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思达
本文转载自：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8月下，原标题为《从“多智近妖”的名将到三不朽的圣贤后世评价中的诸葛亮形象演变》，有删节
南朝刘宋文人殷芸曾写过一本《小说》，收集不少有趣传闻，其中一条言东晋权臣桓温平定割据蜀地的成汉，接见了一名诸葛亮时代担任过小吏的人，当时，此人已是百余岁的人瑞老者。刚刚取得灭国之战胜利的桓温大概是有点得意忘形，询问老人：“经历过诸葛丞相时代的你，觉得他能和今天的谁比呢？”
此话是个套，无论老人答谁，桓温都会就着品评一二，再将其扯到自己身上想法蹭蹭热度贴贴金，假若老人回答是他桓大司马阁下，那就更完美了。不过他没料到的是，老人想了一番后真诚地回答：“诸葛公在的时候，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自从他去世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物了。”讨了个没趣的桓温只能讪讪作罢。
桓温平蜀一事发生于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去诸葛亮过世的建兴十二年（234）已有113年之久。若按故事中老者在诸葛亮时代就已参加工作，此时至少年近130岁，实在太过夸张，故而此段子多半是不满者编出来寒碜桓温的。故事虽虚构，里面的细节却让人在意，晋室虽已南渡，可诸葛亮还是旧日敌国人物，不过短短百年时光，此人的形象在昔日对手的认知中就已演变为“不见其比”的名臣，其人格魅力之伟大，实乃有目共睹。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诸葛亮装神》，现代，戴敦邦，国画
如何评价诸葛亮，其实曾是西晋初期官方宣传中的一大难题。
晋承魏统，蜀汉自然就是对手，更兼诸葛亮曾直接同本朝开国之祖司马懿对阵，那么宣传上最方便的路子，便是将诸葛亮定位为顽固对抗我朝及我前朝之最凶顽敌，幸赖祖宗社稷有灵，让我家祖父司马懿出马打败此獠，曹魏君主感激之下，将江山让给我司马家，此说既显得先祖英勇神武，又能阐明司马氏得国之正，岂不妙哉？
但问题就在于该说法很难禁得住旁人追问：既然诸葛亮是给大魏和大晋制造天大麻烦的敌人，想必他是带领大军入侵边疆，全靠司马懿智勇双全，以少打多——至少也应该势均力敌，苦战一番才将其赶出国境，由此立下足以移鼎的功勋吧？
不好意思，以少打多是有的，只是少的一方是诸葛，多的是我家仲达；苦战也是有的，只是苦的还是我家祖父，全仗着他老人家厚着脸皮龟缩不出，最后方才熬死了对手，将敌军礼送出国境……
晋朝对诸葛亮的宣传尴尬之处在此。诸葛亮是司马懿亲口承认的天下奇才，姑且不论北伐战争，他治蜀20年间法治严明，政治清平，本人又清廉谨慎，对国事鞠躬尽瘁，对下属开诚布公，被誉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张辅《名士优劣论》）的杰出政治家，极得蜀人之心，即便只是为安抚当地人，朝廷也不得不对其表示尊敬，祭扫其坟墓，征召其子孙做官，让蜀汉降官编撰《诸葛亮集》，“以慰巴、蜀之心”“副梁、益之论”。可一味夸诸葛亮实在不成，因为讲着讲着就会出事，要知道诸葛亮北伐，骑脸输出的对象恰好是自家祖父和朝中贤达先人，实在赞也不是贬也不是，可他还偏偏是讲自家创业史中绕不开的人物，怎能不让人头疼？
唯一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按当时流行品评讲故事的风气，在讲述事实的同时，尽量添点贬低和歪曲的内容。譬如诸葛亮时刻以还于旧都为念，就得批评此行为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诸葛亮为北伐中原需要集中事权，就要说他“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人家都说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孔明先生出山，我就要讲一个诸葛亮以口舌为能，像战国纵横家一样自降风度去游说刘备的故事：“将军度刘镇南（表）孰与曹公？……将军自度何如也？”（以上均出自鱼豢《魏略》）总之一句话，诸葛亮越是高尚，我就越是要以庸俗去解构，才能让我晋不至于颜面尽失。
