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中孕育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

冰雪中孕育的太阳：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

距俄罗斯红场不到两千米处有这样一座广场，以“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命名，其上也遍布这位伟人的雕像：抚心躬身，不卑不亢，体态谦虚，眼神却深邃坚定。雕像的底座上不时有鲜花摆放，体现出俄罗斯人民对于他深切的爱戴与怀念。

这位卓绝的天才生前历经迫害与限制。沙俄政府以看似富有教养的方式践踏其高尚人格，终于使他不堪受辱，死于决斗。而在其逝世的一百年之际，苏联政府却将苦行广场更名为普希金广场以示纪念。除他之外，以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命名的地点也数不胜数，侧面体现出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

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传统指，文学成为十八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系统的核心构件，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超文本性联系通过文学而实现，以此构建了俄罗斯文化的价值意义与概念体系。

其视觉、听觉、智能、行为等文化文本之间也通过文学而结合。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言而喻，但文学在一国文化系统中取得核心地位的现象也着实罕见。为深刻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我们需回溯历史以窥见鸿光片影。

从罗斯受洗开始，东正教文化逐渐传入，斯拉夫文字随之迅速发展，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古代俄罗斯文学涵括历史与政论、宗教与哲学，体现了神学思想，承载了政治与道德的争论，从此埋下了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传统。

彼得一世改革前夕，金帐汗国传入的蒙古文化，改革带来的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本土文化产生三元矛盾。罗斯东扩使得游牧特质留存，蒙古入侵致使政治格局动荡，使俄罗斯形成游离飘荡的民族性格。

发展较为完善的西欧文明扎根后取得优势地位，而西化造成阶级割裂加剧。贵族知识分子面临民族认同与精神认同的矛盾，这也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探讨的重要主题。

彼得一世改革后一百年，伟大的诗人普希金出世。当时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而法国有百科全书派。普希金的到来终于使俄国在世界文学版图占有一席之地。

他广泛涉猎了几乎所有文学体裁，作品体现出 “对文学的民主意识和民族风格的追求”；他规范了俄罗斯的语言，还创造出“多余人”等俄罗斯文学日后沿袭的经典探讨主题……他是俄罗斯文化体系的第一个自觉建构者，是俄罗斯民族集体想象的结晶。

而在文艺理论方面，1845年，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文学思考札记》中，首次从文学以及类文学的因素在何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角度考察欧洲文化。

英国文化从工业与贸易出发，与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挂钩；德国文化根植于哲学，连德国文学都具有哲理意味；而法国文化主要与社会历史和政治思潮有关。

实际上，在将欧洲划分为三大主要文化的基础上诞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的学说。而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在于，正是文学构成了文化中心。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首次正式提出。此后，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同样指出，欧洲文化缺少这样的文学因子，缺乏如此意义上的文学。

只有在俄罗斯这样遭受农奴制和审查制度压迫的国家，文学才获得了特殊地位，文学才成为社会讲坛。

正因如此，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包罗万象，其实质是封建专制对新生因子的围追堵截，使其必须以一种更婉转的方式体现，宣传，发展。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随之而来:十九世纪有果戈里“含泪而笑”，列夫·托尔斯泰跳起“娜塔莎之舞”，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而契诃夫认为人一切皆美；

二十世纪则有高尔基成为苏联文学之父，帕乌斯托夫斯基开出一朵金玫瑰，普利什文成为大自然的牧神，茨维塔耶娃则成为俄罗斯文学的月亮。

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在群星璀璨中发展到顶峰。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不仅有丰富的文学作品，对于其他文化领域也有卓越贡献，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担当聚集的形象。他们创立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艺术审美的基础，并成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苏联政权建立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为大众津津乐道的往往是高压的审查政策与从苏联逃离的一些作家，但实际上苏联时期的文学同样也有着很高的成就。

苏联的成立为原俄罗斯文学增添了多民族的新鲜血液，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俄苏文学作品呈现出饱满的英雄情结与积极的奋斗精神；苏联执政前期兴起的新文学运动更是为俄罗斯文学注入崭新的活力。苏维埃文学的发展对原俄罗斯文学可能存在一种异化与转向，但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接续了传统。

文学作为低政治领域，由于政权更替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不可避免，一些苏联作家确实抛弃了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传统，或异化或抛弃了俄罗斯文学的重要主题与精神内核，但真正优秀的苏维埃文学绝对不是意识形态交锋的工具，而表达出对自身民族与信仰认同的自信。

但不可否认，“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既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巅峰，亦是其衰落的起点，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也随之逐渐衰落，原因既有一直以来的隐疾，亦有新增的病痛。

首先，俄罗斯文学批评展开了与文学的话语权之争，形式主义文学与布拉格学派兴起对俄罗斯传统文学进行解构，并希望建立“批评中心主义”；然后是白银时代出现的联觉主义倾向。这时，传统的诗歌文本在形式上被头韵、声响表现、精巧的节律、“玄妙的”语言所排挤，内容上抽象、模糊的文本占据主导地位，这无疑也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流转至现代，俄罗斯的文学中心主义则面临新的挑战。它遇到了新“对手”，即媒介文化。与人们对音视频和多媒体产品的“收看”和“收听”相比，阅读退居到文化的第二、甚至第三位。这直接体现在大众阅读兴趣的急剧冷却和专业阅读技能的大幅下降。文学通过各种方式汇入到媒介文化的主流中。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向其它艺术类型输出了语言手段并获得了真正的文学效果，那么今天的“后文学”则沦为现代媒体的衍生品。

它从非语言艺术和文化实践中扩大了自身的作用域，并吸收其艺术手法和诗学特征，却也因此丧失自身的语言特色，并在媒介中心主义大行其道时被迅速边缘化。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俄罗斯当代文化中究竟谁主沉浮？是电视利用文学的银屏化来获得文化的通用性并扩大自己对文化的整体影响力，还是文学有意利用电视等其他媒体对文学文本的改编，将其作为一种恢复自身文化权威和文学中心主义地位的手段，以便同今天的媒介中心主义相抗衡或是与之相结合？

这实际上也是各国文学工作者在当代媒体时代或多或少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一视角下，俄罗斯的应对举措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具有持续关注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俄罗斯文学得以取得中心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全面深刻地展现出俄罗斯人的生活，同时对于俄罗斯人特有的，对于民族，宗教，道德认同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体现出俄罗斯文学自觉的担当；

而另一方面，其中具有的，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适性价值也十分丰富，如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尖锐勇敢的批判精神及对于人性灵魂深刻的挖掘，这使得俄罗斯文学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都有着无法取代的独特意义，绝非单纯传播手段的更迭所能消解。

但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所面临的当代危机也确实给予其紧迫的压力，敦促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寻找重新焕发生机的方法。而笔者也相信，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这一枚光艳灿烂的太阳，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消散光芒。普希金之不朽在于“在残酷的世纪，歌颂过自由”，而他开创的伟业被后辈前仆后继，奉献自身而接力构筑，这一切正构成了杰尔查文笔下的“纪念碑”:

“我不会整个死灭：我的一大部分

避免了腐朽，在我死后仍然生存，

由于我第一个敢于用有趣的俄语

颂扬菲丽察的种种美德，

敢于用出于内心的朴实言语谈论上帝，

并且含笑向沙皇讲述真理。

啊，缪斯!你应该为正义的功勋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