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好皇帝与好人；
第二部分：两个最有理想的好人，为什么会失败；
第三部分：沉重的财政负担，皇帝的噩梦；
第四部分：王安石，超越时代1000年的经济学天才；
第五部分：每一项新政，在现代金融体系都可以找到成功的案例；
第六部分：从独特视角看王安石的失败；
第七部分：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第八部分：为什么结果比初心更重要？
对于古代的政治家而言，我们很难用好人或坏人去简单的评价一个人。
有时候，好人和好皇帝并非是统一的，甚至要做出取舍。
他有理想，有抱负，有很强的事业心，一度坚定的推动变法，立志富国强兵，并有平定西夏的宏图大志；
他为人宽厚、善良，是难得的有「同理心」的皇帝，懂得换位思考，替别人考虑问题，对待臣民，妃子以及宫女都十分客气。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
赵顼有着改革大宋的宏图伟业，在他登基后，就一直立志平定西夏，对西北军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赵顼等到了最好的机会，出兵五路伐夏，但结果因为后勤跟不上，无功而返。
1082年，在边陲筑永乐城，结果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大宋遭遇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京师，35岁的皇帝赵顼在朝堂上当场崩溃，掩面痛哭，加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赵顼终于在巨大的压力下病倒，3年后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什么是神？这可不是什么好评语，「神」的解释是民无能名和不名一善。
这个看起来金光闪闪的神宗庙号，实际上是明褒暗贬，有功业不足、半道而废的含义。
在中国历史上有神宗称号的还有朱翊钧，被称为明神宗，这家伙几十年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被很多人分析是躲在后宫抽鸦片，导致大明政务全面废弛，是实实在在的大明亡国之君。
可怜赵顼辛苦一生，30岁就愁容满面，头发花白，每日宵衣旰食，居然和一个毫无作为的宅男皇帝得到了一样的庙号……
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的，皇帝这个职业，有时候和总经理一样。
我们老大每天凌晨5点就到公司了，第一个来上班，每天最后一个走，特别敬业；
我们老大很关心我们，经常对我们嘘寒问暖，还给我们发补贴……
但是，公司的业绩年年亏损，最后公司倒闭了，所有的员工都失业了，公司的这个业绩，员工连工作都不好找……
所以，对皇帝的评价，永远是首先看功业，而不是先看人品。
老百姓评价政治家，和投资人评价公司一样，你怎么想的不重要，只看你的结果。
就如同文在寅，你人再好，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选你是做总统的，又不是找朋友，你把首尔的房价搞得嗖嗖的上涨，当然支持率就会暴跌。
很遗憾，赵顼辛苦了一辈子，主持的两件大事西夏军务和变法图强，全部失败；
朱翊钧玩了大半辈子，饱食终日，却有一个张居正，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朱翊钧至少前半生躺赢…..
而赵顼高度信任的王安石，是一个工作狂，穷尽一生，只想富国强兵，吃饭的时候脑袋里面都全想着工作，只扒拉离自己最近的菜……
他生活简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一生只有一个老婆…..
赵顼与王安石，两个最有抱负，有梦想，踏实勤奋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很多人说大宋，是积弱而不贫，其实大宋究竟有没有钱，现在都没有定论。
但，有一个事实是，到了赵顼当皇帝时，是真的没钱了…..
