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亲自打造的骁果军，怎么成了害死自己的“毒丸”？

骁果军是隋炀帝针对府兵制固有弊端进行的一次兵制调整，这支军队无论组织形式还是兵员构成，都与北朝以来，特别是北周赖以强大的府兵制大不相同。但为何在隋末大乱局中，骁果军并没有发挥保卫皇权的作用，反而成了害死隋炀帝的最后一道利刃？

《历代帝王图》中的隋炀帝。作者/（唐）阎立本，现藏波士顿美术馆

隋朝统一南北依靠的是北周遗留下来的府兵，府兵制度在南北朝末期曾爆发出巨大制度红利，北周在十几年间缔造出二十余万强大兵力，倚之以灭北齐、制南陈，隋朝在公元589年灭亡陈朝时组织起来的50多万大军，基本是北周府兵。所谓府兵，是指王朝或政权在一些州郡设置军府，军府内组织一部分农民形成兵户，兵户之民世代为兵，国家免除这部分人的赋税徭役作为补偿。其优势是兵源比较充盈，训练也能经常组织。隐患也有且非常严重，是结构性的、组织性、长远性的，即乡土依赖。一旦出兵距离拉远、作战时间增长，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特定制度只能解决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特定问题，而非全部，府兵制亦然。随着隋朝疆域空前扩大，战争由内部转向外部，府兵制固有矛盾便逐渐暴露出来，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调动集结缓慢。隋朝府兵与北周一样，兵力部署呈大分散、小集中态势，各州郡的府兵，平时由鹰扬郎将（官名，以骠骑府为鹰扬府，主官骠骑将军改称鹰扬郎将，正五品；副职车骑将军改称鹰扬副郎将，从五品）组织训练，战时由各行军总管府统管数州之兵，负责一个战略方向或数个州郡的战斗指挥。全国除了京师根本重地，扬州、并州、相州、荆州等区域战略中心配备较强兵力，其余州郡兵力彼此相差不多。

隋朝形势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

这样的兵力分配模式，决定了兵员调发、物资供应、通信指挥、军事交通都带有强烈的区域色彩。要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人员集结和远距离调动投送，相应的物资保障、交通保障都难以支撑。北周当年创造这种制度，其大环境很特殊，河东、豫州、荆襄、陇右、益州等区域各自担负一定作战任务，各处府兵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北周与北齐的一系列战争事实上都以关中府兵为主力，其余战略方向的兵力配合作战。包括北周灭齐战争，也是关中与河东的兵力合力，荆州、豫州方向各自出击的态势，所以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

隋朝灭陈战争，看似一个多月就打完了，但前期准备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自开皇五、六年（585、586）实际上就开始了，五十余万兵力的集结几乎动员了整个国家的力量。隋朝灭陈的战争过程，与其说是战斗的过程，不如说是内部组织协调的过程，兵力到达预定地域，战争目的基本上就完成了。战争快打快撤，隋军士兵很快回归各自驻地，距离带来的矛盾仍然没有暴露出来。

隋统一之后，北击突厥，西击吐谷浑，东征高句丽，作战距离以上千公里为单位骤然拉长，后勤问题成了天字第一号矛盾，大量军需物资都浪费在转运上，府兵体系非常吃力。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发三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由皇子汉王杨谅和宰相高颎统军，所用兵员以并州总管府为主，仍是取法北周就近调兵的遗意。然而，由于文帝下令很急，缺乏充分的组织调动准备，隋军进至辽水一线，还没有与高句丽军接触，就因秋雨连绵，粮草无法接济前方，不得不全线退军。

除此之外，府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不易训练出精兵。府兵实行番上体制，每年固定的时间，或一年十二番，或十番或八备，视战争任务为参照，此法固然可以大面积强化士兵的战斗技能，但却培养不出精兵。诸军府士兵，有战则征，无战则戍，事解则归，没有哪支部队常年从事精专式的训练，尤其是专门用于突袭的精锐骑兵，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掌握长途奔袭、大范围迂回、近距离缠斗等战术，隋府兵都没有习练成功。隋军征伐高句丽，前两次均在辽东城下备受挫折，如果能以精兵突击战术，深入高句丽腹地捣毁其后方，当可收釜底抽薪之效。然而缺乏基本素养的隋军，从将军到士兵，都无法作出有效应对。一征高句丽，宇文述、于仲文等人也明白应当进行战略迂回，但由于缺乏经验，隋军跨过鸭绿江进击平壤，对行军速度、作战频率以及己方战斗力评估不足，把握不好进退战守的节奏，在己方力量占优的情况下，被高句丽人活活拖垮。

