的关键词，就概括出我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我也许的确对它们感兴趣，但我并不是仅仅由那些东西构成的。”周非说。

他很喜欢万能青年旅店那首叫 《郊眠寺》的歌，里面有句词唱道：“星河下电子荒原，亿万场冷暖，亿万泥污人。”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置身于一个电子荒原”，周非认为，当精神消费大幅让位于由信息、符号构成的景观，“电子荒原”就出现了，所有信息源都在试图制造更刻奇、更标签化、更“奶头乐”的景观。

“自我并不会被算法彰显，反而会被符号景观隐藏。”

一年前，“85后”的洛洛决定关掉手机里大部分社交软件的算法推荐。她强烈意识到，自己被网络严丝合缝地“框定”了，算法既限制了她，又狭隘地定义了她。

在大数据眼里，洛洛身上有很多可以被“标签化”的东西：“外企”“85后”“一个一年级男孩的妈妈”。在这之中，“育儿”“母婴”是最容易被大数据锚定和放大的类别。

比如，洛洛只是搜索了一下关于一年级小学生的课程信息，接下来，平台就像漏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她倾倒关于一年级学生的内容。

她的第一感受不是信息增量带来的轻松便捷，而是恐慌和警惕。她意识到自己被“监控”和“画像”了，而且这种画像相当粗糙、单一，她不希望自己在网络世界只剩下“母亲”这一身份。

还有一次，洛洛只是和朋友口头聊了去北京的计划，打开软件，满屏都成了北京相关旅游指南，“精准到可怕”。

有时，她无意之中也会被一些“萌宠搞笑”等轻松的短视频吸引，“但当下看过就算了，我不会想第二天再次看到类似的”，这份无意识是很难持久下去的。

洛洛是那种习惯主动搜寻信息的人，越是怼到面前暗示她“你会感兴趣的”信息，她越会警惕，她认为嘈杂和混乱的信息会干扰自己的判断力。平时看剧她甚至连弹幕都不开。

对信息摄取的反思与重塑，对个人网络画像的抵触和否定，是他们决定关掉算法推荐的内在动力。

“想看看‘社交媒体不懂我’是什么感觉。”这是大三学生李迎关闭“个性化推荐”的初衷。

以小红书为例，起初，李迎与大部分女性用户一样，将小红书视为某种类似“生活闺蜜”的角色，随便搜点什么，就被精准捕捉到了情绪、情感。

“每一篇笔记甚至评论好像都和我有关”，这让她产生一股既兴奋又焦虑的感觉：“我也想看到其他不同角度的评论和看法”。

李迎对大数据产生明显抵触是在追剧的时候，她一边看剧，一边忍不住去社交平台“偶遇”各种花絮和解说，但剧追完后，李迎再次打开软件，满屏溢出的仍然是关于那部电视剧的内容。

“我忽然觉得很厌倦，觉得自己被关进了一个小盒子里，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新信息。”

李迎觉得，也许自己是一个“既想待在舒适圈又想接触新鲜事物的贪心的人”。

她开始反思自己使用社交媒体的整体习惯。微信使用了七年，微博用了五年多，这些年来，几乎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时间打开的“不是微博就是微信”。

还有短视频软件。李迎在高中时就开始喜欢刷视频，学校间隙放松，却常常一发不可收拾，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停不下来。

“刷短视频的时候以为自己学到了很多，其实不然，那些所谓有趣的知识、人际交往的小技巧，等到了现实遇到类似的情况，根本想不起。”

一种沉浸式电子化的生活已经变成常态后， 她发觉自己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本来就是为现实生活提供便利的“工具而已”。

由于算法价值理性的缺失，我们多数时候都忘记了，大数据和网络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工具，是一种载体，是课桌而非书本，是银幕而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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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其实也不过近二十年的事。本世纪初，一批视频网站如Netflix、YouTube率先采取大数据算法，将观看时长、分享、喜欢等参数加入进排序系统来向观众呈现视频流；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紧随其后，按用户兴趣程度进行排列信息流，牵动了用户使用时长、广告点击率的大幅增长。

