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唐灭亡始于八百桂林戍卒哗变？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七月，一伙戍守在桂林的想回家的徐州戍卒，在得知戍期增加时，在头领许佶、庞勋的带领下哗变，八百戍卒从驻地桂州（今桂林）擅自北归。这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哗变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新唐书·南蛮传》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此次兵变不仅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导致唐朝最终灭亡，更使各路藩镇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不断坐大，出身平民的军人集团崛起，终结了以血缘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贵族统治，中国社会进入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五代时期。

桂林兵变的直接导火索在于南诏入寇。然而，南诏与唐廷之间有着相当长的一段“蜜月期”。

南诏是八世纪崛起于今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隋末唐初，在今天的洱海地区，有六个实力较强的小国，分别被六个国王统治，被称为“六诏”，分别是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他们都臣属于唐。其中，蒙舍诏与唐关系最为密切。开元二十六年（638），唐玄宗封蒙舍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在唐廷的支持下，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并定都于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太和村）。

《爨宝子碑》（《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拓片

同时，唐廷地方官员的不当处置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七载（748），皮逻阁去世，阁罗凤承袭云南王王位。在此之前，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及其继任者鲜于仲通不断打压皮逻阁，双方已经发生矛盾。此后，姚州都督张虔陀企图利用阁罗凤是皮逻阁过继嫡子这一事实，意图在王位继承上以皮逻阁的儿子诚节取代阁罗凤，遭遇失败后借机发动了对南诏的军事征讨。天宝九载（750），阁罗凤携妻子到姚州拜访张虔陀。张虔陀不仅侮辱了阁罗凤的妻子，还勒索钱财，并向朝廷“阴表其罪”，同时集结大军，准备再次征伐南诏。阁罗凤被激怒，起兵反唐，杀死了张虔陀。

天宝十载（751），唐朝派遣剑南节度使鲜于通率八万大军征讨南诏，大军抵达曲靖后，“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掳掠”，并陈述利害“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但鲜于仲通却置大局于不顾，“唯言杀戮”，又扣留南诏使臣，遣大将王天云带兵绕道点苍山后，企图夹击以歼灭南诏军主力，迫使阁罗凤投靠对唐朝西南地区虎视眈眈的吐蕃。而此时唐朝府兵制崩坏，西南边陲的唐军战斗力也随之下降，更坚定了南诏投靠吐蕃、反叛唐朝的决心。在吐蕃的支援下，唐军全军覆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阁罗凤称臣于吐蕃。天宝十一载（752），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南国大诏”“赐为兄弟之国”。南诏割据云南、对抗唐朝的局面至此形成。唐军战败后，宰相杨国忠耻于云南无功，经过两年多准备，在天宝十三载（754）怂恿玄宗派遣大将李宓率兵20万征讨南诏，结果，大军“弃之死地，只轮无返”，李宓也阵亡。

《南诏图传》。来源/云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诏大理文物》

自此以后，南诏在唐与吐蕃之间叛服不定。穆宗长庆之后，南诏逐渐取代日渐衰落的吐蕃，成为唐朝西南的心腹大患，尤其是自唐懿宗至唐僖宗的近20年间，南诏更是倾尽国力对唐的安南都护府和剑南道进行扩张。唐廷不得不屡次征调军队戍守南疆，此为庞勋之乱的背景。

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南诏攻陷安南，唐廷命令徐州节度使孟球招募三千士卒支援，其中八百人戍守桂林，约定三年派人接替。到了咸通九年（868），戍卒在桂林已守六年，他们屡次上书要求派人接替以便返回徐州。当时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情严苛急躁，朝廷“以徐军骄，命彦曾治之”。崔彦曾听信亲吏都押牙（都押牙，唐朝节度使衙门所属牙将）尹勘的话，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为由，要求戍卒再守一年。戍卒家人听闻后，飞书桂林告知，引起戍卒愤怒。牙官许估、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九人，杀死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官庞勋为都将，夺取监军院的兵器铠甲，欲结队打回徐州。桂林八百兵变由此爆发。

桂林八百戍卒是此次起兵的基干队伍。他们原是徐州地区的藩镇军队，因“罢节”而逃匿，后被朝廷重新招募。《通鉴》咸通五年五月敕曰：“徐州士风雄劲，甲士精强。”起兵后，庞勋率兵经湖南，沿长江东下，过浙西，入淮南，直趋徐州。咸通九年（868）十月庚午，庞勋所部攻下宿州，并于两日后在汴河沿岸设伏击败了都虞侯元密统领的三千军队，元密所部“元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族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州”（《资治通鉴》），加上之前一路上的招降纳叛，此时的庞勋麾下已有六七千人。

