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重新审视欧美，中国发力前的准备

历经十年“文革”的动荡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再次谋取与世界接轨。政治气候经过了“变化”而非“突变”，改革开放是在1978年年底正式启动的，但在这之前，一批批人与事早就开启了破冰先行的路。

外面的世界

务实的交流访问，使中外差异成为眼前真实。张彦宁曾回忆说，在访问美国前的1973年，当时他在燕山石化做着成套设备的引进工作。为了13套设备的引进，他到过日本、德国、法国考察，“一看国外的情况，我们简直不好比啊！”

但当年还没有结束动荡，这次访问回来后，团队的人也不好多说见闻，只说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但到了1977年访问美国，张彦宁发现，美国就比日本、德国的经济更厉害了。

国内的政治环境变化后，1978年3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恢复成立。此后一段时间，迎来了大规模的出访高潮。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谷牧带了一个代表团到西欧考察，袁宝华带领的国家经委代表团，1978年到日本，1979年到美国，1980年到西欧，连续出去了三次，基本上是原班人员，回来写了三个报告。

张彦宁在口述中回忆，日本之行，他们主要考察了新日铁、松下、丰田等几个著名的企业。在新日铁的一个新厂，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厂的工作戴了帽子不一样。炉前工人戴两种帽子，一种是炼钢工人的帽子，一种是搞碎钢料的帽子。运铁水包的戴另一种帽子”。

他感到奇怪，在询问过后，对方回复是说：“我们搞的是专业化协作，铁水是我们公司的，把铁水从炼铁炉运到炼钢炉的是另一个公司，而且，炼钢炉前搞废钢块准备的又是一个专业公司，还有炼焦厂也是另一个公司。”

是时在中国，在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钢铁工业仍是以苏联式的“大锅饭”为主，如此专业细分的管理体系，则是闻所未闻。张彦宁回忆时说：“专业化水平搞到这个程度，不简单！我们中国这样的厂子管理都是一家。”

生产体系的差异是一方面，而彼时中国与访问所至的国家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更能带来感性体验。当时日本的超市，要什么有什么，与中国“凭票供应”形成对比。当然还有其他方面，比如交通工具汽车、新干线，生产组织、技术设备、产品质量等等。

对邻国日本的访问过后，从中发现的差距已然很大，1979年11月5日到12月6日，访问团又到了美国。到美国一看，规模和日本又不一样了，生产规模更大，生产的技术也更高，企业的气派也大。张彦宁回忆当时：“大家开玩笑说，小日本，小日本，在这里找到根据了”。

玩笑归玩笑，而访问团发现，比较美国人和日本人，工作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工人都是规规矩矩地上班，到美国一看，美国工人嚼口香糖的，小桌前放着家人照片的，很随便，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高效率。“看了以后，回头想想自己国家的情况，确实有很多感慨。”张彦宁回忆说。

这不是一人或者一个访问团的感受。1978年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考察。安志文是当时的副团长，他们到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

在这之前，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究竟怎样，其实并不清楚，而真实眼见后的感慨是相同的。“走出去，看过以后，真是印象深刻啊！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安志文在口述中回忆说。

国外不是“铁板一块”

访问团出国以后，见过外面的花花绿绿，终究是要取长补短、振兴国内。其中，一个无法绕过的疑问是，日本、德国在战后成为一片废墟，它们是如何迅速崛起的？

生产先进、物质丰富等等，都是一望即知的表象，访问人员不得不往更深层次考察。这就发现，欧洲每个国家乃至美国、日本，体制上不是“铁板一块”，在抛弃了曾经禁锢脑中的运动式语言后，更进一步的真实得以显现。

考察欧洲机械工业、汽车工业时，安志文在口述中回忆说：“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

辨清了不同体制下，不同经济模式的细微处之后，他们方为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好了准备。在战后德国，经济上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一个是因为德国受到社会民主党影响，一个是因为在战后恢复时，工厂重建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组织搞起来的。

