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华沙起义，越南战争中的“春节攻势”以及“中东战争”中的“贝鲁特巷战”，有关于古代巷战的记载相对较少，也极少出现将入侵者“反推”出城外的情况。以至于很多军事爱好者都会误认为在冷兵器时代，一旦攻破了城门或城墙，攻城战便宣告结束。实际上，巷战不仅自古便有，更在不断摸索中形成了诸多攻守战术。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来源/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截图

城市，自其出现之日起，除了人类定居点的基本职能之外，往往还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关键城市的攻防自古便被视为是一场战争的核心胜负手。也正是基于城市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学者，便整理出了一整套守备城市的战术。

在流传至今的十五卷、五十三篇的《墨子》中，有两卷、十一篇是讲述城市防御要领的。根据墨家弟子的总结，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军事形势下，若想完成“守小国”的战略任务，应清醒分析守城战斗的有利形势，以及坚守胜围的条件：“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

作为一个云集了诸多工匠、专家的“反战组织”，墨家除了为防御者设计“转射机”“技机”“掷车”“射机”等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战具。更在构筑城防体系中有诸多巧思，除了在壕池（护城河）内外设置障碍物“柞格”、城墙内埋设反坑道战的监听设施、城墙上设置收罗敌箭和必要时烧敌的“渠答”之外。墨家还特别强调了在城中的主要街巷之上设置“里门岗亭”的重要性。

战国投掷武器——银球弹。来源/杜文玉、王艳、刘鹏、魏顺兰编著《图说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6年版

在墨家弟子看来，在城市遭遇攻击时，所有军民都要以“里门岗亭”为中心，坚守各自的岗位。街坊邻里和居民中年长的人也要守护各街巷进出口，以防止奸细里应外合的制造恐慌。而一旦城墙被攻破，这些街巷也将成为一座座堡垒，通过尽可能阻击和杀伤敌方有生力量，协助城防力量向名为“主所”的核心防区集结。

所谓“主所”，便是城主的居所。按照墨家弟子的设想，在城市遭受攻击时，城内司马级以上的军官都要将自己的亲属送入“主所”充当人质。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即便在城防被攻破之后，大多数的官吏和军官也会向“主所”集合，即便他们无法挽回战局，也常常会给予对手以巨大的杀伤。

在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因不满郑国在晋、楚之间反复横跳，而出兵攻打郑国。面对着楚军的强攻，郑襄公坚守了十七日后，觉得大事不妙，便开始占卜应该怎么做。在得到“求和”不吉、“出车于街巷”则大吉的结果后，郑襄公集结卿大夫在祖庙大哭后，随后陈兵城内，准备巷战。

关键时刻，楚庄王却从城内的哭声中听出了危险，果断命楚军暂缓攻城。最终通过三个月的围困，迫使郑襄公“肉袒牵羊”，主动投降。毕竟，“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楚庄王给了郑国军民三个月的时间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一场残酷的巷战也就打不起来了。

正是为了避免陷入残酷的巷战，活跃于春秋末期的兵法大家孙武提出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和“围三缺一”的指导方针。但同时期西方那些“名将”却似乎既没有楚庄王“引而不发”的政治智慧，也没有孙武的战略眼光。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战场之上，各类巷战常常打得血腥异常。

古罗马-军事：城市的围攻。作者/Erica Guilane-Nachez，来源/Adobe Stock图虫创意

在亚历山大麾下诸将相互攻伐的“继业者战争”中，甚至出现了围绕巴比伦城持续巷战一年的记录。而自诩为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的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虽然多次在野战中击败过罗马军团，却最终在一次巷战中被一个老妇人从屋顶上用一块砖石砸死。

正是为了抵御巷战中无处不在的冷箭，罗马军团发明出了全方位防护的“龟甲阵”。即兵士们先密集成圆形或方形，外围的兵士把盾一个接一个连接起来，垂直挡在自己的胸前护住身体。后面各列的士兵把盾像伞一样举在顶上，也一一连接，以抵御从上面飞下的失石。当然“龟甲阵”除了抵御远程伤害外，本身也能起到人梯的作用，攀爬上一些比较低的城墙和工事。

