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星社内参组
本文转载自：恒星通讯社（ID:FTPLab）
撰写 | 守常
恐怖主义的定义并不基于宗教、文化、种族，而是基于其行为动机和行为结果。
换句话说，只要一种行为符合恐怖主义的逻辑和特征，那它就是恐怖主义，和特定的宗教、文化、种族没有关系，更不是掌握全球舆论权的一方说谁是恐怖主义，谁就是恐怖主义。
那么，恐怖主义的逻辑和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用暴力手段制造仇恨或者恐慌，以此胁迫目标服从自身命令或满足自身要求，进而达成非法目标。
纵观以色列右翼分子过去75年间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符合上述定义，因此称之为长期恐怖分子并不为过。
只不过他们胁迫的目标不是别人，而是以色列全体国民，伤害的则是包括以色列全体国民在内的中东人民。
其根源，就是包装为国家行为的极端民族主义。
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是的，比起简单的道德批判，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这是我们和专门制造问题的霸权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之一。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剪不断理还乱，我们为什么要去趟这摊浑水？
原因很简单：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着手的历史关头了，并且它是能够解决的。
我们先说为什么不得不解决，这个比较好理解。
作为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全球大国，解决巴以问题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也关系着我们实现和平合作发展、确保战略内线稳定的长远利益，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地缘战略形势转换的双重标志性事件。
因此，解决之利益极大，不解决之损害极大。
事实上，从推动中东和解浪潮开始，我们就已经走在实质性解决巴以问题的路上。
美国政府最怕的其实也是这一点，因为一系列问题如果陆续得到解决，世界就能逐渐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不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还能把这个新世界团结带领到一个新高度。
这个非要视我们为对手的政府，一贯善于利用恐慌来裹挟世界，逢人便说没有它的领导世界就会陷入混乱等等，现在这个世界恰恰就是因为它而陷入混乱，因此这个谎言正在一点一点被揭穿。
等哪一天彻底破产了，它的霸权也就变成纸糊的了。
毕竟，领导权是靠为大家解决问题来获得的，如果只会说空话、看着现在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世界人民自然要收回它这个权力。
这个道理我们同样也要记住。
那么，我们要怎样解决问题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外因起到的是推动作用。
因此，从内因下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
这就是我们要首先厘清以色列右翼行为性质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梳理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本次冲突后，全球多国犹太团体挺身而出，抗议以色列政府“种族灭绝”、呼吁“解放巴勒斯坦”。
有些人说，这些海外犹太人就是在和以色列政府唱双簧、博同情。
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因为“种族灭绝”是一个极为严厉而又极为精准的指控，如果要唱双簧，他们应该换一个词，比如“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以暴易暴”，把舆论引导到报复方式而非行为性质上，以此混淆视听才对。
他们没有，就说明是发自内心的憎恶以色列政府的行为。
在历史上，他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分子从来就不是一路人。
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深入研究，而是喜欢一刀切就给一个事物做简单的定性，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这样做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可能把那些我们原本可以团结、应该团结的力量白白浪费掉，甚至是送给对手去用，实际上阻碍的是我们自己更好地解决问题。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任何民族或者社会，都有好人和坏人，这是由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基本事实。
因此，我们要发扬善于争取中间力量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事实上，在犹太民族内部，“以和平求共存”与“以武力拓空间”是两条斗争由来已久的路线，双方自十八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兴起后就开始吵架，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甚至在建国之初，很多原本想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是因为看不惯武力派的行为而最终打消念头。
现在抗议以色列政府行径的这些人，就是当年那批人的后代。
2007年的时候，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献集，辑录了41篇不同时期关于犹太人、犹太复国运动、犹太种族主义等问题的文章、演讲稿、信件。
是的，爱因斯坦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对哲学、政治有深入思考的集大成者。
作为近代欧洲反犹运动的全程经历者，爱因斯坦同情犹太复国运动，但明确反对“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
1917年，处于一战泥潭当中的英国政府，为了争取犹太集团的经济支持和分化同盟国内部经济力量，不顾阿拉伯民族的反对发布《贝尔福宣言》，公开承诺将在其掌管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将犹太复国主义推向高潮。
对此，爱因斯坦多次指出英国人的分而治之为巴勒斯坦问题埋下了祸根，英国人所谓的“分治”是一种出于私欲的“帝国动机”，也是“奸诈手段”的淋漓表现。
由于《贝尔福宣言》得到当时协约国阵营的承认，因此随着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带着建国的梦想，大规模流向巴勒斯坦。
面对这种情况，爱因斯坦知道反对也没用了，只能退而求其次，明确反对建立犹太人单一民族的国家。
他和哈姆、阿伦特、鲁宾等左翼犹太领袖一起提出“双民族国家方案”，期望巴勒斯坦“能成为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和谐共存的、克服犹太民族主义缺陷的模范社会”。
