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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因为水俣病离世……丈夫捕捞不到鱼，即使捕到也没有人买，也不能去偷东西。我把它当作自己的不幸，但我们的生活已经无法维系，我们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人。”
——中冈沙月（水俣病患者家庭互助会成员）
1968年9月26日，时任日本厚生大臣（负责医疗卫生）的原田直正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水俣（yǔ）病调查和认定的正式意见。这份意见认定，位于九州岛的新日氮水俣工厂乙醛醋酸设备内生成的甲基汞化合物引发了1956年于熊本暴发的水俣病，以及本州岛的昭和鹿濑工厂在乙醛制造过程中所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的甲基汞化合物引发的1965年暴发于新潟的第二水俣病。此时，距离首批水俣病患者被发现已经过去12年，距离从医学上明确水俣病病因也已过去9年之久。
这项迟滞的行政举措再一次让水俣和新潟两地的水俣病受害者和从事水俣病研究的工作者感到失望和愤怒。水俣病研究专家、熊本学园大学教授原田正纯在著作《水俣病：史无前例的公害病》中直言：“我们以为从学术上明确了致病原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种想法实在太肤浅了，我们太短视了！我们医生太不了解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了。”
这不禁让人思索，在12年的时间里，无辜的水俣病受害者遭受着怎样的病痛折磨？究竟是怎样的社会环境致使水俣病的调查与认定如此漫长艰难？水俣病的暴发和危害是否真如某些企业所宣称的“不可预知”？
水俣病患者。摄影/尤金·史密斯
水俣病的发现与调查
1956年3月末，住在日本九州岛水俣市坪谷的船匠田中义光发现，自己年仅5岁女儿田中静子身上出现了一系列“奇怪”的症状：说话含糊不清，走路摇摇晃晃，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稳。由于静子的病情不断恶化，4月21日，她的父母将她带到窒素公司（一家日本化工企业）附属医院的儿科看诊。就在同一天，她年仅两岁十一个月大的妹妹身上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于29日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水俣市大致位置。底图/百度地图
附属医院的医生从静子母亲口中得知，在他们的邻居江乡下先生家中，5岁的女儿，8岁和11岁的儿子以及孩子母亲也出现了抽搐、行走困难、言语不清等症状，这让当时会诊的医生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动员医院内的同事一同外出调查，在水俣市内发现了大量患者，其中八名患者进入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当时医院的院长细川一诊治这些患者后十分震惊，于5月1日向水俣保健所所长伊藤莲雄递交了正式报告：“发现数名致病原因不明的中枢神经疾病患者。”因为最早在水俣被大规模发现，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水俣病，1956年5月1日也被定为正式发现水俣病的日子。
水俣病患者。摄影/尤金·史密斯
5月28日，水俣市保健所、窒素公司附属医院、水俣市医师会、水俣市立医院和水域市政府5个机构联合成立了“水俣奇病对策委员会”。由于最初被发现的患者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委员会怀疑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便将患者们隔离治疗，并对患者居所进行消毒。当地居民将这种怪病与附近自1953年来出现的猪、狗、猫等动物发狂而死，海鸟从空中掉落进大海，鱼产量急速下降等怪象联系起来。
成千上万只猫在发狂时流着口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同人在跳舞一般，紧接着发生痉挛，狂奔向大海或跳进火炉被活活烧死。面对着未知和被传染的恐惧，居民们开始歧视并排斥那些进入传染病房接受治疗的患者。在田中静子一家人被转入传染病房后，邻居开始刻意躲避，拒绝卖给他们东西，即便是过往的熟人和亲戚也都不再来往。这种“众叛亲离”的歧视对于本就遭受无妄之灾的水俣病患者及其家庭而言，无疑雪上加霜。
同年9月，负责查明水俣病原因的熊本大学医学部水俣病研究班推翻了此前的传染病说，并指出水俣病是一种神经中毒症，原因是水俣湾受到污染的鱼贝类。
