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云吐雾，中国烟草百年极简史

作者：DR.摩根

本文转载自：蓝钻故事（ID:lanzuangushi）

1994年，青岛小伙夏雨来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面试。

导演姜文上下打量他一阵，突然掏出包万宝路问：“会抽烟么？”

夏雨吓了一跳，怯生生回头看了看身后的父亲秦生。

见父亲面无表情，夏雨小声说了句“不会”。

姜文说：“没事，来一根！”

说着，他熟练地抽出一根自己叼上，然后递给夏雨一根点上火。

看见夏雨娴熟的吐着烟圈，姜文和他心照不宣地笑了。

“行了，老秦，你回去吧，儿子留下。”姜文满意地和夏雨父亲打了招呼。

就这样，18岁的夏雨成了姜文导演的电影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男主角马小军。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反映上世纪70年代一帮处于青春叛逆期北京年轻人故事。

夏雨和一帮年轻人进组后，每天除了背台词就是熟悉当时的时代背景。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学抽烟。

姜文亲自指导剧中的主演们怎么拿烟，怎么递烟给其他人。

香烟是这部戏里很重要的道具，因为这是影片里年轻人最主要的消遣和社交工具。

在剧组时，为了更真实还原生活，香烟已经换成了当时的飞马、大前门、恒大之类的牌子。

因为每天都要抽大量的烟，夏雨他们产生了醉烟现象，天天晕乎乎只想吐。

能产生“醉烟”现象，一方面是他们抽烟确实太多，另一方面是那时的烟都是不带滤嘴，按烟草质量分为丙级和乙级。大多烟丝差，味道冲，焦油含量也严重超标。

影片所表现的那个时代里，烟叶好还带滤嘴的是像“中华””这样的高档货，可惜这是属于“特供香烟”，普通人有钱也买不到。

非但买不到好烟，甚至不同牌子香烟还是身份的象征。

如果能掏出一包“金钟”香烟，谁都会高看一眼，因为这个牌的香烟只有营级干部才能抽的上。

要是谁漫不经心掏出一包只有中央干部抽的“熊猫”，那绝对会令人对他的身世和背景浮想联翩。

那时的香烟不算太贵，最便宜的恒大和光荣大概是两毛八九，上海、天津以及北京产的大前门基本是三毛左右，好点的群英、牡丹一般是五六毛，普通人基本都能负担起。

只是在配给制的年代，无论多便宜的烟都得凭票供应，烟瘾再大的人每月只能买几包，也肯定不够。

不过，这难不倒那些“老烟枪”。他们会想方设法弄来烟丝，然后利用各种能卷烟丝的纸张、树叶点着。

因为没有特制的卷烟纸，大部分人大多用普通纸张或者植物叶片卷起后点燃再抽。

这种“土制烟”肯定谈不上什么口感，又涩又呛，纯粹就是满足下烟瘾。

那是一个全民都吸烟，却对品质没有，也没法有要求的时代。

烟草这种特殊商品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经历了从配给制到放开供应再到市场化运作的阶段，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发展。

明清时期，烟草最初是作为药材引进的，因为具有提神醒脑、消除疲劳的作用，老百姓种植和吸食十分普遍。

清末，随着卷烟机的发明，纸烟开始出现，随即传入中国。

最早进入中国的烟商是英国的英美烟草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将纸烟在中国民间得到普及。

有趣的是，英美烟草公司英文名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简称BAT。

看来，资本还是有前世今生的。

英美烟草也是最早将“广告”的概念带入中国，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烟草广告牌，墙面也贴满了各类广告宣传画，连电线杆都没放过。

民国初年，英美烟草多了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1906年，旅日华侨简照南、简玉阶在香港创办南洋烟草公司，旗下推出“白鹤”、“双喜”等几款国产香烟，深受国人喜爱。

南洋烟草曾因遭到英美烟草的恶意打击被迫退出，随即又更名为“南洋兄弟”卷土重来。

死而复生的南洋兄弟对英美烟草恨之入骨，竞争也更趋激烈。

英美烟草的广告贴到哪，南洋兄弟广告也必定出现在附近。彼此各种竞争手段你来往往，打得不亦乐乎。

可惜打着“中国人抽中国烟”口号的南洋兄弟没输给洋烟草商，却落入到觊觎许久的权贵手中，不得不偃旗息鼓。

这之后，英美烟草等外烟在中国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中国烟草市场的大半江山。

1949年，随着伟人的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了。

建国后不久，由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各种公私合营企业纷纷出现，也直接影响到了烟草行业。

伟人感觉当时的香烟多是外烟，因此大笔一挥“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于是，一场对外资、私营卷烟厂的改造由此拉开大幕。

