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魏晋融合的隋唐，打造一个新长安

在历史长河中，阿房宫被焚之一炬，兵马俑深埋地下，雄伟的秦汉宫阙，上林苑的各色西域奇珍都逐渐消失。但秦汉耗费海量人力物力所建的水渠，宛如一张网般串联起渭、泾、洛水和黄河，灌溉着大地，甚至时至今日还在发挥作用，惠及后人，成为秦制在关中大地上遗留的一座无言丰碑。

汉长安城城墙东南角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从新莽始建国元年（9）开始，昔日辉煌的西汉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一直动荡不安。先是王莽改制搞得怨声载道，天下无所措手足。始建国天凤四年（17），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到王莽地皇四年（23），绿林军攻入长安，新莽灭亡。光武帝建武元年（25），赤眉军又攻入长安，直到建武三年才退出关中。

短短十几年间，关中地区屡遭战乱，遭到残酷破坏，甚至就连帝陵都不免受到侵扰，其余各处残破景象亦可推想。东汉建立后，朝廷不得不将首都迁到洛阳。此后，关中虽依然是诸封建王朝版图中重要的地区之一，但在接下来相当一段时光中再也没有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

到了500年后的北魏永安三年（530），为平定六镇起义中占据关中的万俟丑奴，北魏权臣尔朱荣派遣子弟尔朱天光帅贺拔岳、侯莫陈悦前去镇压，而跟随他们入关的军人中，大都是六镇中的武川镇子弟。在随后的动乱中，尔朱天光、贺拔岳、侯莫陈悦在短短4年中相继不得良死，这批武川子弟只能团结在同乡大哥、贺拔岳副手宇文泰手下，在乱世中艰难求生。

故事后来的发展任谁也想不到，这批武川镇军人犹如一股新鲜血液融入关中大地。他们同当地人抱团，催生了一个如昔日关中子弟般影响后世几百年的集团：关陇集团。就如昔日秦国一挑六，关陇集团建立的西魏北周以一镇之力独挑并吞剩余五镇势力的东魏北齐，最终在隋文帝手中彻底结束分裂，实现再度统一的大业。

历史上演了相似的剧目，而深藏幕后的缘由也让人感觉眼熟。关陇集团是一个融鲜卑、匈奴、高车、汉等诸族于一体的集团，其事酷似秦广纳诸国客卿；西魏建立后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对秦汉政治体制做了全面刷新，宛如秦代持续不断的体制改革：以周礼名义设官，演化为隋唐三省六部；首创府兵制，成为隋唐平定天下的法宝；深化北魏租调税制，后来演变为隋唐租庸调制……正有赖于将“秦制”重塑为“隋制”，才使得关陇集团一举跃入中国历史舞台中心，也让沉寂已久的关中焕发了新机，而最能代表此番复兴的标志，便是隋唐新长安城。

隋文帝建政的首个重大举措就是营建新都。当年西魏建国时条件不佳，只能就着残破的汉长安旧城定都，皇帝一度只能住在雍州府衙内。禅代后，北周又忙于同死敌北齐作战，因而杨坚到手的长安是一座街道狭小、宫殿拥挤、居住区和办公区犬牙交错的城市。对此大为不满的他于开皇二年（582）下令在汉长安故城东南21里的龙首塬南坡兴建新都，由高颎为总监，而副总监宇文恺实际负责，率领将作大匠刘龙、贺娄子干、高龙叉等人共同营造。

唐长安城大明宫丹凤门复原建筑，位于陕西西安

在宇文恺的主持下，新都主体的宫城和皇城仅9个月左右便竣工。开皇三年（583），隋朝迁至新都，因杨坚早年被封为大兴公而命名其为大兴。隋炀帝继位后，陆续开凿运河以水路连接大兴和洛阳，大业九年（613）又动用约10万人建造外郭，奠定了城市的总体格局。

虽然耗费了自己大量国力，可大兴城在杨氏手中还没有焐热就转移到亲戚李家手中。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改大兴为长安，将其作为唐王朝都城。在唐中前期，历代皇帝都不惜人力物力增建。唐高宗永徽五年（654），高宗令阎立德为有城门无城楼的长安修筑廓城，工程耗资三万贯（相当于彼时登记户口每人一钱），为南、东、西的九门筑起门楼门观，其中又以正南的明德门最为壮观。该城门共有五座门道，为规格最高的“天子五门”，左右最外侧两门供车马左入右出，行人则走靠中间二门，当中一门为皇帝御道，装饰石门槛极其精美，刻有流线卷草花纹、线雕鸳鸯，顶部还有浮雕卧狮，铺陈出皇家气派。

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再次下令修筑外城，唐长安城最终得以定型。全城大体呈长方形，城墙除东南处修筑出凹回以规避曲江水泽之外，其余均为直角，城外廓东西长约9721米，南北长约8652米。后世研究表明，隋唐长安城面积达83.1平方千米，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常住人口就可能达百万之多（武则天时）。世界各国之人民都在此交汇：大批来自波斯、大食、粟特商人从西面沿着汉代开辟的道路纷至沓来，趟出了一条以关中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各种胡人造型唐三彩便是此路盛况写照；日本、百济、新罗使者、僧人、留学生则从东方不远万里渡海而来，今日还留存遣唐留学生的墓志石碑就是他们汲取中华文明养分的见证，此外还有来自吐蕃、突厥等地之人。

在关中与长安交汇相遇的不仅仅是物资人员，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玄奘法师从长安城出发，经新疆中亚抵达印度，不仅带回六百多部佛教典籍，更为中华哲学带来了新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拜占庭大德阿罗本（Alopen）同样也不远千里抵达关中长安，在此传播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主张，大雁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展现的便是此时长安海纳百川、各类思想相互碰撞的场面。

