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是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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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之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李白和杜甫,谁更厉害一些?
元和年间,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墓志,对杜甫极尽赞美之词,里面提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不仅如此,他还嫌夸得不够狠,节外生枝地把另一位大诗人李白拉了进来:“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赞成这一观点,他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当时,元白二人都是诗坛的新锐,才名远扬,锋芒毕露。他们未必真心想要贬李捧杜,很有可能想借这一观点,挑战一下权威,开辟一些新气象。
韩愈在《调张籍》中说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韩愈以一个非常高调的姿态,向世人宣告:谁才是李杜诗学的真正继承人。
在他笔下,李、杜二人不再是文雅的诗人,而是开天辟地、气吞山河的猛士。《调张籍》后面写道:
李、杜用语言的暴力劈开造物,电闪雷鸣、波澜壮阔。而韩愈要追随前贤的脚步,成为一名开天辟地的大英雄。这般强悍刚健的气势,很难在一个文人身上看见。
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物,恪守正统,尊王攘夷,排斥佛老,嫉恶如仇。同时,他也具备世故的一面,功利的一面。可以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在他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且相互缠绕,难以分割。
北宋的苏洵说,韩愈之文就像一条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但仔细一看,也有许多掩抑的东西,深沉在浪涛之下。
大历三年(768),韩愈出生。三岁时,父亲去世,韩愈便由长兄韩会带大。后来,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举家迁往南方,到任没多久就去世了。韩愈先是跟着兄嫂郑氏回到河阳老家安葬兄长,又跑到宣州维持生计。至亲离世,衣食匮乏,四处奔波,这就是韩愈的童年。想要让家族脱离窘境,韩愈必须要努力读书,以求入仕当官。
贞元二年(786),18岁的韩愈一个人来到长安打拼。他一连考了三年科举,都没考上。
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但想要通过考试,光靠才华可不够,还需要上位者的推荐。考生需要将自己的作品四处投递,然后拜访名流,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是“干谒”。这种行为是普遍的,几乎成为了科举的一个环节。
干谒不只是权贵子弟走后门的工具。对于寒微士人来说,这也是向上攀爬的绳索,虽然免不了要放下自己的尊严。
韩愈不愿摇尾乞怜,也拿不出像样的财富,只能四处献上自己所写的文章,但凡有人肯提携自己,就不吝赞美之词。他一面用文字讲述自己的窘迫,博取同情;一面又说自己是身处“天地之滨”的“怪物”,一旦得水,就上天入地。
经过多年的干谒,韩愈的文采逐渐被人看见。当时,梁肃倡导古文,喜欢质朴的文章,而韩愈深得古文之义,自然引起了梁肃的注意。两人交往不浅,韩愈更是把梁肃当成自己的老师。贞元七年(791),兵部侍郎陆贽主持考试,梁肃担任副手,举荐韩愈。这一年,韩愈顺利地考中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与韩愈进士同榜者,多是习古文的年轻学子,比如李观、李绛、欧阳詹等人,时称“龙虎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韩愈古文事业上矢志不渝的朋友。
座主和门生、同年进士、文学之友,这些关系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吸引到一起,从而形成圈子。当科举制度不完善时,这就是最普遍的玩法。
韩愈心里多多少少以干谒为耻,也曾埋怨别人专事干谒,不学无术。不过他明白一点,出身贫寒、孤立无援的士人,需要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正如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所说:“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
考取进士,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想要换上一身官服,还得通过吏部试。韩愈又考了三次,没能得到一官半职。贞元十一年(795),他心情焦虑到了极点,竟然给宰相写了三封信,妄想讨得一官半职,已是病急乱投医了。
此时,韩愈在长安待了快十年,尝尽了辛苦,耗尽了家财,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只能离开长安,另寻生路。走到黄河的时候,他看见有数人手提鸟笼,所到之处,众人回避。原来,笼里都是些羽毛纯白的鸟儿,乃是进献给天子的祥瑞之物。几个禽类大摇大摆走入京师,一介书生失魂落魄不知所归。有时候,人真的比不上一只鸟。
离开长安之后,韩愈四处漂泊。之后,他又两入藩镇,给人当幕僚,还遭遇了兵乱,差点身家性命不保。世事艰难,岁月蹉跎,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关乎自身价值的问题。
由于科举制的存在,读书人必须会写一手好文章。可是,一篇辞藻华丽、铺排精美的文章,有什么价值呢?它既不能扫平割据的藩镇,也不能吓退入侵的外族。吟诗作赋倒是能考取进士、青云直上,不过,韩愈自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幸运儿始终是少数。
如此华而不实的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可如果文学不再重要,那么读书人又凭什么安身立命呢?
