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晋城，凑不齐四个人不能出门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说给晋城人。”

近日，一段由博主“山西四人行”创作的短视频爆红网络。由于视频里一直是四个人共同出镜，在网友调侃中，晋城与数字“4”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神奇关联。经网友抽象总结，“晋”成为新晋计量单位：打车要凑“一晋”，吃饭一桌“一晋”，就连电视剧里的晋绥军也得四个人同时出镜才够味……一时之间，似乎在晋城，不凑足4个人出门就寸步难行。

顺着网友的思路，咱们也来探索一下山西晋城究竟与“四”有哪些不解之缘？

今天的山西晋城。摄影/泽州土著，来源/图虫创意

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晋豫两省交界处，境内丹水、沁水于此交汇。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水文条件，孕育了古老深厚的文明。根据晋城陵川县塔水河遗址的发掘研究，早在距今两万六千年前，晋城地区已有人类生存痕迹。

晋城位置示意图。底图/百度地图

由于历史悠久，晋城也是许多华夏神话的起源地。相传女娲炼石补天，就是在距晋城市区东约20公里的浮山北端麽儿山。时至今日，这里还保留着一座“娲皇庙”，用以纪念女娲补天的功绩。

走出传说时代，历史记载中的“尧舜禅让”，也与晋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中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这里的“雷泽”就是如今的晋城市阳城县。尧为寻访合适的继承人，也曾来到晋城巡视，最终在如今山西晋城、临汾、运城市交界处的历山见到了正在耕地的舜。尧见舜无论在雷泽渔猎，还是历山耕种都颇有建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便着力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舜果然不负所望，创五刑、同度量、典百官，成为华夏文明始祖之一。

舜之后，受禅得位的禹同样在晋城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在治水时，曾“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厎柱、析城至于王屋”。这里的“析城”，是指如今晋城市阳城县西南30公里的析城山。在今晋城市陵川县，还有一座“石门”，由天然形成的两块高耸入云的石柱和连接的石横梁组成，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配上生动精彩的传说，为晋城山水更添几分风采。

虽然晋城历史悠久，传说故事丰富，但要真正建立独立的行政区划，还得等到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的晋城地区，算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的势力范围。从晋献公开始，晋国不断对外扩张，势力逐渐触及晋城地区。至晋文公时，晋城地区被彻底纳入晋国版图。至春秋晚期，这里先后建立了高都、泫氏、端氏、濩泽四座城邑。这四座城邑基本奠定了如今晋城的雏形。晋城由四城而生，恐怕是晋城与“四”缘分的伊始了。

高都，即如今晋城城区及周边一带，古称垂、垂棘。在成语“假道伐虢”中，晋献公为跨过黄河、向南发展版图，意图征伐扼守河口的虢国（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山西平陆县部分），特意贿赂夹在中间的虞国（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一带），送出了“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也就是宝马和美玉。这里的“垂棘之璧”，就是高都地区出产的玉器。这样的宝物外送他人，就连心怀大志如晋献公，也有些“肉疼”，十分不乐意地向荀息表示“是吾宝也”（这可是我的大宝贝）。好在荀息劝谏晋献公，“如果能借道灭亡虢国，虞国也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这样放在虞国的宝贝，不就像放在家外面的保险柜里一样吗？”（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经过荀息的劝说，晋献公同意由他带宝物出使虞国。在这两样厚礼的攻势下，虞国国君完全无视臣下宫之奇的劝谏，欣然同意了晋国借道的请求，甚至还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帮晋国打头阵。晋国就这样两次借道虞国，彻底灭亡了虢国。在第二次征虢回程的路上，晋献公也毫不客气地顺手灭了虞国，拿回了自己的宝贝们。

纪录片中，雄心勃勃的晋献公。来源/纪录片《中华战争通史》截图

端氏，即今晋城沁水县地区。这里离晋国的统治中心区最近，因此也与晋国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春秋末年，晋国政局逐渐由“六卿”所掌控。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六卿”只余下智、韩、赵、魏四家（又是“四”）。其中智氏的始祖，就是“假道伐虢”故事中劝谏晋献公的荀息的孙子荀首，因采邑在智，其后别称智氏。智氏第七代宗主智襄子意图消灭赵氏，却被韩、赵、魏三姓联手攻破封邑，几近族灭。智氏灭亡后，晋国国君彻底无法维持权势，晋国实际上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的诸侯身份，“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偌大的晋国也难逃“四”的“魔咒”，同时存在着四位诸侯。直至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韩、赵、魏联手废除了晋的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并将其安置于端氏城。曾叱咤中原、称霸百年的晋国，就这样在晋城一隅安静地宣告灭亡。

泫氏，即今晋城高平市地区。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威烈王）七年，赵献子城泫氏”，乃是泫氏有明确记载的建城之始。晋灭原后，便以“赵衰为原大夫”（《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将包括晋城地区在内的原国故地交给了赵氏家族管理。赵衰是赵氏家族的第一位始祖，晋城地区自然也算是赵氏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三家分晋后，晋城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赵国领土。然而，作为家族的霸业基始，晋城地区，尤其是泫氏城在战国时期并未享受安宁平和。战国末期，秦赵之间为争夺上党地区爆发长平之战，留给世人的除了以少胜多的战争范本、“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就是秦将白起坑杀45万降卒的骇人听闻的战争记述。1995年，一处巨大的尸骨坑在高平市永录村被发现。经断代研究，这处至少埋有130人的尸骨坑被确定为长平之战遗址。这座由赵氏先祖建立的城池，最终成为无数赵国子民的埋骨处。

