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宅少
本文转载自：宅总有理（ID:zmrben115）
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
早早夭亡…”
——打工诗人·许立志
「逝于2014年9月30日」
代表作品：《杀死单于》
……
01.
1984年，老人去深圳走了一圈。
回广州后，老人肯定了深圳的发展经验。许多人因此看到机会。王石跑去搞了个展销中心，李经纬推出健力宝，柳传志在传达室里成立计算机公司…许多抓住时运的人，成了日后大佬。
那时节，深圳大地上，无数的工厂拔地而起。与此同时，南方新鲜的空气吹拂到一些落后的边缘地带。那里的人听说南边可以挣钱，纷纷背井离乡，扛起行李涌向深圳。他们不像前面几位，有关系、有资源、有知识。也没办法扛着巨大风险创业。这些外来务工者，大部分时间被钉在了车间流水线上。
1984年，也是文学的年份。路遥在写他的《平凡的世界》，阿城在写《棋王》，莫言写《红高粱》张承志写《北方的河》…后来许多名利双收的作家，都是从这一年起步的。而远在南方，1984年的《特区文学》发了一个短篇，叫《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写的是农民工青年进城后的挣扎。
此文作者叫林坚。后来，人们把这个短篇，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开山之作。
三年后，高中毕业的张伟明放弃铁饭碗，进数家工厂打工。这个文学青年，想亲身体验一下打工者的“疾苦”。在厂里，他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1988年，他回老家，写出《我们INT》，发表在著名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创刊号上。INT是港资厂检验用语，意为“接触不良”。
两年后，只有初中文化拉过煤、搬过钢、做过木匠的周崇贤，也南下进厂。1991年，他将5年间吃过的苦，写成一篇《打工妹咏叹调》，发在《佛山文艺》上。同年，安子的纪实作品《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在《深圳特区报》连载，文中记录了包括她在内的16位打工女性的故事。
当时，南方工厂里数以万计的打工者过着机器人一样的生活。远离乡村，难以融入都市，情感得不到慰藉。他们吃了很多肉体、精神上的苦。单调的生活中，上面这些纪实或虚构，在无数夜晚，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发现，原来自己的生活也能变成文学作品，原来书中人的那些困惑、挣扎和迷惘，和自己一样。
在那些没有抖音、快手，没有智能手机的夜晚，无数打工仔捧起了杂志。《佛山文艺》鼎盛时期，可以卖到60万份。此外，《大鹏湾》《打工族》《打工知音》《飞霞》《西江月》《南飞燕》等刊物备受打工人追捧。影响力巨大的《大鹏湾》，一期能卖出15万册。很多打工仔求助无门时，都会打电话去编辑部。连《特区文学》《宝安日报》也成为打工文学阵地。
初中毕业的王十月来到广东后，搬砖、刷盘子、印刷工，都干过。他从小热爱阅读。投稿给《大鹏湾》杂志后，顺利进入杂志社，成了一名编辑。杂志停刊后，他坚持写作，一路从地方杂志，写到了《人民文学》。2010年，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四川南充卫校毕业的郑小琼，本想做一名医务工作者。为挣学费，她南下进厂。在流水线上变成了“编号245”。阅读许多打工杂志后，郑小琼受到启发，把打工感受写成了诗。2009年，《星星》《诗刊》发表她的作品。
高中毕业的柳冬妩到东莞打工后，两年内写了上百首打工题材诗歌，组诗《我在广东打工》在《诗刊》发表。后来，他出了一本关于“打工诗歌”的专著。2013年，一首《纸上还乡》登上国际诗坛，诗集《纸上还乡》拿下国际华文诗歌奖。它的作者，居然是深圳出租屋综管站的临时工，郭金牛。
在当年，那些打工作家或诗人，或多或少，命运得到了改变。
2003年，周崇贤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作协的打工文学作家，做了《南海日报》的编辑。张伟明被宝安区文化局破格任命为《大鹏湾》的副主编。安子在深圳创办了家政公司，后来还上了央视专题片。郑小琼和王十月，一个做了《作品》杂志社的副社长，一个做了杂志的副主编。
