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读】西方反华势力如何炮制涉疆谎言？有人分析了3万篇外媒报道

【侠客岛按】

近年来，西方反华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客相互勾连，炒作涉疆“强迫劳动”谬论，抹黑中国形象。

“强迫劳动”谬论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其话题操控策略、传播路径是什么？背后潜藏哪些目的？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对15个国家和地区3万余篇涉疆报道进行统计分析，梳理出来龙去脉，很有价值，我们摘发如下。

新疆尉犁县，农民春播作业。图源：新华社

一

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所谓“中国新疆人权关切”的评估报告，基于西方提供的虚假信息，攻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其中，提及所谓“强迫劳动”谬论时，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结业学员的安置就业两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抹黑。

其实，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攻击长期存在，但在不同时期，话语模式和叙述框架有所不同。早期主导叙述框架为所谓“对少数民族同化”，后演变为所谓“对少数民族劳动权利的侵犯”。同时，中国对教培学员的安置就业，成为所谓“强迫劳动”的新攻击点。

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中国政府推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政策在全国稳步推进，新疆响应国家号召，采取措施拓宽农牧民转移就业渠道。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援疆省市的支持下，新疆转移就业工作顺利推进，促进全疆富余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增收。

2001年，全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14万人次，2007年达145万人次、就业总收入达40亿元。2014年至2019年，新疆年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达276.3万人次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3.47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31万元。

2020年后，西方反华势力转变话语模式、叙述框架，将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描述为“强迫劳动”，并进行炒作。

为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环境和土壤，将暴恐活动消除在未发之前，新疆坚持“标本兼治”方针，依法设立教培中心，开展帮教工作。这属于国际通用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西方发达国家均有类似机构。但是，中国新疆的教培工作却引起西方反华势力的攻击，并诬称其为“集中营”。

西方政客、媒体、智库和各类组织联手，炮制“100万维吾尔族被关押在教培中心”的谎言。“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向联合国提交报告，诬称“约有100万穆斯林被关在教培中心，约有200万人被迫参加相关项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报告，鼓噪“中国拘留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西方反华势力使用骇人听闻的词语和捏造的故事，对中国治疆政策进行抹黑攻击。

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包装材料产业园，工人为生产编织袋准备物料。图源：新华社

二

西方反华势力采取舆论先行、经济制裁和围堵紧随其后的策略，逐步实现“强迫劳动”谬论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其演变过程和操控策略可分为3个阶段。

话题酝酿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

2018年12月，美联社率先报道，称新疆和田市一家公司与新疆教培机构合作，教培学员制作的服装销往美国。《华盛顿邮报》《阿拉伯新闻报》等媒体转载，美国相关部门随后要求阿迪达斯、瑞典跨国服装零售公司、美国户外娱乐产品公司等企业检查产业链，禁止进口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强迫劳动”作为新话题被提及并引入媒体，传播范围和主体以美国及其媒体为主，攻击对象是教培学员安置就业工作。此时，“强迫劳动”谬论的核心特征是舆论攻击，传播范围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话题发酵期：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

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出售”维吾尔族》的“研究报告”，称所谓“强迫劳动”涉及全球82家品牌和公司，主要表现形式有“劳动人员在隔离的宿舍居住、行动受到监视、不能参加宗教活动、接受意识形态和语言训练”。随后，人权组织和媒体制造舆论，要求英美等美西方国家政府调查企业产业链，要求与使用维吾尔族劳动力的中国企业切断关系。

2020年3月，瑞士棉花良好发展协会（BCI）以新疆的棉花生产“侵犯劳工权利”“违反人权”为由，向各大品牌提议，禁用新疆棉花。美国国会议员随即提出所谓《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要求企业证明任何从新疆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都未使用“强迫劳动”。

2020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涉疆决议，诬称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要求欧洲各国制裁新疆官员，抵制新疆的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2021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与跨国公司问题工作组特别机制专家散布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同年6月，G7领导人发表声明，称将通过国内手段和多边机构保护个人免受“强迫劳动”，确保全球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

2021年8月，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法案，将新疆的产品抹黑为“被奴役的人员”制造。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中首次正式提议，禁止“强迫劳动”制造产品进入欧盟市场。12月，拜登签署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此时，“强迫劳动”谬论的核心特征，是攻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形成“法律”依据，攻击的目标延伸到新疆的番茄、光伏、太阳能产业。话题操控的主体多元化、联盟化，美国联合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形成联盟，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通过所谓“法案”，为经济围堵提供舆论和“法律”依据。