对突厥作战也暴露了同样的问题。隋朝与突厥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开皇初年、开皇末年以及大业末年。开皇初年，隋军忙于镇抚内部，对突厥犯塞很是恐惧，军事应对总体上有些惊慌失措，反击行动不成系统，基本上处于各总管府各自为战的境地。开皇元年（581），突厥引兵南犯，隋文帝令诸将分兵守御，阴寿守幽州、虞庆则守并州，作为抵抗突厥的前线支点。又令太子杨勇屯兵于咸阳，防备突厥南下偷袭长安。完全是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部署诸军反击，但由于地域过于广泛，无法设置统一的指挥官，而由各处府兵分头出击。反击初期，隋军士气旺盛，韩僧寿部败突厥于鸡头山，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和马邑，贺娄子干破突厥于兰州，取得不错的战绩。但到了当年年底，突厥人针对隋军大规模反击，也调整了战略，以精兵突击奔袭的方式反攻隋军，隋将达奚长儒在周槃遭遇大败，所部二千人阵亡达到十之八九。虞庆则以宰相之尊率军支援，畏于突厥势大，竟不敢出兵。随后，分兵作战的隋军又被突厥各个击破，冯昱败于乙弗泊、叱列长叉败于临洮，诸军接战多数不利，而且一旦失利就无法逃脱突厥人暴风骤雨般的打击，基本上全军覆没。

隋文帝像。取自《历代帝王真像》，作者/（清）姚文瀚（传）

开皇三年（583），隋军遭到更大失利，幽州总管李崇率步骑三千在北疆反击入塞的突厥，结果被突厥紧紧咬住，遭到严重伤亡后，李崇无法摆脱敌军，只能在一座小军城中据守。突厥人四面围城，将李崇所部击杀殆尽，李崇最后战死阵上。这是隋军第一次整建制被突厥歼灭，李崇（西魏北周十二大将军李远之侄）也是隋军在抗击突厥战争中战死的官职最高的将军。

即使经过充分准备地击败突厥，隋军也无力深入大漠追击，而是任由突厥人退入大漠，时机一旦成熟，突厥又会重整大军南下。隋文帝始终没有做到像两汉击匈奴那样，以精兵深入大漠犁庭扫穴，一举打垮敌人有生力量。之所以如此，并非文帝不愿，而是力不能及。

隋文帝时代也曾想改革府兵制，但他做事比较稳重，没有过急推动制度性改革，只是做了一些小修小补。隋炀帝即位后，急于征服高句丽和突厥，旧有的府兵制度难以适应宏大的战略意图，故而隋炀帝实质性启动了军制改革与调整，动作和幅度远超其父。

如果思路敏锐一点，就会产生疑问：府兵的结构性问题在隋朝开国之初应该不难发现，为什么不在制度设计上做调整呢？府兵制是北周创立的。当年北周的疆域就在关中、陇右一带，关中是其核心地区。北周的作战地域基本上离关中不远，所以当时并不需要考虑远距离作战的问题。隋朝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府兵制已在北方广泛建立起来，朝廷有一整套军事、职官和后勤系统来配套这一制度，再想改，这样一条大船很难掉头了。

这样一个体系庞大、成型多年的制度，怎样去调整，需不需要进行颠覆性改革，非常考验执政者水平。高明一点的大概会按部就班地从根本上调整，以彻底解决深层问题，带来持久而旺盛的战斗力；稍微平庸些的或许会局部修补，使之适应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和军事任务，把核心问题留给后来者解决。隋炀帝两种都不是。第一种处理方法太缓，短时间难以见成效；第二种效果也不明显，无法快速挖掘出府兵的潜力。他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隋炀帝决定抛开府兵制不管，立即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募兵制。募兵制顾名思义，就是有选择性地招募士兵。它与府兵制的区别非常大。

