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一度喝着​赤壁的茶

在富庶的江汉平原南沿，幕阜山北缘，湖北省赤壁市赵李桥镇东南角，坐落着一个名叫“羊楼洞”的村子。据说这个显得有些奇特的名字，源自当地万山如羊、泉洞众多，又有街市茶铺馆楼林立。在明清与民国时期，羊楼洞村以砖茶集散地闻名，也因此成为中俄万里茶路的一个重要源头。

赤壁羊楼洞茶园。早在三国两晋时期，鄂南一带便已有产茶记录。此地的酸性土壤虽然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却是茶树的乐土。截至2022年底，赤壁还有茶园16.5万亩，年产砖茶6.8万吨

提到“赤壁”这个地名，相信十个人有九个会联想到东汉末年那场奠定天下三分的赤壁之战。赤壁所在地，原本叫“蒲圻”，以湖多盛产蒲草（古时编织蒲团的材料）形成集市而得名。大约是因为这个地名既难读又无甚知名度，所以1998年时，蒲圻市就正式改名赤壁市（县级），由地级咸宁市代管。

但赤壁市又不光是有着“赤壁之战”的古战场，还是一方茶叶生产的沃土。茶树是一种亚热带和热带多年生植物，喜湿润、光照，忌渍水，要求冬季不严寒，夏季不酷热，年均温度为13-18℃，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而赤壁所在的鄂南、湘北一带，山峦重叠，雨量充沛，气候温湿，加上当地土壤多酸性红壤和黄壤，富含游离的铝、铁离子，不太适合南方许多常见农作物（如水稻）的生长，却适合要求酸性土壤的茶树、楠竹、杉树等林特产植物的生长。所以自古以来，这片地区就已种植茶树，出产茶叶。

早在三国时期，张揖就在《广雅》里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若以此为准，鄂南地区植茶的历史可追溯到1800年前。一个多世纪后的陶潜在《续搜神记》中写道：“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在陶渊明生活的晋代，武昌郡下辖七县，今赤壁及其周围数县皆在其境，而多山之处，唯横亘今赤壁、通山、崇阳等地的幕阜山脉而已。《续搜神记》所载多荒诞不经之事，但这则故事的出现，倒也证明了一点，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鄂南茶区生产的茶已颇具特点，质量既好，影响也大。

从唐代开始，今天的湖北南部地区开始将野生茶人工栽培成为茶叶，出现“惟以植茶为业”的专业茶农。五代十国后蜀毛文锡所著《茶谱》记载：“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宋代地理志书《太平寰宇记》同样记载：“鄂州蒲圻、唐年诸县，其民……唯以种茶为业。”到清代，《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引领，发种茶园户经济坐销。”由此可知，鄂南是当时重要的茶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压制赵李桥砖茶的模具。在蒙古牧民中，赤壁“三玉川”“巨盛川”等茶庄生产的“川”字牌洞茶可谓家喻户晓。2013年，赤壁市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青砖茶之乡”的荣誉称号

羊楼洞茶区所产的茶叶，统称为“洞茶”。“茶分青茶、红茶、老茶三种，青茶最细，红茶次之，老茶更次之。”“青茶采摘期间，约在谷雨后，红茶在立夏左右，老茶从芒种起至立秋止。”这是从茶叶品相上区分。而从外观看，“洞茶”也有其特色，也就是所谓“砖茶”。砖茶不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它是人们通过外力，把原料茶压制成砖形的一种再加工茶。

论起“砖茶”的源流，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早在《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棬模中串之。”这里所谓的“片茶”，就是把茶叶蒸后压成饼状，也就是后世的砖茶雏形。

