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代经验的大明，为何还是一步步走向军阀化乱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末期，往往会涌现各路军阀。演义小说中津津乐道的东汉末年各路诸侯、隋末群雄、唐末藩镇，都是其中代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元末乱世，定基业于南京，正是趁着元末军阀各自为政，才能先后顺利扫平陈友谅、张士诚，接着北伐逐元，消灭残元军阀王保保主力，坐稳江山。在此背景下，朱元璋自然是不愿意重蹈前元覆辙。

明太祖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然，比起唐末军阀，元末军阀也是小巫见大巫了。见识过“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宋太祖，为了根绝军阀，也是动了一番脑筋。要想防止军阀的诞生，首先就要断绝军阀的根基，一是兵，二是钱，三是地。对于军阀的将领来说，是“枪在手，跟我走”，对于军阀的士兵来说，则是“跟着你，有肉吃”。军阀的“肉”从哪里来？在农业社会，自然是土地。当一个将领，手下拥有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又有占据的土地以及整个地域的财政大权，他就拥有了成为军阀的潜质，反或不反，往往是一念之间。也就是如电视剧台词中所说的，“反不反不重要，重要的是随时能反”。除此以外，万一真有人铤而走险，割据一方，还要有一直强力的中央军，用于平叛。为此，宋太祖赵匡胤开出的药方是在控制财政的基础上“兵将分离”“强干弱枝”，宋太宗进一步“以文制武”，使得宋代极少有军阀产生。

有了前代的经验，朱元璋在一统天下后，对军权进行了分割。将军队的财权、练兵权、指挥权彻底剥离开来，对武将和文臣进行牵制。所谓“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具体而言，财政权归六部。兵部负责将领俸禄的发放，而户部负责军费、军需的筹措以及物资仓储，军器则由工部制造。“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明初一卫5600人，平时除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外，就是屯田，其军事权限仅仅在于防守。都司卫所，并无调兵之权。而调兵之权，也就是指挥权，明初则在总兵官。“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洪武年间，朱元璋就以大将徐达为北平镇守总兵官，负责对残元军队的征伐。

明代都司卫所的层级。来源/郭红、于翠艳《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所以，我们来假设一下，你是一个洪武年间的武将，边境有警，朱元璋决定让你领兵出征。首先，兵部库司负责统计军器与军士所需盐粮等后勤物资，交予工部、户部，工部、户部征集经费物资后，再交给兵部。同时，朱元璋赐予你将印，命令你调动北部几个卫所的士兵随你出征。你带着士兵和物资完成了任务，这个时候，你的朋党因为卷入了某起案件被下了狱。你担心受牵连，考虑要不要谋反。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物资就这么些，打完仗以后就没剩多少了，上哪儿去筹？地方上肯定不买账，如果要抢，还得面对当地卫所的军队；再看看士兵，这些兵都是从别的卫所调来的，皆有军籍，老婆孩子还在卫所里，让他们谋反，谁愿意呢？真反了，恐怕也没有战胜京军的把握。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到了明末，即使中央的权威仍在，但军队已经不可避免地军阀化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末军阀，并不是突然诞生的，而是明代军制逐渐演变，甚至说是崩坏的结果。

首先，就是卫所制的崩坏，使得朱元璋设计的军制，失去了依存的根基。《明史·兵志》言，明初军制有唐府兵“遗意”。此处指的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唐代府兵，平时耕种，战时征集，既保证了战斗力，又不违农时，保证了农业生产。明代卫所制则是与军屯紧密结合的。明代士兵划定军籍，入军籍后世代为兵。除了军事，还要负责耕种。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

朱元璋将卫所制与屯田结合，并不是简单为了增加军粮供应。要维持明王朝的统治，那么必须保证土地尽量不被豪族侵占，军队更要忠于皇帝。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一举两得呢？朱元璋开出的药方就是结合军户制度的军事屯田。一方面，军事屯田保证了军粮供应，同时也意味着军粮不需要依靠农民来供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助于国家恢复经济；另一方面，世袭的军户制度，保证了拥有一定基数的人口，被绑定在军屯上，永远从事军屯劳作。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国家通过军事屯田，使得大量土地以军用之名直接掌握在朝廷手中，既减少了土地兼并的风险，也增强了农业收入，而世袭的军户制度，保障了这些土地有人耕种，从而保障土地、劳动力和军队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这一制度的设计是高明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崩溃得要比想象的快。朱元璋设计的卫所制度，其还是要有一个存在的基础条件，就是人力的使用限度。地可以划拨，但是人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靖难之役，这套制度尚能运行得久一些。然而，随着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告终，大明迁都北京，营造北京城，疏浚大运河，以及五次北征，调动了大批军士，或跟随征战，或从事工程徭役。大批军士不堪重负，逃离卫所。明军逐渐也走向了募兵制。如明中期最著名的戚家军，就是招募而来的，并非是从卫所中产生。而军屯土地则渐渐被官僚豪绅侵占，军粮供应更是逐步减少。因此，对于大明王朝而言，卫所及其附属的军屯失败，意味着人地两失。不仅失去了对兵源的控制，也失去了重要的粮食来源。