宋神宗上任才几天，三司使就告诉宋神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历史原文的记载是：「仁宗升遐，及今未满四年，大祸仍臻，内外公私，财费不赡，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我们说过，古代王朝，很难走出300年的宿命循环，是因为土地兼并最终导致贫富悬殊的一系列后果。
皇帝其实是非常清楚如果放任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历代皇帝都在做相应的改良，打压豪强、抑制土地兼并。
宋代对土地兼并不管，是因为赵匡胤得国不正，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将大笔的土地宅产赐予了原来的节度使，让他们颐养天年，用钱财换军权，让他们不要有样学样一样黄袍加身。
到了宋神宗的时代，历史已经前进了100年，大宋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1/3的自耕农沦为佃户，豪强地主隐瞒土地，不缴税收，历史又一次重演，而对这样的状态，大宋是怎么解决的呢？
而另一方面，就是让大量的失地农民去当兵，北宋在鼎盛时期，推测有有165万士兵！
根据宋史兵志记载，仅中央禁军最高峰时期就有72万之众，而李纲曾经说：熙丰盛时，内外禁卒马步军凡九十五万人，承平既久，阙额三分之一，失于招填。
后来大量的历史学家推测，数字不可能如此庞大，因为在明朝崇祯的危机时代，也就是总兵力80万左右，而宋代存在着大量的士兵领空饷。
但不管有没有领空饷，都要按照登记的百万士兵名额发工资，因为宋朝士兵是雇佣制。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而宋代维持如此庞大的士兵，一是为了解决「就业率」，将失地农民和很多犯罪都编入了厢军养了起来，因为在宋仁宗时代，土地兼并导致的农民起义就已经不断发生，直至占领了成都，建大蜀政权，控制四川大部，这对一个刚建立王朝不到百年的「盛世」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而其二就是面对巨大的军事压力，大宋没有幽云十六州，也没有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连养马的地方都没有，大宋曾拨出巨额费用用来养「官马」，结果被官吏都拿去贪污养羊去了…..
于是，大宋只能在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硬钢游牧民族的骑兵，最后不得不搞人海战术，先保数量，再保质量……
可惜，事实证明，宋代的这种数量根本没有起到优势，在宋徽宗时代，蔡京利用职务之便，直接让禁军成为了自己的私人工厂，给他打工做手工业挣钱去了，不仅如此，所有的马匹军备存在巨大问题，以致于不堪一击…..
而与庞大的军备开支比起来，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官员太多了。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夺权起家，因此他生平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别人会学他。
苦思冥想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设立一套多部门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的风险。
而这样的管理制度特点就是官僚体系极其庞大，将一个官员的职能分拆成多个，导致官员数量超出历朝数字的3倍以上；
当然，这样官员肯定不好专权了，但与之带来的就是效率低下，费用高涨….
比如北宋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三衙」，分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
前者有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管军队；后者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
而到了军队各部门，再进行细致分工，通过兵与权的分离，基本杜绝了武将集团拥兵自重的可能性。
这样精密的划分贯穿整个大宋时代。「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1112年官员总计43000多人，这个官员仅仅是文官，不含武官。
你会说大宋总人口1.1亿，才43000多官员，不算多呀？
这只是官，不是吏，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多数时间里，一个县衙正式纳入编制的官员就一个县官。
大明的疆域要比大宋广阔得多，但正德年间也就是20000文官；
而更要命的是，朱元璋是一个极端，对官员吝惜的要死，恨不得让官员白打工不给钱。
而宋代又是一个极端，对官员的俸禄达到了顶点，因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大宋的官员基本是生活在蜜罐子里，工资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从基本工资到各种补贴福利，应有尽有，如不仅国家给配备仆役，还有衣服钱粮、茶酒厨料、时令水果、薪蒿碳盐等各种补贴。
冗兵和冗官成为了大宋的沉重负担，还有别忘记了，大宋每年还需要向辽国缴纳保护费…..
王安石在变法之前，与宋神宗做了一次长谈，他信心满满，认为天下没有难事，所以没有给自己留丝毫的余地。
21岁的宋神宗有点茫然，但随后想必是热血沸腾，接着说：宋太宗有魏征才能有所作为…..
而整个变法，真正开始于王安石进京城之后，宋神宗刚好搞了祭天大典，按照大宋的惯例，搞完祭天大典就要给所有的官员大臣们一笔赏钱，但是这一次，给不出来了。
大臣们很失落，对此，在朝堂上展开了讨论，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王安石认为，朝廷没钱，是因为不会理财，需要变风俗、立法度。
司马光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在司马光看来，所谓理财，就是歪门邪道，就是与民争利，因为天下的财富是恒定的，假设有10分的财富，官府拿3成，百姓拿7成，而改革财政制度，就是横征暴敛，变成官府拿7成，百姓拿3成。
司马光说你这不是扯吗？怎么可能，你的所谓变法就是盘剥百姓。
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显然，司马光完全不懂经济，因为财富是可以增长的，经济是需要循环的。
就像我们说的内循环，即是让更多人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让每个人都有好的工作，具有消费能力，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超前现代眼光的人，他的经济思维模式，可以说具备了凯恩斯的风格。
更牛的是，他完全领悟到了金融的作用与效力，可惜，他在1000年前的朝堂上讲这些话，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完全支持他的只有宋神宗。
王安石有长期做地方官的经验，他勤政爱民，治绩斐然，被百姓交口称赞，他非常清楚民间疾苦究竟是什么。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最难的时候是在春天，这个时候，秋天积累的粮食已经在冬天吃完，而春天又到了播种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没东西吃了，只剩下种子，除非把种子当粮食吃了…..