饼茶的出现时间相当古老。早在三国时期，张揖在《广雅》里就说：“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到唐代，对饼茶制作技术的记载已经相当详细。陆羽在《茶经》“二之具”“三之造”里记载，当时饼茶制作工具有十几种，主要包括“规、檐、棨、扑、穿”等，饼茶制作主要工序有“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具体而言，首先在采茶季节于适宜的采茶天气采得鲜茶叶；其次，通过蒸汽对茶叶进行杀青，这是饼茶制作的重要步骤，通过杀青可去除茶叶中的青草气和苦涩味道；再次，将蒸好的茶叶捣碎后放入模具压成团饼，唐代压茶使用的模具叫作“规”，由铁制成，多为圆型或方型；最后，把茶饼晾干或焙干，封存。用现代标准看，唐代的饼茶是一种蒸青紧压茶，经过蒸青、烘焙等多道工序制出的饼茶味道比鲜叶要好很多，大概可以算作制茶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宋代是团饼茶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作为“贡茶”的“龙团凤饼”。到明永乐年间（1403-1424），人们改变了宋代以来用米浆将茶叶粘合成饼状的办法，采用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

清代，“帽盒茶”演变出真正的砖茶。这种砖茶改原来的圆柱体为长方体，这样将多块洞砖装箱运输可以节省空间；另外在制作技术上，羊楼洞砖茶改良了帽盒茶压制过程中的脚跺程序，“置茶于蒸笼上，架锅上蒸之，蒸毕倾入斗模内，置压榨器中，借杠杆之力，压成砖形，随即脱模置放室内，任其自干，数日后即可装箱起运”。这样制的砖茶更为紧实，一方面可以减少长途运输中的损耗，另一方面又节约了空间。在“洞茶”里，砖茶又分为青砖茶与米砖茶。青砖茶以黑茶为原料，经筛分、压制、干燥诸环节，形成的砖型紧压茶。米砖茶则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直接压制成砖茶的紧压茶。其洒面及里茶均用茶米，故称米砖，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7月31日，羊楼洞所在的赤壁市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中国青砖茶之乡”荣誉称号。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随后也被列入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录。

19世纪晚期，羊楼洞的一家茶叶包装厂

元明以降，囿于团饼茶制作过程中的耗时费力、损香等缺点，散叶茶大为盛行，成为汉地茶叶制作型制的主流。而唐代以来，在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饮茶习俗也逐渐被边疆少数民族所接受。唐代《封氏闻见记》就说：“（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如此一来，适宜长途运输的砖茶（及其前身）就成了中原政权与边疆各民族“互市”的重要商品。《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为什么会是茶马互市呢？明初的大才子解缙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里有一番见解，在他看来，番人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认为夷番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人之酒醴一般。西、北高寒，多以肉食。“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动物脂肪分解，而且可以补充当地日常饮食中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自然受到他们的青睐。

清末民初的徐珂在《清稗类钞·饮食类·茶肆品茶》中指出：“茶，饮料也，而蒙古人乃以为食。非加水而烹之也，所用为砖茶，辄置于牛肉 、牛乳中杂煮之。其平日虽偏于肉食，而不患坏血病者，亦如此。”蒙古人对茶叶的饮用，有其特色。近代方志记载：“茶，蒙古人甚嗜之，用必多量，如汉人吃饱饭而方止，其法则与汉人全异。”蒙古奶茶的做法一般是先把砖茶捣碎，放入茶壶或锅内熬煮，然后加上新鲜的牛奶，烧沸以后，用勺频频撩扬，待茶奶交融的同时，通常加少许盐即可。另外还会把切成块状的肉及炒过的粟米放在碗中，以便增添风味。近代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蒙古地区所见与之大同小异：“煮茶通常用盐水，找不到盐水，他们就在水里加点盐。先用刀从茶砖上砍一块下来，放进臼中捣一捣，接着把茶叶倒到滚水中，加几碗牛奶。”显而易见，往茶里加盐是个常见的调味动作。无独有偶的是，藏族也有一句谚语，所谓“没有盐的茶像水一样，没有德的人像鬼一样”。

在寒冷的高原上，暖和而又营养丰富的奶茶俨然是一种生活里的“刚需”。对砖茶的需求自然随之水涨船高。1697年，受益于康熙帝开放蒙汉民间贸易，羊楼洞边销“帽盒茶”年产量首达80万斤——合现制50万斤！如果说在当下，这一产销量算不得奇迹，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成就这般规模是相当令人叹为观止的。单以运输论，驮载这些茶，需动用马匹数以千匹，动用人力至少也与之相当。到18世纪后期，“三玉川”“巨盛川”等茶庄销售的“川”字牌青砖洞茶一时炙手可热。在蒙古牧民中，“川”字牌洞茶更是家喻户晓。

