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拔最高的国家”变成西方“身高困难户”，美国什么情况？

平均身高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衡量一国人口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国人口平均身高增减与基因、营养等很多因素有关，同时，其变化也可以成为解释国家经济状况的重要“密码”。

19世纪大多数时间，美国人口平均身高排名世界第一，领先于欧洲发达国家。最近半个世纪，美国人口平均身高停止增长，欧洲人口平均身高则依旧保持每十年增长约2.5厘米，在北欧地区，人口平均身高早已反超美国，领先其近8厘米。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数据的上涨为什么没有体现在民众的身体指标上？美欧人口的平均身高对比，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彼得·图尔钦说，过去50年里，尽管美国经济整体向上发展，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这样的结果是，社会金字塔结构变得头重脚轻。

《美国的经济历史》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西格勒认为，美欧平均身高在最近50年发生相对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状况不断恶化。

人们在美国纽约一个公园内的喷泉消暑  新华社/法新

本文来源自《瞭望》2023年第34期，原标题为《从“身高密码”看美国经济》。

根据2023年的最新数据，美国人平均身高约为170厘米，其中男性平均身高175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2厘米。在发达国家中，这一平均身高水平并不“显眼”，近年来一直排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靠后的位置。

不过，历史上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却曾令其他国家羡慕。美国建国时，美国人平均身高比荷兰人高出将近8厘米。现在，荷兰作为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男性平均身高已经达到185.5厘米，女性平均身高达172厘米，已将美国远远抛在后面。

从数据上看，美国人平均身高增速在近50年里陷入了停滞，而欧洲人特别是北欧地区民众平均身高则保持稳健的增长。

此消彼长，美国已经从“海拔最高的国家”变成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身高困难户”，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身高不仅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也取决于外部环境因素。不少研究显示，一个国家的平均身高与营养摄入等因素紧密相关。如果一个人凭借基因能够长到180厘米，但小时候没能摄入足够的营养，成年后的身高也许达不到180厘米。整体而言，较为富裕的国家其国民在青少年时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因此人口平均身高会超过较为贫穷的国家。

经济学家往往把身高作为国家社会福利状况的重要指标，把国家间人口平均身高的比较变化作为评判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趋势的重要依据。

有人认为，美国人平均身高低于欧洲国家，是因为美国吸收了大量外来移民，拉低了平均身高。但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科姆洛什的研究认为，影响平均身高增长的因素并不是移民。

分析显示，荷兰人的平均身高之所以能够从18世纪的较低水平跃升为当下的全球第一，主要是做对了两件事：多喝奶和缩小贫富差距。这两件事都指向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和医疗保障体系。

按照荷兰人成功提高平均身高的做法倒推，也许不难窥见美国人平均身高不再增长的原因。从营养学的角度看，美国青少年的饮食习惯与欧洲存在明显差异，大量“垃圾食品”涌入菜谱，挤占了水果和蔬菜的位置。

科姆洛什分析，选择快餐的美国人更有可能是没有生活保障的人，如失业者、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以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7月，美国失业人口为600多万人。作为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卫生系统覆盖的国家，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规模在3000万人左右。另外，美国目前还有37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对于这些人而言，健康平衡的膳食结构是一种奢侈品，廉价又能提供大量热量的快餐是很容易作出的选择。长此以往，不仅青少年身高会受影响，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也会发生变化。这或许正是曾经的身高“优等生”美国如今在平均身高上与欧洲国家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影响美国人平均身高和膳食结构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金字塔形”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今年4月，美国劳工部前部长、学者罗伯特·莱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收入最高的728名亿万富翁掌握财富的总额超过了美国半数家庭。

美国事实查证网站Snopes在调查中得到了类似结论。这一机构根据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分析指出，截至2022年四季度，美国735名亿万富翁拥有总额达到4.5万亿美元的财富，排名后50%的美国家庭财富总额为4.1万亿美元。

排名后50%的美国家庭是什么概念？美国人支持税收公平组织和政策研究所2020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家庭覆盖了约1.65亿人口。换句话说，从财富累积的角度来看，1.65亿小于700多。

