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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自汉代起，古人就将七月初七看作一个特别的日子——不是特别浪漫，而是特别忙乱。
譬如《玉烛宝典·七月孟秋第七》引用崔寔《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时期过七月七日的风俗是：
又是采苍耳，又是晒东西，又是造酒曲，又是炒干粮，还要制作好几种神秘大药丸，一天要忙这么多事，简直比我打工还苦。
《古逸丛书》影抄本《玉烛宝典》书影年年这么累，谁也吃不消。这一大堆风俗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后世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曝晒图书（当时纸书还不算特别流行，大多数书是用绢帛或者竹木写的）和衣被。由此还留下了一大堆故事。
比如《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部十六》引用王隐《晋书》记载了一条传说：
东汉末年，曹操想让司马懿出山辅佐自己。司马懿不喜欢曹操，假装中风不见他。曹操听说司马懿年纪轻轻得了中风，心里老大不信。他可没有三顾茅庐的雅兴，而是派手下悄悄溜去司马懿家打探一番。
这天恰巧是七月初七，手下一伸脖子，正看见司马懿抱着一捆捆书晒得起劲。曹操收到汇报，下令强拉司马懿入伙。后来百年间曹魏兴盛和败亡的种子就都在这个七月七埋下了。
《四部丛刊三编》影东京静嘉堂文库宋刊本《太平御览》书影
上面的故事属于帝王传奇，肯定不能全信，下面两则文人故事可能更可信一些。
《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三国时期“竹林七贤”里的阮籍和阮咸是一对叔侄。他俩都来自赫赫有名的贵族门阀“陈留阮氏”。可贵族家越来越大，渐渐也分了贫富：住在北边的个个既富且贵，而南边的阮籍、阮咸相对来说寒酸了不少。
到了七月七日，北边的富亲戚张挂起无数绫罗绸缎，既是晒衣，也是夸富的时装秀。南边的阮咸望着富亲戚那边“彩旗飘扬”，就高挂出了一条穷人穿的大裤衩，说是要跟风曝晒，其实显然别有深意。
《世说新语·排调》篇又记，东晋的郝隆连大裤衩都懒得摆：
《四部丛刊初编》影明嘉趣堂刊本《世说新语》书影
“织女”“牛郎”两个星名在不同时期指代的星辰可能不完全一样。至少自东汉以后，“织女星”指的是今人说的织女一，它是整个北天球里第二亮的恒星；“牛郎星”指河鼓二，稍微暗了一点点，其亮度也高居北天球的第六名。在夏季入夜时分，织女一、河鼓二升得高，光芒亮，隔银河，悄对望，使人生遐想。
或许因为早期传说太过残忍，汉魏之间，故事已经悄悄改了，织女和牵牛变成了一对恩爱伴侣。即便是“相煎何太急”的曹丕、曹植兄弟俩，他们对于织女、牵牛的故事，看法还挺一致的。
曹丕名作《燕歌行》曰：“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植代表作《洛神赋》云：“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在这些吟咏中，已不见抛弃带来的怨恨，只剩下被迫分离的哀伤。可惜曹丕、曹植的兄弟关系最终也没迎来牛女之间的那种修复。
织女、牵牛可是天上的星宿。谁有本事强行拆散一对星宿呀？当然是天帝（老天爷）了。在古人的认识里，天帝也不算多管闲事。因为织女不是普通的社畜，而是天帝的孙女。《史记·天官书》云：“织女，天女孙也。”此外，也有古人说织女是天帝的女儿。
别管是什么，晚辈不等催婚，自己找了对象，这不正合长辈的心愿，天帝何苦非要拆散她的爱情的？古人对此也有不同说法。
冯应京《月令广义·七月令》引《小说》云，织女负责织造“天衣”。可她婚后忙着恋爱，不想干活，天帝缺少新衣服穿，这才发了脾气。《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部十六》引用《日纬书》则说，责任在牵牛那边：“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
不管是怪织女，怪牵牛，还是怪堂堂天帝小心眼，汉魏以降，古人把牛女传说改造成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它也有了将七夕升格为节日的资格。到了晋代，七夕节已经出现了。但是，从晋代到清代，七夕节祭祀的一直都是织女，基本就没牛郎什么事。
仅以梁人宗懍《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为例：
古人向织女“乞巧”时，最有趣的风俗是蛛卜。
最一般的玩法是，乞巧的姐妹们每人抓一只蜘蛛（“喜子”，肖蛸科的无毒长腿蜘蛛），放进不同盒子里关一宿。蜘蛛被关一宿，闲着也无聊，织网呗！第二天姐妹们起床以后各自打开盒子，谁的盒里蛛网多，织女就赐给了谁最多的灵巧。这古人的闺蜜游戏，现代虫恐穿越过去可能还玩不了。
五代，佚名，乞巧图（局部）织女是古代传说中相对少见的女性神祇，所以古代的七夕节也有比较强烈的女性化倾向。不过男人也不是不想沾这个光。
唐朝有个为消灭安史叛军立下大功的名将郭子仪。有一本叫《感遇集》的古书记载：
当然，每逢七夕，也肯定有人会挑“七月七日”的“夜半无人私语时”去祝愿“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然而，这更多是文人墨客的个别行为，与流行在百姓中的节俗还是不太一样的。
直到最近几年以前，七夕都不是一个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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