在中国，约自2010年代开始，各互联网的内容资讯平台、短视频纷纷改变过去人工推荐的习惯，逐步倚重算法推荐。2016年被称为“智媒元年”，以纪念算法推荐在内容分发领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周非经历过还没有被算法侵占的互联网时期。念高中时，他最常使用的是贴吧、论坛等网站，相较于今天基于数据的社交平台，当时的贴吧论坛，还具有相当的垂直深度信息功能，“所有兴趣相同的人都会聚到同一个地方”。但在今天的大数据操控下，人的兴趣和注意力会被分散，让位于基于最大公约数的“聚类”收集。

在周非看来，我们来到了“重建获取信息的习惯”的迫切关口——重新认识人与手机、人与网络，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作为工具理性指导下开发出来的产品，算法本该为人类服务，但又正因由工具的理性指导，“追求信息分发效率的最大化”，导致人被理性桎梏。“人应该是技术的主人，但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了为技术服务”，周非想。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大数据更改了传统消费由“人”到“商品”的路径，一个人消费行为越频繁，留下的爱好与性格越容易被捕捉到，个体作为“数据体”的存在也就越强烈、立体。

如此一来，消费者被禁锢在特定的商品世界，主观能动性让位于技术理性，消费行为也逐渐偏离人的真正需求，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当基于内容标签和用户协同的算法逻辑全包围渗透我们的生活，每个人每一天都被纳入到了最大公约数的“聚类”里，信息越海量，手机里的世界反而越狭隘，甚至用户自己都对此毫不知觉。

另一个更直观迫切的需求是时间上的薅夺和错位。几年前有流行段子“视频5分钟，人间2小时”，并非夸张，短视频的强迫性沉迷带着一股轻柔的侵略性，润物细无声地黏着于人，构造成瘾性。

25岁的阿岚两次尝试关闭“个性化推荐”，第一次关掉后，因为无法忍受无聊又再一次打开了。

今年三月，阿岚从身心俱疲的工作裸辞了，空闲时间一下子多出来了，不能像上班那样通过早起强制自己关机，她重新打开了“懂我”的大数据推荐。最长的时候，她可以不知不觉在手机里刷掉四五个小时，从深夜一直到半夜。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问她四五个小时都刷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记不住”。再一次关闭后，“软件真正的价值才凸显出来了——有需要，我才会去打开搜索”。

偶尔连续刷几分钟，但也会发现那些推荐给她的内容实在无聊，比现实的闲暇更加无聊。后者反而会推动她去思考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被碎片信息淹没漂流。

这次关掉后，阿岚一直没再打开，“一旦你尝到重拾时间掌控权的滋味后，就不愿再随便丢掉了”。

洛洛关掉大数据推荐，同样是为了让网络“归还工具”。她只关掉了小红书和B站等内容平台的“个性化推荐”，但保留了购物软件。对于后者，她认为自己偶尔是需要大数据帮她垂直筛选商品的，所谓“货比三家”。

这时候，同质化的反复对比就是有益的，数据就是为人服务的，某种程度归还到了“工具”本身。

大数据有一张温柔体贴的笑脸，用情绪按摩来放松人们原有的对技术的防备心，轻而易举获取个人数据与隐私，报之以讨好式的海量“优惠”，让信息摄取生态的边界变得混乱，从而使消费发生异化成为可能。

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最后无不失落地发现，就算自己主动推翻算法铸就的电子围墙，信息时代在我们身上的浸染依然如旧，时代马不停蹄的发展依然是不会吸收个体经验的。

如果一定要为这份看似无足轻重的尝试寻找一个思维的归宿，周非提到的汉娜·阿伦特可以作为不错的参考对象。阿仑特在论述著名的“平庸之恶”时，同样剖开了问题所在却没能给出一个理想的回答，她只是在最后说了一句：“在个体的层面上，多思考。”

这也是我们所能采取的，最有意义的现实信念。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