德国经济的战后复苏，总的背景是，资本家身上也没有钱，只有管理知识，工人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当时的西德的企业组织是三个会：一个监事会，一个管理委员会，一个工人委员会。监事会基本上代表股东，管理委员会是经理层，工人委员会就是职工代表。

这就与美国不同。美国基本上是靠董事会，主要是股东决策。日本与之也有很大区别，日本的公司叫株式会社，也就是股份公司，但它基本上是管理层掌权、管理层决策。

在对不同的经济体比较考察过后，刻板印象的瓦解不可避免，然而，就像一句老话说的，“有裂缝的地方，就是阳光照进之处”，旧有认知开始松动，思想首先活跃起来。既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搞“社会市场经济”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然也能搞计划经济以外的起辅助作用的经济形式。

从美国访问归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首先瞄准的是商品经济，说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否定商品经济。

思想转变的标志就在1978年年底，即官方现今表述的改革开放起点。当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如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成为中国改革的首选方向。

要搞商品经济，就要遵循价值规律当面的问题，企业要有竞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是不充分的。

在口述中，张彦宁回忆说，在改革以前，我们的企业管得很死，产、供、销、人、财、物都是上面说了算，企业没有什么自主权，只是向上面报计划。“计划批准了你就办，计划不批准你就不能办。”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从起效。

政府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国营企业就缺乏活力与效率。在与访问的经济体对比中，中国最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短缺型经济，体现为各种供应不足。在此形态下，除了个别的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反过来，不愁没有销路的国有企业，自然没有扩产和竞争的动力。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这扇中国与世界的窗户打开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了。

来到上世纪80年代，新的思想和行动开始激活。安志文在口述中回忆说，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步步“过渡”

一艘巨轮在起航后，缓慢渐次的摸索是必要的。安志文回忆说，整个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开放探路阶段，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试点工作成为重要的探索手段，改革开放中的先行者，自然有广东在列。试点改革之前，广东本身就与海外有联系，当时，在广东兴盛的乡镇企业，是以出口加工为主，试点工作也因地制宜，计划在广东发展外向型经济。

或许，今天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的程度，让人已经很难想起它曾经的样貌。以深圳为例，当时基建的需求紧迫，而支撑的财力不足。原深圳市长李灏在口述中回忆说，1985年，深圳政府欠债7.8亿，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那时的财政收入是5亿，这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了。

经济反映到居民的生活上，体现为明显的物质不足。李灏回忆说，在改革初期，1979年时他回到广东，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想招待你吃顿饭，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

在当时，仅仅一江之隔的香港地区，其经济规模比起这边已天壤之别。欧美日等国家之外，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访问团的考察对象，香港地区虽在港英政府治下奉行资本主义，但经济的实质腾飞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短短十数年间，落成的差距足以惊人。

客观来说，德国、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是令访问团又惊又喜的。张彦宁在口述中回忆时说道：“（彼时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非常之大。大家反过来一想，感到中国也有希望。为什么有希望？日本从50年代那个水平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就用了十几年，我们要是解决了方向问题，完全有希望搞起来。”

改革开放的从上至下，是从“国计”出发，但最终要落到“民生”。

“民生”在当时的差别巨如鸿沟。袁宝华在回忆录中提到1977年访问欧洲时他的忧思：“为什么它们发展得这么快？我感触很深。在英、法一些城市也会见到一些贫民窟和以捡破烂为生或露宿街头的乞丐等，但整体生活水平是我们当时难以相比的。”

不仅是生活质量，连工作环境也天差地别。袁宝华在欧洲一座钢铁厂参观时，发现那里很难见到烟火冲天、油灰满地，厂区和炉前区都是干净整洁的。这在当时的中国无法想象。

袁宝华特别提到，此行中他见到的矿井下的工人，虽然个个也是黑脸乌眼的，但使用的是先进设备，可以保证生产安全，“我一面看，一面想着我们的矿工，何时也能使用上这样的设备？”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曾经想要追平的差距、盼望中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实现了。

作者 | 本刊记者 向治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