屯田的逐渐失效，使得明军的军饷逐渐由实物变为银钱，也就是由本色变为折色。原本，粮饷发放的是粮食，那么至少可以保障吃得饱。当人口流失，土地兼并后，留下的驻军，也很难吃的饱了。原本明政府用开中法吸引盐商在边境种地，用粮食来换取盐引。但在弘治年间，朝廷将向边地运粮换盐引，改为向京师运钱换取盐引，至此边境上盐商的民屯、商屯纷纷废弃。明军只能用银钱来购买粮食，可是粮食稀少，粮价飞涨，明军一点可怜的银钱还要被上级贪污，到手的军饷不仅吃不饱，还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同时也意味着，谁能发钱发粮，就能招募军队。

二是明军中央军实力的减弱。朱元璋与朱棣，都重视京军的战斗力，朱元璋有亲军十二卫，朱棣更是将天子亲军增至七十二卫，其中又以步骑配合的“五军营”、起兵精锐“三千营”和操习火器的“神机营”最为精锐。“居常，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大驾征行，则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三大营之制如此。”除此以外，还有山东、河南等处卫所，派兵轮流入京宿卫，即京操班军。但正统年间，“土木之难，京军没几尽。”景泰时期，于谦为了重塑京师军队的战斗力，从京师军队中挑选十万精兵，分为十团营。英宗复辟后曾废除团营，成化帝即位后又将其恢复，此后团营作为京军主力一直持续到嘉靖年间，嘉靖以后，京军编制屡次更改，但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究其原因，则是成化以后诸帝，常常役使京军进行工程建设，兵员缺少训练且不断减少，加上选将不当，常以纨绔子弟执掌京军，更以宦官总督团营，使得京军战斗力不断削弱。到了嘉靖年间，俺答汗兵临北京，京军士兵竟然“皆流涕不敢前”。京军战斗力一蹶不振，此后张居正改革虽然短暂提升了京军实力，但万历以后，京军战力羸弱已成不可挽回之势，边军强于京军，使得京军已无威慑力可言。

第三，也是明军军阀化的直接原因，那就是明军指挥体系的崩溃，无法对下属军队进行有效管控。明朝初年，明军的分权主要是在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之间。但是很快，明廷就将文官与宦官都安插进了地方军队，文官常以巡抚提督军务，宦官则作为监军。如明景泰至弘治年间，以收复河套闻名的名将王越，实际并没有武职，而是以巡抚身份，屡立战功，最后以文官身份成为明代首任三边总制，以军功获封“威宁伯”。又如宣德年间，太监郭敬就以镇守太监的身份与总兵郑亨共同镇守大同。

明“九宫长随”牙牌。这件牙牌是明朝的内官“长随”出入宫禁的通行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武官、文官、太监，三者共同执掌军权，尤其是文官与太监对武官的监督与制衡，自然是为了防止地方军队的军阀化。历代都通过监察体系牵制行政体系。最著名的就是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刺史部，分派刺史，监察天下，汉灵帝时期改刺史为州牧。但这么做的前提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一旦中央集权削弱了，这种做法就会对朝廷形成反噬。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正是由州牧攫取了一州大权，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天下秩序大乱。

因此在明政府的中央权威仍在时，这种体系不仅没有削弱明政府的统治，反而加强了明政府对地方的治理。而且尽管巡抚、总督（由总制所改）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地方军政长官，但并不算正式的官职，只是临时官职，也不具备割据一方的实力。但万历以后，东北有女真政权，关内流民四起，无论是女真军队还是流民义军，对明朝的军事威胁都不再局限于一省，因此，明朝又新设了一个职位：督师。督师以阁臣或兵部尚书等充任，赐上方剑，于重要军事全权督理军务，其权力在总督、巡抚之上。督师本身并未成为军阀，明末最著名的督师如袁崇焕、孙承宗、孙传庭、杨嗣昌都称得上是忠臣，洪承畴被俘之前，也无谋反之意。但督师制度的形成，实际上意味着明军原本的指挥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平乱的需求，而督师所“督”的各路军队，眼看着大明王朝终于走向了军阀化。

《入跸图》卷中的明代骑兵形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兵制的崩坏，加上与后金与农民军的连年征战，最终使得军阀势力再度崛起。诸多总兵，起身行伍，因缘际会，成为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军阀。明末军阀的崛起，是与指挥体系的崩溃直接相关的，而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左良玉与杨嗣昌。