永录尸骨坑遗址。来源/纪录片《喋血长平》截图

濩（hù）泽，即今阳城县，也就是舜捕鱼的“雷泽”。隋唐时期，晋城地区建立泽州府，此地名即来源于此。这一地名自隋唐始，沿用过五代、宋、明、清，直至民国三年才被废除，是晋城地区使用最久的名称。明代的《泽州志》与清代的《泽州府志》，是我们了解晋城发展历史的绝佳材料。

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晋城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行政区划也经历了三郡六县（汉）、一州四郡（北魏）、一郡六县（隋、唐、宋）、一郡五县（元、清）等各种形式的调整。总体来看，晋城的行政架构始终没有脱离“四城”基础，只会视人口与发展情况增加区划，而不会再缩减。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四生晋，晋生万物”吧。

在“玩梗”热潮中，一张《亮剑》的剧照意外获得了关注。这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剧情画面，却因正好有四个人，人物身份又是山西地区的抗日武装晋绥军，便成了“连山西军队都得四个人一起出现”的铁证，更加“坐实”了“一晋等于四”的说法。

晋绥军“四人行”。来源/电视剧《亮剑》截图

晋绥军，也称晋军、阎军，是中华民国时期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称谓中的“晋”，指的是山西地区，“绥”是指当时的“塞北四省”之一——绥远省。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各地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山西亦在其列。然而新式的军队终究不能守护腐朽的王朝，反而成了推翻它的利刃。宣统三年（1911），由湖北新军发起并迅速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新军也成为反抗清政府的力量之一，并迎来了影响这支军队近四十年，甚至让军队以自己姓氏称呼的人物——阎锡山。

阎锡山。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阎锡山，晋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的身份是一个地主兼高利贷家庭的少爷、成功考取日本公费留学名额的幸运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辛亥革命后，通过个人手段与对袁世凯的全力支持，阎锡山成为山西都督，自此开始对山西地区的长期控制。阎锡山的政治立场十分摇摆不定，在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执行了国民党“联共抗日”方针，山西地区一度成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在《亮剑》中，李云龙与楚云飞的友情也始于此。正是由于晋绥军的配合支持，八路军才能在山西地区打出“平型关大捷”，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

但随着战局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后，阎锡山果断改变了态度，于1939年12月悍然发动“晋西事变”，意图消灭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紧密的山西新军与“牺牲救国同盟会”，甚至不惜与日伪军勾结。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争和斡旋下，阎锡山的阴谋并未得逞，但其与日军的勾结愈渐紧密。然而，日军很快在国际战场上节节失利，败势初显，阎锡山为继续维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转而开始利用日军，为日后摘取胜利果实多方谋划。日本甫一宣布投降，阎锡山立即向山西地区的八路军发动攻击，失败后又开始大规模备战，并迅速投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眼见大势已去的阎锡山乘飞机逃离山西。4月29日，解放军攻克太原，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的晋绥军，也随之湮没入尘土。

那么，晋绥军究竟和“4”有没有关联呢？还真有。在军阀争夺权力的“中原大战”中，阎锡山与冯玉祥同处于反蒋阵营，失败后逃往大连，晋绥军由蒋介石责成张学良统一节制。为了尽快控制这支军队，张学良决定对晋绥军进行改编。改编过后，晋绥军编制为四个军、八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这四军的军长，也正是晋军内部最著名的四位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

真正的晋绥军“四人行”，自左至右分别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商震，第三十二军军长，不仅是一位军事将领，还是一位外交人才。抗战后期，商震成为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军旅生涯，投身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事业。在出任外交事务的数年中，他以团长身份参与了“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为缅甸抗日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之后的开罗会议中，他也以首席军事代表的身份随同参与，并与顾维钧、魏道明共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后又先后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力主废除天皇制。1949年，61岁的商震辞去职务，定居日本，1978年病逝。

徐永昌，第三十三军军长。作为阎锡山的重要亲信，阎锡山败走大连后，将维持山西局势的重任交给了徐永昌。在商震难以镇服山西诸将、率第三十二军脱离晋系后，徐永昌就任山西省主席，同时积极促使阎锡山复出。之后受召进入国民党中枢，成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巨头（又是四）。1945年，徐永昌赴东京湾，与英、美等九国代表共同于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之后就任民国陆军大学校长，1949年迁居中国台湾，1959年病死。

杨爱源，第三十四军军长，深受阎锡山器重。在晋绥军的编整中，杨爱源奉命总监军队训练。他在督导训练时，十分强调《孙子兵法》中“节短势险”的原则，也就是军事行动要突然迅速，出其不意。杨爱源严格要求军队在二百米以外不许放枪。平型关战役中，杨爱源部作为友邻部队，有效实现了与八路军的协同作战。由于深受阎锡山信任，在阎锡山逃往中国台湾时，杨爱源亦随同前往。1959年死于台北。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军长，也是晋绥军四位将领中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长期主政绥远，在抗日战争中就与共产党合作良好，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又成功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作为晋绥军四位将领中唯一留在新中国的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后重返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74年，于北京病逝。

四座城池、四大名将……如果将此类表述放到宏大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这一数字归纳并不陌生。天有四方，地有四野，时有四季，在“天人感应”的引导下，古人眼中的“四”也成了一种简单的完整与圆满。论美人，我们有“四大美女”；论文学，我们有“四大名著”；论科技，我们有“四大发明”；论建筑，我们有“四大名楼”；论宗教，我们有“四大天王”。正如《易传》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世间万物皆可有一而始，变化为四，再幻为诸般变化。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正是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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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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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07.

[4]（明）傅淑训重修；（明）郑际明续修.泽州志上[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2.

[5]（清）朱樟纂修.泽州府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6]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03.

[7]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