其一，兵员选择范围空前扩大，不再局限于府户，所有丁壮都可以应募从军，不管家里贫富（府兵制的府户都拥有一定经济力量），只要身体条件足够好即可。其二，兵员的全部供给都由国家负担，不像府兵自己还要承担一部分衣粮兵仗。募兵的待遇也比府兵优厚，一人当兵，全家免赋税。其三，兵员全部脱离农业生产，随时准备出征作战。这已是职业化军队的模式。不管兵员基本素质还是训练水平、武器装备水平，以及兵员的求战欲望，都比府兵强了一个段位。故而战斗力肯定要高出许多。值得注意的是，隋朝这次募兵有其特殊之处，就是士兵家庭免赋税。其他朝代募兵也有这么做的，但极少，毕竟开支太大。隋炀帝敢于付出这么大代价，一则隋朝国力鼎盛，有钱；二则急于征服四夷，为了迅速成军有点不计代价。

隋青瓷武士俑。来源/国家博物馆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下令将新募之兵组建成一支新部队，称之为骁果军。当年四月，立即建起一支数万人的骁果军，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关中的，也有南方江东、荆襄等地的兵员。广泛的来源以及优中选优的准入机制保证了兵员质量，所以还没有经过什么训练，骁果军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战斗力。

没有什么军队不经训练就会打仗。我们推想（主要是史料缺乏），这些兵员很有可能是散在民间的原陈朝士兵，或是因为其他原因退出隋军的老兵。甚至，隋朝还极有可能从府兵系统挑出一部分优质兵员，补充到骁果军中。否则，何以解释他们凭空而来的战斗力。事实上，许多地方的骁果军将领，本身就是从鹰扬府（隋朝军府的称呼）转任而来。后来在江都杀了隋炀帝的司马德戡，就曾有过鹰扬府郎将的任职经历。

新组建的骁果军迅速投入战争。隋炀帝第二次进攻高句丽，在对辽东城进行围攻时，府兵像第一次东征之战一样迟迟打不开局面，骁果军迎难而上，麦铁杖、沈光等骁果军将领悍不畏死，差点要把辽东城攻下，令炀帝倍感欣慰。虽然隋军因为杨玄感在黎阳起兵造反而撤兵，导致进攻辽东城失败，但骁果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成军并爆发出强悍的战斗力，展现了募兵的一定威力。此后，隋炀帝一直把骁果军带在身边，使之从精锐攻坚力量转化为贴身扈从军，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于雁门，幸赖骁果军拼死抵抗，才争取到了宝贵时间，等待勤王军到来。炀帝从雁门返回后，再次下令征召骁果军，增加其规模。

光环背后必有阴影，世事无例外。骁果军红利爆发得越快越猛烈，其弊端也积累得越快、显现得也快，对王朝的破坏也越快。

骁果军代表的募兵制度本身不坏，只要处理得好，同样可以组建强大的军队。隋炀帝建骁果错在哪儿了呢？

府兵制当时的主要问题是运转不灵、响应笨拙，但远没有到被彻底淘汰的时候，唐朝前期仍沿用了一段时间，而且非常管用。府兵制当时需要的是调整，而非破坏。

调整什么呢？适度调整集中指挥权，建立像当年隋灭南陈时的方面军，以大将或亲王统军，暂时提高府兵的灵活性，并花费一定时间挑选精锐进行训练，组建强有力的骑兵部队，这样做可以暂时适应对外作战之需求。待突厥、高句丽大体收拾妥了，再调整体系、制度、结构以及一系列兵员征发、后勤供应、马匹养殖等问题。可能时间会久些，推进得会慢些，毕竟改革制度，不是升降赏陟几个官员、将领那么简单，国家需要时间去适应，相应群体需要过程去调整，这时皇帝的耐心、定力以及政治洞察力非常关键。