而此时此刻，就是民间富户们发财的最好机会，乘机给农民们高利贷，然后土地兼并就不断开始出现…..
而王安石的方法是：我们为什么不给农民贷款买种子呢，这样他们就有收成了，到秋收的时候还能给我们还一些利息，国家不就有收入了吗？
此外，王安石提出的很多想法，可以说在宋代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
比如市易法，原来商人囤积居奇，操控商品，导致物价飞涨，大发横财。
尤其是大丰年的时候谷贱伤农，而碰到水灾旱灾，粮价又开始暴涨，地主富户乘机盘剥农民；
王安石说为什么我们不统一采购，在便宜的时候买进来，在贵的时候进行抛售，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呢？
原来商人黑心的很，1块钱买的米他们就敢卖10块，我们卖1块2就行了，还能赚两毛。
再比如均输法，在原来，京城所需要的物资，都是由各省统一征调，如河北输送10万斤大米，四川输送10万斤大米。
王安石说：四川送10万斤大米来，人吃马喂，路途遥远，运费都不止10万斤大米，为什么不让四川直接缴10000钱呢？然后我们可以拿5000钱到河北去买大米啊。
再比如免役法，原来不管是谁，都要给官府服劳役，比如每年大约2个月的劳役时间，可春天播种季节大刘在种地，官府也要他过去修桥补路，不去就坐牢，结果大刘两个月回来，地都荒了。
王安石说他隔壁的刘老三地早就没了，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我们为什么不把劳役折算成钱，然后雇人服役呢？要知道，让大刘去服役，他地给荒了，损失的钱都亏了6个劳动力啊。
现在我们就按照每户的财富情况收钱，然后需要修桥补路的时候雇佣劳动力不就可以了吗，大把的闲散人员，给国家打工让他们有消费力，刚好还可以刺激经济。
王安石说我们还要丈量土地，让富户隐藏的土地无处可逃，根据耕地的质量重新衡量赋税，这是方田均税法；
王安石说我们还要大搞基建，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这是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说我们还要裁剪冗兵，整顿厢军及禁军，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这是裁兵法；
他的这些想法，很多都超越了时代1000年，原来没有人想过还能这么干！
简单点说，就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他的这些做法，现代国家都这么干过；
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的开始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全力推进；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被天下人反对，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的现代经济思想。
如果我们单纯的看王安石的政策，很多大臣说王安石与「民」争利，这个「民」很有意思，王安石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如果说与民争利了，这个民就是指地主、高利贷、富户；
面对满朝廷的反对，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即使全天下人都反对我，也不可能改变我的理想和初衷！
26年前，范仲淹曾主持庆历新政，但只经过了一年就在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同样的，王安石变法导致天下鼎沸，每天赵顼的案头堆满了对王安石的弹劾，但是王安石和赵顼，是坚定的两个人，他们知道，现在的大宋，不改革毫无前途！
1069年2月，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
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立青苗法；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在历史的这一段，王安石和赵顼犹如两个坚定的创业者，他们坚信，在努力之下，大宋必然富国强兵。
政府财政收入一改过去的入不敷出，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朝廷积贫的局面。
天下百姓已是民怨鼎沸，苦不堪言，这里的民指的真的是黎民百姓，司马光说的话被验证了。
国库里面的钱说是理财来的钱，还不如说是从百姓手里抢来的钱。
一名在皇宫大门的小吏郑侠突然发疯一样的拦住赵顼，说有绝密急情，必须要当面交给他。
开封城外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流亡的难民扶老携幼蜂拥而至，个个面有菜色体无完衣。他们卖儿卖女典当老婆，也只能换来一些麸皮和粗粮勉强糊口，没有家人可卖的便去吃树皮草根，饿死在城下只是迟早的事。
郑侠说：臣每天为陛下看护城楼，我所有的画都是我亲眼所见！
郑侠说，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天下民不聊生，请陛下开恩，罢除祸国殃民的法令，现在天下大旱，已是对陛下的警告，如果陛下停止法令后10天不下雨，请陛下斩臣于宣德门外！
大宋的商业经济超越历代，但王安石的思想观念却超越了1000多年。
王安石想国富民强，但是他犯的最根本的错，是在所有政策的考核中只有国富，没有民强。
王安石的一些核心思路，让政府参与到商业运作，其实就是国企的思路，但是这个大宋的国企成为了吞噬一切的怪胎。