英美烟草和南洋兄弟两个老对手留下的设施和人员由私转公，统统纳入到国营业企业行列。

1951年，《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颁布，所有产业链也一同被归属在国家专卖旗下，中国烟草开始进入到“国家队”序列。

这年，28岁的云南人褚时健担任了曲靖市盘西区的区长。

褚时健解放前参加了革命，曾是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里的一位指导员，经历过云南潞西战斗。

此时的他对烟草还没什么概念，每天还在为忙不完的革命工作四处奔波。

干革命和搞建设，一样离不开烟草。

只是无论城里还是农村，抽烟也是看身份的。

普通人如果抽了不属于自己身份的烟，就可能被斥责为奢侈或腐败，带来灾祸。

特别是在城市里，如果被发现家里藏匿进口烟，还可能遭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重指控。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香烟是那时人们打招呼和交流最好的“润滑剂”。

不管认识不认识，取出一包烟随手散给在场所有人，氛围很快就变得融洽。

正因稀有，好的香烟和名酒一样，是所有送礼的首选。

人人都喜欢，家家都需要。

因为市场需求量大，除了国家的大型烟厂，各地还冒出了300多家计划外的各类烟厂。

考虑到广大烟民要求不高，烟厂也生产得d比较马虎。

全国烟厂生产几乎都是简易的平装卷烟机，封装是纯手工完成。外壳统一印上“中国烟草工业公司”制，烟厂名则印刷在封签上或商标的侧面上。

成品烟包装又小又粗糙不说，烟丝和防潮工艺也不过关，发潮变软是常有事。

甚至因为是人工装盒，一包烟拆开来发现少个一两支都习以为常。

顺便说下，那时的香烟普遍都没有滤嘴，只有高级香烟才有。

好在广大烟民不计较，能抽到纸烟已算是最难得的享受，口感啥的都是小事。

1979年，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启时，全国纸烟消费已达8000亿支。

这一年，51岁的褚时健来到玉溪烟厂任职。

后来大名鼎鼎的红塔集团那时还是蜷缩在山沟里的玉溪烟厂，厂里工人派系林立，职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块，所以干活也不积极。

整个烟厂破败不堪，四处污水横流，冷不丁还会窜出几只鸡、鸭，那是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养的。

生产环境如此，质量也自然难以保证。

玉溪烟厂这年生产了30万箱的“红梅”，可退货加库存近10万箱。

退货的原因很低级，还是老问题。

要么是一条烟只有19包，要么是一包烟少了好几支。

工人却对此毫不在意，反正就这么点工资，能干活就不错了。

玉溪烟厂其实是整个中国烟草行业效益低下，管理混乱的时代缩影。

全国计划外烟草工厂发展到近400家，大家都在拼命生产，可质量上不去，库存积压严重，每年损失超过数亿元。

看不下去的褚时健在内部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设备改造到人事改革，从生产计划到质量检测，全部推倒重来。

他还将工人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的分配法，极大促进了工人干活积极性。甚至还有工人本该休息，可晚上还是回岗位加班，为的就是能多拿奖金。

烟厂生产是抓上来了，可香烟的品质是硬伤。

在云南内部的香烟评审会上，玉溪烟厂送出的“红梅”还是被专家批评烟草没有香气，卷烟用的纸很劣质，就连包装纸箱也又软又薄。

褚时健很清楚问题在哪，香烟制造没啥高科技，无非就是优质烟草加专业制造工艺，可这两点在玉溪烟厂都不具备。

1984年，原轻工部的烟草专卖局改为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形成一个体系，俗称“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直接归属国务院领导。

同年，褚时健带着厂里骨干随团去美国取经，受到极大震撼。

一方面是他发觉国际烟草行业居然是那么赚钱，另一方面，他察觉到国内粗放式种植的烟草与国际品牌间的差距之大。

回来后，褚时健制定出了“第一车间”的战略，精细化布局烟草生产。

随后种植出的中上等烟叶比例高达80%，接近美国烟农水平。

烟草品质提升了，可机器设备始终是个大问题。

老式的平装卷烟机效率不仅效率低下，还经常出故障影响生产。

80年代末，褚时健顶住压力，拿下一笔天价美元专项贷款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MK9-5，引起轰动。

本来这批设备贷款指标是由国家烟草总局分配给贵州卷烟厂，因为人家的“云雾山”和“花溪”等香烟很有名气。可贵州觉得贷款太多，没敢答应。

国家烟草总局又问了名气远大于玉溪烟厂的昆明烟厂。

人家昆明烟厂也是老牌子，旗下“红山茶”、“大重九”等都是知名品牌。

昆明烟厂寻思半天也觉得贷款太多，就给婉拒了。

最后这笔贷款问到了玉溪烟厂头上，褚时健赶紧找来几位厂领导算了笔账：新机器每分钟卷烟5000支，效率是原来设备的5-6倍，不仅节约时间还节约成本，三个月即可还完贷款，收回投资。