如果将这700多名亿万富翁的范围继续扩大，得到的结论更加惊人。截至2022年四季度，美国收入排名前1%的人拥有43.45万亿美元财富，超过了排名后50%美国家庭拥有财富的10倍。

另外，美国的贫富差距还显现出明显的族裔分化，并伴随着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

2014年是美国废除奴隶制度150周年，当年非洲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只有欧洲裔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六成。

美联储的最新数据显示，少数族裔与欧洲裔的财富差距过去几十年显著扩大。1989年以来，欧洲裔家庭的财富中值增加了两倍，而非洲裔、拉丁裔美国家庭的财富几乎没有增加。美联储2019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欧洲裔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是非洲裔家庭的10倍，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超过了1000万美国非洲裔家庭的总财富。

美国少数族裔与欧洲裔财富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机会和报酬的不平等。即便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不同族裔人群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也有着明显的分化。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结构改革，这种分化很难消弭。

数据背后，是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形态的巨变。曾经，美国引以为豪的是“纺锤形”社会，宣称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代表了“美国梦”。不过，近几十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数量持续萎缩，“纺锤”逐步变成了“金字塔”，而且这座“金字塔”顶端与底部的财富差距在持续扩大。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称，尽管美国贫富差距较大，但美国仍旧有大量创造财富的机会，比如繁荣的金融市场就给了人们“翻身”的机会。

不过，数据令这些说法黯然失色。美国媒体2017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前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38%的股市财富，美国前10%最富有家庭拥有81%的股市财富，前10%到前20%的家庭拥有11%的股市财富，剩余80%的家庭仅拥有8%的股市财富。

考察美国人在股市中资产增值的情况，最富有的10%美国人在股市中赚钱的中位数是36.5万美元，而最底层的20%的人赚钱的中位数只有5800美元。

从数据上看，美国的金融体系不仅不是普通人的“美国梦”，甚至是助长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对于美国当下的贫富差距，英国学者、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的评论一针见血。

美国及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和财富分配格局，形成了“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是美国当代贫富差距巨大的核心原因。

始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核心内容是通过自由化、私有化等维护财富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淡化了公平原则。这种思想认为不平等会带来自由市场要素充分参与竞争，达到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开始大幅减税，特别是为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富裕阶层减税，导致税收政策丧失了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有数据显示，1962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美国税收的比重为3.5%，到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1962年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52%，2010年这一税率降至35%，2021年进一步降低到约25%。

这种措施或许推动了市场竞争，但它产生的更重要影响是持续拉大了贫富差距。由于美国政党的选举压力和利益集团重金游说，美国政府往往是减税容易增税难，导致富裕阶层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原本应当成为社会公平分配“水闸”的税收政策丧失了基本的作用。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美国企业为了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就出现了“锈带”——随着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以往的“工厂带”“钢铁带”风光不再，大量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群体，出现了《乡下人的悲歌》中社会衰败不堪、家庭支离破碎的场景。

美国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加强教育和培训引导、提高福利待遇等，导致大量“锈带”传统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技术的兴起使少数技术精英在新经济快速发展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和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升，美国出现了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在纽约、旧金山等美国大都会，无家可归者已经成为城市难以抹去的一面。夜晚，他们露宿在商店门廊、公园长椅或地下通道；白天，他们游荡于城市的垃圾点、贫民窟。这些无家可归者活动的背景，却是华尔街、帝国大厦、金门大桥等代表美国“繁荣”的地标。

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掀起高潮，其主要主张就是反对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反对大企业独占美国经济发展红利，要求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在集会现场，美国奥斯卡影后苏珊·莎朗顿向集会者发表演讲，要求改变“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然而，“占领华尔街”并没有达成目的，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持续拉大，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如此。不少美国人担心，这种差距将把国家撕裂。

彼得·图尔钦指出，引发社会危机的一个驱动因素是人口中大面积的财富减少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贫困。这种广泛的贫穷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在城市动乱中可见一斑。

人口平均身高、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可以折射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1830年到19世纪末，南北战争前后，美国人的平均身高下降了近2英寸，十岁儿童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8岁。和现在一样，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不断增长的经济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南北战争之前的五年里，即1855年至1860年，美国城市经历了不少于38次至少导致一人丧生的动乱。今天，人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