话题工具化和政治化时期：2022年1月至今。

2022年1月至4月，有8家媒体发表了24篇炒作新疆话题的报道，主要炒作者是英美媒体。6月，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生效，欧洲议会随即通过议案，禁止由“强迫劳动”制造或运输的产品进出口。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实施委员会发布“报告”诬称，中国新疆的劳工政策具有歧视性。德国反华人员郑国恩、英国教授劳拉·墨菲发布2篇“研究报告”，称新疆聚氯乙烯工厂存在“强迫劳动”。

2022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通过提案，建议欧盟采取措施，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产品。10月6日，美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交涉疆问题决定草案，企图利用联合国人权机构干涉中国内政。

截至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审查4000批、价值超过13亿美元的涉及中国企业的产品，将中国22家机构列入黑名单。

此时，“强迫劳动”谬论核心特征，是从“舆论化”和“法律化”阶段进入“实践化”，攻击借口是中国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攻击对象是所有在新疆生产的产品和新疆企业，及与新疆企业存在贸易关系的各国公司。舆论战变为经济战，西方对中国的经济打压全面升级。

新疆哈密，一台采棉机在采摘新棉。图源：新华社

三

“强迫劳动”谬论背后，是长期谋划和操控策略。其策略有五点——

其一，“罪行化”中国政府。反华势力诬称转移就业是为剥夺维吾尔族文化身份并进行“同化”，称中国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但实际上，维吾尔族人口从1953年的360.76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1162.43万人，增长3.2倍（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率为2.4倍）。

其二，妖魔化转移就业扶贫政策。“强迫劳动”谬论称：维吾尔族员工被迫离开家乡在内地工厂务工，拒绝政府资助的工作任务的少数民族公民面临着被任意“拘留”的威胁。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国家扶贫政策的组成部分，2021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总量3072万人，其中新疆317.4万人。

随着稳定就业人数增加，全疆各族群众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45476元，增至2020年的53593元。包括转移就业人员、教培中心结业学员在内的新疆各族劳动者，根据自己意愿选择职业和区域，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获取报酬，享受各项社会保险福利，不存在任何强迫行为。

其三，污名化转移就业具体帮扶措施。“强迫劳动”谬论称，政府选派工作人员监视维吾尔族员工，进行语言和爱国主义教育；反华势力将企业所在地民宗部门对维吾尔族员工的慰问诬称为监控，将心理疏导室诬称为窥视维吾尔族员工思想动态的场所。

事实上，维吾尔族年轻化程度高，受教育程度偏低，每10万人中达到大学文化程度的仅8944人，语言能力偏低，将影响他们长期就业和收入的提升。出于关心员工的角度，企业为维吾尔族员工提供免费语言培训，政府通过选派双语干部、民宗部门定期走访等方式，协调企业和维吾尔族员工之间的关系。

其四，曲解对转移就业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强迫劳动”谬论称：“维吾尔族员工乘坐封闭隔离的专用列车前往内地，工作处于依赖地位，薪资低于汉族职工，并受数字监视工具的监视。企业对他们进行军事化管理，生活在严格隔离的区域，禁止从事宗教活动。他们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受到‘威胁’。”实际上，为了更好地服务转移就业人员，为其外出务工提供便利，新疆各地政府主动联系铁路部门预定车次，这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中国在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充分保障各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行同工同酬，不存在对任何民族的歧视。法律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维吾尔族员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同等权利，企业无权也不会限制其自由。企业甚至为其提供专门的清真餐厅和舒适的住宿环境，通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加深员工之间的感情。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维吾尔族员工完全可以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以及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从事宗教活动。

其五，媒体采取倾向性引用策略对中国肆意攻击。

我们对13家媒体的189篇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在炒作“强迫劳动”谬论时，海外媒体主要采纳ASPI和劳拉·墨菲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及“世维会”及其下属机构的言论。相当部分报道引用反华政客言辞论证观点，缺乏实地调研和第一手资料，更没有对维吾尔族员工的访谈，并未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

西方媒体通过片面引用所谓匿名信源、反华分子的不实言论，使用骇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将偏见隐藏其后，达到误导受众和传播谬论的目的。所引用和报道的材料缺乏对现场和实际情况的调查，缺乏可验证性，传递的信息充满恶意揣测和谎言。

文/吐尔孙·艾拜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杂志（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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