1930年1月28日，爱因斯坦在致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报》编辑阿兹米·爱尔-纳沙什比的信中再次指出：
“人类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亲密团结的基础上，而且必须克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地区的未来只能建立在两个民族都以此国家为家园并和平合作的基础上”。
“如果不与他们的邻居友好相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工作将会建立在流沙上”。
这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带来消灭和平的后果，而是目标本身就是消灭和平。
甚至可以说，在希特勒对欧洲的犹太人采用种族灭绝政策之前，先期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右翼分子就开始对阿拉伯人采取这种政策，甚至连制止他们暴行的英国地方当局都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他们消灭和平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消灭共存的可能性，最后凭谁的拳头大、下手狠、把对方打跑或者吓跑，谁就完全占有这块土地，愿赌服输。
为了消灭和平，他们甚至不惜向阿拉伯民族中最友好的那一部分人发动进攻，以此阻断一切和平相处的可能、迫使全体犹太人不得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是的，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右翼分子就先在这片还没站稳脚跟的土地上明确打出恐怖主义的旗号并开始行动了，而且目标还直指最温和的那部分阿拉伯人。
因此，说这次加沙地带遭受惨无人道报复是因为哈马斯动手在先的人请记住，一个基本事实是：
要说恐怖主义，犹太右翼分子是如今这片土地上所有恐怖组织的祖师爷。
《阿凡达》中的嗜血上校就很好诠释了这种人
以色列建国前后，这种迅速滋长的极端民族主义让爱因斯坦忧心忡忡。
1948年12月2日，以色列右翼分子的代表、主张通过恐怖袭击和暴力行动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贝京访问美国前夕，爱因斯坦与阿伦特等28名犹太知名人士向《纽约时报》联名致信，严厉批评犹太右翼分子制造代尔亚辛村大屠杀等多起劣行。
在信中，这些犹太左翼领袖直斥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具有纳粹式法西斯主义者的明显特征”，其思想则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并把贝京领导的伊尔贡定性为“恐怖主义的、右翼的、沙文主义的组织”。
演讲中的贝京和桌前的伊尔贡铁血标志
由于对以色列建国后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深感失望，爱因斯坦不仅没有回到他此前数十年倾注心血建立的希伯来大学任教，更于1952年11月拒绝了以色列邀请他担任总统的请求，原因是“我时不时就会说些以色列人民不爱听的话”。
这是非常心酸的一句话，因为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有着深厚感情，此刻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些同胞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代价却要所有人来承受。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在他书桌上，还摆放着一份未完成的稿件，那是他给以色列独立七周年纪念日撰写的演讲词。
在这份人生的最后作品中，行动已经不方便的爱因斯坦还不忘提出敦敦告诫：
“中东地区的国际政策应以确保以色列及其邻国的和平为主导，这将符合和平与兄弟情谊的普遍理想”。
是的，这些写给自己从未踏足的新生国家的话，就是爱因斯坦的遗言。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详细梳理爱因斯坦关于犹太人和犹太国家的观点呢？
原因就是，这些观点其实代表着一种存在于犹太民族当中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和平主义思想。
以色列杰出的政治家拉宾就是这种和平思想生命力的体现。
拉宾是为中东和平做出卓越贡献的开创型政治家，值得我们敬仰和缅怀。
作为以色列第一位出生于耶路撒冷的总理，拉宾在1992-1995年第二次执政任期内竭力推动与巴勒斯坦、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为解决阿以冲突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利做出重要努力。
1993年9月13日，拉宾代表以色列政府，与时任巴勒斯坦总统、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也就是著名的《奥斯陆协议》，这是巴以双方首次达成的关于巴勒斯坦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性协议。
佩雷斯、拉宾和阿拉法特
在奥斯陆协议中，拉宾不顾右翼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坚持从占领的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撤军，与巴方达成相互承认、建立联合委员会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重要和平成果。
1994年5月，巴解和以色列签署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的最终协议，巴勒斯坦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4年11月，以色列开始向巴权力机构移交在西岸的行政权力，同年底，约旦河西岸的卫生、教育、旅游、社会事务和税收管理权也陆续完成移交。
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巴以问题在协议过渡期之后、人类进入21世纪之前就能得到基本解决。
然而，拉宾的和平路线彻底激怒了右翼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他是出卖以色列“国土”和犹太人“利益”的叛徒。
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参加支持和平协议的集会后，遭到犹太极端主义者近身连续枪击，不幸身亡。
拉宾的遇刺震惊了全世界，也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此后，双方强硬派开始突破协议限制，战火逐渐重燃，最终导致协议名存实亡。
既然拉宾缔造的和平随着枪响而结束，为什么我们还说他是犹太民族和平思想生命力的体现呢？
和爱因斯坦等老一辈朴素的、原生的和平主义思想不同，拉宾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担任过以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国防部长等职务，亲自执行过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武装占领和对巴勒斯坦起义的严厉镇压任务。
在执行各种任务时，非正义战争的罪恶和双方惨重的伤亡时刻鞭挞着拉宾，渐渐唤起了他内心的良知，使他毅然决心跳出死亡漩涡，站在更高的历史层面审视自己国家的未来，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
