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分钟治愈“强迫症”的“刻板”内务，竟能救命？

对于活跃在陆地、大海和空中的战士们而言，总有一些事情更让人无奈甚至是厌烦，比如内部勤务、千篇一律的服装和发型，以及在卫生上“锱铢必较”的要求。在不少人看来，这些条条框框和繁文缛节，在军队中似乎成为时刻提醒最底层士兵记住等级和纪律的手段。这样的观点当然是片面的，在军队中对于内务的诸多要求，最初几乎都是军事组织近代化的巨大成果，甚至是能够真正拯救士兵生命的革命性变化。

对于刚刚加入军队的年轻人而言，许多涉及内部勤务方面的条令条例，似乎都显得苛刻，甚至可以称得上变态。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和政委罗荣桓看到参谋长刘亚楼在战场上保持进屋先擦皮鞋的“苏联习惯”，便调侃这位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全套正规教育的爱将“学不会擦皮鞋就不能顺利毕业”。事实上，时至今日，俄罗斯军事学院学员在最初几年常犯的两大错误，除了上课迟到外便是皮鞋和大衣铜纽扣未能擦亮这样的“着装问题”。在风靡俄罗斯、反映军校生活的连续剧《军校生》和续集《克里姆林宫学员》中也出现军校生将皮鞋擦得像镜面般光亮的桥段。

士兵擦鞋画面。来源/电视剧《乐透大作战》截图

不光是苏联和俄罗斯军队在军靴和军官皮鞋表面清洁度方面有着执着的传统。美英法军队在一战前后也开始在这方面执行“残酷”的标准，时至今日，美国军队俚语中仍然有“军事光泽”“阅兵光泽”“镜面光泽”“公牛抛光”等用于形容擦鞋的专用名词。我们可以认为，军队对鞋面光洁度的苛求直接使近代皮靴的保养重点从皮革软化和防水防潮等传统要求，转向更接近一种表面抛光剂。一战前，欧洲常见的鞋油除了牛油外还会增加煤烟灰，但现代鞋油更多使用石蜡。1942年，为《时代》杂志撰稿的美国战地记者沃尔特·格雷伯在托布鲁克战壕中惊奇地发现“澳大利亚几维鸟牌鞋油与空葡萄酒瓶并排放置”。

军装军靴。摄影/วอน จังมึง，来源/图虫创意

与我们通常认为美军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的形象不同，美军对于鞋油和皮鞋光洁度的苛求同样根深蒂固。一战期间，潘兴将军为解决士兵“战壕足”问题，亲自参与了军靴的改进，但他也是将林肯牌鞋油变为大兵们的必需品的关键人物。在军方高层看来，整齐划一的内务标准，能够让新兵迅速与平民生活脱钩，进入到充满纪律性和服从性的军队生活中。

首先聊聊军事历史中“打背包”的发展。对西方军队而言，“打背包”传统如很多军事发明一样，最初是由古罗马军团确定的。在那之前，古希腊重装步兵逐渐抛弃了蛮荒时代士兵将自己包裹在兽皮中的传统。Chlamys斗篷（古希腊男子穿着的一种短斗篷）成为每一名官兵，甚至是汉尼拔这样的名将在野外宿营时最好的“伴侣”。古希腊士兵在作战中经常会将斗篷盘在手臂上，作为增强防御和抵抗对手武器冲击的手段；而在寒冷的夜晚，官兵们用斗篷裹住自己，和衣而眠。

这种让斗篷客串床单和毯子的方式，在近代军队中仍然有所体现。拿破仑战争时期，Bivouac这个词被用于形容仅使用简单的随身行李进行野外宿营。法国军事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词最初由德国人创造，其词源是指在城市以外也就是野外进行临时侦察任务的官兵所依靠的简陋条件。

罗马军团的行军包裹。来源/youtube《罗马军团的行军包裹》

但古罗马军团却认识到野外宿营应当构筑坚固的营地，且在军中普及了帐篷。公元前107年，古罗马将军马略要求罗马军团士兵手持刀枪、身披盔甲，背负包括帐篷、行李、两周的口粮、锯、锹、镐、镰刀、炊具每天行进32千米。士兵们经过称量，发现行军时需要背负约36千克的重量，于是自嘲所有人都变成了“马略的骡子”。古罗马军队的帐篷由兽皮制成，老普林尼曾经详细记述使用小牛皮制作帐篷所需的工艺，他也将军人在帐篷中宿营称之为“在毛皮之下”。古罗马军团的最基层单位由八人构成，相当于如今作战班组，这些人员实际上就是“睡在一顶帐篷中的兄弟”。