韩愈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文学还有被人看重的理由,那它就必须成为载道的工具。换句话说,文学不能只是为了文学,文学得彰显道德。
韩愈的身边有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举荐他的人是梁肃,古文大家。与韩愈进士同榜者,一共23人,梁肃就举荐了8人。在长安,韩愈认识了孟郊、裴度、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大都是古文的倡导者。韩愈在幕府工作时,也曾教导几位青年练习古文,比如张籍、李翱等人。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认为,华丽的骈文害得人心浮躁,只有古文才能让人们重拾道德。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孟郊比韩愈大17岁,但两人是文学上的挚友。图源:网络
古代的文人总是怀揣这样一种理想主义: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心”二字。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的时代,莫过于夏商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恪守礼节,遵守道德。朝代更迭,世道日坏,所以要用制度激发人的善性,用文章找回人的道德。历史中有非常多“卫道士”,但他们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相反,极有可能是开拓进取的革新派。
韩愈们推崇的古文未必能挽救时局,但是,他们作为朝野闻名的文学集团却能够让政坛刮起风暴。
韩愈刚入长安的时候,科举考试里流行的是“俗气”的骈文,他处处碰壁,是因为文章不受考官喜爱。韩愈离开长安之后,古文运动还在发展,好文章的标准变了。
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作为藩镇使者来到长安,社会上层依旧对他冷漠,但是年轻士人对他明显热情了许多。国子监的学生一起在宫门请愿,要求给韩愈一个博士的官职。此举没有成功,却让韩愈重拾信心,再来长安一试。两年之后,韩愈终于得到了四门博士一职。
渐渐地,人们发现,古文写得好,能够在科举中出彩了。雄心勃勃的年轻学子看到了机会,纷纷拜访韩愈。《唐国史补》中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只要有人来请教,韩愈就把他当成弟子对待,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博取功名。
诗人李贺还未成名之前,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谒韩愈。当时韩愈刚刚送客归来,非常疲倦。但他读到《雁门太守行》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时,眼前一亮,立马邀请李贺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结下了友谊。
韩愈当时已是文坛领袖,还主动登门拜访李贺,鼓励他考取功名。这对一名落魄的士人来说,无异于枯草遇上了春天。李贺的诗名也是从那时打响的。
李贺参与科举时,有人硬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有一个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所以李贺应该避父亲讳,退出考试。韩愈知道后,立马写了一篇《讳辨》,为之据理力争。唐人避讳甚严,而韩愈不惜与世俗开战,足见其爱才之心。可惜,李贺最终还是愤然离场。
在韩愈的倡导下,古文的支持者越来越多,那么科举也会越来越偏向那些写古文的人。看似纯洁的师生关系,其实与更为露骨的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没什么两样。看似重拾道德,其实折射出士人内心的权力欲。
不过,“韩门弟子”多是寒酸文士、底层官吏,韩愈自己也经历过窘迫的岁月。他们越不得志,改变世界的愿望就越强烈,也就越希望一个遵守道德的秩序重现人间。
对于步履蹒跚的唐朝来说,这是一股新鲜的血液。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