褚时健拍着胸脯和厂里再三保证，如果出事自己一人负责，这才勉强达成共识。

玉溪烟厂最后以厂里所有资产为抵押，贷款2600万美元购买了一整套国际先进标准的香烟生产线。

2600万美元，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大的一项单笔设备引进项目，相当于当时整个云南省外汇额度。

幸好这笔钱对玉溪烟厂来说，确实花的值。

新设备到货运行后，玉溪烟厂不仅就此达到70万箱的产能，配套的自动滤嘴加工线也让中国人终于吸上过滤嘴香烟。

设备有了，烟草质量也有了保证。玉溪烟厂不仅如期还上贷款，还陆续推出多个品牌。

九十年代开始后，改制为红塔集团的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红梅”、“阿诗玛”等品牌的香烟很快占领了一半以上的全国市场。

此时的红塔集团占了全国烟草市场80%的份额，年利税超过300亿，占到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

1992年，红塔集团产值超过日本烟草公司，成为亚洲第一大烟草企业，64岁的褚时健也被冠以“亚洲烟王”的头衔。

褚时健的“粉丝”王石曾说，万科那时每年营收才30亿，却已是国内排名前列的房地产公司。但是和红塔集团相比，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那是褚时健的荣耀时刻，也是中国烟草行业重整后的辉煌时期。

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问题被判处无期徒刑，2002年，因为多种疾病缠身，褚时健被保外就医。

再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褚时健保外就医时种上了“褚橙”‘，被人争相追捧。

2019，90岁的褚时健病逝，他的一生也如同香烟一般，明明暗暗之间，最终化为一缕青烟任人评述。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烟草产量达到了1.6万亿支，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增速从解放后的5.1%提升到12.3%。

因为烟草是特种行业，附加的农业税和销售税都比较高，成本也自然转嫁到了每包烟的售价上。

烟的价格涨了不少，烟民怨声载道。

各级地方政府却很开心，因为收到的税也多了。

按照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财政收入分配协议，地方上被允许保留比以前更多的税收，烟草行业就成为地方政府“聚宝盆”。

正因烟草税收高，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发展烟草种植和建设烟厂。全国除西藏外，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烟厂，甚至各个县市都搞起自己的烟草企业。

道理很简单，烟厂多了，税收也自然多了。

同样是为了税收，各地政府还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措施，本地只能销售同省生产的香烟，除了特别知名的品牌，其他省市香烟根本进不来。

烟草行业的竞争激烈导致各家求量不求质。

除了像上海、云南、贵州等大烟厂出产的香烟，上千款品牌的香烟制作工艺简陋，几乎全是低档的高焦油产品，别说出口，本地人都不爱抽。

看似中国烟草行业一片繁荣，可在国际上寂寂无名。

相反，国外的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却趁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再次杀了回来。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是世界第一大烟草公司，旗下最出名的当属万宝路（Marlboro）香烟。

万宝路在美国市场占有率39%，在世界范围则高达61%，年销售超过500亿美元。

而英美烟草旗下的“555”“骆驼”也几乎在全世界范围畅行无阻，销售同样超过百亿美元。

虽然悄悄进入中国的万宝路、骆驼等国外品牌谈不上独霸市场，可还是以走私的方式蚕食了不少高端份额，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时尚选择。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九十年代的许多城市题材的电影中，几乎人人抽的都是万宝路和555。

那时，全中国所有烟草企业的年收入大概300亿人民币，远不及菲利普莫里斯一家公司的营收。

90年代中期，随着《烟草专卖法》的出台，中国烟草行业终于有了健全的管理和专卖体制。

有法可依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毫不客气收回了各地烟草专卖和税收的权利，结束了中国烟草多年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

2000年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考虑到万宝路一个牌子就吊打全世界，国家烟草专卖局痛定思痛，决定从品牌种类上进行梳理。

2008年，中国烟草的品牌经过近十年的改革，香烟品牌从1181种缩减为154种，力争从品牌和品质上与国外品牌竞争一把。

之后数年，中国烟草旗下几个大型烟草集团共同发力，一边提升出口贸易，一边还在其他国家建立合资公司，以年生产突破2万亿支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家。