更为过分的是王沈。此人是向司马昭出卖魏帝曹髦，导致其遇弑的两名近臣之一，撰有《魏书》，里面充满讨好司马氏的内容。书中在讲到五丈原时，居然说“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由于情节实在太过夸张，后世学者多不采信，《三国志》专家裴松之就批评说王沈之说全是夸大“虚记”，“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不过，由于符合彼时政治正确，王沈此番说辞被官方所吸收，化用在歌颂先祖的庙堂诗《天命篇》中：“我皇（司马懿）迈神武，执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晋书·乐志下》）——什么叫宣传？这才叫作巅峰宣传，事情全都严丝合缝，你就说五丈原两军是不是没交战？诸葛亮是不是未战就去世？该不该算“我皇”丰功伟绩？
不过，时势的变化往往会让人改变态度。当晋朝忙于以武力终结三分时，统治者会倾向于歪曲诸葛亮形象，而等到需要考虑长治久安时，他们又往往念叨起诸葛亮的优点来。蜀汉最后一任尚书令樊建亡国后入洛阳，某次司马炎向他打听诸葛亮治国如何，樊建回答说：“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后十分感慨：“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只有真正的敌人才能了解对手的厉害，司马炎好歹也是决策过灭国之战、实现三分归晋的武帝，过程中自然更明白诸葛亮的厉害。他挟祖、父余威，凭借魏蜀两地的资源灭东吴尚需筹划准备多年，还得压服满朝内外不同声音，对照昔日诸葛亮以一州之地北伐中原，还能做到举朝全力襄助，民间无甚怨言，乃是何等惊人的政治能力！况且西晋王朝虽是草创，朝堂却已暮气深沉，君臣宴饮“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难免更会让有志之士感怀兢兢业业的诸葛丞相。
或许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到惠帝时期，执政的张华在给诸葛亮做官方评价时，最终采纳蜀人陈寿所作《三国志》为正史定论，称赞其“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唯一留的尾巴是对他军事才能不太认可：“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孔明斗阵辱仲达》，现代，戴敦邦，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一百回
西晋的统一局面仅仅维持36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几百年的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北方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南方也不遑多让，政局多变，血腥的内讧一场接着一场。
大动乱迫使人们将目光投向过去，同残酷的现实比起来，昔日只能局促于益州一隅的蜀汉都能成为理想国。东晋朝廷衮衮诸公安于偏安，不由得让人思念定要还于旧都的丞相；阀阅当道的腐败政治现实，亦令人想念“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的诸葛丞相时代。
正是在此背景下，诸葛亮重获当时士人追捧，不少文人都对其进行再审视，更恰当地说，是重新塑造。此轮丞相形象再发现运动中有一突出特点，便是在战乱大背景下，文人纷纷无视晋王朝的忌讳，大肆宣传诸葛亮在战场上的智谋，将其塑造为不世出的智将。自然，为了衬托诸葛军事上机智百变，司马懿阁下也实在不用谦虚，就请担任起愚蠢反派的重任吧。
最早创作诸葛亮故事的大约是王隐，他原为中原陈郡（今河南周口一带）人，素习中原掌故，后来也渡江出仕东晋。他对诸葛亮形象最大的贡献便是提供“空城计”。王隐告诉世人，昔日扶风王司马骏出镇关中，某次和属下闲谈品评诸葛亮，手下郭冲讲述了五则诸葛亮的逸闻，以此证明丞相“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即所谓“条亮五事”，其中第三事便是空城计，说诸葛亮屯阳平（今陕西勉县境内）时，身边只有万余人，而司马懿带着20万人前来，诸葛亮听说后“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司马懿）常谓亮持重……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兵北趣山”。
后世史家多剖析过此事，认为纯属虚构。因为根据两军对战经历，诸葛亮、司马懿从未在阳平关交战，考究故事原型应是挪用杂糅建安二十四年（219）赵云在汉中大开营门“偃旗息鼓”退曹操，魏黄初七年（226）文聘在石阳（今湖北应城市境内）卧舍退孙权两事而成。王隐将其安排在诸葛亮身上或是道听途说，又或是借诸葛亮以弱敌强的案例抒发己意，希望东晋不惧强敌，奋起作战一起打回中原，但不管出于何种缘由，此故事戏剧性满满，空城计细节要素齐备，让后人情愿以假为真的传承下去。