凭借着“龟甲阵”，罗马军团一度巷战中无往不利，其中最为著名的战例莫过于“第三次布匿战争”。面对坚守孤城达三年之久的迦太基人。公元前147年，被选举为罗马的执政官和远征军司令的西庇阿，率部利用云梯登城成功。随后以“龟甲阵”入城展开长达6天的巷战，由于隐匿暗处的迦太基人伺机偷袭，令罗马人寸步难行，西庇阿下令放火焚烧已攻下的街巷，许多迦太基人被活活烧死。最后，50万人口的迦太基城只剩下5.5万人，残存的迦太基人被卖作奴隶，城市交由罗马军团洗劫。

龟甲阵。来源/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从长安到罗马》，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年版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规模日益庞大，但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却也令失去了自济能力的大都市，一旦遭遇围困便会变得更加脆弱。如公元408年，哥特部首领阿拉列进攻西罗马帝国时，只是占领了罗马城市奥斯提亚，便断绝了罗马的粮食来源，通过饥饿、瘟疫，便很快使罗马成了一座死城。

迫于形势，罗马元老院遣使向阿拉列求和。面对哥特人提出的高昂赔款，罗马特使曾气急败坏地表示：“不能逼人太甚。罗马还有不少人，尚可一战。”但哥特首领阿拉列却轻蔑地回复说：“还有不少人？那好啊！草越密，越好割。”显然，在无力通过野战打破被围困局的前提下，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便代表越难以长期坚守。是以，在这个时期，很多大型城市一旦遭遇强敌来犯，理性的统治者都会果断弃守。

在罗马港口奥斯提亚坟墓中发现的图画。图中的搬运工正向商船上装运粮食，运往首都罗马。来源/（美）威尔·杜兰著，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恺撒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当然，在一些争夺政治主导权的内战之中，围绕首都的巷战还是时常发生的。东、西方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的战术战法。如汉武帝刘彻在面对长子刘据发动的军事政变时，便要求平叛部队“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即以重型车辆为移动的堡垒，在城区内稳步推进，通过弓弩等远程射击兵器逐渐消耗对手，以减少巷战中的伤亡。

事实证明，汉武帝刘彻的指令颇有成效。“戾太子”刘据所召集的数万民众很快便在巷战中被汉帝国的政府军击溃。汉武帝刘彻晚年最大的政治危机，由此得以化解。

有趣的是，在刘彻以牛车为堡垒的数十年之后，另一位君主也试图在巷战中使用移动堡垒来压垮对手。他就是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公元前48年，由于不愿与自己的姐姐——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分享权力，托勒密十三世召集军队准备发动内战。恰在此时，于罗马内战中落败的庞培败逃而来。

虽然庞培此前与托勒密十三世的父亲颇有几分香火之情。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手握数个精锐兵团的罗马“巨头”，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埃及王国的庇护。不愿多事的托勒密十三世随手便命人将其处决，并将首级送给了其一路追来的政敌——凯撒。

尤利乌斯·凯撒雕塑。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凯撒率部追击庞培，本就是为了趁势收割罗马的东方属国。因此，非但没有感谢托勒密十三世为其解决了心腹大患，更直接屯兵亚历山大港，干涉起了埃及的内政来。眼见凯撒如此不懂感恩，托勒密十三世当即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对亚历山大港展开围困。

深知罗马军团在近战的优势，埃及军队从一开始便采取土木作业的方式围困凯撒所在的小片沿海城区。逐步将道路两边的石头建筑加固为小要塞，再用新运来的材料搭建街垒，最终以大量可以推动的木质攻城塔组成阵列。缓慢地压缩凯撒麾下罗马军团的活动范围。

这些攻城塔就像一座装满了武器的大楼，直逼对手的城墙。全副武装的攻城塔装备了大量的弩炮、弓箭手和投石兵，负责攻击城墙上方位的敌人。在攻城战中，攻城塔可能会面对燃烧的热油、飞来的火箭，以及投石车打出的石块。为了防止着火，塔内的士兵可以用腌制的牛肠作为灭火管，在攻城塔的外部加装防火层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虽然罗马士兵针锋相对，将街区和一座小型剧院都改造为堡垒，与对方展开巷战，然而，面对步步紧逼的攻城塔却收效甚微。关键时刻，凯撒此前派往东方各行省收罗兵马的部将，米特拉达梯率军赶到。在罗马军团里应外合的打击之下，托勒密十三世的部队全线溃败。大获全胜的凯撒随即将早早投诚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扶上王位，并由这位埃及艳后确保尼罗河地区的粮食可以长期供养罗马。

