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温骏轩
本文转载自：地缘看世界（ID:diyuankansh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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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奥巴马那句“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对地球是灾难”，就以色列存在的意义而言，拜登曾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会要创造出一个以色列，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对以色列的援助，是我们做过最好的30亿美元投资”。
事实上，即便没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结构性矛盾，经由以色列连通地中海和欧洲的路线，也不是沙特的最优解。真正符合沙特定位的方案，是兴建一条红海大桥，将沙特与埃及这两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连接起来。
哈以冲突仍在持续，目前的影响如我前两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样，一方面俄罗斯的压力得以缓解，以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无焦虑地向法国电视台表示“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可能会离开乌克兰，这将产生后续影响”；另一方面普京则可以轻松地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可以帮助调解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除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之外，别无他选”“谁也不会怀疑俄罗斯企图偏袒某一方”。
这种表态的言外之意所有人都清楚，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居中调解，势必都会偏帮以色列。普京这样说，倒不是寄希望于哈马斯和以色列会真的请他去做调停人，而是想为当下俄乌战争的僵局找个破局的参照物。毕竟俄乌战场也拖了那么久，俄罗斯眼见不可能再取得更多进展，还得直面整个西方的压力，目前有很强烈的落袋为安的想法。
俄乌战争和这轮巴以冲突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说，但美国和西方国家会偏帮以色列却是肯定的。当你知道以色列是怎么出现的，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文章的最后我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风向标出现，能标志阿拉伯世界打破了以色列的封锁。
孙子兵法有句话“争地则无攻”，所谓“争地”按孙子自己的解释为“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意思是说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这种类型的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谁抢占了就对谁有利。所谓“无攻”指的是遇到争地一定要抢占，如果敌人已经抢先占领，则不可强攻。如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争的这片土地，便是一片争地。历史上犹太人的悲剧，也是源于这种争地属性。从地理属性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地质运动让东非大峡谷的一段灌满海水形成“红海”，从地理环境来看，阿拉伯半岛更应该被归入一个大洲。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创立，以及对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统一，则算是正式从地缘角度将两大板块整合成了一个整体。作为连接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枢纽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夺的这片土地，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就是争夺的焦点。三教圣地耶路撒冷则是焦点中的焦点。当然，单纯从地理位置看，夹在苏伊士运河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西奈半岛看起来更像是个连接点。只不过决定一片土地是否重要不能光看位置，还要看人口承载力。就这点来说，荒漠化的西奈半岛就要差上许多。相比之下，耶路撒冷周边地区情况就要好得多。西风从大西洋带来的暖湿气流为整个地中海东岸带来的相对充沛的降水让犹太人认定上帝许给他们的这片土地“流淌着奶与蜜”。只是这片绿色之地过于狭小，注定没办法作为一个帝国的根基，只能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存在。最初这片“争地”只是亚非的争夺焦点。无论是来自亚洲的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想向北非扩张，还是代表非洲的埃及想向亚洲扩张，都必须拿下这个枢纽点。
当罗马帝国建立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帝国后，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就成为了欧亚非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代表欧洲势力的罗马帝国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亚非枢纽点，于公元135年将犹太人驱逐出他们曾经建立王国的这片土地，并用巴勒斯坦这个去犹太化的历史名称，重新为之命名。
当欧洲进入基督教化的中世纪，阿拉伯半岛、北非又被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宗教整合在一起后，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成为了西方向东扩张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随着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公元1099-1299年）被穆斯林军队攻灭，奥斯曼帝国成为阿拉伯人和圣城的统治者，并代表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对抗，西方在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中都没有时机重新建立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哪怕后来西方凭借大航海时代的红利，逐渐掌控了世界的主导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让西方再次看到了重返耶路撒冷的机会。这次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放弃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转而维护在小亚细亚半岛及伊斯坦布尔的基本盘。
这让作为战胜国的英国看到了机会，为了控制阿拉伯地区，英国一方面表示愿意支持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另一方面则决定利用犹太人的复国情节，在阿拉伯地区打入一颗楔子。
早在1917年11月战争还未结束时，攻入耶路撒冷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就代表政府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史称《贝尔福宣言》。