这些砖茶“出塞”之后，其地位与影响远远超出“饮料”范畴。一些进入蒙地的内地商人除用米、布直接易皮毛以外，其余杂物均以砖茶定其价值。砖茶有“二四”“二七”“三九”之别。所谓“二四”者，即每箱可装24块砖茶，价值约33银圆，每块砖茶重五斤半，价值一元二三角；“三九”茶则每块约价值六角，当作一元币通行。有时，商人们深入更偏僻地区，便可以用较少的茶换取较多的畜产品。以一块砖茶换一只羊或一头牛的事屡见不鲜。实际上，易于携带的砖茶承担了“货币”角色。“那些想要穿过蒙古的旅行家，都必须随身携带一些砖茶。砖茶在蒙古，就好像硬币和钞票在欧洲一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蒙古，游牧民族很少用钱币，他们的帐篷、衣服、食物和庙宇都是由他们所畜的牛羊供应的，因为砖茶有普遍的需要，所以它成为一种价值的标准和便于交换的通货”。

1909年，米克·洛斯拍摄的正在运送茶叶的骆驼队。元代蒙古贵族就养成饮茶的风尚

令人吃惊的是，这条通往塞外的“砖茶之路”最后延伸到圣彼得堡。这座城市以彼得大帝为名，之后也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是一个面向欧洲的桥头堡。如同其他语言一样，俄语里的“茶”（чай）发音也来自汉语。如今，茶叶据说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家庭饮料”。俄国人认为茶叶具有舒心、提神、醒脑、养气、去闷和解忧的功效，在工作之余，喝上一杯茶可以消除疲劳，恢复精力。在俄罗斯几乎人人喝茶，按人口计算的茶叶消费量可以排到世界前列。

说起来，俄罗斯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原本是个欧洲国家，为什么俄罗斯人会变得酷爱饮茶呢？这与历史上俄国人与东方的接触有关。这方面的一个证据就是，在茶具使用上，俄国人习惯用一种带有支架和把手的热水壶煮茶，这种制茶方法与中国主流泡茶方式不同，但与蒙古地区饮用洞砖茶时的方式相近。

从历史上看，1638年，一个俄国使团奉命出使喀尔喀蒙古阿勒坦汗（鄂木布额尔德尼）。如前所述，蒙古人当时已经热衷饮茶。于是阿勒坦汗就用茶招待客人，还向使节回赠200包、共达4普特（大约64千克）的茶叶。起初，从来没见过茶叶的使节打算拒绝这些闻所未闻的礼物——因为他们不知道“被放入其中的是树叶还是草叶”，好在最后他们还是收下了，这也成为茶叶进入俄国的开始。

俄皇尼古拉二世还是皇太子时，在法国里摩日瓷厂定制的鎏金纹章瓷茶具，现藏中国青砖茶博物馆

这种神奇的饮料让俄国人感到惊奇。为此，1675年受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俄籍希腊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米列斯库在出使报告里甚至详细记载了中国的茶叶：“那些叶子长时间保存在干燥的地方，当再放到沸水中时，那些叶子重又呈现绿色，依然舒展开来，充满了浓郁的芬芳。当你习惯时，你会感到它更芬芳了。中国人很赞赏这种饮料。茶叶常常能起到药物的作用，因此不论白天或者晚上他们都喝，并且用来款待自己的客人。”随着对茶叶认识的深入，中国茶叶从贵族阶级向下扩散，逐渐在普通的俄国人中传播，终于使得俄罗斯人形成全民族的饮茶习惯。