多年以后，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许多打工者，像他们一样书写人生。
可其中一些把血和泪写成诗篇的人，就没他们那样幸运了。
《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第二年，远在湖北襄阳打火村，12岁的范菊人读完琼瑶小说，自作主张改名为“范雨素”。家里五个孩子，她最小。
她两个姐姐，一个烧坏脑子，一个小儿麻痹症。家里不富裕，多数时候只能吃红薯。大哥高考失败后，一心想当作家，买了许多书，范雨素跟着看。书一度成为她童年回避现实贫瘠的港湾。书里的世界，令人向往。
她看言情小说、冒险小说，在里面学勇气、学爱，读人情世故。12岁那年，和嫂子吵架，被哥哥打，她一气之下去火车站，逃票去了柳州。在异乡，她洗碗、端盘子、睡车站，遇到三教九流的人。怕了，只好回家。
乡里对外逃的女人冷眼多，视为私奔。小哥哥帮她联系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枯燥的乡村生活，书依然是慰藉。教完早课，她读《陶渊明集》和哲学入门书。从书里，她知道更大的世界。家里介绍对象，她没看上。范雨素想离开这个封闭之所。自考大学，语文过了线，数学、英语一塌糊涂。
1994年，她辞去工作，独自前往北京。洗碗、端盘子，干最低端的活。早上4点醒，夜里11点睡。她向往爱情，被《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感动。看中一个东北男人，以为能一起打拼。婚后，丈夫找小姐，挥霍无度，还家暴。遭受剧烈痛苦后，范雨素离婚。回乡，又遭到冷眼。
那是范雨素一生中最难的日子。在北京地下室里，她用辣椒拌面吃。她摆地摊卖旧书，倒卖旧家具，天天担心房租上涨。为了生活，她去过相亲市场。因为农村出身，又有两个孩子，别人都懒得看她一眼。
后来，她做育儿嫂。烧菜技术并不好。因为能读书，懂一些早教方法，得到雇主青睐。做育儿嫂时，范雨素看到了另一种她曾难以想象的生活。有的雇主房子1000平米，12个卫生间。有的2000年就背着七八万的包。而她自己在北京皮村的家，所有家具是300块钱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
这期间，她被粗鲁对待过，被雇主殴打。去雇主亲戚家吃饭，人家递给她一双一次性筷子。她看到过其他保姆被欺凌、侮辱。
漂泊、困苦中，只有阅读能安慰她。狭窄的出租屋里，三个书柜里都是书。
2014年，聚集了无数外乡打工人的皮村成立文学小组。得知此事，范雨素每周都去听课。小组志愿者老师是北大的，给他们讲《人生》《变形记》。范雨素开始尝试着写东西。写的第一篇叫《我的一天》。里面记录了她做一个育儿嫂兼两个孩子母亲的艰难生活。还写了她哥哥追寻文学梦不成的故事。这篇《农民大哥》发表在一个非虚构公号上，赚了2000元稿费。
后来，80多岁老母亲打电话抱怨征地的事，因不同意补贴金额，母亲跟去维权，发生冲突，胳膊被拉脱臼了。范雨素听了，觉得母亲一生好苦。花五个小时写了篇《农民母亲》。拿给编辑，编辑让她加点自己的故事。
范雨素没想到文章会引起巨大关注。本来就没抱什么期望。怕看得人太少，还请工友转发了一下。结果阅读冲到了几百万。随后，读者和媒体一波又一波找上范雨素。甚至有出版商带着合同找上门来。范雨素没见过这阵势，她告诉大家，自己去深山古庙躲清净去了，然后关掉了卡顿的手机。
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只是躲在家里。对于外界的追捧也好，质疑也罢，她都懒得去管。面对媒体的追逐和知识份子的言说，她都采取回避。她并没有把这次关注当成改变现实的跳板。有育儿平台请她写稿，她没接，电视台请她做讲座，她也不去。签下出书合约后，范雨素开始写酝酿已久的小说。
她不想写讨好别人的东西。为了写作，她辞掉育儿嫂工作，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工作半天，写作半天。写不出来，就硬凑十页，或者喝点酒找灵感。手稿拿给编辑后，出版社的人傻了。对方以为她要写类似《我是范雨素》那样的非虚构，结果她写了一本天马行空的小说，奇幻无比。
