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杨玄感为何两手空空就敢起兵反叛？

大业九年（612）六月初三，隋朝礼部尚书、司徒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反隋。杨玄感是关陇集团二代人物，在黎阳只是监运粮草，为什么就敢于起兵向整个隋朝挑战？是什么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

关陇集团起源于西魏宇文泰的府兵制改革，其后的北周、隋、唐三朝帝王都出自这一军事贵族集团。正如清朝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

“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

北魏六镇图。来源/《武川县志》

关陇集团是西魏宇文泰为了对抗东魏政权而一手缔造的，他借助这一区域性军事政治集团凝聚起了关陇地区的各方人员力量，进而实现富国强兵。可以说，关陇集团的形成和发展都依托于西魏、北周以及隋初这样的区域性地方政权。由于宇文泰及其后继者们都在坚定践行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发轫于西魏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最终成功孕育出了日后大一统的隋唐帝国。

然而，随着隋朝实现南北大一统，关陇集团作为区域性政治集团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大一统的中央政权面前，它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了。因此，尽管隋唐统治者自身也出身于关陇集团，但为了巩固皇权与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稳定，他们也势必会逐步舍弃既往的关中本位政策。

隋朝统一全国后，关陇本位政策的弊端已经有所呈现。

比如在隋灭陈后的第二年，陈朝旧境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叛乱所及，包括了婺州、越州、苏州、饶州、温州、泉州、杭州、交州，一时间烽烟四起，刚刚完成南北大统一的隋朝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叛乱发生后，隋文帝随即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讨平了江南叛乱。

陈朝的疆域范围。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叛乱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苏威编撰了《五教》，强制让江南地区的百姓不论长幼全部诵习；二是当时江南地区盛传隋文帝要把江南百姓迁徙往关中，于是远近惊骇。

这两个原因其实都有共同点，那就是隋文帝杨坚根本不顾及江南当地人的切身感受，而是企图用暴力和强制手段来操控民众。是杨坚在关陇本位主义思想指导下对江南地区民众实行的暴政。

真正开始放弃这一政策的是之后继位的隋炀帝。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完全不同于隋文帝的帝王，他的政治格局和远见要远远高于隋文帝，这也让他从即位伊始，就展开了针对关陇集团的破局之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制度改革，诸如改革勋官制度、荫庇制度、选官制度以及营建东都洛阳等工程，二是对关陇勋贵旧臣展开一连串的贬抑和打压，同时提拔山东和江南士族，以培植新贵势力。

制度层面的改革我们不展开说，主要来说一下隋炀帝对关陇勋贵旧臣的贬抑和打压，以及培植新贵势力的一些举措。

首先，对杨素的先捧后贬，最后逼杀杨素。杨素是隋炀帝上位的头号功臣，也是关陇勋贵旧臣的代表，隋炀帝即位后给予了杨素大量赏赐，甚至任命杨素为尚书令（尚书省长官，隋朝唯一一位尚书令），但随即就对杨素明升暗贬，将他任命为荣誉性质的司徒。杨素在隋朝也是绝顶的聪明人，他看得出隋炀帝对自己厌弃的态度，于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就拒绝服药，最终去世。

其次，诛杀以高颎为代表的关陇旧臣。高颎为相二十年，不仅是隋文帝的股肱之臣，也是关陇勋贵旧臣的代表。在储位之争中，高颎因为支持太子杨勇，而遭到罢相免职。隋炀帝即位后，象征性地重新起用高颎，任命他为太常卿，旋即就在大业三年（607）以诽谤罪的名义诛杀了高颎。与高颎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另外两名老臣，他们是贺若弼和宇文弼，也都是关陇勋贵。高颎案在当时牵连了一众官员，影响巨大。

再次，大力起用山东和江南士族。高颎和杨素死后，隋炀帝快速起用了一批新贵人物，如出身河东闻喜裴氏的裴矩，出身南朝的裴蕴和虞世基，他们三人都拥有参与朝政的大权，并跻身“五贵”。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关陇集团的二代三代人物都逐渐被排挤出了权力中枢，有的人怨念极深，对隋炀帝心怀愤恨；也有的人选择明哲保身，伺机而动。

