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总统：我的华为手机很好用，美国人窃听不了

· 尼古拉斯•马杜罗。

“当你来到中国，就来到未来。”

当夜，马杜罗一行来到深圳人才公园星光桥，欣赏了一场无人机表演。在晴朗的夜空中，1500架无人机先后摆出中西双语的“欢迎”“中国和委内瑞拉友谊地久天长”等字样，随后又摆出雄鹰、寰球、新能源汽车等象征中委友好和深圳创新精神的图案。

马杜罗说，中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科技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对于寻找发展、技术和新发明的源头的人来说，深圳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马杜罗此次访华规模大、时间长、随行官员级别高，体现了马杜罗对中委关系的重视。近年来，中委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在联合探月、大数据等重要领域达成合作协议，说明两国间互信达到了很高水平。通过此次访问，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徐世澄认为，马杜罗将深圳作为访华首站，反映了他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2022年，委内瑞拉颁布了《经济特区组织法》，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马杜罗也在演讲中称经济特区为委内瑞拉的‘发展引擎’。与深圳类似，委内瑞拉经济特区也希望通过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和技术，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深圳的成功经验，对委内瑞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观看“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时，马杜罗在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等多处内容展示处驻足，询问当时的改革具体做法，并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在深圳度过了特别的一天，了解了深圳的成功经验。”他还见证了委国家经济特区管理局与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一项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这个备忘录旨在制定经济特区的合作、发展和现代化战略。

此次访华，马杜罗对经济议题的重视从随行人员中也可见一斑。“马杜罗抵华之前，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已提前率团抵达中国。罗德里格斯的另一个身份是委内瑞拉的财政部长，负责本国的经济与外贸工作。”徐世澄说，“除此之外，委内瑞拉的石油部长、科技部长等重要官员也都随行访华，这说明委方计划在此次访华期间，与中方在多个重要经济领域展开对话。”

9月10日，马杜罗到访上海张江人工智能岛和枫林生命科学园区，高度评价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成就，称赞中国是世界范围内高科技领域发展的先锋，“中国聚集着大量先进医疗设备和人才，而委内瑞拉也将优先发展科技产业，两国合作前景广阔。”

马杜罗还表示，上海与委内瑞拉有着非常巨大的合作潜力。“委内瑞拉即将在上海开设商务办事处，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委内瑞拉的卡拉波波州能与上海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位于卡拉波波州的卡贝略港，是委内瑞拉新建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

徐世澄说：“2015年至今，委内瑞拉遭到美国及其盟友非法且不道德的单边制裁，经济和民生遭到巨大打击。但2021年以来，委内瑞拉国民经济开始逐步实现恢复性增长，外交环境也有显著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中委合作可以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

· 尼古拉斯•马杜罗。

1962年，马杜罗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一个工薪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会领导人。受家庭影响，马杜罗很早便展现出了对政治运动的兴趣，高中时便加入学生组织。15岁时，马杜罗便因为组织学生抗议而被学校处分，只得转学完成学业。

据他的同学回忆，中学时的马杜罗活泼好学，是当地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之一。除了参加学生组织之外，马杜罗也是当地青年棒球队的成员，并担任球队中最重要的投手。直至今天，马杜罗依然以自己的这段经历而自豪。2020年，他在社交媒体上骄傲地贴出一张40年前的剪报，展示自己与棒球明星奥斯瓦尔多•忌廉曾是队友。

高中毕业后，马杜罗没有继续进入大学深造，而是加入了“打工大军”，成为公交车司机。尽管工作繁忙，但他一直十分关注社会与政治。1986年，他前往古巴留学一年。回国后，他更积极地参与到工人运动中，并成为加拉加斯市公交车司机工会代表。

此时的委内瑞拉正处于变革的前夜。1989年，深陷债务危机的委内瑞拉在国际基金组织的要求下开始大规模的经济私有化，大量国有资产被贱卖，失业率也不断攀升，民众不满日益升温。

1992年，青年军官查韦斯发动政变，试图推翻时任总统佩雷斯。虽然政变失败，查韦斯也因此入狱，但他成为中下层民众眼中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正的英雄。1993年，马杜罗见到了仍在服刑的查韦斯。这次会面改变了马杜罗的人生轨道，使他成为查韦斯最热情的追随者之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问题专家吕洋说，马杜罗早年的工作经历塑造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勇敢坚毅的性格，并培养了他对民众的深厚感情，这成为他无往不利的政治“绝招”。加入查韦斯领导的左翼运动后，马杜罗在思想上、理论上得到“武装”，最终使他成为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坚定信念的左翼政治领袖。