事实上，从1925年窒素公司引进德国的氮气转氮肥技术在水俣建氮肥厂开始，氮肥厂所排放的污水就严重危害到了水俣的渔业。1926年，氮肥厂以“以后再也不要提出申诉和赔偿要求”为条件，支付了水俣渔业组合1500日元的慰问金（按照1926年汇率，1500日元能兑换691.2美金，仅相当于当时东京和大阪地区普通工人25个月的工资）。凭借着先进技术和当时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45年，窒素公司已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阀之一，为水俣贡献40%以上的税收。
窒素公司的高速发展以牺牲水俣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渔业为代价。从1949年到1956年，水俣的渔业捕获量从122460贯下降至25493贯，主要原因是工业污染物的长期排放导致鱼贝类的大量死亡。大批大批死去的鱼类和贝类漂浮在海湾周围，臭气熏天。水俣的渔民因捕食海中受到污染的鱼贝类而患上水俣病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基础上，熊本大学医学部提出禁止在水俣附近捕鱼的要求。
窒素化学工厂向海里排放的污水。来源/纪录片《水俣病60年特辑》截图
然而1957年2月，日本厚生省以无法确定病因和病原为由，驳回了熊本医学部禁渔的请求。直到1968年水俣病被正式认定为公害前，窒素公司一直都以无法确定病因为由逃避责任。如果政府能在这时就禁止捕捞和食用那些被污染了的鱼贝类产品，水俣病在不知火海（ “不知火海”位于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外围，是被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围起来的内海）周边的蔓延就能尽早被控制。
窒素公司的逃避与政府推诿
1958年3月，英国神经学者道格拉斯·麦卡尔平来到水俣进行走访。查看了15位水俣病患者后，他提出：这些患者的视野狭窄、听力障碍和运动失调等症状与在英国出现的亨特-拉塞尔综合征非常相似，是1940年和1945年在英国发生的有机汞中毒症的临床表现。然而麦卡尔平这一发现没能在日本公开发表。直到9月，水俣研究小组的武藤教授在会议上发表相关研究报告后，水银导致水俣病的观点才受到更多关注。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1959年11月，厚生省食品卫生调查会向厚生大臣提交了关于水俣食物中毒的报告，公开确认了有机汞是水俣病的致病物质。令人震惊的是，在报告提交的第二天，负责报告的调查组就被厚生大臣下令解散，无法展开进一步调查。熊本大学医学部的世良部长对此十分气愤，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水俣病研究的重要阶段，水俣食物中毒调查组因相关各省的权限纷争而被解散着实令人遗憾。”
同一年，窒素公司附属医院的细川一院长在工厂技术部设立了怪病研究室，开始独自研究水俣病的致病原因。一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细川一进行了一项用工厂废水给猫喂食的实验。这一实验证明了氮肥工厂的排水中确实含有有机汞，猫的水银中毒正是由此引起的。10月7日，细川一将自己的实验报告提交给公司技术部，而公司却在同一天提出“水俣病的致病原因可能是日本军队丢弃在水俣湾的炸药”，以转移当时研究者和社会舆论的视线。此外，窒素公司的管理层在11月明令禁止细川一再进行此类实验，以掩盖这一即将被揭晓的事实。
在对水俣病病因的调查中，学术界、政府和窒素公司三方各有立场，争论与拖延似乎无伤大雅。但对水俣病患者而言，始终无法确定的病因让他们长期陷入不安与恐慌之中，周围人的歧视与生理上的病痛折磨着他们的身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确诊为水俣病，工厂的污水仍旧毫无节制地向外排放，从水俣到整个不知火海，渔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在急剧恶化。1959年10月，在渔民的抗议下，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负责制订产业政策并从事行业管理的日本综合性政府部门）要求氮肥厂立即停止向水俣川河口直接排放废水，并在年内安装废水净化装置。
窒素化工厂门口。摄影/尤金·史密斯