在杨素还在世的时候，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就结识了同是关陇勋贵后裔的李密（西魏八柱国李弼之曾孙），并且结为刎颈之交。杨素死后，杨玄感和李密都不得志，杨玄感私底下就曾对李密说：“上多忌，隋历且不长，中原有一日警，公与我孰后先？”当今皇上（隋炀帝）疑心重，隋朝运数必不长久，日后中原发生变乱，不知公与我谁强谁弱？李密回答说：“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詟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意思是，两军对垒，呐喊冲杀，足以使敌人胆寒，我不如公，但是招揽并驾驭天下英雄，让远近之地都归我所有，公不如我。

当时的隋朝还未发生变乱，仅仅是隋炀帝猜忌臣下，清除旧臣，杨玄感和李密就已经有这种密谋了，可见当时关陇集团的很多二代、三代子弟早已对隋炀帝心怀怨念，关陇集团内部的裂痕已经形成。

《历代帝王图》中的隋炀帝。作者/[唐]阎立本，来源/波士顿美术馆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西巡张掖，在返程途中，经过大斗拔谷，很多人没能在傍晚前走出峡谷，晚上又遇到了极端严寒气候，“士卒冻死者太半”，马匹牲畜更是死了十之八九。当时杨素之子杨玄感也在行军途中，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刺杀隋炀帝的机会，便想趁乱偷袭隋炀帝的行宫。随后，杨玄感把他的想法说给了他的叔叔杨慎，杨慎也是怀有野心的，但他并不同意在此时动手，连忙阻止了杨玄感的行刺，并对他说：“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杨玄感闻言，只好作罢。

还有一类人是选择明哲保身、伺机而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渊（西魏八柱国李虎之孙）。李渊是隋文帝的外甥，是隋炀帝的表哥，相比于关陇集团其他人员，他跟隋朝皇室的关系要更为紧密。李渊在隋文帝时期历任谯州、陇州、岐州三州，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历任荥阳、楼烦二郡太守。从表面上看，隋朝两代帝王似乎都对李渊青睐有加，实际上并非如此。

隋炀帝对李渊这位表哥常有侮慢，有一次就当着众朝臣的面，戏谑地称李渊的长相是“阿婆面”，因为李渊脸上有很多皱纹，这让李渊内心颇为不快。李渊家中养了骏马数匹，妻子窦氏曾劝他进献给隋炀帝，李渊心怀犹豫，结果终因此事遭到了隋炀帝的指责，于是他就四处搜求鹰犬玩物进献给隋炀帝，这才讨得隋炀帝的欢心。还有一次隋炀帝征召李渊，李渊称病未去，隋炀帝大为恼火，对着李渊的外甥大骂李渊：“可得死否？” 李渊听说后很害怕，于是就酗酒受贿自污来伪装自己。尤其是到了隋末，“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甚嚣尘上，隋炀帝对李渊的猜忌之心更甚，而李渊也表现得更为低调。当时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负责平定河东地区的叛乱，隋炀帝就给他安排了两个副手王威、高君雅，这二人表面上是太原副留守，实则是隋炀帝的耳目，负责监视李渊的一举一动，李渊只能表现出一副懦弱无能的样子。

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隋炀帝时代，李渊和隋炀帝的君臣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李渊行为处事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纳贿自污。当然，面对隋炀帝的反复猜忌和打压，李渊也渐渐萌生了造反的念头。在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李渊就曾和宇文士及谋划过夺取隋朝江山的主意。

通过杨玄感、李密和李渊的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由于隋炀帝即位后放弃了关陇本位政策，对关陇集团进行持续贬抑和打压，关陇集团内部已经矛盾重重、暗流涌动。

堡垒通常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隋朝之所以最后灭亡，跟它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在关陇集团主导政治的时代，似乎有一种“皇帝轮流坐”的潜规则——谁的拳头硬，谁的能力强，就可以成为关陇集团的代言人，被众人拥上皇帝宝座。