英国自从英法百年战争失败后，就逐渐开始在外交上执行“大陆平衡政策”。简单点说，如果英国想控制的地区，原始民族结构简单，那英国并不介意直接移民占领，典型的如北美地区；如果地缘结构过于复杂，那就利用甚至制造地区矛盾，让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纵观英国历史，无论是不断转移阵营打压法国、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崛起势头；还是在印度利用土邦们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都是遵循这一外交原则。这次在巴勒斯坦地区，英国的操作思路同样如此。如果直接把耶路撒冷变成殖民地，势必会激怒全体阿拉伯人，但如果只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帮助他们重返故地，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此后在英国的支持帮助下，欧洲犹太人开始向巴勒地区移民。1932年，在纳粹势力开始在德国坐大、反犹情绪在欧洲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犹太人加速了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
二战结束后，英国虽然成为了一个二流国家，但接棒主导西方秩序的美国，却与英国有着同样的想法。说到底美国是一个源出于英国的海洋国家，同样认同在旧大陆各地制造矛盾，以及利用“大陆平衡政策”建立霸权的战略。
于是正如大家看到了那样，在美国的支持下，1947年联合国出台了《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号决议》，规定在1948年结束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委任统治，分别建立阿拉伯国与犹太国。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认为自己就此失去了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话语权，而投了弃权票；苏联则认为分治的局面，同样能让自己有机会介入阿拉伯地区，包括让苏联境内大量无法被同化的犹太人能够有地方迁徙，而投了赞成票。
最终在阿拉伯国家因强烈反对以色列建国而开启中东战争后，美国和西方成为了以色列的靠山；苏联则借机拉拢阿拉伯国家购买苏联武器。中东和耶路撒冷，成为了冷战角逐的焦点战场。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以色列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无论代表基督教世界的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毕竟当时两个超级大国都认为，没有可能再用殖民的方式扩张势力范围了。感谢美国的选票政治，使得我们很多时候能够看到美国政客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这个国家的私心。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非典型性美国总统才会语出惊人，哪怕是那些平时以伪君子形象示人的政客，也同样会说出他们的心声。
比如奥巴马那句“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对地球是灾难”就是典型的案例。就以色列存在的意义而言，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1986年出任参议员时曾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如果没有以色列，美国也会要创造出一个以色列，来保护美国在当地的利益”“对以色列的援助，是我们做过最好的30亿美元投资”。
这番大实话一说，所有人应该都清楚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化解的。除非有一天基督教世界能够和伊斯兰世界和解。
毫无疑问，基于彼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阿拉伯国家同样深知自己与西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在西方从本心不愿意帮助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心理下，阿拉伯世界唯有自己联合起来，才有一丝重新崛起的可能。
为此，1945年3月，在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就迫不及待地在埃及牵头下成立了“阿拉伯联盟”（简称阿盟），这个时间甚至比欧盟草创的时间还要早上十年。然而也正是因为阿拉伯人有强烈的统一意识，才促使两年后不愿意看到强大阿拉伯人联合体出现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推进了以色列的复国梦。
单纯从土地面积和人口来看，目前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盟看起来的确有跻身“帝国体”（一类地缘政治板块），与美、中、欧、俄、印同场竞技的实力。以2022年的数据来说，阿拉伯国家合起来的总面积高达1313万平方公里，人口则为4.3亿（2022年。其面积仅次于俄国，人口则与欧盟相当（4.48亿）。
然而纸面数据再高，也不意味着就有机会形成合力。在整体没有跟上工业化节奏的大背景下，阿拉伯联盟想要崛起，就必须寻找强力外援。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不愿意看到阿拉伯人联合的情况下，外援的标准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有实力和美国抗衡。
于是我们会看到，从1948年-1982年期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前后进行了5次中东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则成为阿拉伯国家最大的外援。在此期间，埃及甚至还和叙利亚一度组建过一个准备把伊拉克、也门等国包含进来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而以色列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的完胜，亦成为苏联崩溃的前奏。
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萨达姆政权在这一年的覆灭，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军事复兴梦的全面破碎。此后依托石油和圣城双重优势的沙特阿拉伯，事实成为了阿拉伯人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代表。
然而与四次中东战争时的埃及、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和当下的叙利亚由军事强人持政的模式有所不同，沙特阿拉伯的基本属性为海湾君主国，最亲密的盟友也是与之政治、经济属性类似的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特尔、巴林五国。
这使得沙特更倾向于以宗教向心力为号召，经济为手段扩张自己的影响力。而上述六个君主国联合创立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也是沙特用以扩张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平台。
于是在沙特身上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这个国家在宗教上显得特别的保守，来自沙特的资金甚至私底下一直会流入各类极端组织（比如当年的基地组织）；另一方面却又会务实地与美国，以及当初的英国选择合作，以维护自己的君主统治。（关于这种心理，推荐看一部以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为原型的，2011年由法国、意大利、卡塔尔合拍电影《黑金》）。