她并不在乎爆款文带来的流量。她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一部作品。写出来就好。这部名叫《久别重逢》充满奇思的小说，几年后才得以出版。没太大热度。而范雨素依然住在皮村，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她没进入什么文化单位，也没有获什么文学奖，只是安静地和书写待在一起。
范雨素不光写小说，她也写诗。诗歌是很多打工文学作者青睐的体裁，它不用占太多时间，足够精炼，能捕捉生活细节，又能表达充沛的情感。
2017年，皮村打工春晚，范雨素提交的诗很长，且散文化。诗歌朗诵版块的把关人跟她沟通很久，才缩短篇幅。把关人对她的印象，是性格倔强。
陈年喜生于陕西商洛丹凤县金湾村，一个离县城100公里的乡村，山路崎岖，土地贫瘠。读书要去县城，每星期10元钱饭票，县上教学水平也不高。高中毕业后，陈年喜辍学。那是1988年，受诗歌热影响，他想做诗人。
家里没有文艺基因。他的木匠父亲会唱点戏。回到地里，干完农活，有大把闲暇时光，陈年喜就读诗、写诗。1992年，他在《陕西日报》发表《四月》和《商州》两首诗。此后几年，陆陆续续写了几百首。手边稍微有点钱，就去县城买书。他读到了陈平原、爱伦·坡、里尔克，以及各种诗刊。
然而，诗歌并不能改变命运。90年代，陈年喜曾在一些诗歌比赛中获奖。有一次大赛，一等奖1000元，他最终没拿到奖金，只被编辑写信安慰说，全国诗人你可以排进前两百名。随着诗歌热退潮，时代转向，1997年，结婚后，陈年喜不得不放下诗的浪漫，面对生存的压力。
孩子出生后，急需用钱。2001年，同学托人来信，说西秦岭南坡的矿上缺一个车工。陈年喜离开土地，开始了矿工生涯。
那是一段四处辗转、充满风险的岁月。陕西、河南、新疆、青海…十年间，陈年喜流徙全国，钻了无数的矿洞，最深要深入到几千米的地下。他要把机器和炸药带入极窄的巷道，打眼、爆破。他对此很有天赋，总能花最少的炸药打出最好巷洞。十年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炮工本就是无比危险的工作。有老板为省钱，把数百米的起爆线缩短到50米。每次爆炸，就在身旁，震波会把人震得全身发麻。在黑暗、狭窄的巷道里，幽闭的恐怖会一直跟着你，人会缺氧。某些炎热地区，工作起来，人会热得发疯，每天要喝几大桶水。遇到狠的老板，工作强度难以忍受。他们会让两组炮工轮流作业，近一年时间，陈年喜没睡过一个整觉。
靠着老天爷眷顾和神迹般的直觉，陈年喜才活了那么久。作业时，他经常会因头顶掉下拳头大小的石块变得警觉，稍觉不对劲，拔腿就跑。等他跑出来，矿洞就塌了。他见到太多血肉模糊的惨烈，有人手指炸没了，有人肋骨压断了，有人被炸掉一条腿。有一年，他带着一个叫杨在的副手，吃睡在一起，感情非常好。临时有事离开几天，回来时，杨在没了。
陈年喜也出过事。有次在新疆，干了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和工友判断矿里没东西。老板也知道，但投了钱，必须继续开采，直到找到接盘的人。这期间，陈年喜突然生病发烧。老板找来医生打针。两针下去，人就开始抽搐。
县城太远了，根本来不及。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又打激素。一共54针。陈年喜醒来时，床上的被子已经被他撕烂。
此外，矿山是一个与外部隔绝的世界，人的心灵遭受巨大寂寞。无法入睡时，陈年喜就读书。每次下山，第一件事就是买书。看完了，又托工友买。没东西读，就看墙上的报纸。读完正面，再用水淋湿揭下来读背面。
那些年月，时间被切得很碎，但现实和孤独逼迫他思考，想借诗歌抒怀。睡不着的时候，他在脑子里写诗。想家乡，想矿上的人，想那些伤残和死亡，把它们凝练成一个个句子。他随手写，写在炸药包装箱上、包挂面的纸上，路上实在找不到东西记，就把烟盒撕开，一字一句地写下来…
那年，秦晓宇编选《中国工人诗典》，无意中发现了他的博客。
2010年后，陈年喜开始用手机在博客上写诗自娱，只为在工作疲惫后给自己一点抚慰。在河南开矿期间，一天下班，他突然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查出了食道癌，已是晚期。疲惫和痛苦中，陈年喜写出了一首《炸裂志》。
秦晓宇读到这首诗时，被其蕴藏的力量打动，第一时间联系他。希望把他的作品编入诗集，并把他列入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拍摄对象。