当年，宇文泰去世后，宇文护拥立世子宇文觉登基称帝，建立北周，与宇文泰同为八柱国的赵贵和独孤信心怀不满，遂阴谋反叛，结果事泄被诛。隋朝开国大将宇文忻也曾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哪怕到了唐初，李渊也曾开玩笑地对表弟独孤怀恩说：“弟姑子悉为天子，次当舅子乎？”这说的是独孤家一门出了三朝皇后，并且都诞下天子，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舅舅家的儿子当天子了？李渊口中所谓的“舅子”，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位表弟独孤怀恩。后来，独孤怀恩还真就动起了称帝建国的心思，举兵反叛了。

这些事例都集中反映了关陇集团内普遍存在的“皇帝轮流坐”的思想和意识。这种思想是为皇权政治所不容的，这也是隋炀帝即位后大力贬抑关陇集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隋炀帝贬抑关陇集团的手段渐趋深入，以及他滥用民力、穷兵黩武的一系列暴政，隋炀帝逐渐失去了内外臣民的拥护，不安定的因素也开始渐渐显露。

于是，在大业九年（613）的六月初三，隋朝前司徒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叛了。杨玄感之所以选在这个节骨眼举兵反叛，是经过深远考虑的，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当时隋炀帝远在辽东，正在第二次御驾亲征高句丽。

影视作品中模拟隋炀帝筹谋征高丽的情景。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说到隋炀帝征讨高句丽，还要从上一年说起。大业八年（612），隋炀帝首次发动对高句丽的征讨，当时开往辽东前线的兵员达到百万之众，后勤部队更是前线兵员的2倍，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然而，百万隋军光是渡辽河就死伤惨重，之后又在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碰壁，围攻一个多月久攻不下，最后只能绕过辽东城，准备和水军会合直取平壤。然而，到了平壤城下，隋军已经无力再战，水军也早已兵败撤军。就这样，隋炀帝首次东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

首次征辽惨败后，隋炀帝颜面尽失，他不甘心，也不服输，他决心再赌一把，通过下一次的军事胜利把之前丢失的颜面全部挽回来。于是，首次征辽铩羽而归后不久，隋炀帝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第二次东征的筹划工作，随即在次年再次下诏东征。

尽管隋炀帝在前一年在对高句丽的战役中遭遇军事惨败，但他这次仍然在短时间内就集结起了40万兵力，可见隋炀帝这次又是押上了血本。于是，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开始了。

当时隋朝国内已经遍地烽烟，尤其是在征兵最重的山东地区，更是先后爆发了王薄、窦建德等农民军起义。然而，在隋炀帝眼里，这些都只是无关痛痒的小蟊贼，唯有高句丽是心腹大患，他已经彻底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第二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明显要比第一次准备充足许多，他通过重兵强攻的方式，对辽东城发起猛烈强攻，攻破辽东城指日可待。然而，隋炀帝最终还是功亏一篑，这次他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了大后方——负责在黎阳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反叛了。

隋炀帝征高丽战争图。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李渊也被委派到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督运军粮。当时杨玄感在黎阳起兵，他的弟弟杨玄纵从辽东前线逃回，李渊察知此事，就把杨玄纵逃回的消息秘密上奏给了隋炀帝，隋炀帝由此得知了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叛乱的消息。随后，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留守，关右诸郡兵皆受其节度，以防备杨玄感西进。

杨玄感叛乱的消息传来，隋炀帝惊恐万分，随即下令连夜撤军。就这样，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句丽也以失败告终。

那么，杨玄感叛乱为何会让隋炀帝如此惧怕呢？总结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杨玄感起兵的地方是黎阳，距离东都洛阳很近，而杨玄感后来的军事目标也正是东都，国都陷落非同儿戏。