从投降的官军口中，庞勋了解到徐州城中防备松懈，于是萌生了攻占的想法。咸通九年（868）十月乙亥（十五日），庞勋率军北渡濉水、越过山岭向徐州进军。这天傍晚，观察使崔彦曾方才得知元密兵败身死，于是挑选丁壮加强守备城防。两天后，庞勋率兵来到徐州城下攻城，旋即攻克。破城之后，庞勋派人囚禁了崔彦曾，杀死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藩镇官员，又分兵在周边攻城略地，相继占领濠州、滁州、和州等地，还派遣重兵围困泗州。为了壮大力量，庞勋积极吸纳周边投靠的军队和农民。除了在桂林到徐州途中纳入麾下的银刀都、鹏旗都、门枪都、挟马都等藩镇衙兵以及招降的元密所部，他还招徕了徐州城中的原有官兵士卒和周边地区的土豪势力，以及淮北等地因连年水灾生活无着的农民。《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新唐书》“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记载书影。来源/[宋]欧阳修《新唐书》（清乾隆武英殿校刻本）

同时，作为藩镇军人，庞勋一直有节度使情结，利用囚禁的崔彦曾幕僚温庭皓“使为表求节度使”，但遭到温庭皓的拒绝。当时，徐州有一人周重，以才自负。庞勋派他草表，将所部比附为两汉末年兴复汉室的军队，志在匡扶朝廷，同时夸耀自己拥有十万军队，占据徐州、濠州、滁州、和州之地，本有逐鹿中原的意图，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官职，并威胁称若不顺意，即起兵攻向关中。

唐朝在得知庞勋起兵打回徐州后，派遣高品康、道伟带上敕书前往抚慰。咸通九年（868）十一月，道伟抵达徐州，庞勋亲自出郊迎接，“自任山之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展示自身力量，同时再次上表请求节钺“附道伟以闻”。不久，庞勋听说朝廷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但没想到敕使只是来斥责崔彦曾没有及时抚慰以致发生叛乱。庞勋大失所望，囚禁了朝廷敕使。求官失败后，庞勋在咸通十年（869）四月在大彭馆将囚禁的崔彦曾等人杀死。

庞勋上表求官之后，很多人认为他被授予节度使的官职指日可待，为谋求进身之阶，纷纷加入。此时庞勋麾下云集了光州、蔡州、淮南、两浙、兖州、郓州、沂州、密州等地的“群盗”和徐州地区的部分农民。在都梁城全歼戴可师率领前来镇压的三万大军后，庞勋所部声势大振。

曲艺画像中的庞勋形象

唐廷闻讯大为震惊，立马重新部署军队，调集重兵围剿。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为迷惑庞勋，派人游说他，答应为庞勋向朝廷请求节度使的官职。庞勋因贪图官职轻信了令狐绹，下令息兵待命，暂缓进军淮南。这时唐廷任命兖海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替代作战不力的王晏权，魏博节度使也派出薛尤率兵一万三开赴徐州。曹翔所部驻扎藤县、沛县，薛尤所部驻扎丰县、萧县，之前就已赶到战场的康承训率七万唐军驻屯柳子之西，对庞勋领导的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同时，沙陀族朱邪赤心也率领骑兵三千，配合唐军作战。面对来势汹汹的围剿官军，庞勋一面派部下分兵守卫，一面在徐州紧急征兵扩充军队，《资治通鉴》记载：“（咸通四年十月）城中男子悉集毬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但新征募的军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与唐军难以相提并论，往往一触即溃，庞勋所部损失颇多。同年十月，唐军步步紧逼，开始诱降庞勋部下，“约勋降者，当赦之”“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庞勋部下的军心被进一步动摇，郑镒、李衰、朱玖、李全裕等人纷纷投降。

唐末，唐朝军队集合以应对黄巢之乱的场面。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咸通十年（869）七月，唐军相继攻占襄城、招义、钟离、定远、留武、小睢、蕲县、沛县、第城、临涣、丰县、徐城、下邳等地。月底，康承训占领宿州，守将张玄稔、张实、张㐵以数万人与之激战。张实秘派人与庞勋约定攻打宋州、亳州。宋、亳两州是西去长安的必经之地，如果攻下必能迫使唐军回援。然而，此时张玄稔叛降于唐，导致唐军轻取符离，进而围困徐州。

此时庞勋已经带领主力西攻宋、亳二州，城中兵少，人心动摇，崔彦曾旧部路审中趁机偷开城门放唐军进城。徐州被唐军占领。得知大本营徐州被占领，庞勋率兵加紧进攻宋州、亳州。咸通十年（868）九月，占领宋州南城，北城也唾手可得。但由于张玄稔叛变，唐军康承训所部得以抽身追击。为避开康承训率领的唐军主力，庞勋不得不引军东去，但不想先前已投降的李衰拆毁了蕲水上的桥梁，致使庞勋麾下的军队在河边难以渡河，被康承训和沙陀人组成的八万联军追上。此时的庞勋所部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人困马乏，疲惫不堪，面对唐军力战不敌。庞勋等人战死，部下或阵亡或投水而亡。