当时,德宗年老,宦官掌握兵权。太子锐意革新,想要抑制宦官,于是任用翰林学士王叔文、王伾等人,联合宰相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也加入其中。
韩愈虽然和刘柳二人是古文的同道,但政见不同。他对于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一些结党行为颇有微词,还曾当着刘柳二人的面,批评他们。
那年冬天,京城大旱,农业歉收。韩愈目睹了饿殍满地、丢女弃子种种惨状,心中难过万分,吃不下饭,如同一只中钩的鱼。哀鸿遍野的景象就在脚下,朝中大臣却公然撒谎称:禾苗长得很好,不用减免赋税。举朝竟无人出来反驳。
于是,韩愈上了一封《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视灾民而不见的君臣。上疏的结果却是被贬去岭南的阳山县。这个结果,意料之内。蹊跷的是,韩愈一人上书,但是御史台的同事也被贬职了,这恐怕不是触怒君主这么简单,兴许牵扯到了党争。
贬官的命令一下,韩愈就得动身,甚至连安顿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到任还有时间限制,每天至少要行走两三百里。韩愈一路跋涉,马不停蹄,心中的郁闷越积越多。忧愤之下,他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可能是刘柳二人泄密给王叔文,使他遭受打击。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当时,顺宗已经病入膏肓,大权基本交给了王叔文等人。这些年轻新锐想要夺取宦官的军权。然而他们并无多少实权,还党同伐异,四处树敌,以致孤立无援。宦官立马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被迫成为太上皇,革新集团一击即碎。
唐宪宗即位之后,将革新派全都贬出京城。柳宗元、刘禹锡离开长安,韩愈却迎来了回京的大好机会。
在岳阳楼的一次文人宴会上,北上的韩愈与南下的刘禹锡相遇了。那时,韩愈依然耿耿于怀,带着几分怨愤写下了《岳阳楼别窦司直》,里面说道:
“爱才不择行”,很有可能指的是刘、柳二人。刘禹锡已遭贬官,处境尴尬,还能说什么呢?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葵草之叶能够为根须遮蔽阳光,我在动荡之中却难以自保。蚁穴能够毁坏河堤,但是谁又能预先知道呢?今时今日只能空叹。
两人都不是小器之人。话说开了,推杯换盏,自然就冰释前嫌。宴会之后,刘禹锡将带着“永贞革新”失败的阴影永远活下去,而韩愈则开始放眼长安的风景。
不久之后,韩愈写下了《永贞行》。诗中措辞严厉,痛骂革新派,指责他们有篡位之嫌,还夹杂着几句对唐宪宗的歌颂。后面话锋一转,像刘禹锡、柳宗元这样的青年才俊,应该和王叔文之流区别开来,没必要贬到“蛮荒”之地。后人却常常以这首诗批评韩愈,说他搬弄文字,夸大罪责,明显是为了讨好唐宪宗。
“永贞革新”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这六个多月的新政并没有多少值得吹嘘的地方。只是一群有才学、有抱负的人就此沉沦,实在可惜。不幸中的大幸是,人生的苦难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
文学与事功,是士人的两个理想,往往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在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里说:“必有能辨之者。”那都是后人的议论了。
对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来说,给他们一万次机会,也都会选择事功。
韩愈的诗素来以怪奇著称。元和年间,韩愈重归长安,他的诗多了几分凶狠的色彩。
元和元年(806),反叛的西川节度使刘辟在长安斩首。韩愈十分兴奋,感慨于新时代的气象,写下了一首《元和圣德诗》。里面直接刻画凌迟灭族的场面:
再比如韩愈为孟郊写的墓志铭,里面提到孟郊写诗时的精神折磨: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
“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切割心脏。刀刃进进出出,切成碎块,这还不够,还要把胃和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活生生的痛苦。这哪里是在写诗,简直是在受虐。