第二，杨玄感是运粮官，而黎阳又是大运河上南北交通的要冲，永济渠自此通往涿郡，他的反叛也就意味着在辽东征战的隋军将士失去了后勤补给，这仗没办法长期打下去。

第三，隋朝的达官子弟都在杨玄感的手上，群臣百官已是人心惶惶。

第四，杨玄感是已故的楚国公杨素之子，是关陇集团的第二代人物，隋炀帝虽然一直想摆脱关陇集团的束缚，也在极力压制关陇集团，但在当时关陇集团依然是隋朝统治的基础和中坚力量，杨玄感的反叛相当于隋朝内部权贵集团发生了分裂，影响重大。这也是隋炀帝放弃胜利果实，选择连夜撤军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杨玄感叛乱场景。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杨玄感举兵后，随即制定了下一步的军事目标——攻取东都洛阳。杨玄感起事之初，可谓顺风顺水，一路过关斩将，披荆斩棘。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很多洛阳城内的官僚子弟都纷纷投靠向杨玄感，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关陇集团的二代、三代人物，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谔，观德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虞世基的儿子虞柔，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的儿子来游，御史大夫裴蕴的儿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周罗睺的儿子周仲。

杨玄感之所以敢于两手空空在黎阳起兵，很大程度上是仗着自己是前任宰相杨素之子的特殊身份，以及背靠关陇集团的身份优势。所以，他在黎阳起兵宣誓时，开头第一句就说“我身为上柱国”。当时他根本不是上柱国，上柱国是西魏北周勋官制度的遗存，杨玄感这个开头语显然是在利用自己关陇集团后裔的特殊身份和家族威望来为自己摇旗呐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杨玄感负责督运粮草，在那个饥民遍地的年代里，有粮就等于有兵。以上这两点就是杨玄感起兵的最重要的资本所在。

不过，杨玄感最终还是在攻打东都洛阳的过程中吃了绊子。当时负责守卫东都的是东都留守樊子盖，樊子盖出身南朝，他对隋炀帝忠贞不二。在樊子盖的领导和指挥下，东都洛阳城组织起了顽强的抵抗，面对杨玄感大军的全力围攻，洛阳城始终岿然不动。

洛阳城久攻不下，而隋炀帝的东征大军也很快回援，杨玄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只能选择西攻长安。然而，在进攻长安的路途中，杨玄感又贻误战机，转而攻打弘农郡。结果，杨玄感大军在阌乡（今河南灵宝）与隋军展开激战，杨玄感兵败如山倒，临终让弟弟杨积善亲手杀死自己。

历史学者黄寿成对杨玄感叛乱的参与人群和被隋炀帝委派平叛的人群做过统计。统计显示，在史书所记载的参与杨玄感叛乱的11人中，除三人情况不详外，其余均为关陇集团成员；而在参与平定杨玄感叛乱6名隋军将领中（不含裴弘策），关陇集团成员仅占3人，其余3人均为非关陇集团成员。这一方面说明隋炀帝早已打破关中本位的用人原则，用人不拘束于地域，另一方面则再一次说明杨玄感叛乱是由关陇集团成员主导的一次旨在推翻隋炀帝统治的叛乱。

杨玄感叛乱发生后，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对隋朝社会各阶层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影响巨大。

一方面，杨玄感叛乱促使隋末农民起义走向了新阶段。

杨玄感叛乱的主导核心虽然是关陇集团成员，但它所组织和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却是广大人民群众。杨玄感起兵后，许多地区的农民趁机发动起义，纷纷响应。如梁郡民韩相国在梁郡起义，旬日之间拥众10万余人，杨玄感命他为河南道元帅；余杭百姓刘元进在余杭起义响应，众至数万。

杨玄感起事之前，农民起义始初主要是在今山东、河北地区，规模较小，隋朝统治者并未予以足够重视，杨玄感起事后，农民起义迅速发展到今河南、山西、江淮、岭南，甚至到关中、西南地区，规模越来越大，彻底转变为全国性的大起义，隋朝统治者也渐渐不再有招架之势。