1959年12月19日，氮肥厂的废水处理系统建成。在竣工仪式上，氮肥厂厂长饮下了经过系统处理的废水。然而，这不过是企业用于应对社会压力的作秀——厂长所饮下的并不是真正的废水，而所谓的废水处理系统也并不能消除水中的有机汞。因为有机汞具有水溶性，无法通过固体残渣式的净化槽实现过滤。此外，根据一位市民的举报，1966年发现了氮肥厂从八幡池铺设的三根管道，工厂借由这些管道直接将废水排入海中。日后，入鹿山教授所提交的水俣湾及其附近海域鱼贝类水银含量的追踪调查报告显示，水俣湾内鱼贝类的毒性一直没有降低。换言之，氮肥厂所采取的排污措施是一场对民众彻头彻尾的欺骗，本该履行监督管理之职的日本政府完全辜负了民众的信任与期待。
第二水俣病暴发与民众联合抗议
1965年6月，本州岛新潟市阿贺野川流域暴发了第二水俣病，导致新潟水俣病的是昭和鹿濑工厂，它与窒素公司水俣氮肥厂一样，从事乙醛生产。日本国内媒体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一时期，与水俣病并列为日本四大公害的四日市哮喘、富士县痛痛病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背后所累积的问题正在一点点浮现。
上：新潟县昭和电工；下：工厂排放的废水。来源/纪录片《水俣病60年特集》截图
1967年到1968年，新潟、四日、富士三地的受害者相继提起诉讼，水俣的水俣病受害者同新潟的水俣病受害者联合向厚生省、通产省和科学技术厅发起请愿，要求官方对水俣病事件给出正确的结论。在此趋势下，日本政府于1968年9月终于将水俣病认定为公害病。
一位胎儿性水俣病患者的母亲在水俣病正式认定后坦言，她终于能在人前抬得起头，带孩子去医院的路上，那些如同审视怪物或病毒一般的目光终于有所收敛。
一名12岁的胎儿性水俣病患者。摄影/尤金·史密斯
另外，在日本政府正式认定公害病的前一个月，窒素公司在水俣的氮肥厂曾试图把厂内的一百吨水银原液输往韩国。尽管这一计划由于工厂工人的阻拦没能成功，但氮肥厂此种无视公害风险、试图转嫁危机的行径逐渐被披露。
1968年9月，水俣病被政府认定为公害后，窒素公司氮肥厂开始向患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商议赔偿事宜，但最终氮肥厂没能拿出任何具体方案。在日本东京方面要求熊本县政府出具一个赔偿标准以解决问题时，县政府又将责任推了回去。就这样，两级政府相互推诿，赔偿事宜一直拖延到次年2月，厚生省才决定设立第三方机构，组织协调工作，并要求水俣病患者互助会提交保证书，保证对第三方机构提出的所有结论无条件接受。面对厚生省如此的“霸王条款”，一部分曾遭受欺骗的患者不再相信政府，拒绝签署保证书，患者互助会也因此分出了妥协派和自主交涉派。
1969年，一百余名水俣病患者共同提起诉讼，向窒素索赔。来源/纪录片《水俣病60年特集》截图
1973年3月20日，熊本地方法院宣判了水俣病患者互助会自主交涉派对窒素公司提起第一次诉讼的判决。窒素公司的过失在判决中被确认，并且需要向水俣病患者支付总额为9.3亿日元的损害赔偿。
判决过后：无法治愈的伤痕
“按水俣病认定标准而认定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
受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医学水平、认知水平以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水俣病认证体系存在很多不科学之处：许多遭受了有机汞中毒的人因为症状不够严重或缺少某些病症而无法被认定患有水俣病；被医生认定患有水俣病的人同样有可能得不到政府的认定，他们同样无法得到判决所规定的赔偿和相应的治疗。很大一部分水俣病患者活着时因无法认定而失去治疗机会，在被病痛折磨致死后才被机构认定为水俣病。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害怕受到社会的歧视与孤立，也不愿意被误解为“为了钱的水俣病患者”，所以忍受着病痛，直至死亡都拒绝认定和治疗。
在原田正纯教授的记录中，一位水俣病患者的妻子在丈夫的认定申请被拖延五六年后陷入绝望，她向市政府、保健院和医院乞求：“就算让我写不要赔偿金和保证书，如果说他得的是水俣病让你们觉得为难而要求不对外公布，这都行，我不介意，只要你们给他做水俣病的适当治疗。”然而,水俣病认定委员会还是拒绝了她的哀求。直到死后一年，她的丈夫才被认定为水俣病患者。
一纸简单的判决与所谓的补偿难以弥补水俣病患者所遭遇的无妄苦痛。如若缺乏对科学的敬畏，对公正的维护，对生命的尊重，任由日本政客的操弄，水俣病的悲歌何时才能结束？
参考文献
[1] [日]原田正纯著、清华大学公管水俣课题组编译：《水俣病没有结束》。
[2] [日]原田正纯著、包茂红、郭瑞雪译：《水俣病:史无前例的公害病》
[3] [日]石牟礼道子著、肖放、秦维译：《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
[4] [美]蒂莫西·乔治著、清华大学公关水域课题组译《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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