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华辱华”的《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本文转载自：历史研习社（ID:mingqinghistory）

来源：权益墙李宇琛、日课live，选编自袁良骏《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

《狂人日记》最早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月刊。1918年底，日文版上市。

当年苏雪林笔下认为是杰作的《阿Q正传》，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淋漓尽致的“鄙视”。所以，此书”翻译成许多国文字，传遍世界，是鲁迅个人的光荣，却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就连攻击封建礼教的《狂人日记》，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 “仇视”，因为那里面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语。据苏雪林说，这正是攻击中华民族的。

《狂人日记》海外出版，是我们的耻辱？

来源：权益墙李宇琛、日课live

选编自袁良骏《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不幸病逝。噩耗传出，万民哀痛。在宋庆龄、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组成的治丧委员会主持下，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全国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悼念活动。

鲁迅逝世不到一个月，11月12日，各地的悼念活动尚在进行中，作家苏雪林写了一封给蔡元培先生的信，后题为《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发表。这封信，可以看作苏雪林一生“反鲁”的“纲领”。

文章说，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色历内荏，无廉无耻”， “好谄成癖”，“为所欲为”，“劣迹多端”，称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苏雪林说鲁迅赞助新文化运动虽有“微劳”，但自1925年女师大风潮之后，便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攻击个人，“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均属此类。而“其文笔尖酸刻薄，无与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不仅一无足取，而且祸国殃民。

她说鲁迅是一个民族“虚无悲观”论者，认为中华民族”根本不可救药”。其所以“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并非相信什么共产主义，无非为了沽名钓誉，讨取青年之欢心。

甚至鲁迅“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也完全是装样子，其实他早已“腰缠万贯”，家私累累了。“其人格之矛盾，言之几不能使人置信”。

尤有妙者，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围剿”，到了苏雪林笔下，竟一变而为鲁迅组织的什么“文网”了：

“当鲁迅在世时，霸占上海文化界，密布爪牙，巧设圈套，或以威逼，或以利诱，务使全国文人皆归降于其麾下。有敢撄其锋者，则嗾其羽党，群起而攻,遭之者无不身畋名裂，一蹶而不复振。文网之密，不啻周来之狱，诛锄之酷，逾于瓜蓃之抄，正士钳口以自保，民众敢怒而不敢言,然后鲁迅乃得巍坐文坛，成为盟主。”

更为滑稽的是，苏雪林置鲁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大量文字于不顾，竟说鲁迅”于逼我最甚之日本帝国生义独无一矢之遗”，由之再影射攻击鲁迅勾结内山书店（亦先把此书店打成日特机关），“行踪诡秘，所为何事？”

在泼妇骂街般地将鲁迅骂了个七开六透之后，苏文即指责蔡先生“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实有害党国，罪莫大焉。

从鲁迅去世至1937年春，苏雪林似乎无暇旁顾，日以“反鲁”为务。《理水和出关》之外，《说妒》《富贵神仙》《论偶象》《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统统写于这几个月中。

综观这些文字，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増加了这样几点“新”内容：

一是说鲁迅“俨然一位无冕帝王””发号施令，风云变色，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二是说鲁迅既富且吝，“取之也贪” “用之也啬”，从而使自己成了“富贵神仙”；

三是说鲁迅在中国一手造成了“刀笔文化”，亦即“屠户文化”，鲁迅是中国文坛最大的“刽子手”，是“精神上的张献忠”。

当年苏雪林笔下认为是杰作的《阿Q正传》，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淋漓尽致的“鄙视”。所以，此书”翻译成许多国文字，传遍世界，是鲁迅个人的光荣，却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就连攻击封建礼教的《狂人日记》，也变成了对中华民族的 “仇视”，因为那里面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一语，据苏雪林说，这正是攻击中华民族的。

到了台湾以后，苏雪林对鲁迅的人身攻击“火力”更猛。请看下面一段话：

“我要剥去鲁迅偶象外表灿烂的金装，归还他一包粪土……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

似乎此时的苏雪林已经不太顾及鲁迅的实际状况，怎么骂得痛快、解恨便怎样落笔了。至于给鲁迅戴的帽子，也增加到了数十顶。据非精确统计，便有下面一些名堂：

“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多年炼制成功的万灵万应的赤化丹”、“小人之尤“、“虚无主义者”、 “绍兴师爷迫害狂患者”、“财迷”、“火老鸦”、“剽悍的狗”、“世故老人“、“大流氓”， ”暴君”、“老毒蛇”、“疯老头”、“流氓”……