韩愈的文字越来越狠,与之相伴的是,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越来越激烈。他弘扬儒道,排斥佛老,打击藩镇,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元和五年(810),韩愈任河南令。当时,洛阳城内有许多军人,借身份为非作歹。许多藩镇在洛阳都有家宅,豢养了不少士兵,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会作为内应起事。韩愈上任之后,将这些军人一网打尽。宪宗听闻之后,大悦道:“韩愈助我者。”
我们都知道,唐朝尚武,不过武周以来,科举大兴,文教之风盛行。士人能够治国理政,却不知军事。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军人跋扈。皇帝希望依靠文臣来控驭骄兵悍将,削强藩,平外患。有识之士也觉得士人应当才兼文武。一群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士人出现了,比如裴度、武元衡。
韩愈诗文中对暴力、血性乃至血腥的欣赏,其实就是对尚武之志的呼唤,暗合了文人想要驰骋疆场的时代情绪。
从河南任返回长安后,韩愈写下《论淮西事宜状》,坚定了唐宪宗削藩的决心,给裴度、武元衡以强大的支持。虽然上书不久,就发生了刺杀宰相事件,不过主战派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大军奔赴淮西,韩愈亦在军中。
裴度到前线后,赶走了碍事的宦官,诸将得以专力军事,胜利的天平很快偏向朝廷。名将李愬奇谋频出,屡立战功。十月的一个夜晚,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军旗被吹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亲率一队精兵在风雪中急行七十余里,意欲偷袭蔡州。当将士得知此行是要入蔡州擒拿贼首吴元济的时候,全都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违背命令。等到早晨鸡鸣之时,李愬神不知鬼不觉占领了吴元济的外宅。最后,吴元济束手就擒。这一战,举重若轻,荡平了淮西强藩。
韩愈在军营中,堪称尽心尽力,可书之事有三。第一,他独身入藩镇,见宣武节度使韩弘,劝说其不在背后搞事。第二,他先李愬之前提出偷袭蔡州的计划,可惜裴度没有同意。第三,他趁蔡州大捷,给另一个藩将王承宗写信,使其投降,收获一石二鸟之效。
淮西平后,中兴事业大成,群臣请求刻石碑,记录盛世。韩愈既是淮西战事的参与者,又是古文大家,写碑文一事就落到他的头上。这本是他最荣耀的一刻。然而碑成之后,李愬的妻子,也是宪宗的姑姑,看到碑文,怒上心头。进到宫中,向皇帝痛诉碑文不实。原来,韩愈在碑文中花了大篇幅记录裴度的功劳,却将入蔡的李愬列为普通将领。
碑文一事本质上是一个争功劳的问题。究竟是裴度功劳更大,还是李愬功劳更大?裴度是朝中的主战派,还担任了军事统帅的职责,协调各方,稳定军心,可以说居功至伟,韩碑夸裴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李愬身在最前线,扭转了战局,入蔡州更是极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如果没有李愬,淮西很难迅速平定。所以韩碑漠视李愬战功,也是实情。
韩愈想要突出文臣的功劳,武将自然不答应。在抗议声中,宪宗下令磨去韩碑,另找他人撰写了一文,重新铭刻。
碑文争议证明了一件事,文人“才兼文武”的想法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裴度、韩愈们努力参与军事行动,主要依赖宪宗主战的信心和对主战文臣的信任,在现实中却没有制度保障。哪一天,皇帝开始猜忌文臣了,开始想要和平了,他们就得放手军权。而且,文人参与军事,最多只是指挥,他们无法和士兵建立关系,行军作战必须依赖武将。
宪宗之后,武人跋扈依旧,唐朝还有多少文人驰骋在疆场?韩愈的暴力之风,注定只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韩愈一生最大的事业,大约三件,曰古文运动,曰排佛老,曰道统。其中道统最为关键。
道,是儒家经典里的道理。统,其实就是一段经过筛选的虚构的历史。
历史发生了这么多事,纷繁复杂,人们要怎么记住历史呢?那就只能记一些重要的人、重要的事,那么,何为重要的人、重要的事?