中国电力，是为了保障全国人民每个偏远角落都能用上电，一直亏损；
中国电信，是为了保障网络覆盖到每个山村，一直亏损；
所以，美国德州遭遇暴风雪，私人电力公司涨价20倍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因为国企是为了民强，而民强了国才能富。
可大宋的考核指标最根本的一项，就是盈利，让国库充盈。
当然，在1000年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一没有信息通道，二是没有考核手段和技术。
所以王安石变法的考核就只剩下一项，就是地方政府和各部门赚了多少钱，赚得多，就是干得好，没挣钱，就是不支持变法，就是能力不够。
在当时的管理技术上，国家不可能统计到每个村有多少人脱贫了，也不可能统计到这个村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大宋的官员数量再翻上3倍都干不来。
于是民有没有强大家没办法考核，但是国有没有富考核起来很简单，就是地方财政或各部门缴纳了多少钱。
王安石是一个单纯的人，他在州县任职的时候一心帮助黎民百姓，他认为大家都会和他一样去努力让大宋变强，但是天下只有一个王安石。
本来，王安石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贷款的利息是2分。
但是执行的时候变成了，各州县为了完成业绩增加收入，告诉所有的村民，你们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同时，各州县为了让自己的「经营目标」更好，借贷的利息很快由2分变成了4分，接着变成了6分…..
想升官的官员会把得到的利息全部上缴，来完成自己的业绩考核，不想升官的直接把钱给搂自己怀里了。
而想好好干，体恤民情的官员呢，考核多数不及格，在升迁上很快被刷了下去，劣币驱逐良币，官员越来越黑，一个比一个狠。
市易法也是一样，政府直接下场进行经营，以营利为目标，很快就成为了比资本巨兽更可怕的怪物。
我们说过，现在也有中储粮，中储粮只有一个目标，保障粮食安全，平抑粮食价格。
但是大宋设置的市易司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充实国库。
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现在任何民间商业想和国家竞争，就要到市易司登记与审核，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这就给了官员最好的吃拿卡要的机会。
同时，同行是冤家，市易司就不可能让民间商人比自己有优势，各种设限，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而最关键的，市易司是要赚钱的，于是，在垄断的前提下，原来商人囤积居奇还有竞争对手，价格总不至于离谱，现在市易司垄断关键商品，直接价格飞上了天。
有的官员想升迁，就把价格拼命抬高，比奸商更黑更狠。
但是更多的官员根本不想那么多，所谓的王安石要求的根本不听，市场采购的时候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大把挣钱中饱私囊……
而免役法就更狠了，王安石的本意是有钱的多交，没钱的少交，用收集起来的钱雇佣劳役，结果现在各州县顶格向百姓索要费用，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王安石的大部分法令，都被全天下所反对，给黎民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苦。
王安石的变法，充盈了国库，但是和王安石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初心已经完全背离，在这个角度看来，已经失败了。
我们今天讨论王安石的变法，经常会说，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他的经济思维在1000年前的大宋，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但是王安石自己有没有错呢？以王安石如此天才的思维能力，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大宋的局面吗？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任何一项改革都应该「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改革往往都需要循序渐进，从舆论到教育进行全面辅助，或以某地为试点，发现改革的不足并不断修正，在试错中前进。
可王安石太自信了，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变法会有问题，而从庙堂到江湖的反对，他认为这些人根本不懂他的苦心，大量反对的声音让他操之过急，再也不做审核和反省。
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别说是在大宋，即使是在现代化的国家，也扛不住这样的暴风骤雨。
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在各地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所以，王安石深知百姓疾苦，所提出的变法都是在改变百姓民生最关键的问题上。
