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印度改国名是个玩笑, 没想到真有重大隐情”｜文化纵横

▍导言

1942-1946年被囚禁期间，尼赫鲁写下《印度的发现》一书。书中写道：“我常常不停地从这个会议奔到那个会议，向听众们讲我们的印度（India）、印度斯坦（Hindustan）和婆罗多（Bharat，译者注：Bharat或Bharata，还可译为“巴拉特”）。”

《印度的发现》发表时，印度次大陆上同时存在着印度斯坦、婆罗多、印度这些名称。尼赫鲁和其他政治领袖一样，喜欢在演讲结束时喊出“印度胜利”（Jai Hind）的口号。今天，要理解这些词语的差别，并非易事。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虽然简单却经常被遗忘的事实：词语有其自身的历史，在时间的推移中，它们的含义并不会始终保持一致。我们用来命名现实的词汇，反过来也参与了对现实的构建，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感知。

以“印度”为例，自古以来，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写作者用这一名称分别描述不同的地区。至于“印度斯坦”，在公元前三世纪，波斯用它来指印度河以外的土地。而一旦对比18、19世纪的英国地图就会发现，被标示出来的印度斯坦，其范围和政治名称已发生变化。另外，印度斯坦（Hindustan）是复合词，由于Hindu发生变化，解释起来就更加困难。正如19世纪晚期流行的一句口号：“印地语、印度教徒、印度斯坦”（Hindi, Hindu, Hindustan），Hindu从一个地理和种族术语变成宗教术语，使得民族身份与语言、宗教派别和领土联系起来。

在国家独立之初，婆罗多、印度和印度斯坦等名称并存，用来指印度次大陆。像尼赫鲁一样并列使用的人，了解它们彼此的差异，也知道如何解释它们不同的用法。由于词语各有复杂的历史，使用者没有就差异达成一致。但他们都同意，这些词语的含义和用法，非常依赖上下文语境。

1950年，在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发表四年后，宪法起草人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称呼。印度宪法开篇写道：“印度，即婆罗多，将是一个邦联”。在这句话中，印度，与即将结束殖民统治的外国人有关；婆罗多，源于古代梵文文献，被认为是本土概念。此后，除这两个名称外，法律上不得再使用其他名称。这也意味着，在印度宪法规定的司法-政治概念中，印度和婆罗多是可以互换的。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该如何看待印度宪法把婆罗多和印度相提并论的做法？这种双重名称的等价公式，是如何形成的？我认为，制宪会议的决定是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而且宪法的颁布，也不意味着这一进程就此结束。

要探究婆罗多如何等同于印度，关键在于梳理关于婆罗多以及印度斯坦的定义，它们分散于不同文本中。在第一部分，我将尤其侧重介绍《往世书》（Purāṇas，译者注：是一类古印度文献的总称，汇集了古代印度的历史、传说、神话和故事。往世书主要歌颂毗湿奴、湿婆神和大梵天，包含丰富的宗教和哲学理论，兼有百科全书性质）中的定义。接着，我会考察从《往世书》书到殖民时期，婆罗多含义的转变。在殖民时期，受到外来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影响，这个古老的地名被指作是国家的“本土”名称。研究还考察了印度斯坦一词在独立前的命运。在第二部分，我将分析为新国家命名时，制宪会议代表们的发言。最后，根据当代纸质媒体和互联网上的信息，我对国家命名议题作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时至今日，对印度人来说，制宪会议的决定仍然令人费解。

（本文发表截图）

▍婆罗多是一个本土名字，但它的本土指向什么？

婆罗多的确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在《往世书》和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其他梵文文本中，它指的是婆罗门社会制度盛行的超区域和次大陆地区。它似乎吸收了《摩奴法典》（Laws of Manu）对更古老、空间范围更窄的土地的描述。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证明，婆罗多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以及由谁使用。相比之下，我们对其宗教和文化想象能了解更多。这是因为，诵读《往世书》属于寺庙展开的精神教育，所以接触婆罗多的描述不仅是文化界的特权。它们流传数代，一直延续到殖民时期。