问题在于，沙特是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国家。即便没有以色列横亘于中间、没有体制差异，它也很难将控制力真正辐射至北非，尤其是让埃及这个传统阿拉伯大国服从自己。这意味着阿盟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构，是类似法国、德国之于欧盟这样的双核模式。埃及作为世俗国家、共和国家以及北非的代表，与沙特共同决定阿拉伯联盟的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阿盟宪章规定，其总部的永久地址为埃及首都开罗。在最初的30多年，埃及这一带头大哥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变化，直至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转而将美国视为其最重要的盟友。
这一转向无异于背叛，导致其它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中止其阿盟成员国资格 ，并将总部迁至突尼斯。一直到1987年埃及才逐渐与一些阿拉伯国家重建外交关系，并于1989年重获成员国资格。1990年9月阿盟总部再次迁回开罗。
参看当时的冷战形势变化，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埃及又重获承认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并很快启动了全面政治改革。仅仅六年时间就葬送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大陆帝国。
这场失败的改革不仅让苏联迅速走向崩溃，更让美苏之外的其它国家意识到，苏联自己对原有模式都已经持否定态度。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埃及的提前转向反而会被认为是一种明智之举。同时沙特与美国在“石油美元”问题上的合作，亦会被认为是一种务实之举。
当所有的背叛与妥协都被原谅，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也都默默接受美国一超独大的事实后，埃及作为阿盟的法定领导者、沙特作为阿盟最大的金主，成为阿盟的双核心心理障碍也就扫除了。
中东战争以及埃及与阿盟关系的反复，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之梦。除非有一天，有另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帝国体出现，阿拉伯世界才可能重新获得一体化的战略窗口。
至于现在这个战略窗口有没有打开，那就见仁见智了，最起码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即便印度真如西方所期许的那样占据中国的生态位，这个自视为世界一级的国家，也同样会愿意看到阿拉伯国家将复兴的希望寄于自己身上。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原本严重依赖全球贸易的国家，更多的感到焦虑，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反观一直视西方为宿敌，之前只是不得已在政治层面屈从的阿拉伯国家，却是乐见终于有一个国家，敢于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了。
正如我在前两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作为石油美元体系的压舱石，沙特的态度最为微妙。近几年来，沙特的实际掌权人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与美国发生了不少龃龉。并立足自身需求，在2016年推出“愿景2030计划”。
为了对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主持下完成世纪和解，更是明显违背了美国的意志。当然，这并不代表沙特会就此与美国交恶。9月份在美国主持下，沙特与以色列共同加入“印度-中东-欧盟经济走廊”计划，就是沙特务实外交的另一种表现。
对于美国来说，推动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为了帮以色列赢得更宽松的地缘政治空间，更是在证明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只是对于沙特而言，一方面这条印欧经济走廊，符合自己在“愿景2030计划”中，将自身打造为欧亚非三洲枢纽的的目标；另一方面又知道，执意将以色列拉进计划是藏有私心。
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出于破坏沙、以关系正常化的目的发动这次袭击，对于沙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美国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将以色列从印欧经济走廊移除，不会影响沙特打造三洲枢纽的雄心。事实上，即便没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结构性矛盾，经由以色列连通地中海和欧洲的路线，也不是沙特的最优解。真正符合沙特定位的方案，是兴建一条红海大桥，将沙特与埃及这两个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连接起来。如果走以色列连通欧洲，这条路线还必须经由两国之间的约旦。虽然约旦作为阿拉伯国家，看起来不会有太大风险，但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多一个中间国家就会多一层风险。谁又能保证自视为圣裔的约旦王室，与控制麦加、麦地那圣城的沙特王室之间，就会永远和平下去呢？相比之下，连接埃及的方案看起来要合理的多。这一方面可以将埃及与自身利益做深度捆绑，甚至依赖于自己；另一方面以埃及作为对接欧洲及整个地中海的港口国家，比让以色列承担这个任务，地缘政治风险要低得多。最后，经由埃及的线路可以做到一鱼两吃。既绕过以色列打通了亚非通道，又为沙特赢得了连接欧洲的战略通道，真正帮助沙特实现三洲枢纽的愿望。至于这条通道的另一头，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必然不会认定，这条通道只能走以色列才能有用。于是如果你一直关注中东各类新闻的话，有可能会注意到一条：2016年，也就是在沙特推出2030愿景的这一年，沙特国王萨勒曼在出访埃及时宣布——“我与我的兄弟、（塞西）总统阁下就在我们两国之间修建一座大桥达成了一致。”埃及总统的塞西则积极回应道，这条连通两国的红海大桥将以沙特国王之名命名为“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桥”。同时宣称“大桥标志着阿拉伯联合行动道路上的新篇章”。
单从技术角度看，这座大桥的最佳选择不是直接跨越平均宽度将近200公里的红海本体，而应该在红海延伸向约旦河谷的亚喀巴湾上修建，以连接埃及的西奈半岛。这样的话，红海大桥的跨海距离就能缩至最小14公里。
只是亚喀巴湾的最北端对接着以色列的南境，这一选址势必会对以色列直接进入印度洋的可能性造成影响。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即便没有这层影响，美国和以色列也显然不会愿意看到红海大桥的贯通。以至于今天这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桥还停留在选址阶段。
就这次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来说，对沙、以关系正常化的破坏是必然的。在美国现政府急于将沙、以关系正常化作为竞选筹码的情况下。一个可供选择的筹码，是沙特将美、以同意建设红海大桥作为交换条件。
当然，是否要饮鸩止渴，也是美国需要考虑的。不过无论沙特有没有抓住这次机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大桥动工的消息，都可以将之视为阿拉伯世界开始摆脱美国影响，重新踏上独立自主道路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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