看到留言后，陈年喜以为是骗子，没答应。秦晓宇多次找他，五个月后，才搭上话。得知对方意图，陈年喜觉得没意思。秦晓宇穷追不舍，从县里找到村里，终于跟他通了电话。直到对方扛着摄像机来拍，不太会拒绝人的陈年喜才勉强答应。在秦反复劝说下，他才去皮村文学会，朗诵了代表作。
《我的诗篇》上映后，陈年喜受到关注。同时，生活又狠狠踹了他一脚。
不久，瘫痪多年的父亲离世。他本人因失聪、颈椎问题，不能再当矿工。这时候一档叫《诗歌之王》的真人秀找上门来。节目里，他和罗中旭搭档，一个写歌词，一个谱曲演唱，两人拿到了第三名。他对这些节目并没啥感觉。只是因为一首诗2000元的报酬。那次，他写了14首诗。
不能再下矿，陈年喜茫茫无头绪。做节目期间，他喜欢上摇滚乐。在微博上联系张楚。在张楚介绍下，他去皮村生活了一年，认识了皮村那些热爱文学的打工人们。皮村氛围很好，但他没有选择留下。
2017年，他经朋友介绍，去贵州一个景区做文案策划，年薪5万，管吃管住。他负责写公号推文和领导讲稿。比较无聊。闲下来，就去河边散步，酝酿诗句。原以为一切会就此安稳下来。2020年，多年下矿的后遗症浮出水面。他去医院做胸部CT，被确诊为尘肺。每个月需要3000元医药费。
由于常年爆破，他一只耳朵接近失聪，长时间佝偻作业也导致颈椎错位。
无奈中，陈年喜辞职。他想过接下来怎么赚钱。是去喀什捡玉石，还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思来想去，最后回县城，安心写作。
他不但写诗，还写起了非虚构。写他听过、见过的来自中国民间的残酷人生。诗集一本接一本出版，非虚构也写得还算顺利。在尘肺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读者支持他的作品。一年下来，能赚个几万块稿费。
不是什么大钱，只能说覆盖生活成本。陈年喜很节省。直到一次回乡，不停地咳嗽。医生问他咳嗽带不带金属声，如果有，可能是肿瘤。此后他再也不敢省拍CT的费用。在十多年的生死疲劳后，他的余生都将与病痛相处。
他的现实处境好像被诗歌改变了，但好像什么也没改变。
比起陈年喜，《我的诗篇》里唯一的女性，境况也没好到哪儿去。
邬霞生于四川省内江隆昌县潮水村。父亲当过兵。1989年，一封电报从深圳拍来，说深圳有很多工厂，有钱赚。迫于生计，邬霞的父母连夜坐火车去往南方。走的时候，两个女儿正在睡梦中。
邬霞不喜欢农村生活。童年梦想，是能成为城里人。有次去县城，看见一排排楼房。她发誓要好好读书。然而，父母走后，她成为留守儿童，整天瞎玩，无人引导。上初中，学校教育极差。英语听不懂，还有老师直接让学生自己看书。成绩越来越糟，她无心读书，选择辍学。
她看过电视剧《外来妹》，对打工生活排斥。但一个乡村家庭，没有门路、背景。除了去深圳，进厂，没别的选择。14岁那年，她靠假身份证进了制衣厂。那正是廉价劳动力泛滥的年月。国内外投资的人，把一个工人当十个用。邬霞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到深夜是常事。
在这里，时间换金钱，生命换效率。工人穿着同样的制服，不能说话，上厕所要打报告，甚至不允许坐。管理者手段粗暴，邬霞4年哭了200多次。每一次感到尊严被践踏后，邬霞敢怒不敢言，回到宿舍，有写小说的冲动。
那时，她不想写自己的生活，想写她梦想的那些事。因为自己生活太苦、太压抑了。后来有篇报道，叫《打工妹痴迷言情小说，手写300万字》说的就是她。不过这些言情小说都不了了之。她第一次发表的是首随笔短诗。
2008年，在深圳《打工文学周刊》上创刊号上，她发表了《吊带裙》。也正是这首诗歌，引起了秦晓宇的关注，最终将其列入《我的诗篇》拍摄对象。那首诗讲的是一个熨烫成衣女工的心境，是邬霞的直抒胸臆。
当初在工厂，绝望时，她差点跳楼。深更半夜，当所有人都睡了，她会在冲凉房里换上吊带裙。只有褪下那身呆板的工衣，穿着吊带裙，她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邬霞身上一种对明亮生活的向往。诗歌《吊带裙》技巧并不复杂。是这份温热的向往打动了秦晓宇。
2014年，摄像机进入邬霞家中，跟拍她的生活。她父母、妹妹都被困在这种打工生活里。妹妹和她一样厌倦，渴望逃离工厂。以至于问姐姐，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随后，影片上映，引起关注，在上海电影节得奖。附近的邻居羡慕，说你们就要脱离苦海了。邬霞去上海，穿着70元买来的吊带裙，和剧组一起走了红地毯。影片参与者对她说，你很快可以找到新工作了！
