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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城话说给晋城人。”
近日,一段由博主“山西四人行”创作的短视频爆红网络。由于视频里一直是四个人共同出镜,在网友调侃中,晋城与数字“4”之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神奇关联。经网友抽象总结,“晋”成为新晋计量单位:打车要凑“一晋”,吃饭一桌“一晋”,就连电视剧里的晋绥军也得四个人同时出镜才够味……一时之间,似乎在晋城,不凑足4个人出门就寸步难行。
顺着网友的思路,咱们也来探索一下山西晋城究竟与“四”有哪些不解之缘?
今天的山西晋城。摄影/泽州土著,来源/图虫创意
一生四,四生晋
晋城,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晋豫两省交界处,境内丹水、沁水于此交汇。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水文条件,孕育了古老深厚的文明。根据晋城陵川县塔水河遗址的发掘研究,早在距今两万六千年前,晋城地区已有人类生存痕迹。
晋城位置示意图。底图/百度地图
由于历史悠久,晋城也是许多华夏神话的起源地。相传女娲炼石补天,就是在距晋城市区东约20公里的浮山北端麽儿山。时至今日,这里还保留着一座“娲皇庙”,用以纪念女娲补天的功绩。
走出传说时代,历史记载中的“尧舜禅让”,也与晋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中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这里的“雷泽”就是如今的晋城市阳城县。尧为寻访合适的继承人,也曾来到晋城巡视,最终在如今山西晋城、临汾、运城市交界处的历山见到了正在耕地的舜。尧见舜无论在雷泽渔猎,还是历山耕种都颇有建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便着力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舜果然不负所望,创五刑、同度量、典百官,成为华夏文明始祖之一。
舜之后,受禅得位的禹同样在晋城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在治水时,曾“导岍及岐,至于荆山……厎柱、析城至于王屋”。这里的“析城”,是指如今晋城市阳城县西南30公里的析城山。在今晋城市陵川县,还有一座“石门”,由天然形成的两块高耸入云的石柱和连接的石横梁组成,相传为大禹治水所凿。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配上生动精彩的传说,为晋城山水更添几分风采。
虽然晋城历史悠久,传说故事丰富,但要真正建立独立的行政区划,还得等到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时的晋城地区,算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的势力范围。从晋献公开始,晋国不断对外扩张,势力逐渐触及晋城地区。至晋文公时,晋城地区被彻底纳入晋国版图。至春秋晚期,这里先后建立了高都、泫氏、端氏、濩泽四座城邑。这四座城邑基本奠定了如今晋城的雏形。晋城由四城而生,恐怕是晋城与“四”缘分的伊始了。
高都,即如今晋城城区及周边一带,古称垂、垂棘。在成语“假道伐虢”中,晋献公为跨过黄河、向南发展版图,意图征伐扼守河口的虢国(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和山西平陆县部分),特意贿赂夹在中间的虞国(今山西运城市夏县一带),送出了“屈产之乘”和“垂棘之璧”,也就是宝马和美玉。这里的“垂棘之璧”,就是高都地区出产的玉器。这样的宝物外送他人,就连心怀大志如晋献公,也有些“肉疼”,十分不乐意地向荀息表示“是吾宝也”(这可是我的大宝贝)。好在荀息劝谏晋献公,“如果能借道灭亡虢国,虞国也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这样放在虞国的宝贝,不就像放在家外面的保险柜里一样吗?”(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经过荀息的劝说,晋献公同意由他带宝物出使虞国。在这两样厚礼的攻势下,虞国国君完全无视臣下宫之奇的劝谏,欣然同意了晋国借道的请求,甚至还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帮晋国打头阵。晋国就这样两次借道虞国,彻底灭亡了虢国。在第二次征虢回程的路上,晋献公也毫不客气地顺手灭了虞国,拿回了自己的宝贝们。