从贞观到开元，长安俨然成为世界中心，各国民族在此交流，无数文化在此融合。关中地区从中国政治中心升格为国际政治中心，迎来自己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最好时刻。

盛者必衰，此乃谁都逃不过的自然规律。唐长安城极盛局面在安史之乱中戛然而止，嗣后藩镇割据的连绵战乱不仅让长安城变得残破不堪，更是彻底摧毁了关中地区政治、经济潜力。天祐元年（904），军阀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临走前拆毁了长安宫室，将拆下来屋木一并打包运走，历代帝都就此成为废墟。

朱全忠手下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随后负责重建长安，鉴于城已荒芜，居民亦少，为便于防守便进行“缩城”。他放弃唐长安城的宫城和外廓，仅重修皇城为“新城”。长安新城四面各开一门，原皇城其余的门概行封闭，此外还在新长安城东、西修筑两座小城，安置长安及咸宁二县的县治，三城鼎立，互为犄角以利城防，而压缩后的长安新城便是后来西安城的雏形。

长安“缩城”犹如关中命运的写照。唐亡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过都城，而关中地区再没有机会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尽管关中地区退出了政治中心舞台，但宋元以降，这里依然是朝廷西陲要地，而长安以及明后的西安依然是历代王朝西北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如此，近千年帝都和政治中心的底蕴，让关中地区在文化思想领域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北宋时，儒家学派理学兴起，而北宋理学四大学派中便有一派因关中色彩浓厚而被称为“关学”，创始人便是郿县（今陕西宝鸡市眉县）横渠镇出生的“横渠先生”张载。

横渠书院张载祠前的张载像，位于陕西宝鸡眉县

张载少年喜军事，又出生于当时受西夏侵扰的关中地区，因而一度想要投笔从戎。据说，张载早年给当时正在西北主持军务的范仲淹写信，表示自己愿意联络人攻取洮西（今甘肃南部临夏、临洮、岷县一带），范仲淹见信后并未嘲笑他年少轻狂，而是劝他好生读书：“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受到尊长激励后，张载才专心研读，没想到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先是读完儒家《中庸》后觉得意犹未尽，又遍阅释、庄，认为两者具不足取，便回到儒家六经上。

嘉祐二年（1057），张载中进士，同科还有苏轼、苏辙。考中后他顺便在洛阳向二程学习《易》。王安石变法时，他因同当政者不和便回到横渠镇专心讲学，培养诸多弟子，由此创建关学。张载所讲学问虽然也属儒家理学，但相对注重实际问题，提倡学以致用，不仅研究兵法和田制，甚至对自然科学也有所涉猎。最为关键的是，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此说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以气和阴阳解释宇宙运行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影响颇大。到明清两代，官方甚至将他的著作列为必读书目。

不仅是儒教，道教在关中也异军突起。早在五代宋初，有“睡仙”之称的道士陈抟就在华山服气辟谷，留下诸多传说，譬如说他听得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拍掌大笑，告诉周围老百姓名言“天下就此太平”。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无非是宋初赵氏兄弟夺得政权，为厌服人心而大力编造的神话。

随着陈抟神话在民间流传，关中道教风气大盛。在北宋徽宗崇道的助力下，金元之际，一个崭新的道教派别诞生于关中，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全真教创始人名王喆，号重阳子，后人多称其为王重阳。他生活在金人统治下，尝试过走科举之途，但只中了个武举甲科，被任为一个负责酒税的小官。郁郁不得志的他辞官回乡后，据说48岁那年在甘河镇（今陕西西安境内）遇到一名神人——相传即吕洞宾——点化，从此便遁入终南山修道，后收马钰等“全真七子”为徒，在北方诸地往来传道。王重阳逝世于金大定九年（1169），当时名声尚不显赫，但架不住他有个好徒弟。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在元代获得大机缘，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全真教便由此交上好运。王重阳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追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被追认道家北五祖之一。他修行的终南山也随之成为道教名山，重阳宫被定为全真三祖庭之一。

重阳宫的重阳宝殿，位于陕西西安

王重阳对道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将中土佛教僧团制度引入道家，使得全真教向宗教化迈进一大步。王重阳创全真之前，道士无须出家，生活也与俗世之人无异，而全真教则定下道士必须出居宫观、不得婚娶，乃至不得荤腥的戒律。王重阳对佛教的“借鉴”不仅仅是清规戒律，甚至连经典都给整个搬了过来。他首倡“儒门释户道相同，三教从来一祖风”，将《道德经》《孝经》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定为全真必修经典。他提出修道即修心，同时不崇符箓，不事炼丹，甚至就连白日飞升都加以否定，完全摒弃了道教中神神叨叨的色彩。经过他的整理，全真教在理论上很明显融合儒、释，同理学有着天然亲近关系，容易获得后世士大夫支持和认同。在内部管理制度上，全真教又汲取佛教教团经验严格律己，容易获得社会其他阶层认可。换言之，全真教能够做大做强，有相当原因便是在于创始人能够将各类文化的精髓融会贯通，化为己用。

千年易逝，再强大的王图霸业，在历史浪花的侵蚀下都不免化为尘土。昔日长安帝都会被废弃，关中帝王州也不免会有退出政治聚光灯的一天，然而消失的只是有形之物，当关中地区褪去政治色彩后，依然诞生了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关学、全真等文化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添砖加瓦。以此而论，说关中文化为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关键发祥地，恐怕也不算过分。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9月下，原标题为《一条支流的历史影响力渭河南岸，汉唐长安》，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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