集中管理带来的是中国烟草税收的猛增，2014年工商税利总额突破一万亿元，利润已超过两桶油和几家互联网公司利润总和。

中国烟草随后的赚钱速度越发寻迅猛，利润也令人咋舌。

2020年，中国烟草实现利税总额1.28万亿人民币，上缴财政税收1.1万亿。

1.28万亿是什么概念呢？

苹果公司是目前互联网公司最赚钱的企业，2020年净利润大约3600亿人民币，排名第一，可一个中国烟草就当于三个“苹果”的净利润。

这年，国内四大银行净利润为9942亿人民币，依旧不敌中国烟草，得加上阿里的1404亿和腾讯的1227亿，才算勉强打个平手。

至于国外的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等烟草企业，早被中国烟草甩在身后。

可不得不说，中国烟草的快速崛起，让人心里难免五味杂陈。

因为谁都知道，烟草丰厚利税的背后是中国3亿多烟民每天的巨大“贡献”。

烟草带来的直接危害，是每年有不少于100万人死于因吸烟引起的肺癌等重症疾病。

烟草传入中国后，中医其实很早就发现了烟草的害处。

明末清初，著名医药学家赵学敏观察到好友张寿庄长期嗜烟患上严重咳喘，痛苦不堪。

他在自己《本草纲目拾遗》中总结为 “予乃悟向之痰咳，悉烟之害也耗肺损血，世多阴受其祸而不觉”。

这个结论应该是世界最早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了。

三百多年后，英国医生弗•伊•蒂尔登在1927年某期《柳叶刀》杂志上撰文，称他看到或听到的每个肺癌患者都抽烟，这或许是世界公认的最早关于吸烟会导致肺癌医学报道。

其后几十年，随着医学观察越来越深入，烟草是人类健康最主要的“杀手”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上世纪二十年代，蒋介石因为在南昌看到一个小学生居然当街抽烟，深感痛心。

在国民政府后来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中，将“不吸烟”就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考核标准。

然而，在那个货币高速贬值，鸦片、烟土还是硬通货的战争年代，禁烟的想法，何其可笑。

激烈的禁烟，反而拉高了烟草的价格，让私烟成为暴利行业，军阀纷纷参与烟土种植和走私，行业迅速发展。

战后，各国医学界再次提出烟草的危害，可烟草并没被封杀。

人类对嗜好品的偏好，是任何政策都无法阻止的，禁令只会带来巨大的黑市。

1920年，美国发布了极其严格的禁酒令，理由是酒是犯罪的根源。然而，浩浩荡荡的禁酒运动，最终以惨烈的失败告终。全美各地的私酒贩子们，不仅赚的盆满钵满，更是在后世被宣传为自由的榜样。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角，美国梦的象征，就是一个暴发户私酒贩子。

更何况，烟草带来的巨额税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抵挡的诱惑。在各种影视作品、广告宣传中，烟草商还是最大方的“金主”。

著名的讽刺英剧《是，大臣》，更是创造了一个梗：

“烟民，是国家的恩人啊”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生效。

公约规定每盒烟草制品的外包装上都必须印有“烟草有害健康”的警语，最低不少于30%的面积。

我国不仅加入并批准了该公约，还相继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陆续出台了“史上最严控烟令”。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有顶有盖的地方”都要全面禁止吸烟。

可吸烟的人照样熟视无睹，几句话怎么可能就阻断几十年的烟瘾。

只要还有地方售卖香烟，全民控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迄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真正杜绝吸烟现象，各类花样繁多的禁烟令、控烟令，甚至打着“戒烟”旗号的电子烟，都是治标不治本。

背后原因既有烟草行业错综复杂的利益链，也有烟民难以阻断的尼古丁诱惑。

为了健康必须戒烟的道理谁都懂，可做起来很难。

鲁迅先生一辈子嗜烟如命，起床后就烟不离手，每天差不多要吸50多支。

有人劝他为了健康去戒烟，他却有自己的说法“我吸烟虽是吸得多，却并不吞到到肚子里去的。”

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也说过：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戒烟……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

中外大文豪戒不了烟都有自己的理由，普通人就甭说了。

甚至明末，崇祯皇帝曾下过一道史上最严的“禁烟令”，就四个字“嗜烟者死”。

难道说，崇祯对烟草的危害早就有了认识么？

其实并不是。

崇祯皇帝本是燕王，所在的北京城又称为燕京，吃烟的谐音就是“吃燕”。

内外交困的崇祯心生忌讳，这才急急忙忙下了这道 “禁烟令”。

可没多久，因为督军洪承畴上书，表示士兵都好这一口，加上民间投其所好把烟草改名“熙朝瑞品”进行贸易，朝廷上下都得了好处，崇祯只好同意开禁。

你看，面对烟草的巨大诱惑，连皇帝都无可奈何。

从明代就进入中国的烟草，经历了鼻烟、水烟、纸烟、香烟……人们在消散的青烟中体验到片刻的欢愉，却忽视了闪烁的火星背后是无数因烟草而逝去的生命。

烟雾缭绕之间，人类和烟草的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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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云吐雾，中国烟草百年极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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