后来，她还上了《鲁豫有约》，上了央视特别节目《工人诗篇》。邬霞以为自己的梦想近在眼前。至少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文字工作。
逃离工厂是邬霞最大的心愿。为此，她想过各种办法。她买过《剪报致富秘籍》，屁钱没赚到。去应聘文员，人家让她看仓库。经人介绍去文化单位上班，结果是给人擦鞋。写作成为牵引她向上的绳索。她希望靠它爬出困境。
《我的诗篇》上映后，热度来了又散。邬霞并没有靠写作挣到什么钱，也没能靠它得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出了三本书，第一本没有公开发售。第二本是她的诗集，出版社说卖到5000册以上有版税，邬霞从来没拿到。后来，她写了一本非虚构。写的是工厂往事。依然卖不出去。
邬霞没有再回工厂。她不想在那个环境里挣扎下去。工厂岁月给她留下了不少心理阴影。她父母在那里度过了半生幽暗的岁月，她和妹妹都怕回去。但现实情况变得糟糕。母亲苍老，父亲抑郁。她的婚姻也走向破灭。
27岁那年，她遇到前夫，一个承包工地的男人。邬霞以为值得托付，可以一起打拼，最后成为城市的一份子。结果前夫婚后打麻将，脾气暴躁，还隐瞒了家里的真实情况。婚姻生活变得不幸，最后丈夫出轨，当着人的面扇她耳光。忍无可忍之下，邬霞选择离婚。她成了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她想了很多办法挣钱。学过烤鱿鱼、铁板烧，搞直播唱歌，拉过群带货。今天听说可以去香港卖奶粉，明天听说可以拿信用卡倒钱。歪门邪道的事她接受不了。有人推荐她给老板写传记。还有人介绍她假结婚，帮人弄购房指标。她也和范雨素一样去过相亲市场，结果一个比她大很多的老头没看上她。
那期间，前夫染上吸毒，父亲重度抑郁，自杀未遂。疫情期间，房租从2000多上涨到3000多。但邬霞的写稿收入，每月才4000多。
打工文学早已不具备90年代那样的势头。文学本身也走向冷淡，成为边缘而小众的话题。想通过写字改变命运，近乎奇迹。当年在深圳月售几十万册的打工文学杂志，都一家接一家倒闭。没有人看，也就没人写了。
在这个时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杂志和文字来慰藉情感，看直播爽多了。
此外，工厂本身也在变少。产业结构的变化，打工人队伍也在转移。更多来自乡镇的人，进城跑起了外卖，送起了快递。邬霞知道，现在不流行工厂故事，有社会热度的，是外卖员写的书。旧一代打工文学，早已是往日云烟。
邬霞不再期望打工文学能给她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生活境遇的改变。她开始看专业书，自考大专，上网课，常因不会做题焦虑。
她给女儿报过画画班、舞蹈班。希望她们长大后，能成为城里人。
今年年初，外卖员王计兵出了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因为“外卖员”这个职业，诗集受到不小关注。可见随着时代变迁，工厂已逐渐离开公众视线的焦点。互联网的兴旺，把打工文学主咖的咖位都占了。
王计兵初二就辍学了，被送到武校。王计兵跟不甘心，他爱读书，喜欢文学，自己跑去书摊买了初三到高三的语文课本。父亲给他零花钱，他都拿去淘书、买书。没钱，就站在书摊上看，舍不得走。没看完的书，回家自己编结局。他因此爱上写作。写了第一部小说，发表后，信心大增。
写得越多，越渴望做一名作家。但没想到，这为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写了本村人一些不好的事，有人去他父亲那里告状。为了体验主人公丧亲之痛，王计兵穿白衣在街上走，被视为疯子。父亲为此大发脾气。
他本来想成为和余华一样的作家，这个梦很快就碎了。此后，他和陈年喜一样成家立业，陷入现实经济上的压力。婚后，他和妻子去新疆打工。四处辗转，最后落脚昆山，身上只有500元。没文凭，找不到工作。只能去工地路口摆地摊卖。回家路上，捡捡破烂，拿去换钱。