《往世书》中描述了一个封闭的婆罗多。这种封闭性有两种表现：一个是空间层面，另一个是社会层面。在书中各不相同的描述中，它的形状无法得到确认。婆罗多虽然不是一个岛屿，但它与大陆被一座高山隔开，四周环海。从空间上看，婆罗多是一个天然有边界的区域。另外，它也被特定的社会秩序所组织。这里的时间观念遵循宇宙时代（cosmic ages (yuga)，译者注：关于宇宙的演化，古印度“婆罗门教”将其分为四个世代，即四个yuga，每个时代都是宇宙创造和毁灭的完整循环），“救赎论”的世界观主导着人们的生活模式。

因此，婆罗多指的是空间中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印度斯坦和印度都与政治制度相关。前者产生于莫卧儿帝国时代（1526-1857），后者是英国殖民的产物。著名的历史学家P. V. Kane回溯梵文原文后指出：

婆罗多表达某种爱国主义，但不是西方世界宣称的那种爱国主义……毫无疑问，许多世纪以来，所有作家都从宗教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对其抱有浓厚的情感。当中并不存在由统一的政府统治所构成的现代民族性。

因此，婆罗门教传统中的婆罗多属于“宇宙论”的范畴。它将人类活动置于一个宏大的时空框架中，描述了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如何理解人类及其处境和经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从未指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婆罗多成为印度的传统国名？

在传统文本中，婆罗门指的是海洋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所有地区。虽然这是对空间的描述，但它并不指向一个边界明晰的地域。因此，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对当代人来说相当熟悉的印度地图，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印度公众也没有看过。现代地图首次将印度与形状轮廓清晰的空间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此时的地图，已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代表着殖民者划定的边界与政治空间。这一新的国家空间的诞生，与“国家”概念的出现直接相关。

Manu Goswami指出，在特定条件下，以新的方式看待印度的过去，是完全可能的。在殖民时期，印度知识分子为婆罗多赋予新的内涵。婆罗多被视为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一空间由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共同的道德秩序所维系；而英属印度则指向一种政治秩序，意味着通过单一的中央集权和专制治理体系控制领土。

尽管英国人从空间和政治的统一性上，强势宣推“印度”概念，但古老的本土名称婆罗多，却能有助于民族事业的展开。“婆罗多”之所以能保持其效力，不仅是因为《往世书》的持续传播，还因为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东方学家将其政治化，即宣称婆罗多是印度的“古名”。

1893年，德国东方学家Gustav Oppert指出：

我倾向于将印度命名为婆罗多人的土地……这一名称将弥合目前分裂印度教徒的巨大社会鸿沟，或许还能将自古以来就相互对立的“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的印度”原住民团结起来……接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尊贵名称作为民族称谓，印度的民族团结将迈出一大步。

事实上，“婆罗多”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Bipin Chandra Pal是一位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在孟加拉分治后因参与组织swadeshi运动而闻名（译者注：swadeshi的含义是自产，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甘地号召印度人用传统手纺布取代英国进口的机器织布，以此保护印度本土传统手工业。印度独立后，“swadeshi”逐渐被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吸纳。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莫迪政府时期，印人党的政治经济战略调整都离不开对“swadeshi”的实用主义采纳）。在1911年发表的《印度之魂》中，他宣称婆罗多是唯一真正的本土名称。与当时的许多印度教改革派一样，他将民族主义与印度教中的宗教象征意义结合起来，进而彻底摒弃了印度教传统的基本内容。

▍婆罗多？印度斯坦？印度教徒？

与婆罗多的命运类似，印度斯坦也要为新兴国家的诞生服务。

印度斯坦的政治意义与莫卧儿帝国有关，因此能被强调是殖民时期之前的产物。Bipin Chandra Pal指出，与《往世书》中的婆罗多不同，印度斯坦与政治主权和行政集权联系在一起。