纪录片中,雄心勃勃的晋献公。来源/纪录片《中华战争通史》截图
端氏,即今晋城沁水县地区。这里离晋国的统治中心区最近,因此也与晋国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春秋末年,晋国政局逐渐由“六卿”所掌控。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六卿”只余下智、韩、赵、魏四家(又是“四”)。其中智氏的始祖,就是“假道伐虢”故事中劝谏晋献公的荀息的孙子荀首,因采邑在智,其后别称智氏。智氏第七代宗主智襄子意图消灭赵氏,却被韩、赵、魏三姓联手攻破封邑,几近族灭。智氏灭亡后,晋国国君彻底无法维持权势,晋国实际上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周天子正式承认韩、赵、魏三家的诸侯身份,“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在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偌大的晋国也难逃“四”的“魔咒”,同时存在着四位诸侯。直至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韩、赵、魏联手废除了晋的最后一位国君晋静公,并将其安置于端氏城。曾叱咤中原、称霸百年的晋国,就这样在晋城一隅安静地宣告灭亡。
泫氏,即今晋城高平市地区。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威烈王)七年,赵献子城泫氏”,乃是泫氏有明确记载的建城之始。晋灭原后,便以“赵衰为原大夫”(《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将包括晋城地区在内的原国故地交给了赵氏家族管理。赵衰是赵氏家族的第一位始祖,晋城地区自然也算是赵氏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三家分晋后,晋城地区顺理成章地成为赵国领土。然而,作为家族的霸业基始,晋城地区,尤其是泫氏城在战国时期并未享受安宁平和。战国末期,秦赵之间为争夺上党地区爆发长平之战,留给世人的除了以少胜多的战争范本、“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就是秦将白起坑杀45万降卒的骇人听闻的战争记述。1995年,一处巨大的尸骨坑在高平市永录村被发现。经断代研究,这处至少埋有130人的尸骨坑被确定为长平之战遗址。这座由赵氏先祖建立的城池,最终成为无数赵国子民的埋骨处。
永录尸骨坑遗址。来源/纪录片《喋血长平》截图
濩(hù)泽,即今阳城县,也就是舜捕鱼的“雷泽”。隋唐时期,晋城地区建立泽州府,此地名即来源于此。这一地名自隋唐始,沿用过五代、宋、明、清,直至民国三年才被废除,是晋城地区使用最久的名称。明代的《泽州志》与清代的《泽州府志》,是我们了解晋城发展历史的绝佳材料。
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晋城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行政区划也经历了三郡六县(汉)、一州四郡(北魏)、一郡六县(隋、唐、宋)、一郡五县(元、清)等各种形式的调整。总体来看,晋城的行政架构始终没有脱离“四城”基础,只会视人口与发展情况增加区划,而不会再缩减。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四生晋,晋生万物”吧。
晋绥军也得四?
