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批评最严厉的“域外国家”，是南美的哥伦比亚。
去年当选的哥伦比亚历史上首位左翼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公开谴责以色列，将以色列对加沙的行动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行比较。在评论以防长宣布“全面围困”加沙以对抗“人形动物”时，佩特罗说：“这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评价。”并直截了当地将以色列描述为“新纳粹分子”，“想要摧毁巴勒斯坦人民、自由和文化”。
联合国都不放在眼里的以色列，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了，立即召见哥伦比亚驻以大使施加压力，并决定停止向哥出口安全设备（以色列是哥军队的主要装备供应国）。
但这似乎没能吓住佩特罗，他加大力度表示：“如果有必要跟以色列‘断交’，那就断好了。我们不会支持种族灭绝。”
佩特罗同时还提到了一段“历史恩怨”。他指出以色列人亚伊尔·克莱因（Yair Klein）和拉法尔·艾森（Rafael Eithan）在哥伦比亚“发动了屠杀和种族灭绝”，总有一天以色列“将就其在我们的土地上所做的引发种族灭绝的行为，请求我们的原谅”。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哥伦比亚政府就对克莱因等人提出控诉，并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国际逮捕令，2007年克莱因一度在莫斯科被捕。当然，后者对哥方指控的罪行，并不认账。
时至今日，说到底，对以色列在哥伦比亚“发动种族屠杀”的指控，算是佩特罗政府的“一面之辞”，想帮克莱因等人辩解开脱，直接就说“他们没做过”就行了。但有的人偏不。
哇，哥伦比亚的“查韦斯主义”总统（指佩特罗）刚刚无礼怒斥了两个对防止哥伦比亚“赤化”贡献卓著的伟大的以色列人——亚伊尔·克莱因和拉法尔·艾森。他还神奇地把这比作“哥伦比亚的奥斯维辛”。真是疯了！
您瞧瞧，来自相反政治正确语境的话，就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额外信息。好家伙，佩特罗指控的“罪行”，反对者还当成“荣耀”毫不掩饰地讲出来了。
来自对面的“助攻”，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以这两名“伟大人物”为代表的一些以色列人，确实在当年哥伦比亚的“反共大业”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过佩特罗总统说哥伦比亚的“种族灭绝”是什么种族对什么种族呢？还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且听乌鸦慢慢讲来。
长期以来哥伦比亚的“右倾”，是基于同美国紧密而特殊的关系。
已故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曾经这样评价哥伦比亚，而且正好是用“以色列”来形容的：哥伦比亚是拉美的“以色列”。
他指的是跟随美国的紧密程度，以色列和哥伦比亚，分别是美国在中东和拉美的“头号盟友”，也是美国用以在地区维持“控制力”的最主要“代理人”。事实也支持这一论断，此前无论美国在拉美和任何国家干仗，哥伦比亚都坚定地站在美国身边，甚至允许CIA多次以哥伦比亚为基地插手拉美政治。
而且，前面咱们说到此次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外交争端，以方用“停止向哥出口安全设备”作为惩罚，这是因为以色列正是哥伦比亚军备的主要供应国，至少以色列人认为这足以威胁哥政府。这也反应了在过去的岁月里，“正版以色列”和“拉美以色列”，除了共同忠实于美国之外，它俩的关系本身也不一般，尤其是在以方对哥方的武器装备供应上。
“向哥伦比亚派遣5000名士兵（以进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
乌鸦之前的文章介绍过，哥伦比亚从未“左转”不是因为国内没有兴起过左翼力量，相反，哥左翼搞的动静很大，而且主要以武力斗争游击队的形式进行，成为哥伦比亚长年内战中的一方。
但说到交战的另一方，就有点复杂了。大家通常理解的内战模式，是反政府游击队，对阵政府方军警。一开始，确实是哥政府对工人、农民直接进行镇压，以1928年的“香蕉大屠杀”为代表。但在长期的哥内战中，“镇压”农民和游击队的一方，通常以大资产者（主要是大毒枭、大农场主等）的“私募武装”“右翼民兵组织”的形式出现。
这由1953年“允许哥伦比亚的产权拥有者合法组建私人武装”的法律出台，从制度上确定了下来，为后来催生右翼民兵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等埋下了伏笔。
而这些右翼私人武装，很大程度上就依托于“国际雇佣军公司”的支援。不由政府亲自下场镇压，而是转交给“财主私募武装”，行为更加凶残无底线，AUC等组建自己的“行刑队”（death squads），各种私刑、折磨和屠杀肆无忌惮，这也使得哥伦比亚的长期内战显得格外血腥和失控。据联合国2016年的评估，AUC应为哥伦比亚冲突中80%的死亡负责。
咱们说，不能“一左遮百丑”，不是说它是左翼干的就都对。众所周知哥伦比亚毒品、黑帮盛行，已经极其深入地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哥伦比亚左翼游击队武装，在这点上也真是并不干净，比如哥最大左翼武装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贩毒、恐袭、绑票，他们干了个遍。