晋朝官方对诸葛亮军事能力一向评价都是“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晋书·宣帝纪》），然而在王隐的讲述中，人们哪里能看出诸葛亮“多谋而少决”的影子？反是英姿勃发，智珠在握，吓退司马懿后还对着参谋“拊手大笑”：“司马懿……循山走矣。”司马懿完全被他算中，“后知，深以为恨”，呈现出技不如人的败者形象，更不容忽略的是王隐给“条亮五事”设定的场景乃下属以书面形式写给司马懿第七子司马骏，实属不折不扣地对子嘲父。但换个角度想，这反映的难道不是当时士人某种心态？司马氏政治腐败导致内乱，将大好江山丢掉，岂不让人怀疑他家是否到底何德何能享此国祚？恐怕时人难免都会由此倒推，质疑当年司马懿面对诸葛亮到底真相如何，而王隐不过是道出大家心声罢了。
文化人为表达不满，往往会刻意美化昔日对抗本朝的割据势力，此事古今同理。在此心态之下，即便是庸主他们往往也想法设法能吹出花，更何况是本就无可挑剔的诸葛亮？晚一些的习凿齿更是直接——当然，此时东晋朝廷更为不堪，他怨气更大。他得罪桓温罢官回襄阳，给桓秘（桓温弟）写信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对诸葛亮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崇诸葛自然就黑仲达，他公开挑战晋朝官方叙事，嘲讽司马懿与诸葛亮的作战就是“畏蜀如虎”，将史料解读为司马懿除“敛兵依险”别无长策，被迫出战还会大败“还保营”。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粉诸葛行为达到巅峰，直接否认曹魏合法性，在历史上首次提出蜀汉正统。个中潜台词不言而喻，诸葛丞相虽不得天时，却是正统贤相，司马懿虽苟到胜利，却是僭朝臣子，孰优孰劣，这还用说吗？
毛氏汲古阁《三国志》印本，明，现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正是在此思潮中，东晋南北朝歌颂诸葛亮的桥段明显增多，极大丰富了诸葛亮的形象。习凿齿贡献了“死诸葛走生仲达”“亮笑，纵（孟获）使更战，七纵七擒”的桥段，大概是他在襄阳地区收集的民间流传说法，其中死诸葛走生仲达后来被《晋书》吸收，成为正史说法。此外，袁希之在《汉表传》中首创诸葛亮“神算”的形象：“亮驻军削大树皮，题曰‘张郃死此树下’……射郃而死。”刘义庆将其强化，说诸葛亮算无遗策，听汇报“（魏军）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便应声道“此必辛佐治（辛毗）也。”（《世说新语·方正》）
在当时士人塑造下，诸葛亮已从普通兵家升格为“多智”的大军事家，而且还逐步呈现出“近妖”的特色。梁朝陶弘景在《刀剑录》中说：“诸葛亮定黔中……拔刀刺山没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测。”而在干宝笔下，诸葛亮不仅能让常人莫测，更能驾驭怪异：“诸葛孔明于汉中积石为垒……谓之八陈（阵）图……常有鼓甲之声，天阴弥响。”自干宝此说之后，八阵图之说就成为诸葛亮的标配，人人言之凿凿说八阵图必有，只可惜孔明之后没人会，功能也越来越强，南朝刘宋盛弘说“八阵即成……庶不覆败”，还说桓温伐蜀还亲眼见过，“以为常山蛇势”（《荆州纪》）。北朝郦道元也在《水经注》中说八阵图成，行师不败。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琴瑟退司马》，现代，戴敦邦，国画
南北朝士人爱创作诸葛亮神怪故事，与六朝志怪小说流行风气密切相关，其结果就是对诸葛亮神人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到隋代，人们就已经深信诸葛亮上知天文下至地理，能算后五百年。正史《隋书》信誓旦旦地说，史万岁征南宁（今云南曲靖一带），“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史载他令军士将碑推到后继续前进。后人对此大为不满，纷纷添加推倒碑之后诸人又发现“史万岁不得仆吾碑”或“史万岁复立吾碑”字样，吓得史万岁“惶恐，再拜重立之”（陈鼎《滇黔纪游》，王崧《封建志·爨氏世家》）。此后诸葛亮预知神话愈演愈烈，不仅能遇见后300年的隋朝史万岁，后700年曹彬想拆武侯祠，后1300年张献忠被射杀，都被他一一洞察，以打油诗加以警示……诸如此类的种种传奇，正是出自六朝士人神化志怪诸葛的滥觞。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指将星孔明归天》，现代，戴敦邦，国画