印度的统一……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宗教的，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行政的。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统一，用文化来形容最为恰当……我们在历史早期，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背后，存在着一种非常深刻而又复杂的有机统一……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继承了印度教徒的宝贵遗产……除了原有的社会宗教生活和理想社区，行政和政治的统一又帮助吸纳了伊斯兰教徒……所有人不分种姓或社区，都平等地遵守法律和义务……因此，在莫卧儿的统治下，我们拥有了比以前更加团结、更加有机的民族生活和意识。英国人来到的是这样一个印度，而不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意识、没有发展的混乱实体。有鉴于此，如果有人说，印度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多民族的混乱集合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民族，是部落和种族、家庭和种姓构成的不连贯的异质集合体，那会是不可原谅的无知。

正是在莫卧儿统治时期，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强化了婆罗多文化的统一性，印度人形成了不分宗教信仰的共同归属感。

1904年，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用乌尔都语写下著名的爱国诗歌《我们的国家》。诗歌将印度斯坦与广大印度人及其多元的宗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民族主义内涵，使得歌曲在反英集会上广为流传。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当天，人们庄严地高唱此歌，一同传唱的还有泰戈尔创作的《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

在激进政治活动家V. D. 萨瓦卡尔1923年出版的《Hindutva》中，梵文Hindusthāna指的是印度教徒的土地。作为当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萨瓦卡尔试图将“印度斯坦”这一名称印度化，这深刻影响了宪法对国家命名的选择。他将印度人称作印度教徒，并且指向的是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锡克教徒，而不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这种强调宗教差异的印度观，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当中仍然具有影响力。

▍关于国家命名的宪法辩论

1947年8月14日午夜，印度独立。两周后，1947年8月29日，由B. R. Ambedkar担任主席的制宪会议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从1948年2月到1949年11月，制宪会议成员审查了草案，提出并讨论了近2500项修正案。

1949年11月26日，制宪会议最终通过了印度宪法，并于1950年1月24日签署了该宪法。1950年1月26日，印度宪法正式生效，制宪会议成为印度临时议会，直至1952年第一次大选。

众所周知，在宪法起草之前印度发生了分裂，新生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受到质疑。宪法中的“联盟的名称和领土”这一部分直到1949年9月17日才得到审议。命名问题在较晚时间才确定，不知道是因为命名与身份认同有关，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但第一条的棘手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该条规定：“印度，即婆罗多，应是一个邦联。”与会代表就此产生了分歧，第二天他们对第一条进行了彻底审查。主要涉及两点：1）“印度”和“婆罗多”这两个词的关系；2）“联盟”和“联邦”这两个词的政治和行政含义。其中关于第二点的争论，不仅在那次会议上，而且在整个漫长的制宪过程中都是最激烈的。在此，我只讨论关于第一点的争论。正如所料，人们对新崛起的国家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

记录在案的主要发言人有：Seth Govind Das和Kamalapati Tripathi，国大党的两位领导人；代表中央邦的Shri Ram Sahai ，代表北方邦的Hargovind Pant ，国大党中的左翼、全印前进联盟领导人Hari Vishnu Kamath。

在介绍第一修正案时，P. V. Kamath 提议将“印度，即婆罗多，应是一个邦联”改为“婆罗多，或用英语说，印度，应是这样”。他说这受到了1937年通过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的启发，该宪法第4条规定：“国家名称为Eire，或用英语说，Ireland”。

Seth Govind Das提议修改为：“婆罗多，在外国也被称为印度”。

Kamalapati Tripathi提议修改为：“婆罗多，即印度”，而不是“印度，即婆罗多”。

Hargovind Pant提出，他代表的印度北部地区的人民“只想要Bharatvarsha（婆罗多之地），其他别无所求”。

可以肯定的是，代表们无法认同上述提议，因为这与建构一个新兴世俗国家的愿景相冲突。这些提议虽然都没有被接受，但“婆罗多”还是被保留了。正如Ram Sahai强调的：即便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我们还是很乐意接受婆罗多这个名字。

