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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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崛起和衰亡，有时候和掌舵人有极大的关系。
燕国的慕容氏三代接力打下关东半壁江山，一旦掌舵人缺位，立即人亡政息。秦国的苻坚凭借王猛的辅佐，趁机灭掉燕国一统中原，但王猛去世后，苻坚便在肥水战败，江山社稷化为乌有。
这其中有时运巧合、也有不容更改的历史轨迹，再读往事，不能不令人深思。
早在晋朝爆发“八王之乱”以后，辽东的慕容鲜卑便开始苦心经营。
那时中原动荡战乱不休，流民纷纷离开故乡向边疆迁徙，希望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安居乐业。
于是西部的流民便进入凉州（甘肃）、益州（四川），给这两个地方的割据政权，带去充沛的人力和资本，东部流民则到幽州（冀北）依附王浚。
到凉州和益州的流民基本得到妥善安置，但幽州的王浚看到天下大乱，产生了起兵争天下的野心，不断的征赋税、抓丁壮、发展武装力量，没有妥善安置流民。
既然幽州不是边疆乐土，那么希望安定的流民，便只能继续向北迁徙，到塞外的鲜卑部族谋生。
这个时候，世代盘踞辽东的慕容廆，给了流民们一条生路。他接纳了数十万流民，并分配土地和耕牛，提供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让流民们能安心工作，不再为战乱奔波。
不论生活质量如何，流民们起码能活下去了，在乱世，这就是最大的仁政。
而且慕容廆还根据流民的籍贯，给每个州的人都独立设立郡县，稍微缓解了流民们背井离乡的心理负担：
“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廆以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
这些流民里必然是有人才的，于是慕容廆选拔汉人精英，补充到慕容鲜卑的统治班子里：
“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逢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繆愷、昌黎刘斌及封奕、封裕典机要。”
看看这些人的郡望和姓氏，几乎都是晋朝的名门望族。他们抛弃司马氏追随慕容氏，说明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中国正统司马氏，还不如边塞蛮夷慕容氏。
而在外交方面，慕容廆向东晋称臣，被东晋任命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龙骧将军、昌黎公，成为东晋名义上的辽东藩镇。
后来石勒想结交慕容廆，慕容廆都把使者抓起来，经海路送到建康，交给东晋来处理。
这种外交战略，意味着慕容鲜卑和东晋结成统一战线，南北夹击赵国，慕容廆也可以打着正统的旗号，在辽东各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除了继续执行其父的成功政策以外，慕容皝还收拢段部鲜卑的人马，派其子慕容恪和慕容垂击破宇文鲜卑，并亲自统兵四万讨伐高句丽、抵御赵国石虎的讨伐，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
公元341年，东晋派使者到辽东，封慕容皝为使持节、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州牧、大单于、燕王，正式承认了慕容鲜卑的辽东霸主地位。
至此，慕容鲜卑经过三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建立起慕容宗室统兵、汉人精英理政、胡汉融合的慕容燕国政权，雄霸辽东。
论人口、政治制度、军事实力，慕容鲜卑不亚于千年后的满洲后金，实力极其强悍。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349年赵国爆发内乱之后，新任燕王慕容儁任命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阳骛为辅义将军，号称“三辅”，慕容垂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统兵二十万，趁机出兵中原。
在这个过程中，燕国继续保持优良作风，积极吸纳汉人进入统治班子。