这次佩特罗总统谴责以色列后，他的反对者、哥伦比亚律师埃斯普里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接受采访时称佩特罗“是非法的，是毒贩，支持哈马斯”。然而评论区却有人怼：“你个为毒贩辩护的律师还有资格说？”
这说的是埃斯普里拉曾经担任前总统乌里韦（Álvaro Uribe Vélez）的辩护律师。
辩护什么呢？原来是乌里韦被指控与哥西北部安蒂奥基亚省准军事组织及境内一些贩毒集团有染，涉嫌收受贿赂、收买证人、程序欺诈。此案至今未结，所以有人直接说埃斯普里拉“为毒贩辩护”。
有意思的是，正是乌里韦在位时候，攻击当时还是参议员的佩特罗为“穿便衣的恐怖分子”。
禁毒、反恐是“大义”，但在哥伦比亚，长期以来，以类似“身份政治”的套路，由官方主导塑造了一种只有游击队、左翼分子搞恐袭、贩毒的形象，将整个左翼打造成了恐怖主义、贩毒集团的代名词。
那么既然“全是”罪犯、坏人，杀他们就是理所应当。定向屠杀“左籍”（包括同情者），这跟“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模式非常接近，这也就是佩特罗总统指控的以色列在哥伦比亚支持“种族灭绝”的含义，不是发生在民族人种之间，而是一种人为塑造和进行身份标识的“政治种族灭绝”（political genocide）。
要知道，虽然FARC等武装游击队“劣迹斑斑”，但哥伦比亚左翼力量在80年代也走过和平政治竞争的道路，于1985年组成合法政党“爱国联盟”（Union Patriotic，简称UP），并在选举中一度有所成绩。
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游击队，就算你不是在武装斗争，哥伦比亚境内对“左籍”的“种族灭绝”仍在继续。
据统计，从1984年到2002年，至少有4153名UP成员——包括两名总统候选人、14名议员、15名市长、9名市长候选人、3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谋杀或失踪。美洲人权委员会的数据，则显示这场“政治种族灭绝”遇难者超过6000人。从1984年5月到2002年12月，每一个月都有工会成员遭谋杀或失踪。
到了2002年乌里韦时期的选举中，爱国联盟已经被“杀”到“人不齐”，因为人数够不着选举门槛，该政党被取缔了合法地位，被彻底踢出了哥政坛。
不仅是UP，各类左翼政治人物，可以说都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就是现任总统佩特罗本人，也曾在2007年遭遇两次暗杀未遂……
事实上，这种减少右翼政府直接下场，通过“民间私募武装”同游击队对抗，对左翼人士定向屠杀的格局，哥伦比亚是典例而非孤例，它在中北美加勒比地区和南美中北部国家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后院”的“独特风景线”。而在这个进程中，以色列扮演了重要角色。
亚伊尔·克莱因在2012年接受哥伦比亚记者采访时，为自己辩解：
“我来哥伦比亚时，被告知是要训练‘对抗游击队’的农民……这当时是哥伦比亚当局批准的，结果十年之后你们说我犯了罪……”
他还说，自己1988年首次来到哥伦比亚，就会见了哥军方；第二次来哥，他又获得了哥安全情报局前身——安全行政部“绝无任何违法问题” （“there was nothing illegal” ）的保证。
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以色列国防军（IDF）预备役中校的克莱因，组建了由以色列国防部授权的私人军事集团“先锋有限公司”（Spearhead Ltd，希伯来语音译名Hod Hahanit），为中东、拉美、非洲等地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和培训。
而哥伦比亚方面后来对他的指控，是说他在80年代为哥伦比亚贩毒团伙训练准军事组织和行刑队，强有力支持了后者的屠杀行为。
当事两方，一边说你来支持毒贩，一边说我是得到你政府批准，压根不知道自己给毒贩服务了。
双方看似相互矛盾的说法，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两边说的都是真话呢？
导演、记者安德鲁·考克伯恩（Andrew Cockburn），同他的妻子莱斯利（Leslie Cockburn）一起拍摄了纪录片《以色列：隐秘的联系》（Israel: The Covert Connection）。其中一部分记录了导演亲身前往“先锋雇佣军公司”并与其人员交流的内容，包括其创始人克莱因和另一名以色列中校舒阿利（Amatzia Shuali）。
舒阿利：我们通常更愿意为政府或官方机构工作。某些情况下，也会为私人或半私人半政府组织工作。当然，这是在我们（以色列）国防部的完整批准和授权下。
美国人有公众舆论和国际形象的问题。而我们没有这个困扰。我们的政治观点与美国非常相似——“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那个地区（拉美）。如果美国当局求助，我们会很乐于（帮他们）做这些工作。
舒阿利：没错，亚伊尔（克莱因）提到了“反政府武装”。（他说的跟我说的）这都是一回事：美国人不愿直接干涉，我们来干。
导演（考克伯恩）：你是假设美国政府（一定）会批准你们的行动，还是说你们需要去请求（美方）许可？
舒阿利：我们确信自己所做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到目前为止一直如此。
导演：以色列可以提供另一种重要的服务：当一些拉美或非洲的政府发现很难说服美国国会批准对其的援助时，以色列可以帮他们游说。
不具名以方人士甲：许多第三世界的领导人相信以色列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认为如果能和以色列合作，他们会（从美国）得到更多好处。