“以武力拓空间”路线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无法带来以色列需要的真正的和平，只有走“以和平求共存”的道路，同时和爱好和平的国际力量建立坚固的关系，才能为国家和民族构建起真正的生存保障。
和平主义是不可能消灭的，它根植于人性当中善的那一面，哪怕环境再恶劣，它都会寻找一切出路拔地而出，最终长成苍天大树。
这是霸权主义者和犹太极端民族主义者最想掩盖的真相，他们要的，就是让世界人民都认为巴以问题永远无解、拿起武器才是以色列人的最终宿命。
以色列政坛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推行和平路线的领导人，和中国关系都很好。
比如拉宾，九十年代初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他毅然打破西方封锁坚冰，大力推动中以建交，对我们重新打开对西方外交局面帮助颇大，是中以关系的奠基人。
又比如拉宾的左膀右臂和继任者佩雷斯——无独有偶，他和拉宾一样，也是从坚定的武力派转变为坚定的和平派——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把发展对华关系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坚信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提写和平祝词
为什么这些旗帜性的和平主义者都热衷于和中国走近呢？
主要就是认同我们的文化和理念。
用佩雷斯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的话说：
“中国摆脱贫困不是靠征服别人的土地，也不是靠征服海洋，而是用知识唤醒了自己的人民。中国的故事是一个古老民族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发展出新的文化，改变了人民的面貌。中国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最伟大的是中国靠自力更生取得了这些成就”。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就是中华文化对世界向上向善的吸引力。
坦率地讲，如果拉宾和佩雷斯等老一辈经历残酷中东战争最终幡然醒悟的以色列政治家能和我们如今的实力在时间上衔接上，中东问题就不会那么难解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色列内部强硬派——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全面崛起是在2003年前后，我做了一张以色列左右翼政党的得票统计表，可以看出自从2003年之后，利库德集团总体上就奠定了对左翼联盟的长期领先优势：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面当然有左翼政党经济政策僵化、组织策略失误等内部原因，但外部因素的剧烈改变同样不可忽略。
大家记不记得2003年这个时间点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错，就是美国开始推行“反恐战争”和“颜色革命”软硬两手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而中东地区就是这两场外部力量强行改造计划的双重覆盖区域，成为霸权主义的重灾区。
从以莫须有的“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由开打的伊拉克战争开始，到“颜色革命”改造计划全面失败带来的“阿拉伯之冬”结束，美国政府这软硬两手战略动作不但没有完成其预定的各种目标，还彻底把中东乃至欧洲的地缘秩序完全打乱，恶劣影响延宕至今。
在这种地区格局大变动、大乱局之下，以色列的安全形势自然急剧恶化，加上这是美国政府一意孤行造成的战略恶果，以佩雷斯为代表的以色列和平主义者即便全力维持局面，终究也是独力难支。
于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主张在纷乱环境中强硬对抗的武力路线逐渐成为以色列主流声音。
特别是到2016年之后，强硬派更是和全面暴走的特朗普政府联手，连续推翻美国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耶路撒冷地位、非法定居点性质、戈兰高地归属等极为敏感问题上的谨慎立场，获得了极为丰厚的“风险回报”，更进一步加强了强硬派的声势。
殊不知，正是这种短视的行为，才重新把以色列推回深渊。
如今这场惨烈的冲突，就是这场持续二十年的大倒退的直接后果和真实写照。
为什么我们要梳理这个演变过程呢？
因为只有这样深入细致地把来龙去脉，我们才不会被眼前的迷雾蒙蔽眼睛，笼统地认为以色列的地缘历史从头开始就是一片漆黑，进而认定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事实上，最希望我们产生上述错觉的人是谁呢？
当然就是不想要问题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者，还有那群视和平为寇仇、必欲推行铁血政策的极端民主主义者。
这些才是和平的敌人，才是世界人民最应该谴责并反对的势力。
上面的历史充分证明：
无论是中东地缘环境的恶化，还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倒退，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政府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要彻底结束巴以之间延宕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历史，就必须从根本上推翻霸权主义。
那霸权主义能不能推翻呢？
当然能，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讲过，霸权主义者损害的是包括其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和不得人心的，结果必然被推翻。
这就决定了其造成的全部问题，都将陆续得到解决。
以巴以问题为例，随着我们协助中东国家开启和解的新历史阶段，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趋于稳定，极端民主主义者赖以生存的外部土壤将逐步减少。
而以色列内部，相信在这次建国以来最惨烈的伤亡之后，新一代的拉宾和佩雷斯必将成长起来，原因无他——
强硬派“以武力拓空间”的理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死胡同。
如今其各种歇斯底里的恐怖主义行为，都将被历史证明是其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和平的新苗重新破土而出之后，精心呵护它不再受到外来负面因素的影响，然后静待它的茁壮成长。
看懂这个逻辑，我们就不会对巴以问题的前景失去信心，而是会时刻把握住历史前进的航向，在该积极作为的时候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最终推动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如今的亚洲，和二十年前已经不一样，与一百年前更是天壤之别，由不得亚洲之外的破坏力量再来胡作非为。
来自西欧的霸权主义者是什么下场，来自北美的继任者最终也逃不过同样的结局，无论它们曾经如何强大。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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