例如进入蓟城以后俘虏了数千人，慕容儁准备按照乱世的习惯，全部坑杀，但是慕容垂建议，我们是拯救黎民于水火的，如果坑杀俘虏，以后谁还追随我们？慕容儁觉得有道理，便放弃了坑杀俘虏的想法。
结果就是“赵将拥兵据州郡者，各遣使降燕”，没多长时间，燕国便占据整个关东地区，复制了刘秀、袁绍、曹操、石勒的成功路径。
公元352年，慕容儁登基称帝，并通知东晋使者说——中原大乱，我已经被推举为皇帝，以后我们不再是君臣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氐人苻建趁中原大乱的机会，先在长安称大秦天王、大单于，公元352年正月即皇帝位，废除石虎颁布的苛刻弊政，减免赋税选拔汉人精英，于是“秦人悦之”，纷纷归附苻健。
正因为慕容燕国和氐人秦国有合格的掌舵人，能照顾广大群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才能在赵国崩溃后成为执牛耳者，在中原大地并驾齐驱。
燕国占据关东的半壁江山之后，能持续繁盛，最重要的是太原王慕容恪延续了三代掌舵人的政策路线。
公元359年12月，燕国皇帝慕容儁病重，但太子慕容暐年仅十岁，根本不适合做乱世皇帝，于是慕容儁便准备把皇位传给弟弟——太原王慕容恪。
面对唾手可得的皇位，慕容恪说了一番话：“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岂不能辅少主乎”，如果陛下觉得我有能力做皇帝，那我也一定能辅佐太子治国。
听了这番话，慕容儁非常感动：“汝能为周公，吾复何忧”，既然你能效仿周公辅佐成王，我就可以放心的去了。
次年正月，慕容儁驾崩，太子慕容暐继位，并任命太原王慕容恪为太宰，总揽朝政，上庸王慕容评为太傅、司空阳骛为太保、领军将军慕舆根为太师，做为慕容恪的副手，参辅朝政。
这样一来，太原王慕容恪便成为燕国实际上的第四代掌舵人。
“恪虽綜大任，而朝廷之礼，兢兢严谨，每事必与太傅评议之，未尝专决。虚心待士，咨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署、朝臣或有过失，不显其状，随宜他叙，不令失伦，唯以此为贬，时人以为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统领燕国朝政，但没有像曹操、司马懿一样谋权篡位，而是以身作则，成为燕国朝野的道德楷模，处理军政事务也坚持民主集中制，每件事都和其他辅政大臣商议。
选官用人，慕容恪能量才录用，官员犯错误了，慕容恪只是贬谪而已，绝不当众羞辱。
总的来说，太原王慕容恪能最大范围的团结群众，燕国朝野出现一片祥和的氛围，人人都津津乐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燕国政权平稳过渡，并在之前的雄厚基础上蓬勃发展。
在诸国争霸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英雄人物能带领国家崛起，一旦英雄人物去世，国家便可能衰落下去，直到被竞争对手消灭。这个特点，和后世的大一统政权完全不同。
公元367年，慕容恪病重，向皇帝慕容暐推荐弟弟、吴王慕容垂继任大司马，统领燕国兵马并任首席辅政大臣。
慕容恪辅政的七年时间，给皇帝慕容暐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太傅慕容评也非常嫉妒，现在慕容恪要死了，再来个功高望重的慕容垂，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的。
于是在慕容恪死后，他们便没有任命慕容垂为辅政的大司马，反而任命年少轻狂的中山王慕容冲为大司马，参与朝政。
因为慕容冲是皇帝慕容暐的弟弟，关系很亲密，同时也是太傅慕容评的侄孙，辈分低，不会影响他的权力和地位。
吴王慕容垂只能以侍中、车骑大将军的身份接受命令，做他们的马前卒。
就这样，燕国不再是英雄人物掌舵，四代掌舵人的政策路线也没有了继承人，乱象很快浮现，国力日渐衰落。
首先是燕国的政治秩序没人维护了，或者说皇帝和辅政大臣都没有能力维护，于是王公贵族们纷纷兼并土地、隐藏人口，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可动员兵力急剧减少。
这种情况是盛世的隐忧，同样是乱世的催命符。正确的处理办法，应该是严厉惩治王公贵族，把兼并的土地还给自耕农，隐藏的人口重新登记造册，一方面增强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给农民富裕安定的生活。
但是燕国朝廷什么都没有做，任由王公贵族们肆意横行。
尚书左仆射悦绾看不下去，提出一项建议：“宜一切罢断诸荫户，尽还郡县”，既然不能重新分配土地，那我们做个折中的选择，把王公贵族们隐藏的人口都清理出来，保证国家的兵力。