克里奥帕特拉。来源/纪录片《世界历史》截图

由于无法携带大量的辎重和攻城器械，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往往无法攻破一座设防的城市。但13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却令这一战场惯例变得不再适用。凭借着跨地区的超强机动力以及无孔不入的渗透战术，蒙古骑兵往往可以在对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并控制一座城市。

最极端的案例发生在公元1236年农历10月的成都。面对突破阳平关天险的蒙古大军，南宋四川军政最高长官赵彦呐率部逃往夔门（今重庆市奉节县）。只留下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带着手下400名盾牌手和300衙役，留守岌岌可危的成都城。

不过命中注定的悲剧却有一个颇有喜感的开场，因为蒙古大军的前锋部队打着武休关守将李显忠的旗号，所以起初丁黼还以为其是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大开城门，将其迎接进来。此后近两天的时间蒙古兵往来城内，成都的居民都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直到某天晚上，有数人于一小巷内擒杀一骑兵，市民们方知是蒙古兵。一边是撕破了伪装的侵略者，一边是从梦中惊醒的成都市民，双方随即在城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当然，并非所有的南宋城市都如成都那般防备松懈。在公元1275年的农历9月到农历11月，在文天祥民兵部队的支援之下，常州阻击元帝国中路军长达3个月，最终逼迫元帝国统帅伯颜撕去了南下以来伪善的假面具，又拿出蒙古大军纵横欧亚的种种残酷攻坚手段，驱策无辜民众在火线上堆起土山，填埋战壕。以至于远在大都的元昭文馆大学士姚枢向忽必烈建议有必要重申“止杀之诏”以免江南的城市都效仿常州死战到底。

在城墙被攻破之后，常州城内的军民与入侵者展开了惨烈的巷战。副都统王安节是钓鱼城守将王坚的儿子，善使双刀的他率领残部和敌人巷战，因手臂受伤被俘，最终宁死不屈而被杀。甚至护国寺的长老也率领五百僧人高举“降魔”大旗冲向南门和凶残的元军巷战，最终寡不敌众悉数牺牲。

元军势如破竹，占领建康、镇江、常州、无锡等地。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有趣的是，这种出其不意的“闪电战”最终被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帝国全盘学习了过去。并在攻克大都的军事行动中完美的复刻了出来。

公元1368年农历6月，在山东、河南相继入手后，朱元璋将徐达召到了自己的行营，亲自犒赏这位名将之余，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徐达表示：“大军平齐鲁，扫河洛，库库特穆尔逡巡观望，潼关既克，李思齐狼狈西奔，元声援已绝。今乘胜直捣元都，可不战有也。”

徐达长驱直入的勇略，令早已外强中干的元帝国轰然倒塌。而明军顺利地抵达了大都城下，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场移交仪式，而不是血腥的攻城战役。在相关史料之中只用了简短的六个字来概括整个过程—“填壕登城而入”。

徐达。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不过或许是因为大都的沦陷过于迅速，在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中都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明帝国的部队是藏在一万辆装满了财物的大车里，贿赂了守城军士才进城的。这个元末版的“木马计”实在太过侮辱读者的智商了，我们只能一笑而过。

由于也没什么所谓的巷战，徐达亲自坐镇齐化门，看着城内的元帝国亲贵一一被处决。有趣的是，为了保护以监国身份留在大都的帖木儿不花，许多元帝国贵族和大臣都自称“淮王”，上演了一出“代死”的帝国灭亡保留节目。除了蒙古亲王之外，元帝国的汉族官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遑多让。理财专家丁好礼以75岁的高龄，向徐达表示：“我以小吏致极品，爵上公，今老矣，恨无以报国，所欠唯一死耳。”随即慷慨赴死。

虽然有所杀戮，但并不影响明朝的历史书写下这样的文字：“（徐达）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谓曹彬下江南不是过也。”似乎历代名将都希望成为兵不血刃的北宋名将曹彬。但是曹彬攻克江南“不妄杀一人”，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神话呢？毕竟，战争总是伴随着杀戮，发生在城市中的巷战更会招来生灵涂炭。而也正因如此，和平才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资料

1、《墨子今注今译》谭家健、孙中原著，商务印书馆 2009年

2、《内战记》[古罗马]凯撒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宋史》，[元]脱脱等著。中华书局，198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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