韩愈把代表儒家精神的人,挑选出来,比如周文王、孔子、孟子,然后按时间连缀起来,写成一段历史。不过,韩愈认为,孟子之后就没有继承儒家精神的人了,直到自己出现,圣人的理念才有了传承。所以从秦到唐这一大段历史,属于真理失传的黑暗时期。
还有一种视角,是按照秦—汉—晋、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样顺延下来。皇帝的传承是历史的主线。这就是所谓“君统”。
防御的是“异端”的兴起。唐朝君主,大多崇信佛老。虽然儒家还是主流,但佛教与道教隐隐有了分庭抗礼之势。想想看,如果人人迷信彼岸世界,或者向往逍遥自在,那么还怎么回到夏商周那样的黄金时代?所以,韩愈坚定地排斥佛老。
进攻瞄准的是“君统”。儒生自战国以来,就有“从道不从君”的传统。道统的存在,提醒所有人,帝王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角,他们如果不遵守儒家之道,也会被排除在“正确”的历史中。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派遣使者去扶风县的法门寺,迎接释迦摩尼的一根指骨。这根小小的指骨,成为了京城最耀眼的明星。它大摇大摆进入长安,由光顺门被迎进宫中,供皇帝瞻仰三天,接着进出各大佛寺,好不风光。人们为之疯狂,富人倾家荡产,也要施舍给佛骨;穷人为表虔诚,烧灼头顶,近乎自残。
韩愈怒极,写了一篇《论佛骨表》。里面说,佛法传入中国之后,乱象横出,崇佛的王者,大都寿命不长,国运衰微。如此大不敬的话,说明韩愈已经顾不上君臣之礼了,这既是向佛教宣战,也是向皇帝宣战。
宪宗龙颜大怒,想要将其斩首。裴度等人极力回护,宪宗还是消不了火,说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将韩愈贬往潮州。
韩愈刚走,又一道命令下来。其一家老小也必须迁离长安。于是冰天雪地中,韩氏一家相继踏上了南去的道路。韩愈十二岁的爱女,带着病痛,行走在群山之间,又饥又渴,最后死在路上。可谓是家破人亡!
来到潮州后,死亡的恐惧和被抛弃的失落始终萦绕在韩愈心头。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述说自己的凄惨: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
在残酷的环境下,他的骨气也大不如前。文中,韩愈一再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讨好皇帝。最后,他说:
他在《论佛骨表》中一再称述的儒家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他的道统在皇权的城墙面前,脆弱得就像一个鸡蛋。韩愈唯一的坚持,就是没有改变自己的反佛立场。
宪宗在读到韩愈的信时,对宰相说:昨天看到韩愈的上表,想了下佛骨一事。韩愈是爱我的,我怎能不知道。但是,他作为人臣,不应该说君王崇佛就会短寿。我是讨厌他太轻率了。于是,皇帝重新起用韩愈。雷霆雨露,皇恩浩荡!
韩愈回到长安之后,官越做越大,锐气尚存。不过此时已是他人生的暮年。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离世。
宋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士人的理想境界。读书人可以为了心中的黄金时代,忧国、忧民、立道统、反佛老。可是,人生在世,难免忧己,奉承、乞怜、自我保护、汲汲于富贵。这是绝大多数士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发明词语的人,发明历史。
韩愈一生追求的东西,几乎都失败了。古文运动在他死后渐渐冷却下来,文臣驾驭武将的现象也随着宪宗的离世销声匿迹,佛教融入了中国的思想世界。
然而,古文、道统这些词汇却已经深入了士人内心。它们就像是家里放着的水缸,韩愈曾经用它们来装米,时间流逝,物是人非,水缸可能藏着金砖,也可能装酒。但是,水缸依然还是那个水缸。
北宋,欧阳修从别人家尘封多年的书堆里看到一本破烂的韩愈文集,惊喜不已。他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他立下誓言,将来一旦得志,一定要以韩氏之文来改变当时的文风。
于是,又一场古文运动开始了。还出现了一个纵横政坛的文人集团,领袖是欧阳修。“文以载道”的观念,成为宋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道统也迎来了新生。宋朝的儒士们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程朱理学。朱熹完成了“道统”体系的建构,用来厘清历史的脉络。直到近代西学的传入,中国人才转变对历史的看法,开始认为历史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
我们应该看到,宋人的诸多创造,都可以追溯到韩愈头上。所以,苏轼评价韩愈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至此,韩愈一生执着的事业才算分出了胜负。生前,他的奋斗几近失败;死后,却在另一个时代聆听成功的回响。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唐]李肇: 《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卞孝萱、张清华等:《韩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刘宁:《韩愈狠重文风的形成与元和时期的文武关系》,《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
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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