古罗马帝国灭亡后，帐篷对于西方最基层的军人而言，突然成为稀罕而陌生的东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欧洲自古罗马时代后，长期缺乏常备军，骑士们带着侍从和大大小小的行李外出作战，而临时被强征的步兵等，在骑士和贵族眼里与牲口别无二致，自然不可能让底层士兵享受帐篷这样的待遇。雇佣兵们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确实一年到头在战场上以自己的作战经验、技能甚至鲜血和生命作为“商品”，换取微薄而不稳定的收益，在他们看来，裹着斗篷和衣而眠这种“环保”的宿营形式能够节省宝贵的预算。

影视作品中的罗马军队。来源/纪录片《世界历史》截图

类似的“传统”在西方军队中一直延续，直至1640年的英国内战时期，历史学家发现帐篷仍然是少数军官才能享受的特权。而士兵们则选择从附近村镇抢夺稻草等原材料，搭建临时性小屋，然后在开拔时将这类临时建筑烧毁。所以对士兵而言，斗篷仍然是最可靠、也可能是唯一的行李。

军官们的帐篷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抛弃了古罗马军团那种“皮革风”，代之以亚麻布和由木材甚至金属制作的标准预制构件，其屋脊形状的设计与如今的军用帐篷颇为类似。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帐篷。来源/纪录片《世界历史》截图

到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英国军队和以动员民兵为主的美国大陆军均开始普遍装备制式的帐篷。后来担任美国第三国务卿的军需将领蒂莫西·皮克林将帐篷称为“营地装备中最昂贵和最重要的财产”。大陆军的帐篷由“棉鸭布”制成，这其实是对荷兰语中“亚麻帆布”一词以讹传讹的结果，但受限于北美当年的纺织工业水平，大陆军的帐篷基本需要从法国进口，因此即便规定军官可以独享帐篷，六名基层的士兵共享一顶帐篷，但实际作战中士兵常常需要自己收集草木建立临时的“灌木小屋”。

从当年大陆军官兵的记述来看，美国军人普遍对英军五人共用一顶帐篷的待遇充满了羡慕。但英国陆军士兵也有自己羡慕的对象，那就是吊在半空中安睡的海军水兵。吊床被很多海军历史学家视为哥伦布最大的发现之一。1492年10月17日，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记下了安的列斯群岛居民使用的“床和被子就像棉织的网”，不久他记下了这种“睡网”的名字——Hamaca。作为一名出色的航海家，哥伦布敏锐地发现了吊床对大洋航行的意义：可以有效地节省空间；不用担心波涛带来的横摇纵摇以及晕船问题；以及最重要的，保持水手床铺的清洁。

在欧洲船只普遍推广吊床前，水手们被迫躺在塞满树叶和烟草的麻袋上，或者直接睡在柴草中，有些老水手购买马毛缝制的床垫。但大海上潮湿的空气以及随处流淌的海水，让水手身下的一切迅速腐烂，各种病菌在其中滋生，即便在看似干净的木质甲板上睡觉，本质上也相当于在船上各类粪便污水中打滚。老水手经常抱怨，自己正躺在下水道里。但吊床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水手们如今有了一个相对干爽，平稳甚至称得上私密的睡眠空间。这也难怪水手会选择吊床作为水葬的“棺木”，这实在是一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寻求永久宁静的好办法。

吊床以及睡在森林吊床上的人Person Relaxing On Hammock In Forest。摄影/Ricky Abam，来源/图虫创意

1597年，英国皇家海军开始正式普及吊床，用坚韧的亚麻帆布制成的吊床收纳后比早期棉布吊床更占空间，但海军军官们却发现，经过仔细包裹捆绑的吊床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用途。首先是炮战中有效防御破片的“掩体”。炮战发生时，经过仔细捆扎的吊床整齐码放在吊床网中，相当于在舷墙上加装一道柔性护墙，对方发射的葡萄弹以及本舰中弹后迸射出的各种碎片大量被吊床吸附。

将吊床塞入吊床网的第二个用途，是水手们发现经过仔细捆扎的吊床竟然可在海上长时间漂浮。因此对于风帆战舰而言，设置吊床网无疑等于在舷墙上挂满了救生圈。这种传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例如德国海军当时规定，每一名水兵必须将吊床、枕头和被子用标准手法捆扎成被称为“水香肠”的长条形。德国海军中口耳相传的说法是，捆扎良好的“水香肠”能够在海上漂浮7个小时。