Kamalapati Tripathi的宣称表明，婆罗多代表的国家观念确实会带来分裂的风险。

一个国家一旦被奴役，就会失去灵魂。在一千年的奴役中，我们的国家也失去了一切。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声望，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自尊，我们的灵魂，事实上，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形式和名称。今天，在被奴役了一千年之后，这个自由的国家将重新获得它的名字，我们确实希望，在重新获得它失去的名字之后，它将重新获得它的内在意识和外在形式，并将在灵魂的激励下开始行动。它的灵魂迄今为止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它确实将重振其在世界上的威望。

这段国大党领导人的单方面历史叙述，表明在印度的过去和未来问题上，党内并不是一条心。K. Tripathi对新印度的设想是近乎族群主义的，其他倾向于“婆罗多”的代表们，似乎更热衷于传统的印度教立场。

在Hargovind Pant看来：

议员们似乎对“印度”这个词有些执着，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名字是外国人给我们起的。他们听说了这片土地的富饶，受到诱惑，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获取了我们的财富。如果我们还坚持使用这个外来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侮辱性词语，那只能说明，我们并不以此为耻。真的，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词。

Pritam Singh认为，婆罗多一词在宪法开篇中具有象征意义。它暗示了在数百年的外国统治后，印度实现了自治，印度教重获对新印度的所有权，印度教徒重建了对政府和国家的认同感。这里浮现出一个基本问题，即当一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是从自身的内部传统出发，那又该如何将宗教与文化分开处理？事实上，大多数印度教徒在民族斗争期间就正面遭遇过这一问题，甘地同样如此。史密斯指出：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汲取部分灵感，而这些传统主要是印度教的。印度是印度教徒唯一的家园，以大多数印度教徒的名义提出的任何爱国要求，自然都是印度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一点在决定国名时格外明显，正如上面引用的代表们的发言，它们都是在世俗政治的框架内调用已有的资源。

人们可能会对“印度斯坦”的去向感到好奇。事实上，“印度斯坦”在制宪会议期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在宪法最终通过的前两天，Mohammad Tahir发表了评论：“我们的宪法无法为我们的国家确定一个名称，这是一个耻辱。如果有人被问到祖国在哪里，他原本可以自豪地回答说，属于婆罗多、印度或印度斯坦。但现在，他不得不这样回答：我属于印度，即婆罗多。”

这就好像比赛开始时有三个名字，但最后有两个被放在了同等的位置，剩下的一个被抛弃了。但就在第二天，“印度斯坦”又出现了。只是，不是为了讨论整个国家的名称，而是讨论某些邦的改名要求。

即便制宪会议决定将印度命名为“婆罗多”，印度人也从未抛弃“印度斯坦”。事实上，人们如果仔细阅读了制宪会议上的辩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不是在审议国家的名称问题，一旦谈论自己的国家，代表们最自然而然想到的两个名字，一是“印度”，二是“印度斯坦”。但当涉及到命名问题时，婆罗多是第一个出现的名字，印度斯坦从未被考虑过。

1950年1月24日，制宪会议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起立庄严歌唱泰戈尔的《人民的意志》。然而，他们没有像两年半前那样唱伊克巴尔的诗歌，而是吟唱了查特吉创作的《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同一天，鉴于它们在争取印度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泰戈尔与查特吉的作品一并被选为新印度的国歌（译者注：印度国歌被定为两种，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中的穆斯林问题关系密切。其中，《致敬母亲》的基调充满反穆色彩，遭到了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印度制宪会议期间，尼赫鲁建议以《人民的意志》取代《致敬母亲》，未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国歌安排越来越遭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伊克巴尔被追授为巴基斯坦的民族诗人。

▍国家命名：至今仍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自宪法第一条通过以来，对国名的含义进行重构的尝试就还在继续。最后一节将根据互联网上的英文信息，介绍一些当下出现的普遍要求和说法。一种要求是，在宪法中完全删除“印度”一词，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之地最有可能这样提议。V. Sundaram是印度国家科学院（India Academy of Sciences, IAS）一名退休成员，同时是以印度教倾向著称的自由撰稿人。他在2005年7月的文章中指出：宪法起草者认为“婆罗多”过于印度化，所以才引入了“印度”一词，以保证少数族裔的权利。但这是一种误解，“婆罗多”一词没有任何族群主义的色彩，因此它应该是国家的唯一正式名称。然而，目前对“南亚”（South Asia）的用法启发了他，他也希望保留“印度”：