庞勋北上路线图

庞勋战死后，余部在吴迥率领下仍然坚守濠州，与唐军对峙。最终因城中粮尽，在突围时被唐军尽数剿杀。自此，这场席卷半个中国、由庞勋领导的兵变被唐廷彻底平定。

尽管这场由徐州戍卒在桂林发动的、庞勋领导的兵变前后仅持续了一年两个月，且最终被唐朝调集众多藩镇彻底平定，但正如水缸中的水被激起之后产生的余波，兵变的余波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政局走向。对此，历史学者王寿南认为：其一，乱事由地方性扩展到区域性，很容易引发全国乱事；其二，桂林之乱前，兵乱甚多，民乱亦有，但兵乱与民乱合一则不多见，桂林戍卒之乱初起纯属兵乱，及至徐州，民助庞勋攻城，遂形成兵乱与民乱合一，军与民同叛，不仅显示叛乱之力量强大，也象征全国对唐室效忠心理的减弱。

自安史之乱后，唐廷财政仰给东南，但庞勋所率的变兵活动区域主要在两淮地区，严重威胁了江淮漕运。尽管历时不长，但在此期间几乎彻底切断了唐朝经济命脉，给了唐朝以致命打击。

唐末藩镇割据战斗场面。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同时，庞勋之乱也让天下看清了唐对地方掌控力的下降。庞勋乱兵从西南边陲一路打回徐州，在初始时人数较少，却如入无人之境。正是通过庞勋之乱，唐积弊已久的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纪不良、人心思乱被充分暴露出来，表明唐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无能虚弱，成为唐朝社会危机总爆发来临的预示。经过这次骚乱，“倡戈横行……兵连不解， 唐遂以亡……唐亡于黄巢， 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对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庞勋之乱应为唐朝崩溃的第一幕，而黄巢起义是唐朝崩溃的第二幕。

尽管平定了庞勋之乱，唐廷对位于徐州的武宁镇仍颇感无力应付，不得不对武宁镇军民做出某些让步。平乱后，唐廷颁布了《平徐州推恩制》，宣布赦免徐州军民，并蠲免赋税。（《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

唐朝廷采用怀柔政策安抚武宁镇军民，是希望他们不再滋生事端。在王式斩银刀军后， 朝廷将武宁节度降为徐州团练使，同时肢解其辖区。而庞勋之乱后，朝廷唯恐武宁军民因“为支郡则粮饷不给，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而归怨朝廷再生事端， 遂于平乱次年又颁布《改徐州为感化军敕》，恢复了徐州的节度使、观察使等建置。（《唐大诏令集》卷九九） 

希望以怀柔的手段感化徐州地区军民，这是唐廷的美好愿望，某种意义上也确实部分满足了徐州军民的诉求。但对如何安抚庞勋叛卒余党之中心问题则仍无解决之道，这导致唐廷的最初设想化为泡影。平乱后仅半年多，“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谕之”。庞勋余党仍在啸聚山林，抗拒官军，制造祸乱。有些武宁军士也欲效仿“桂林戍卒擅归故事”。《资治通鉴》卷252载：“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未至成都， 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

以上表明，所谓的平乱仅仅是恢复徐州、剿灭庞勋及其部分党羽以及打散乱兵的组织，徐州地区军队的骄悍习气并未消除，反而因唐廷对庞勋余党的姑息而得到助长。徐州之兵更加骄纵。同时，庞勋之乱也让民间纷纷造兵自保，这些散居于兖、青、郓、齐之间的武装，或占据山林，或潜伏村寨，成为之后黄巢起义的骨干力量，最终彻底动摇了大唐的统治。

唐末藩镇割据局面局部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镇压庞勋之乱的过程中，康承训引沙陀骑兵参战。这是快速平定乱兵的重要原因，但庞勋之乱暴露出的唐廷统治虚弱，引起了暗藏野心的朱邪赤心的注意，沙陀人开始有了“轻唐之心，窥中原之志”。王夫之在评论康承训引沙陀镇压庞勋之乱时认为，这不仅开启了唐朝崩溃的总序幕，更是今后中原屡遭外族入侵的开端。

可以说，由八百戍卒在桂林引发的兵变，不仅成为唐末大动乱的前奏，点燃了唐末社会总危机的导火索，更深刻影响了之后几百年中国历史的走向，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蝴蝶效应”。

参考文献：

①《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④《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⑤杨爱民：《“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辨析》，《西南学刊》，2015年6月30日.

⑥戴显群：《唐代桂州戍卒起兵的性质》，《史学月刊》，2000年4月25日。

⑦丁辉：《唐末庞勋之乱浅析》，《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7月25日。

⑧傅举有：《唐末龐勛起义》，1959年6月10日。

⑨何开雨、周元曦：《中晚唐藩镇体制下的西南边疆经略——以唐与南诏的关系为中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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