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北部，气候条件完全不适合茶叶种植，所需茶叶自然需要从中国进口。18世纪前期之后，俄国得到茶叶的地点，是恰克图。此地位于色楞格斯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北距俄国西伯利亚重镇伊尔库茨克仅100千米，往南150千米即是喀尔喀草原上最大的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市，河北划归俄国，河南中国境内部分称为“买卖城”。恰克图和买卖城的商人可以自由往来，不受限制。中国的商队往买卖城来，一般自每年9月下旬始，至同年11月止。因为11月份天气已很冷，塞北的雪早已飘飘洒洒地下了。冬季到来，货物也到齐后，双方商人的交易就开始了。

从地理上看，俄国的远东地区与清朝毗邻。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地最早养成饮茶的习俗。“18世纪末以前，俄国市场上消费中国茶的主要是西伯利亚人。输俄茶叶以砖茶为主，西伯利亚人混以肉末、奶油和盐饮用。”“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茶。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走到那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的一般居民当中饮用极广，极端必需，以致往往可以当钱用……在出卖货物时，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因为他确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砖茶代替钱用。”

随着俄国人对饮茶嗜好的加深，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在恰克图—买卖城的贸易中，茶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入19世纪后，西伯利亚总督斯波兰斯基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俄国需要中国的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因此，茶叶成了恰克图（买卖城）贸易的中心。无论对于西伯利亚，还是俄国欧洲部分，茶叶都成了必需品，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商人都投入了茶叶贸易。到19世纪初，中国对毛皮需求开始缩减，而茶叶输入额几乎增长了5倍：1750年运来7000普特茶砖和6000普特白毫茶，1781年运来这两种茶总计24000普特。而在中国输往俄国的全部商品出口额中，1802-1807年间茶叶占42.3%，1841—1850年间已经上升到 94.9%。“由于恰克图茶是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所有其他贸易都是跟着它转。”“中国的茶叶变成了真正是俄国的第一需要的商品时”，“换回茶叶，这是（恰克图）交易的首要目标”。

羊楼洞砖茶

恰克图在俄国和西欧历史文献中享有“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的美誉。来自羊楼洞茶区的砖茶，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第一步，洞砖茶先由长江水运抵达汉口，然后改道汉江上溯襄阳，起岸；再由陆路马匹驮运，一路向北。这之后，先走河南社旗，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太行，穿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在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到大同，至此分作两路：东指张家口，称东口货；西行至包头，称西口货。西口货的转运路线是经山西北部的杀虎口先转运到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后再北上途经二连浩特、库伦转运到恰克图。东口货沿张家口至库伦的大道，途经库伦直达贸易重镇恰克图。

1889年时的恰克图城

而在进入俄国境内之后，经恰克图转销的砖茶向西可以到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与乌兰乌德，再经过新西伯利亚、秋明、叶卡捷琳堡、雅罗斯拉夫、莫斯科等城市，最终可抵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砖茶运到这些大城市后，俄罗斯人又依照欧洲习惯往红茶中加糖加奶，借着这热气腾腾的红茶来抵抗漫长而严寒的冬天。

1861年，俄国商人在汉口品茶、评茶。这年清代刚允许汉口开埠，俄国人便踏上这片土地，并在羊楼洞建立起砖茶厂

1917年后，随着沙皇政权在革命中倾覆，在汉口的几家俄商茶厂相继关闭，俄商独占汉口茶市半个多世纪的局面从此结束。几乎与此同时，1918年，粤汉铁路（今京广线南段）与京汉铁路通车，在西距羊楼洞4千米的地方设有赵李桥火车站，砖茶可直接由赵李桥上火车北运，而不再经水路中转。近两个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淡出历史舞台，往昔的繁忙也逐渐归于沉寂。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条以羊楼洞为起点，长达万里的茶叶运销古道，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桥梁和纽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纵然昔日茶路的辉煌早已湮灭殆尽，不变的地名仍在见证近代欧亚万里茶路的沧桑。

参考文献：

冯晓光：《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解密》

陶德臣：《历史时期湖北赤壁砖茶的生产与市场》

陶德臣：《中俄青（米）砖茶贸易论析》

刘换云：《羊楼洞砖茶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影响》等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10月上，原标题为《从湖北赤壁到圣彼得堡万里茶路上的羊楼洞砖茶传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