至于“罪状”，更不下于此：“凶横乖戾”， “癖好谄谀”、‘‘具有很深的病态”、 “祸国殃民”、“毒痛夫下，祸延百世”、 “乖张可怕“、 “性情恶劣”、“阴贼”、“刻薄”、“气量偏狹”、“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左倾后完全生活于永远不断肉麻可呕的谄谀当中”、“满脑子充满对人怨怼的毒念”、“阴暗空虚’’、“心胸过于仄隘”、“一钱如命”、“只要报复，不择手段”、“一生言行从来没有一致过”、“最爱放赖”、“对青年并不真的爱护”、“凶恶狠毒”、“半吊子革命破坏言论”、“满心嫉妒”、“拿旧日好友(指林语堂)开杀戒”、“在上海开山堂，抢码头”、“打击‘第三种人’”、‘包庇实际行动的共D分子”、“勾结内山（日本军部及内务省思想课驻沪的一名文化侦探）”、“疯狂”、“忮刻”、“险恶”、 “比魔鬼还丑恶”、“比母鸡不会髙明多少”……

骂来骂去，骂得嘴滑，苏竟说中国人民的一切”痛苦”，“十九是鲁迅造成的”。真是耸人听闻！苏口口声声说鲁迅一写起文章来，便“将字典里所有刁钻古怪，穷凶极恶的辞汇，一概搬演出来 ”

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奇妙逻辑，大抵有四：第一、大胆假设，粗心求证；第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三、自相矛盾，出尔反尔；第四，指鹿为马，任意曲解。

第一、大胆假设，粗心求证。胡适博士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苏雪林只套袭它的前半截“大胆假设”，而将后半截改成了“粗心求证”，甚至并不求证，好象她对鲁迅的任何假设都是真理一般。比如，苏说鲁迅并不爱护青年，他之为青年说话，只不过是为了迎合：

“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吧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之勾结者之代言人。青年憎恶之对象屡变，则鲁迅笔锋所周纳之‘正人君子’罪状亦屡变”（《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

证据何在呢？对不起，一点也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因为鲁迅和“正人君子”的斗争本来就是二十年代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政治斗争。不是鲁迅迎合青年，而是鲁迅站在时代前列，率领青年向落后、反动势力勇猛冲杀。不是鲁迅诬陷“正人君子”，而是那些”正人君子”者流与军阀沆瀣一气的嘴脸太露骨了。

再比如苏说鲁迅在上海大兴“文字狱”，如果换到国民党反动派头上本来是很合适的，但她硬捺在鲁迅头上，至于根据，也是丝毫没有。象这种情况，在苏雪林《我论鲁迅》一书中真是不胜枚举。

第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雪林对鲁迅并非全属谩骂，也有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貌似振振有词的东西。比如她影射、攻击鲁迅为汉奸便使用的这种战术。

鲁迅经常出入内山书店，这本是众所周知的，而苏却说他“匿迹内山书店”；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本来是热心中日友好、给鲁迅和整个进步文化界以很大帮助的日本朋友，苏却硬说他是日本军部特务。这样一来，鲁迅公开出入内山书店便成了暗中勾结日本特务了。

更妙的是，连鲁迅请日本医生看病，日本朋友邀他去镰仓疗养，也都成了罪状。所谓“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还无中生有地说鲁迅“将以扶桑三岛为终老之地”。

鲁迅送一位日本朋友携兰花归国的两句诗“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明明是抒发的爱国感情，这和1903年的削发明志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而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不料这两句诗也成了鲁迅的罪状，什么“痛恶故国，输心日本之隐情，跃然纸上。”

这样的诬陷战术，不仅用在政治上，而且用在生活和性格上。比如苏说鲁迅读书喜欢换学校，“当教员也喜欢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可见其性格“乖张可怕”。这完全歪曲了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的真相。

第三、自相矛盾，出尔反尔。1929年5月，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后收入《青鸟集》）一文中，苏雪林认为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而他的成功并不限于这一方面。

后来，在一篇评述介绍周作人的文字（亦收入《青鸟集》）中，苏说鲁迅“对中国民族病态是有深彻研究的”，“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这便是《阿Q正传》和一些杂感文字。

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见《国闻周报》第 11卷4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了相当高的评价。文章一开头便说：“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鲁迅小说便是这样的“好书”、’‘好文字”。鲁迅虽然只有《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两本，仅仅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她说《阿Q正传》“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它影射了”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作者以嘻笑之举出之，其沉痛逾于怒骂。”

除《阿Q正传》之外，她说《狂人日记》《风波》《故乡》《社戏》《孔乙己》”均为精采之作”。她十分欣赏鲁迅的创作艺术，认为“富有特色”：“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颍独到。”认为鲁迅的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愈咀嚼愈有味”。

她再次推崇鲁迅为“中国最早的乡土文学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巅’了。”

直到1936年4月，在《我创作的动机》（载《武汉文艺》）一文中，苏雪林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她说：

