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塔赫：从反抗者到“维持会”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

                     ——《圣经·申命记》

1948年，以色列根据《联合国第181号协议》，在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之下于巴勒斯坦地区建国。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出于宗教与民族主义情感，不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领导下与以色列爆发了多次大小冲突，希望颠覆以色列政权并收回巴勒斯坦地区，但收效甚微。

在长期斗争与总体的失败态势下，部分巴勒斯坦青年对于阿拉伯世界国家不能一致对外感到失望，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在1959年，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的部分成员和一些其他秘密组织成员成立了法塔赫，并将其定义为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法塔赫（FATEH），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由阿文“运动”、“解放”和“巴勒斯坦”三个词的词首字母颠倒次序组成，寓“征服”、“胜利（fetih）”之意。

在成立之初，法塔赫是一个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主张在整个“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并坚持武装斗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式”，奉行相对世俗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武装斗争路线，即只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斗争对象，且无明显意识形态倾向。

这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与美苏冷战的年代，显然更容易得到阿拉伯民族中各方各派的支持，且相对不易受到冷战中各强权的敌视。

可以看到，在组织成立初期，法塔赫一直具有坚定的对以斗争立场，且事实上长期领导着巴勒斯坦人民的对以武装斗争。但事情的转机也很快出现。

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后，深度参与其中的法塔赫遭受重大打击，其内部分裂倾向也更加明显。在力量疲软与内外危机之下，阿拉法特主张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塔赫争取到了国际空间，但也加剧了其内部分裂。法塔赫的危机处境直到其在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中的突出表现才得以缓解。

1988年，在法塔赫的主导下，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首都为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国。宣言明确接受联合国1947年协议，即承认巴以两国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法塔赫的国际声誉与在温和派中的影响力，但也同样导致了其被较为激进的派别认为是对斗争事业的背叛，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组织的分裂。

可以说，法塔赫目前在名与实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匹配。一方面，法塔赫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且其作为巴勒斯坦在国际上唯一合法政府的重要组成，在巴勒斯坦的国家对外关系与形象塑造问题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

另一方面，法塔赫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与国家发展实际上缺乏领导力。法塔赫对加沙地带不具有任何控制力，且即便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面对以色列对于该区域的“武装蚕食”，法塔赫也基本以放任态度处之，甚至在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的驱使之下，利用其武装力量帮助以色列压制国内民众的反对意见。甚至有观点认为，现今的法塔赫组织正发挥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维持会”作用。

在伊斯兰世界的敌对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之下，当今以色列当权的立库德集团虽然致力于不断挤压阿拉伯人生存空间，以进一步扩大犹太民族占有的土地与资源，但即便在美西方的事实支持之下，也不得不维持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最有限尊重与大体和平的局面，以在国际舆论上获取某种“体面”。

例如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无法彻底驱逐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口，又没有能力对数以百万的人口开展治理，于是通过控制当地税收（约旦河西岸地区超过70%的税收为以色列占有）与收买部分法塔赫人员，实现了对法塔赫一定程度的控制，使其利用宗教、民族主义等软性号召力与其武装、法律等硬性力量辅助自身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统治，大大降低了对该地区的维稳成本。

同时，法塔赫精密的组织架构和良好的组织形象，也使其成为以色列好用的“统治工具”。成熟的组织架构使得其内部权力结构相对稳定，精密的基层组织让其对于约旦西岸的民众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赋予了其为以色列所利用的“统战价值”;

而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其他带有显著伊斯兰宗教特征和走左翼武装路线的政治实体来说，法塔赫不但不以以上两种在国际社会，尤其西方社会中相对接受度较低的意识形态指导自身，其还在过去与联合国、西方世界乃至以色列方面的积极互动树立了自身温和、可沟通的形象。

这种形象，使其成为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起码可以妥协的巴勒斯坦代表力量。即便其实际对巴勒斯坦的内部事务与议程缺乏解决或推动能力。这同样构成了其成为以色列愿意接受的交往对象的原因。

综上，法塔赫目前的温和立场与良好形象，使其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温水煮青蛙”般的蚕食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受到各方相对认可的巴勒斯坦国家代表的角色。但显然，与这种代表性和合法性同时存在的是其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推进并无实际正向推动力。

事实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面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领土的蚕食与其人民的压迫时，哈马斯所代表的武装斗争的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总体上依然是谋求巴勒斯坦解放的唯一可行路线。这是由在冷战后阿拉伯世界失去了苏联的强力背书、美西方大力支持的以色列的侵略性极高、武力弱势的巴勒斯坦难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理想的结果等复杂背景决定的。

然而，由于法塔赫的巴解组织在历史、国际惯例与国际法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并且其温和路线与良好形象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大部分国家政府仍然倾向于承认对于法塔赫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与巴勒斯坦政权的名义领导地位。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某种现实与名义之间的矛盾：武装斗争的务实路线与国际认可度之间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前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困境。

当然，当前的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和解具有多大可能性，二者是否能形成一个协调超越内斗、共识大于分歧的机制，乃至于法塔赫高层人员是否还愿意为了本民族解放事业而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乐观。武装斗争与国际支持，或许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必由之路，但却并非其成功的充分条件。

未来巴以问题的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从根本上来讲要依靠美西方霸权秩序的崩解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推动。

毕竟，巴以问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宗教矛盾之外，本就是二战后欧洲强权强行输出本地区矛盾，超级大国粗暴设计其他地区政治走向的一道血淋淋的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