在“玩梗”热潮中,一张《亮剑》的剧照意外获得了关注。这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剧情画面,却因正好有四个人,人物身份又是山西地区的抗日武装晋绥军,便成了“连山西军队都得四个人一起出现”的铁证,更加“坐实”了“一晋等于四”的说法。
晋绥军“四人行”。来源/电视剧《亮剑》截图
晋绥军,也称晋军、阎军,是中华民国时期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称谓中的“晋”,指的是山西地区,“绥”是指当时的“塞北四省”之一——绥远省。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各地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山西亦在其列。然而新式的军队终究不能守护腐朽的王朝,反而成了推翻它的利刃。宣统三年(1911),由湖北新军发起并迅速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新军也成为反抗清政府的力量之一,并迎来了影响这支军队近四十年,甚至让军队以自己姓氏称呼的人物——阎锡山。
阎锡山。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阎锡山,晋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的身份是一个地主兼高利贷家庭的少爷、成功考取日本公费留学名额的幸运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辛亥革命后,通过个人手段与对袁世凯的全力支持,阎锡山成为山西都督,自此开始对山西地区的长期控制。阎锡山的政治立场十分摇摆不定,在抗日战争初期,阎锡山执行了国民党“联共抗日”方针,山西地区一度成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在《亮剑》中,李云龙与楚云飞的友情也始于此。正是由于晋绥军的配合支持,八路军才能在山西地区打出“平型关大捷”,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
但随着战局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后,阎锡山果断改变了态度,于1939年12月悍然发动“晋西事变”,意图消灭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紧密的山西新军与“牺牲救国同盟会”,甚至不惜与日伪军勾结。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抗争和斡旋下,阎锡山的阴谋并未得逞,但其与日军的勾结愈渐紧密。然而,日军很快在国际战场上节节失利,败势初显,阎锡山为继续维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转而开始利用日军,为日后摘取胜利果实多方谋划。日本甫一宣布投降,阎锡山立即向山西地区的八路军发动攻击,失败后又开始大规模备战,并迅速投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眼见大势已去的阎锡山乘飞机逃离山西。4月29日,解放军攻克太原,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的晋绥军,也随之湮没入尘土。
那么,晋绥军究竟和“4”有没有关联呢?还真有。在军阀争夺权力的“中原大战”中,阎锡山与冯玉祥同处于反蒋阵营,失败后逃往大连,晋绥军由蒋介石责成张学良统一节制。为了尽快控制这支军队,张学良决定对晋绥军进行改编。改编过后,晋绥军编制为四个军、八个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这四军的军长,也正是晋军内部最著名的四位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
真正的晋绥军“四人行”,自左至右分别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商震,第三十二军军长,不仅是一位军事将领,还是一位外交人才。抗战后期,商震成为重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军旅生涯,投身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事业。在出任外交事务的数年中,他以团长身份参与了“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为缅甸抗日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之后的开罗会议中,他也以首席军事代表的身份随同参与,并与顾维钧、魏道明共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后又先后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力主废除天皇制。1949年,61岁的商震辞去职务,定居日本,1978年病逝。
徐永昌,第三十三军军长。作为阎锡山的重要亲信,阎锡山败走大连后,将维持山西局势的重任交给了徐永昌。在商震难以镇服山西诸将、率第三十二军脱离晋系后,徐永昌就任山西省主席,同时积极促使阎锡山复出。之后受召进入国民党中枢,成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巨头(又是四)。1945年,徐永昌赴东京湾,与英、美等九国代表共同于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之后就任民国陆军大学校长,1949年迁居中国台湾,1959年病死。
杨爱源,第三十四军军长,深受阎锡山器重。在晋绥军的编整中,杨爱源奉命总监军队训练。他在督导训练时,十分强调《孙子兵法》中“节短势险”的原则,也就是军事行动要突然迅速,出其不意。杨爱源严格要求军队在二百米以外不许放枪。平型关战役中,杨爱源部作为友邻部队,有效实现了与八路军的协同作战。由于深受阎锡山信任,在阎锡山逃往中国台湾时,杨爱源亦随同前往。1959年死于台北。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军长,也是晋绥军四位将领中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长期主政绥远,在抗日战争中就与共产党合作良好,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又成功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作为晋绥军四位将领中唯一留在新中国的一位,他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后重返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1974年,于北京病逝。
四座城池、四大名将……如果将此类表述放到宏大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对这一数字归纳并不陌生。天有四方,地有四野,时有四季,在“天人感应”的引导下,古人眼中的“四”也成了一种简单的完整与圆满。论美人,我们有“四大美女”;论文学,我们有“四大名著”;论科技,我们有“四大发明”;论建筑,我们有“四大名楼”;论宗教,我们有“四大天王”。正如《易传》所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世间万物皆可有一而始,变化为四,再幻为诸般变化。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正是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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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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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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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傅淑训重修;(明)郑际明续修.泽州志上[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02.
[5](清)朱樟纂修.泽州府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6]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03.
[7]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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