“我写作时也象鲁迅先生所说，并没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而且自愧弗如地说：“象鲁迅，即‘挤’，还可以挤出些好东西来，我则非其伦也。”

这就说明，直到鲁迅逝世半年前，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苏雪林是并未攻击鲁迅的。

由于苏雪林对鲁迅有一个由崇敬到攻击的180°大转弯，攻击起来又逐步升级，故其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之处甚多，无形中构成了她的一条奇妙逻辑。

比如，开始说《阿Q正传》等小说是不朽杰作，后来却说它乃“套袭”日本某作家之作；开始说鲁迅虽只有两本小说集（当时《故事新编》尚未出版）但却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地位，后来却说这两本短短的小说集算得了什么；开始说鲁迅杂文象他的小说一样深刻地挖掘了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后来又说鲁迅杂文只是骂人、撒泼、一无足取。

对于《野草》，那就更加有趣了。开始，是这样说的：“其笔墨冷峭精警，遒炼幽丽，以旧有佛经句调与西洋采融和而成功一种特创的风格”。“里面有许多富于诗情画意的自然描写，不但为旧文学所无，也为新文学所罕有”，连徐志摩也要输其一筹。

这段话出于1937年3月I5日发表于武汉《文艺》月刊上的《论鲁迅的杂感文》中。此文有一副标题曰《四年前的一篇残稿》，可见亦写于1934年。此文对鲁迅杂文虽极尽攻击，但仍肯定《热风》，并承认鲁迅为“东方尼采”。她把《野草》《朝花夕抬》也都归入杂感中，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评价却倒出奇的公允。而到后来，《野草》除了“阴暗”、“虚无”之外，也就什么都没有。

一个人并非不可以改变自己以前的观点，“新我”随时可以否定“旧我”。但如果否定，就应直白宣布“旧我”的错误，让人感到光明磊落。遗憾的是，我们只看见苏雪林先生不断炫耀自己的 “反鲁”战绩，却从未见她否定过自我。

第四，指鹿为马，任意曲解。苏雪林搞了一辈子文学创作和评论，对鲁迅的作品当然不会看不懂。但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指鹿为马，任意加以曲解，然后再大肆攻击。

比如，在《朝花夕拾》的《二十四孝图》中，鲁迅尖锐批判了 “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一类充满封建毒素的“孝道”故事。其中，在谈到“郭巨埋儿”的故事之后，有这样一句话：

“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这本是一句诙谐风趣的讽刺话，无非是说这样的故事太荒庸了，怎么能够容许为了孝顺母亲便埋掉儿子呢？

难道苏雪林先生会看不懂这一点吗？尚然不会。可她却大发宏论道：

“一个天真纯洁小孩没有不爱其祖母的，即说祖母待之少恩，也决不会为听一个古代故事，会将她当作吸血的巫婆看待，鲁迅小小脑筋居然会产生这种怪想，无怪他长大后会成为那种人了。”

鲁迅批判的是封建伦理道德，而苏对此避而不谈，却大批鲁迅的所谓“怪想”，实在令人吃惊。

更有甚者，因为鲁迅在《狗•猫•鼠》中说他不喜欢猫（“仇猫”），苏便说他“残酷地杀害许多猫”，好象鲁迅日以杀猫为业、不杀猫便无法过活了。

为了达到攻击的目的，苏凡涉及鲁迅小说之处，也无一不曲解。比如前面曾经提到的说《狂人日记》攻击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对于《孤独者》，也属同样手法。

小说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虚构人物，“我”也不是作者自己，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料在苏雪林笔下“我”变成了鲁迅，魏连殳也变成鲁迅的朋友了。魏临死前写给“我”（名“申飞”）的自然成了“对鲁迅说”如何如何。而“我”对魏的同情也就成了“鲁迅”的同情。还说什么：魏连殳“挥霍从军阀刺刀滴下的血腥钱来报复几个无知者，鲁迅引为得意，我们只觉可笑又复可怜。”

真是从何说起！堂堂文艺评论家（兼作家）说出这等话来，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更加不堪的是，苏雪林甚至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拿他自己做标本的。”《端午节》里的方玄绰是鲁迅，鲁迅就是这样的财迷鬼；《孤独者》里的“我”是鲁迅，魏连殳也是鲁迅，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只要报复，不择手段”的复仇狂；

而《阿Q 正传》中“阿Q的种种形相”，也都是鲁迅的自我写照。试问，如果真是这样，鲁迅小说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编注：本文由李宇琛选编自文章《关于苏雪林攻击鲁迅的一些材料》，作者袁良骏。原文刊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月刊《鲁迅研究动态》（现用名《鲁迅研究月刊》）198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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