不具名以方人士乙：这个“神话”的确存在。我们没有刻意鼓吹。不过我同意你（导演）的说法，是有这样一个神话，它确实存在。人们有时会找到我们（以色列）：“我们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请帮助我们。”
不具名以方人士丙：这是以色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卖点”。举个例子，扎伊尔的蒙博托将军，他在美国遇到了很大的公关危机，或者说是形象问题。大致说来，当你提到“蒙博托先生”，人们会想到一个血腥的独裁者，在瑞士银行账户中有50亿美元，而他的人民却在挨饿。所以他在美国国会和媒体的形象很糟糕。这种时候，以色列就会（通过游说美国）来拯救他（的公众形象）。
导演考克伯恩还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他发现以色列人对以上这些（充当美国利益白手套、绞杀亲美地区反政府武装、为反动政权在美国游说公关等）不仅毫不加掩饰，而且是很热衷于把这些表达出来，当作自己的成功“营销”。
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确实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上）反共（全球争霸上）抗苏“大业”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这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深刻相关。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个在全球争霸中战略收缩的时期，也就是大家都学过的“苏攻美守”时期。而“从全球收缩”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加强对家门口美洲的控制”。与此同时，正如舒阿利说的那样，由于处在“守势”，美国这会儿不得不要点脸，不好什么脏活都亲自下场。
同期，经过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世界至少暂时被打服了，而以色列有大量刚刚经历过数次战争有军事经验能力的人员退下来。既能迎合美国的需求，又能发挥以色列的“优势”，于是以色列开始向美国利益相关地区（尤其是拉美）输出“军事顾问团”和“雇佣兵集团”，以及武器装备，可以说，克莱因的“先锋雇佣军公司”，不过是当年以色列“时代大潮”中的一个代表而已。
关注雇佣军问题的哥伦比亚人权组织“Coardinaccion Colombia Europa”成员比达尔（Jaome Vidal）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他认为：把八九十年代埃斯科巴、加查等大毒枭的“贩毒恐怖主义”，同克莱因的雇佣兵在哥伦比亚带有政治目的的军事活动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
因为恐怖袭击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和杀戮，比如汽车炸弹，你不会说炸弹炸了能够精确控制炸到哪些人不炸哪些人；而克莱因“先锋公司”这样准军事组织的“政治战争”，更多的是“有选择地”进行杀戮和屠杀。
举个例子，往某处投毒，无差别杀伤当地所有人，这是恐袭；投毒，但毒是基因武器，定向杀伤某种族，其他种族不受伤害或至少不致命，这是种族屠杀。对，说的就是你——蚊香！
但是，正常的“雇佣军”应该是什么样？谁给钱就给谁干活，价高者得。可以色列雇佣军在哥伦比亚则不是如此，其目的指向性极强，而且同当时哥政府以及右翼民兵组织的目的性高度一致。
前面说到的纪录片《以色列：隐秘的联系》导演考克伯恩也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在冷战结束后，克莱因雇佣军的导向变得“模糊”。他们在冷战后甚至反而会资助FARC这样的（左翼）游击队组织，他们变得更加“唯利是图”了。这在过去（指冷战时期）是不会发生的。
也就是说，冷战一结束，克莱因的“先锋雇佣军公司”突然就变得像一支正常的雇佣兵了——甭管左右，给钱我都帮。冷战时期的以色列雇佣军到底代表着谁的利益，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还记得佩特罗总统的指控中，点名的除了克莱因，还有一位拉法尔·艾森吗？如果说克莱因要不是后来办了雇佣军，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前IDF预备役军官；那么艾森可是大名鼎鼎，他是以色列最优秀的谍报人员之一，最知名的“战绩”就是万里追捕纳粹逃犯阿道夫·艾希曼。（有意思的是，佩特罗的原文中，把艾森的名字Rafael写成了Raifal，可能是由于艾森名字的简写为Rafi，导致佩特罗也错判了这个名字。）
而据哥伦比亚记者的调查，咱们前面说到的对哥“爱国联盟”（UP）的“政治种族屠杀”，居然是由当时的哥伦比亚巴尔科（1986-1990在任）政府策划，委托艾森这位“以色列最强特务”炮制实际方案。
所以克莱因们说，自己得到哥伦比亚的“官方认可”，这可能并不是谎话；而现在指控克莱因们为毒贩的私募民兵服务，屠杀游击队和农民，两边的话可能都能成立，当年的哥政府和军方会默许甚至主动寻求以色列军事人员“协助屠杀”。
也许，哥伦比亚左翼在斗争中长期被整体打上“恐怖分子”标签，并遭对方系统性屠杀的经历，正是这次佩特罗政府就巴以问题向以色列发难的情感源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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