在历史、文化或地理上，用印度这个笼统的名称来称呼我们国家是不正确的。巴基斯坦也是印度，孟加拉国也是印度，我们国家也是印度。从更广泛的地理意义上讲，这三者加在一起也可以合法地称作印度。将来，巴基斯坦、锡兰（Ceylon，译者注，印度以南的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很有可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印度联邦。这一对印度名称的未来设想，很有可能在将来变得有意义。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和婆罗多之间存在基本的哲学区别。带着这种理解，在评论德里刚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轮奸案时，RSS（译者注：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是印度重要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作为右翼代表，其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厚）领袖说：“这种罪行几乎不发生在婆罗多，但却经常发生在印度。”

事实上，并非只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婆罗多是唯一的合法名称。2012年8月9日，国大党议员Shantaram Naik 提议对宪法作出三项修改：1）在宪法序言中，用“婆罗多”取代“印度”；2）用“婆罗多”一词替换宪法中的短语“印度，即婆罗多”；3）将宪法中出现的“印度”一词，用“婆罗多”代替。他宣称：

“印度”是一个领土概念，而“婆罗多”的含义则不止于此。当我们赞美自己的国家时，我们会说“Bharat Mata ki Jai”，而不是“India ki Jai”。将国名改为“婆罗多”能激发爱国主义情怀，能使人民倍感振奋。

用“婆罗多”取代“印度”的看法，不仅限于族群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它还出现在反英或反西方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例如，2004年4月，印度社会党提议在宪法中采用唯一的名称“婆罗多”，为保护国家身份，禁止进口奢侈品，并采取其他适当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结束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助长的文化堕落。2012年10月，卡纳塔克邦首席部长B. S. Yeddyurappa同样提议，在宪法中采用唯一的名称“婆罗多”，并宣布启动耗资50亿卢比的语言推广计划，扩大卡纳达语这一古典语言的应用。事实上，他们的言论在伦理层面带有沙文主义色彩，意在强调，国内产品在道德上优于任何进口产品。

就“印度斯坦”这一名称而言，一些人认为它太冒犯非印度教徒，因此不同意使用。“印度斯坦”即使带有波斯语后缀，“印度教徒的土地”之意也容易被认为有宗教倾向。相比之下，“婆罗多”不容易造成分裂，强调对内部差异的包容，因而更可取。词语确实有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印度人应该避免使用“印度斯坦”，因为在巴基斯坦，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部落更喜欢用“婆罗多”而不是“印度斯坦”，因为他们不是印度教徒。相反，也有赞同者认为，使用“印度斯坦”正是为了强调印度的印度教特征。2003年2月，VHP（译者注：Vishva Hindu Parishad，世界印度教大会，成立于1964年，由RSS领袖创立，掌握着印度北部的印度教寺庙网络）要求将印度更名为“印度斯坦”，以恢复印度教（徒）国家的荣誉。

2011年7月还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后来成为印人党主席的苏布拉玛尼安·司瓦米（Subramanian Swamy）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建议：实施民法典，强制要求学习梵文和演唱《致敬母亲》，非印度教徒只有在承认印度教血统的情况下才被允许投票。

▍结论

命名政治（the politics of naming）是国家进行社会生产的过程，其结果由广泛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本文采用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了印度命名的话语。首先，在19世纪之前，“婆罗多”指的是一个文化空间，而殖民者以“印度”来定义一个地理、政治和行政实体，施行的是一项国家工程。其次，在独立时，印度、婆罗多与印度斯坦一样，在国家诞生时面临着重构。

命名政治的遗产依旧在当代发酵，即便宪法用双语等式为国家命名：“印度，即婆罗多”，但这一做法仍在引发争论；“印度斯坦”虽然被宪法抛弃了，但依旧被广泛使用。可以想见的是，一旦出现新的情况，为了赋予印度民族性新的内涵，所有这些名称都将被继续阐释。这是一个持续的、无止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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