同样是在19世纪，欧美陆军开始普及复合军毯，“铺盖卷”这个词直至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普及，而在那之前大部分官兵和拓荒者直接将铺盖卷称为“毯子”。最经典也最有效的毯子是纯羊毛毯。羊毛是唯一能在潮湿情况下仍可保留高达80%保暖能力的天然材质。19世纪，一条好毛毯的售价大约是3至8美元。不过有些国家的军队出于成本考虑，选择用亚麻或棉经纱以及羊毛纬纱，纺织出重量更轻、价格也更便宜的军毯，但这样的毯子牺牲了保暖性和防水性。在毛毯内部会缝上一张厚棉布床单，来增加保暖性。

现代军毯。来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士兵在拿到下发的毛毯后，会将大衣、换洗的衬衫、内裤、袜子以及其他各种私人物品，用毯子裹住，再放进帆布背包，或者干脆直接将毛毯用绳索捆扎成长条形或者类似于立方体的形状，背在背后或者套在脖子上。这样的方式既能方便步兵行军，也可以在需要时搭在战马的马背上，再把鞍具压在其上。需要脱离大部队作战的散兵、狙击手和侦察兵，还会将弹药、工具、指南针、药品等放入铺盖卷一起打包。有些老兵还会在铺盖卷外绑上一把短斧或小型镐。而普通步兵，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例如主要的行李可以放入有棚运输马车的情况下，也可能打包极简版本的铺盖卷，只包括毛毯和一顶军用雨披。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军用雨披与二战期间的军用雨披在设计上大同小异，都是由西班牙人学习美国原住民样式的羊毛斗篷发展而来，但用平纹细布涂上硫化橡胶制成。据当时的士兵记述，两条大毯子加上一顶雨披捆扎的铺盖卷重量能达到25磅。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大多会回忆起军毯和铺盖卷散发出的恐怖气味，例如一位军医向一位将军投诉军营中弥漫着酸臭的气味，将军不屑一顾：“别担心，所有军营都有这种味道。” 但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纺织技术落后，关键在于野战营地缺乏规划以及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陆军常备兵员大约为16000人，仅有113名军医，虽然战争结束时，美国北方联邦军有12000名军医，南方邦联也有3000名医生，但南北战争中战死者数量仅为病死者人数的1/2，而美墨战争中战死者人数仅为病死者人数的1/7-1/10。人类对细菌的认识是在1870年之后才逐渐丰富，但南北战争期间，美军部队已经开始认识到内务卫生的重要性，规定野战营区必须设在从未作为宿营地的区域，营地周围挖掘18英寸深的排水渠，帐篷每周要进行两次拆除清理，尤其是用阳光照射地面。炊事工作必须由专人完成，任何垃圾都要在当天进行焚烧和掩埋。有条件时，士兵每周换一次衣服，洗两次澡。厕所要挖掘8英尺深，并且每天用6英寸的泥土覆盖排泄物。即便如此，北方联邦军还是报告了75000例因为粪便处理不当等原因导致的伤寒。

武器发展对卫生勤务影响的系统分析。来源/周世伟主编：《军队卫生勤务学》

军营中弥漫的味道，还有一些来自官兵自身，19世纪的军官和士兵均留着长发和胡须，为了在战场上保持所谓“绅士的仪态”，这时的军官多会选择佩戴假发，而士兵则选择蓄须。战地糟糕的卫生条件，使得几乎每一名官兵的须发都爬满了虱子。类似的问题在风帆战舰上早已出现，海军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将点燃的导火索系在须发上，希望用呛人的硫磺烟雾熏除臭虫。军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近代军队长期对须发长度问题采取宽容甚至可以称之为“漠视”的态度，主要是军队中封建等级制以及宗教势力的影响。

1952年秋，志愿军第15军45师的战士们为预防敌人发动的细菌战和毒气战练习戴防毒面具（陈德林捐献）。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随着总体战时代的来临，短发和小胡子终于成为军事发型的主旋律。造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泛滥以及随之而来的防毒面具的迅速普及。军方发现须发长度直接影响防毒面具的佩戴效果，于是大部分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在新兵训练营强行推广所谓“强力剪”，也就是部队标准版的短发。普遍剪短须发也使得军队早于民间普及安全剃须刀片。而为了避免感染而进行的除虱，在二战期间终于迎来高潮。20世纪30年代末，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发明了DDT杀虫剂。1944年在中缅印战区作战的盟军，开始全面使用DDT杀灭虱子、蚊子、螨虫和其他毒虫，军营中常见的疟疾和斑疹伤寒终于在特效药以及军营内务卫生水平的全面提高中得到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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