悦绾接受皇命，一顿折腾之后，从王公贵族的家里清理出二十万户、将近百万人口。
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口就是财富，悦绾剥夺了王公贵族的人口，便是剥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举朝怨怒”，没过多久，悦绾便重病而亡，死的非常蹊跷。
而悦绾的改革失败，意味着燕国错失了革新的机会，在亡国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吴王慕容垂十三岁就统兵出征，数十年来立下赫赫军功，是太原王慕容恪之后名望最高的宗室诸王，即便没有做辅政大臣，说话也是极有分量的。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太傅慕容评便联合太后可足浑氏，准备找机会诛杀慕容垂，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隐患，而慕容垂为了自保，于公元369年直奔长安，投降了氐人秦国。
至此，失财又失人的燕国败局已定，距离太原王慕容恪去世，不过短短两年时间。
相比燕国的衰落，秦国则出现蒸蒸日上的恢弘气象，原因很简单，政治天才王猛操持秦国军政事务，事实上成为秦国的掌舵人。
公元355年，秦国皇帝苻健驾崩，传位给太子苻生，临终前给他留了一句话：“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如果有不听话的胡汉大臣，你自己除掉吧。
苻生原本就是能手格猛兽的狠人，天生的混不吝性格，听了这句话，苻生直呼一声——爸爸懂我。
刚做了秦国皇帝，苻生便因为丞相雷弱儿的性格刚强，说话横冲直撞，有些不尊重自己，诛杀了雷弱儿及其九个儿子、二十七个孙子，灭了满门。
此后苻生不论到哪里，都随身带着弓箭、长刀、大锤、凿子等工具，一旦看到不顺眼的人就立即杀死，并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肢解尸体——
“即位未畿，后妃、公卿以下至于仆隶，凡杀五百余人，截胫、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
不到一年时间，就有将近五百人死于苻生之手，太残暴了。
通过杀戮，苻生不仅清除了对自己有威胁的人，还在秦国朝堂营造出一种恐怖气氛，公卿大臣们战战兢兢，度日如年。
然而政治恐怖是一柄双刃剑，初期它能树立皇帝的威权，但如果不把握尺度，极有可能造成所有人的不安全感，最终反噬皇帝。
很显然，苻生就没有把握政治恐怖的尺度，导致宗室和公卿都不知道，能否见到明天的太阳。
公元357年，御史中丞梁平老、特进光禄大夫强汪、尚书吕婆楼等人拥护年仅二十岁的东海王苻坚发动兵变，一举废除暴君苻生，随后苻坚即位，成为秦国的第三位皇帝。
燕国从治到乱是两年，秦国拨乱反正也用了两年，你说巧不巧？
而早在发动兵变之前，吕婆楼便向苻坚推荐王猛，说王猛有不世出的谋略。苻坚相信吕婆楼的眼光，立即召见王猛，一见倾心：“我见到王猛，犹如刘备见到诸葛亮啊。”
数年前桓温北伐到关中，也曾邀请王猛南下，但王猛认为，桓温大军距离长安不过咫尺之遥却不攻城，说明桓温是借北伐博功名，根本不愿意拼尽全力恢复中原，将来的经营范围依然是在江南。
而在江南的九品中正制下，没有显赫门第的王猛，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所以王猛拒绝了桓温。
现在秦国拨乱反正，正是用人之际，苻坚又对自己一见倾心，还有什么理由不追随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猛在秦国一飞冲天，苻坚即位的同年，便任命王猛为尚书左丞，公元359年又提拔为侍中、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辅国将军、司隶校尉，把秦国军政事务全部交给王猛处理。
在政治方面，苻坚和王猛“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穷困、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基本理顺秦国的政治秩序，重新恢复了官心和民心。
在经济方面，秦国解除山林、湖泊等公共领域的禁令，允许人民群众利用山河湖泊盈利，这就在农业以外产生了经济增量，释放了生产力，达到“公私共之、息兵养民”的目的。
在吏治方面，严厉惩治目无法纪的姑臧侯樊世、抢劫百姓财物的光禄大夫强德等数十人，起到“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的效果，连苻坚都感叹，原来世间还是有王法的啊。