明代背剑带釉俑。此俑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反映了明代百姓崇尚习武的风俗。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结果来看，左良玉堪称最为跋扈的明末军阀，其晚年竟然掌握着八十万军队，雄踞楚地，临死之前，还试图带兵前往福王政权所在的南京“勤王”。左良玉的从军生涯，是明军军阀化的生动案例。左良玉少年时即失去双亲，由叔父抚养长大，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为人骁勇善战，富有智谋且善于安抚士卒，因此从军以来颇有战功。左良玉先是在辽东从军，后来，随着明军在辽东的败退，左良玉率兵驻扎在昌平，昌平兵成为其起家的资本。起义军攻入河南后，朝廷急调左良玉率昌平兵入河南救援。当时河南久经战乱，明军对于善于奔袭的起义军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左良玉带来的这支援兵，成为河南明军的重要军力。左良玉初入河南，受到河南巡抚的节制，此时左良玉算得上是兢兢业业，为朝廷屡立战功。

但是起义军并未被消灭，反而愈演愈烈。毕竟起义军的制造者就是大明朝廷，不能解决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起义军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而天资聪颖，颇有智谋的左良玉很快就发现了“义军是杀不完”的这个道理。因此到了崇祯七年，因为战争形势的变化，左良玉开始露出了军阀的苗头。崇祯七年之前，明军与义军之间还算得上是打得有来有往，在军事上还占据优势。但自崇祯七年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却在车厢峡中计放走起义军后，形势就发生了恶化。起义军善于机动作战，又善于筹措粮草，“贼每营数万，兵番进，皆因粮宿饱；我兵寡备多，馈饷不继。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明军既缺少粮饷，也缺乏骑兵，野战缺乏胜算，各路明军干脆扼守要地，而不主动出击。左良玉此时一改之前受督抚节制的态度，不仅不听督抚命令，还消极迎战，招降纳叛，扩充自己的实力。重兵在手后，左良玉愈加跋扈，更是常常纵兵劫掠。谁是“贼”，谁是“兵”，真是难以言说。

因左良玉手握重兵，又颇有战力，朝廷对此也无能为力。左良玉先后违反应天巡抚张国维、总理军务熊文灿的军令，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惩罚。崇祯十二年，负责整个“剿贼”事业的杨嗣昌来到湖广，统帅左良玉等部明军。左良玉此时虽然不把杨嗣昌当回事，但还是屡次杀败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部队，自己还受封太子太保。但杨嗣昌缺少忠心于自己的军队，面对不听调令的左良玉，一方面上奏保其为平贼将军，另一方面又企图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并对贺人龙许下承诺，由其取代左良玉平贼将军之位。但是在玛瑙山之战后，杨嗣昌还是将功劳给了左良玉。贺人龙一气之下，将杨希望自己取代左良玉的消息告诉了左，结果两人都对杨嗣昌的命令置若罔闻。此后杨嗣昌更加无力调度左良玉部，起义军正是利用这一点，在河南杀死福王，在湖广杀死襄王，杨嗣昌悲愤之下绝食而亡。

赐杨嗣昌诗碑，明思宗朱由检撰并草书。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嚣张跋扈的左良玉为各路心怀不轨的明军将领树立了“榜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左良玉这样的军阀。毕竟不是每个督师都是杨嗣昌。出卖杨嗣昌的贺人龙，也学着左良玉避敌自保，充实实力，却在崇祯十五年，被当时的三边总督、后来的督师孙传庭斩杀。

除了左良玉、贺人龙这样在与起义军作战过程中产生的军阀，在与后金军作战的过程中，明军也不可避免的军阀化了，其中就以毛文龙最为著名。毛文龙的经历也颇为传奇，作为杭州人，却投军东北，成为李成梁麾下将领，在明军东北一路败退的背景下，率偏师二百余人占据皮岛，屡次袭击后金后方，掣肘其军事行动，多有牵制之功，一路加官晋爵。与此同时，毛文龙也日益骄傲，多次谎报战功，要求赏赐。另一方面，毛文龙还在皮岛进行走私贸易，俨然将皮岛经营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袁崇焕督师辽东，毛文龙不听节制，更拒绝了袁崇焕对其军中加派监军的建议，被袁崇焕伪造皇帝诏书杀死。但无论是贺人龙还是毛文龙，虽然最终都被“轻易”斩杀，但是从明军处理二人的过程看，其都是具备相当的实力的。贺人龙与毛文龙，都是被诱杀的，孙传庭在赴任途中散播“饶恕”贺人龙的言语，再邀请贺人龙共商大事，趁其不备，将其捕获杀死。袁崇焕更是在杀毛文龙的前一天，还在与其“把酒言欢”。而贺、毛二人死后，其部队都或多或少进行了反叛，也坐实其“随时可以反”的罪名。

从洪武到崇祯，明军从一支令行禁止的王者之师，到军阀林立的“亡国之军”，其所代表的，并不只是军队的崩坏，更是整个大明朝廷的崩溃。

参考文献：

【明】中研院史语所：《明实录》，

【明】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明】《诸司职掌》，明刻本。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