隋陶黄釉骑马俑。来源/故宫博物院

遗憾的是，隋炀帝不仅没有耐心和定力，连一度拥有过的政治洞察力也在好大喜功的心态中丧失无遗。召募骁果，不仅没有同步改革调整府兵，把老问题搁置起来放任不管，还进一步扰乱了原有的军事体系，消耗了本应属于府兵系统的军事资源。炀帝对骁果军非常重视，不断抬升其军事、政治地位。隋朝府兵十六卫，硬生生插进来一套运行模式完全不一样的募兵队伍。炀帝命十六卫中的左右备身府领导指挥骁果军，该两府本身职能负责京师、宫城警备任务，近帝则贵，地位略高于其他诸卫府。再加上这支备受皇帝重视的骁果军，左右备身的权力地位急剧膨胀，不仅在京师独擅其威，由于所管事务涉及全国募兵，向各州郡也伸出权力触角。消极影响一望可知，各地军队指挥体系本就分散，横插此一杠，无疑更加混乱，府兵的存在感更加弱化，对各地郡县的控制力愈发减弱。隋末出现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与府兵系统紊乱、震慑力减弱不无关系。

骁果军自身建设也有严重问题。隋炀帝有一个爱好，不管官制改革、行政区划改革还是军事改革，都习惯于降低官员职权，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这埋下了重大隐患。府兵虽然运转缓慢，但好在体系完善，它是由国家机器控制着，不是一两个人指挥。所以终隋朝之世，没有什么野心家能利用整建制的府兵造反。骁果军却没有严密的控制体系。我们并不怀疑炀帝没有这样的政略和心思，但在创立新朝大业的雄伟宏图之下，炀帝有点心态失衡了，他过于迷信皇帝的权威，在骁果军建设上，松开了一贯紧握的尺度。

骁果军在中央隶属于左右备身，新召的力量加入后，备身府所领的军队数量，在京师远远超过了其他卫府掌管的力量，处于一家独大的地位，失去了互相牵制的条件。炀帝出于方便指挥的考虑，没有给骁果军设置可以彼此制衡的力量。炀帝只看重了指挥灵活带来的便利，却没有预见这是把双刃剑，随时存在反噬的可能。故而，当隋炀帝从关中远避于江都宫，流露出不想回归北方的意思时，大部分都是关中子弟的骁果军怨声载道。如果是正常的府兵，有该管的十二卫将领进行弹压，有朝廷三省高官的牵制，再靠着平素养成的忠诚作风，不至于犯上作乱。而这支多达一万人的近卫骁果军，只是由一个小小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管领，根本无人处理骁果军的诉求，以致最终导致了叛乱。

隋炀帝游幸江都图。取自《帝鉴图说》，作者/（明）张居正

大业十四年（618）二月，隋炀帝在江都逗留数月迟迟不走，粮食吃尽，随驾的北方高官、大将和军队人心浮动，其中不乏府兵系统的兵力。但由于老制度的约束力尚在，府兵部队没有人敢挑头造反。反而是位卑权重的骁果军统领司马德戡先起了逆心。他先是串联驻扎在江都城外、执掌外间军权的宇文化及兄弟，请求他们一同挟持皇帝北还，得到宇文兄弟同意及可以弑君的表态后，司马德戡又联络江都内城的直阁将军元礼、裴虔通，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人。这些人都是皇帝身边的最后一层屏障，如果说他们存心不良未免有些过分，这些享受了最好待遇的官员们，大概是受到司马德戡的武力威胁，才被迫上了贼船。

后人品评前人，不能一味求全责备。但隋末募兵制的改革，从时人角度看，隋炀帝也不合格。说到底，制度改革是系统全面渐进的，任何急于求成的速成式改革都很难有好结果，并会造成相反的结果。作为南北朝以来各类制度的总结发扬者，隋炀帝理应慎而重之，用稳妥稳健的制度改革推进各项事业。而他却采取了激进式路线，以征募骁果对府兵制进行局部改革，不仅对原有府兵制造成破坏，还无意中孽生出王朝的掘墓力量，对炀帝本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参考文献：

《周书》令狐德棻等

《隋书》魏徵等

《隋文帝传》韩昇

《隋炀帝传》袁刚

《府兵制度考释》谷霁光

《隋书求是》岑仲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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