这些政令虽然是以苻坚的名义发布，但那时苻坚不过二十岁左右，根本没有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苻坚发布政令只是走流程，背后主导这一切的人是王猛。
而苻坚也非常信任王猛——“猛时年三十六，权倾内外，人有毁之者，坚辄罪之，於是群臣莫敢复言”，谁敢在背后诋毁王猛，苻坚都要严肃处理，坚决维护王猛的执政地位。
吏治清明、经济活跃、君臣相知……治国如此，国必强。
秦国气象万千，燕国朝野昏乱，根本原因就在于，慕容恪死后燕国没有合格的掌舵人，王猛成为掌舵人并为秦国耗尽心血。
这样的差别，也让苻坚萌生了吞并燕国的野心，只是早期忌惮慕容恪，后期忌惮慕容垂，不敢轻易出兵而已。
公元369年，慕容垂投奔秦国之后，苻坚亲自到郊外迎接，高兴的说了一句：
“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数也，要当与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后还卿本邦，世封幽州。”
苻坚知道，国力衰落的燕国失去慕容垂，再无翻盘的机会了。
公元370年4月，苻坚命王猛挂帅，统领十员大将、六万步骑讨伐燕国。7月的时候，王猛便攻克壶关，俘虏燕国的上党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随后王猛提兵北上攻克晋阳，俘虏燕国的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10月，王猛调头南下，在潞川和燕国太傅慕容评对峙。
燕国太傅慕容评排挤慕容垂的事，就说明此人是只图个人私利，丝毫不为国家考虑的庸俗官僚。这次驻扎在潞川，慕容评的道德水准，也直接影响了战局。
那时天气已经入冬，燕国士兵们需要砍柴取暖，而且士兵们驻扎在一起，饮水量非常大。这两件事，让慕容评嗅到金钱的味道。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派亲信封住大山，士兵们想喝水和取暖，都必须给慕容评交钱，购买饮水和木材。
经过一段时间，慕容评倒是发了一笔战争财，但燕国士兵却怨声载道——“我们拼死拼活，只是为了保卫慕容评的利益，凭什么”，基本没有战斗意志了。
王猛听说以后，仰天大笑：“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吾今破之必矣。”
随后，王猛派游击将军郭庆指挥五千骑兵，夜晚绕到燕军大营的后方，放了一把大火，把军械和粮草烧的干干净净。天亮之后，王猛指挥秦军和燕军正面对决，斩首五万余人，燕军大败而逃，秦军一路追击，又杀了十余万。
至此，秦国定鼎中原再无任何阻碍，王猛随即指挥秦军翻越太行山，直奔燕国首都邺城而去，并严禁秦军抢劫掳掠，安抚燕国百姓。
燕国百姓看到王猛的政策，发出一句感叹：“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
他们把灭亡燕国的秦军，当成拨乱反正的王师了。
战争结束后，燕国的157个郡、近千万人口都纳入秦国版图，燕国皇帝慕容暐和后妃、公卿百官以及四万户鲜卑人，也被苻坚迁到长安，宫女和财宝则赏赐秦军将士。
可以说，如果慕容恪的寿命能长一些，燕国绝对不是这样的命运。王猛成为秦国的掌舵人，不是王猛的幸运，而是秦国的幸运。
慕容恪早逝导致燕国衰落直至灭亡，而王猛去世也催化了秦国的崩溃。
王猛和苻坚的关系，史书里的一句评价很有意思：“猛为相，坚端拱於上，百官总己於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苻坚不亲自处理军政事务，扮演着“虚君”的角色，文武百官都唯王猛之命是从，秦国的军政事务也由王猛一手操持。
如果说苻健缔造了秦国的实体，那么秦国的灵魂便是王猛给的。
至于通过一场兵变即位的苻坚，之前从未经历过基层锻炼，之后也没有跟着王猛学习如何治国理政，更像一个继承家业的富家公子，选拔出天才的职业经理人，然后便坐享其成直至公司挂牌上市。
首先，虽然秦国由弱变强是王猛缔造的，但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苻坚便产生了一种“王猛行我也行”的错觉。
其次，秦国消灭燕国定鼎中原，激起了苻坚的野心，他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消灭东晋彻底一统天下。
最后，苻生肆意屠戮引起大臣的不满，苻坚拨乱反正以后，便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宽大仁义做为自己的政治路线。于是苻坚不仅对秦国的公卿大臣非常包容，对鲜卑、羌人的首领也非常厚道。