神化诸葛亮的余绪一直延续到了唐代，甚至就连和尚也参与其中。“死诸葛走生仲达”故事在《汉晋春秋》中还是司马懿和蜀军相互斗智斗勇，但在《三国演义》中已演化为孔明禳星，临死前指星念咒，以此迷惑司马懿的故事，其中的斗法神话情节源头正是来自唐代的一部佛教作品，题“江东杭州华严寺沙门大觉撰”的《四分律钞批》（对唐律宗大师道宣所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进行注解的一部书）。书中注解《僧像致敬篇》内容引述了该故事，敷衍出五丈原“孔明因致病垂死”，担心魏军来伐，便嘱咐“吾死已后，可将一帒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后来魏军有“善卜者”占卜，发现“此人未死”，因为“踏土照镜，故知未死”。
贞观年间唐太宗励精求治，很自然地将古代贤相当做自己提倡鼓励的榜样，诸葛亮也随之频频出现在他的言论中。某次在跟臣下讨论时，唐太宗提到自己接见的隋代遗老异口同声称赞隋初名相高颎“公平正直，尤识治体”，由此联想到历史唯有诸葛亮“平直”与其相似，便以二人与大家共勉。他还同臣下表示：“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贞观政要》）
唐太宗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看中的是“诸葛亮理蜀十年……蜀大化”，希望臣下向他学习，“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一起打拼出大唐盛世。非常有趣的是，唐代文人不管自己是否进入仕途，也不管自己官大官小，在此问题上却都能同皇帝产生共情，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初唐四杰的骆宾王诗云“诸葛才雄已号龙”“《梁甫》卧龙才”；中唐刘禹锡称“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龙才”，张俨则称“得股肱贤明，能以奇用兵”；晚唐名家杜牧则盛赞诸葛亮“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义悬无敌，鸣攻故有辞。”而李商隐则曰“管乐有才终不忝”“玉垒经纶远”……更别提还有李白杜甫两位大佬：“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杜甫《咏怀古迹其五》）
唐人对诸葛亮的崇拜溢于诗篇，翻检清代编撰《全唐诗》，咏及诸葛亮事迹的诗人不下50余名，成诗100余篇，另有以诸葛典故的咏怀诗40余首，只需对诗篇的主题略加分析，人们便可明白唐人对诸葛亮的关注焦点和评价。
首先，唐人对诸葛亮安邦定国的相业极为推崇，最有代表的就是杜甫《咏怀古迹·其五》：“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称赞孔明胜过汉代名相萧何曹参，是上古传说贤臣伊尹、吕尚一类的千古帝师“宗臣”。此观点与彼时现状有关，唐代中前期常有得贤相治世，用奸相则乱政的实例，最典型的就是玄宗朝，用姚崇、张说、韩休、张九龄而致开元全盛，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导致天下大乱。现实照进历史，促使唐代文人时常怀念先贤，借咏诸葛抒发感慨，譬如杜甫，他既赶上过开元尾巴，又全程经历安史之乱，两相对照，自然对诸葛亮安邦定国的功绩深有感兴，在蜀中时每到一地都会瞻仰遗迹，写下名篇《蜀相》《八阵图》《咏怀古迹》等18篇诗文。
其次，唐人对诸葛亮“鱼水三顾合”（李白《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的际遇极为激赏追慕，这也是他们诗文中常见一大主题。唐代士人出路较前代为多，亦不乏有志者风云际会，终得出将拜相的案例，因而人人都怀有得到君主赏识施展一身才的美梦，对诸葛亮“酬三顾”以及刘、诸之间君臣“鱼水契”之情评价极高。反映在诗中，便是赞扬诸葛亮的“誓将雄略酬三顾”（胡曾《咏史诗·泸水》）和歌颂刘备“得相能开国”（刘禹锡《蜀先主庙》）两大主题的诗篇极多。
到集大成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故事很明显思想上直接其承袭杜甫《蜀相》《咏怀古迹·其五》与胡曾《咏史诗》中《南阳》《泸水》《五丈原》等篇诗意，可见唐代咏诸葛亮诗对其后世形象和评价方面影响之深远。
刘大印：《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流变研究》；
白杨：《诸葛亮相关文献研究——以〈诸葛亮集〉〈便宜十六条〉及〈将苑〉为例》；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8月下，原标题为《从“多智近妖”的名将到三不朽的圣贤后世评价中的诸葛亮形象演变》，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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