但是王安石是个过于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心中装的全是自己的万丈豪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的很多意见：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王安石的前同事，也是前宰相吴奎告诉赵顼：王安石为人迂阔，一根筋认死理，却又从不自我反省，让他主持变法有很大的问题。
侍读学士孙固则说，以王安石的水平给皇帝当个翰林学士没问题，但当统御百官是要有度量的，然而王安石过于刚愎自用。
如果王安石用30年的时间来落实他的一系列法令，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在整个大宋全面推进这些变法，王安石的性格就注定了失败，治大国如烹小鲜，所有的改革，都需要不断的试错，而王安石从始至终，没有给自己任何试错的空间！
因为他的专注力极强，他的眼中只有目标，在内心深处，他认为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是反对他本人，所以，他拒绝对执行过程进行调整和修正。
曾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有一回大宴宾客，歌姬正在表演，王安石哈哈大笑。在场官员以为王安石因歌姬的表演发笑，重重赏赐了歌姬。岂料王安石是因席间对「咸」、「恒」二卦有所领悟而不自觉发笑。
而王安石一旦确定的东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被人称为拗相公，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自信，对自己的方针永远没有调整。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天下好，为什么你们还不理解…..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这些人最后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当然，是王安石美好的愿望在实践中无法实行，而最主要的，是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不能为大家所理解，王安石经过了太多的反对之后，终于走上了偏执和极端，谁支持变法，就给予重用，谁反对变法，就是变法的敌人。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最后在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很多人都被列入了奸臣传，其实，这些人根本不懂王安石的想法和他的理论。
但是，他们都知道，只要支持变法，就能升迁，就能挣钱。
而王安石最终被这些人所簇拥，已经失去了对变法的判断，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
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竟回答：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必是受人蛊惑！
神宗皇帝听了颇为不悦地说：老百姓的意见和想法如果是对的也应该听，怎么能完全不听不顾他们的意见呢？
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
到最后，即使是两宫皇太后在皇帝面前投诉，王安石从来都没有结盟的心思，更是对宋神宗说：妇道人家懂什么？
而最终，在郑侠的画卷之后，赵顼终于失去了对王安石的最后耐心….
很多人认为历史对王安石的评价过于苛刻，因为王安石的初心是好的…..
赵顼告诉王安石，现在天下人都反对变法，民生负担极重。
水灾旱灾什么的，连尧舜都没有办法避免，皇上你就不需要操这个心！
当王安石说出这样完全没有人文关怀的话的时候，他还真的有「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初心吗？
恐怕在这个时候，他关注的已经是变法的业绩和数字，因为，在无数人的反对中，他不可能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民间疾苦。
而赵顼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代的政治生态全部被毁灭，因为变法引入了大量的野心勃勃别又用心的人，党争开始出现，朝堂之上，变得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过火，以后再不问是非对错，而是看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
历史，对王安石毁誉参半，我认为多数历史评价都是公正的。
因为，我们对政治家的评价，评价的永远是结果而不是初心，因为初心是没有办法评价的。
我们说中国初心不变，不是因为中国在喊这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做扶贫，搞基建，用数字和结果告诉了我们这才是初心。
否则，这个世界就再不会有标准，就像我说文在寅一样，你认为他再善良再正直，经济没有搞好，民生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的支持率就会成为最直接的反馈。
文在寅不能说我的初心是好的，只是执行出了问题，就会得到大家的原谅。
无论是市场、政治还是成长，没有结果的初心就没有价值。
你认为是别人的错，而不会去思考自己的方向是不是错了。
你认为是上天对你不公平，而不会去思考自己学习方法是否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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