隋末主要农民军势力分布图（局部）。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同时，随着杨玄感叛乱事件的发生，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斗争公然暴露于全国民众面前，让广大底层百姓开始意识到隋朝内部组织的脆弱性，这无形中助长了农民起义运动的声势，并使得农民起义运动开始由此前的经济斗争转向推翻隋朝统治的政治斗争。

可以说，杨玄感叛乱是隋末农民起义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另一方面，杨玄感叛乱也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

按理说，杨玄感叛乱的发生，其实应该给隋炀帝敲响警钟，他应该充分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背叛和分裂所带来的问题严重性，他甚至应该充分反思自己穷兵黩武、倒行逆施的行为。然而，隋炀帝不仅没有丝毫反省，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杨玄感叛乱平定后，隋炀帝大肆株连和滥杀，搞得人心惶惶，群臣噤若寒蝉。转过年来，隋炀帝随即又悍然发动起了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虽然最后高句丽表示臣服投降，但是这样的胜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时的大隋王朝已经彻底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了。

当时流传有“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隋炀帝对李姓官员格外猜忌。他一方面对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严加监视，另一方面则以谋反罪诛杀了李浑、李敏家族，牵涉到的李氏宗族有32人。

隋炀帝的这些行为导致关陇集团内部的更多人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隋朝统治集团面临着土崩瓦解，隋炀帝的“大业”之梦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他让自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成为万民唾骂的“独夫民贼”，最终让他和他的大隋王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还要特别一提的是李密。李密是杨玄感叛乱的重要参与者，他在杨玄感起兵后，就从关中来到了黎阳，并为杨玄感进献了上、中、下三策，史称“李密三策”。具体而言，上策是以主力直取蓟州，将辽东隋军堵在关外，候其粮尽崩溃；中策是迅速袭占京师长安，号令天下，让隋炀帝退无所据；下策是就近进攻洛阳，但有可能会屯兵于坚城之下，失去兵机。从最后的结果看，杨玄感选择了李密的下策，也就是攻取东都洛阳。

后来的人都认为杨玄感起兵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过于保守，没有采纳李密的上策或者中策，却只选用了下策。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笔者看来，单从战略角度看的话，李密的策略确实称得上是高屋建瓴，上策和中策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这只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具体怎么选择还得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什么实际情况呢？杨玄感当时手中只有1万余人的兵力，而且主要是临时征调的平民百姓，战斗力无法跟训练有素的中央正规军同日而语，更难以长途奔袭。而在李密的三条计策中，无论涿郡还是长安，距离当时的黎阳都比较遥远，只有洛阳是最近的。

正所谓兵贵神速，隋炀帝得知后方叛乱，一定会立刻回援，杨玄感根本没时间去长途奔袭。因此，当时摆在杨玄感面前的，恐怕只有离他最近的洛阳，也就是李密的下策。

如果能拿下洛阳，杨玄感就算是成功了一半，因为洛阳是“天下之中”，地形险要，既是关中的门户，也是南北大运河的枢纽，拿下洛阳就可以继续进行军事扩张。而如果连近在咫尺的洛阳都拿不下，兵力单薄的杨玄感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注定是兵败无疑。然而，就连近在咫尺的洛阳城，杨玄感围攻了一个月都没能拿下，又怎么能指望他去长途奔袭涿郡和长安呢？

“天下之中”的洛阳。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李密被捕，他略施小计，最终逃脱，并成为隋朝的通缉犯。李密先是逃到了河北郝孝德帐下，之后颠沛流离，辗转投奔到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李密来到瓦岗军后，帮助翟让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之后又大败隋军大将张须陀，夺取兴洛仓。李密的声望与日俱增，加上当时已经流传有“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李密的威望逐渐盖过了翟让，最终被推举为瓦岗首领，号称魏公，并改元建制，和皇帝无异。当然，李密最终并没能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李密以及瓦岗军的众多将领都投靠了李渊的势力，李密最终叛唐被杀。

参考文献：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廿二史札记》

韩昇：《论隋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对隋亡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黄寿成：《杨玄感起义发微》，《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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