例如羌人首领姚襄战死后，弟弟姚苌率领部众投降秦国，苻坚给了丰厚的待遇。
燕国灭亡，苻坚也没有清理慕容氏诸王，不是留在长安统领兵马，就是派到边郡出任太守，表现出用人不疑的态度。
公元375年7月，王猛即将去世，拉着苻坚的手叮嘱道：“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不要征讨东晋，要处理内部隐患，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一步一步来做。
但是很不幸，王猛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却无法扭转秦国的命运。
因为以上三个问题，决定了苻坚不是合格的掌舵人，但必然要出兵讨伐东晋，同时又不愿用诛杀的手段消除秦国的隐患。
而王猛去世后，又没人能制约苻坚，做什么不做什么，全凭苻坚的个人意志。
一个能力不足又野心勃勃、历史包袱沉重的掌舵人，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
公元376年2月，即王猛去世七个月后，苻坚就感觉处理军政事务非常吃力：“往得丞相，常谓帝王易焉。自丞相违世，鬓发中白，每一念之，不觉酸恸。”一句“鬓发中白”，道尽了苻坚治国理政的艰辛。
公元377年，秦国的政治秩序开始崩坏，苻坚逐渐奢靡无度，连燕国宗室慕容农都看出来了：“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颓糜，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将至矣”，劝其父慕容垂准备起兵，复兴燕国。
公元382年9月，苻坚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统领十万兵马征讨西域，准备开启万国来朝的副本。10月，苻坚决定征兵97万，亲自征讨东晋，一统天下。
秦国太子苻宏、尚书左仆射权翼、阳平公苻融都不同意征讨东晋，他们和王猛的意见一样，认为鲜卑、羌人部族是不安定因素，大军出征他们必然要搞事情。
秦国大臣们的清醒意见，在苻坚看来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唯独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鼓励苻坚出兵，因为慕容垂知道，一旦秦国作战不利，内部矛盾就会爆发，自己可以混水摸鱼。
看到慕容垂的表态，苻坚非常高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公元383年8月，苻坚征发六十万步兵、二十七万骑兵讨伐东晋，这些兵马还不是集合以后统一出发，而是分头并进。苻坚率领长安兵马都走到河南项城了，凉州兵马才走到咸阳，幽州兵马走到了彭城。
秦军不能统一行动，意味着不能形成合力，看起来声势浩大，实际上局部优势并不大。
于是谢石、谢玄、刘牢之等东晋将领指挥北府兵，击破秦军的先锋以后，“战败”的恐怖情绪在秦军蔓延，各路秦军立即后撤，一路上互相踩踏，伴随着饥饿和疾病，死伤惨重。
“秦军大败，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着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什七八。”
一个以战争起家、以军队和军功为支柱的国家战败以后，结果必然是各方势力的压力骤然消失，纷纷寻找混乱的阶梯，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公元384年4月，羌人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
8月，东晋北伐收复下邳、彭城，随即进军河南、河北。
9月，吕光从西域回归敦煌，自称凉州刺史，割据河西走廊。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苻坚成功太快导致野心暴涨，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最终折戟沉沙。
王猛的成功，让苻坚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便赌上国家的命运。事实证明，王猛行，不代表你苻坚行，你以为你行，但结果不会说谎。
燕国和秦国的兴衰，深刻的说明一个道理，大争之世，国家的掌舵人实在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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