查韦斯出狱后，马杜罗很快加入了其创建的政党“第五共和国运动”，并成长为查韦斯的左膀右臂。1998年，查韦斯在大选中取胜，成为了委内瑞拉历史上的首位左翼总统，史称“玻利瓦尔革命”。

吕洋认为，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其回应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下委内瑞拉发生的社会问题。上世纪90年代，委国内出现私有化浪潮，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部门也加速私有化，导致其石油资源逐渐被跨国石油公司控制，民众无法从石油资源出口中获得实惠。这加剧了委国内贫富分化，造成中下层民众生活水平倒退，为查韦斯的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当选后，查韦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修改宪法，推行国有化，加强社会福利等。马杜罗也进入了国家的核心决策层，于2006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长。2012年10月，他被查韦斯任命为副总统，并在两个月后被查韦斯正式确认为自己的接班人。

2013年3月，查韦斯因癌症去世，马杜罗随即成为代总统。一个多月后，马杜罗在总统大选中胜出，正式成为委内瑞拉总统。

此时的马杜罗终于实现了自己继承查韦斯事业的愿望，可以大展拳脚，探索属于委内瑞拉的发展道路。然而很快，他就面临决定国家未来的重大挑战。

坚持到“突围”‍

作为查韦斯的继承者，马杜罗一直实践着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并因此成为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2013年上任后，马杜罗就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受美国制裁和原油价格低迷影响，委内瑞拉经济的支柱产业石油出口业遭受了重大打击，经济出现衰退，国内政治局势也日趋复杂。美国借机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外交。

2018年，委内瑞拉举行新一届大选，马杜罗胜选连任。但国内反对派、美国和众多西方国家声称“选举舞弊”，不承认选举结果。时任委议长瓜伊多自行宣布当选，并“就任”委临时总统。在争取委内瑞拉军队支持未果后，瓜伊多流亡美国。随后，美国宣布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力度。

2019年1月，美国宣布向瓜伊多提供超过2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其“总统”身份也一度获得50多个国家的承认。马杜罗面临美西方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的双重压力。

徐世澄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对委内瑞拉经济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用马杜罗总统自己的话说，美国制裁导致每个委内瑞拉人的收入降低了95%。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也大幅下降。”然而，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马杜罗依然带头顶住了压力，撑到了“突围”那天。

徐世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委内瑞拉的“外交突围”是从近年拉美政坛集体“左转”开始的。他说，此前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式成立的“利马集团”（成员以南美国家为主），提出了“帮助”委内瑞拉解决其政治经济危机的目标，但委内瑞拉认为该集团“严重干涉委内政”。“从2018年开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南美国家纷纷选出了左翼领导人，这导致‘利马集团’内部多个成员国决定承认马杜罗政府。许多欧洲国家也选择与马杜罗政府展开对话。”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经济也开始出现好转，通胀率大幅降低，国内市场趋于稳定。徐世澄认为，近年来马杜罗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灵活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对部分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以稳定国内市场。国际油价的升高也改善了委内瑞拉的收支情况。

吕洋认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遭受严厉制裁的情况下，依然每年将政府财政的70%以上用于保障民生，尽最大努力保证了民众的基本生活。而以瓜伊多为代表的反对派为了“夺权”，公然鼓动美国加大对委制裁，难以得到国内民众支持。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拜登政府开始与委内瑞拉政府接触，并表示愿意有限度地减轻对其制裁。徐世澄认为：“美方此举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自身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离间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关系。虽然马杜罗出于经济考虑与美国进行了接触，但他也清楚，拜登政府不可能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以中国、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合作之路。

在吕洋看来，马杜罗这次访华，期待通过进一步拓展中委合作，为委内瑞拉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当前，委内瑞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美国对委连续多年的制裁和封锁日渐失败，委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政治上也逐步摆脱了前些年的动荡局面。如何利用好当前的良好局面推动实现国家发展，已经成为马杜罗最关心的问题，而中国之行则有望助他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