攒下3万块钱，王计兵开了一家租书店。结果无证经营，资产全被没收。那天的晚饭，是他捡废品换来的。因无力支付房租，一家人在河边搭了个20平米的船屋，一住就是三年。辛苦攒下钱后，开杂货铺。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2015年，家里买房，月供三千。但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开销越来越高。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和当年那些工厂打工者一样，他写诗，也是为了抵御苦闷，发泄内心的情绪。送外卖时，他遭到过无理由的差评和冷眼，看到过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各式各样的人。写诗是他的精神出口，抚慰手段。
2022年，他的小诗《赶时间的人》被诗人陈朝华分享到微博，2000多万网友关注，10多万网友转发点赞。
不得不承认，“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受到了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送外卖的路上观察得来的灵感。这和范雨素一样，最早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那个“育儿嫂”身份。与之相对的，真正关心、阅读这些诗句的人，大概率不再是外卖员、育儿嫂群体，而是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
这便是与当年红火一时的打工文学截然不同的地方。那时打工文学，是工厂里的人写，工厂里的人看。一起杂志卖几十万份，稀松平常。而现在，在阅读和文学都降温的时刻，创作者的“打工人身份”，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吸引热度的社会标签，成为媒体和知识分子的言说场。
想必王计兵也很清醒，无论他写再多诗，也是供不起孩子读国际学校的。
可惜，有些同样有表达欲的诗人，没能熬到被关注那一天。
2014年9月30日，24岁的富士康普工许立志，离开城中村，来到AAA大厦17楼。下午两点，他出现在大厦17楼，走出电梯，左转，折返到另一头，他扶着窗框朝外看，看了足足五分钟。
许立志出生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因为数分之差，交不起借读费，去了镇上读中学。高考失利后，他南下进厂。成为富士康的普工前，他卡里只有99块钱。他开始上夜班，从夜里八点上到早上五点。机械、枯燥，精神干涸。唯一自得其乐的方式，就是写诗。打工之余，他写了193首诗。
他在民间刊物《打工诗人》上发表过诗作。参加过诗刊聚会。是90后打工诗人的代表。在诗歌朗诵会上，他念了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时，富士康十三连跳震惊世界。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里面也包括秦晓宇。在网上看到许立志的诗后，立马把他列做拍摄对象。没想到，许立志拒绝了。就在那年，许立志写下《杀死单于》，表达了对工厂生活的巨大憎恨。他想要逃离，想要离开车间流水线。
他给书城写自荐信，想更接近书本，可是失败了。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可是他没前途，女朋友出国了。长达半年时间，他飘飘荡荡，无所事事，跟家里人谎称在工厂，私下里却退出了诗社QQ群，不再跟任何诗友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写的诗也越来越激愤、阴郁，满是沉痛。
想必许立志最后看明白了，就算写再多诗，也改变不了自身社会处境。
在他坠落十个小时后，他的微博定时发布四个字：新的一天。
就在许立志跳楼5年后，《宝安日报》的副刊《打工文学周刊》出刊，刊头题字变成了“宝安文学”。创刊10年的《打工文学周刊》，就这样巧妙地避开了“打工”二字。回望80年代末，宝安曾是打工文学重要的发展源头，无数的打工人聚集于此，宝安一度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大本营和策源地。
然而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打工”似乎成为了一种“低级身份”的象征，似乎变得过于刺耳，容易让人想到它与“某某家”的区别。
这下好了，你看，咱们哪里有什么打工人？都是勤奋的劳动者兄弟罢了。哪有什么打工文学，都是光荣的劳动者文学。都是创作者嘛。
就这很像你每次走过城市那些豪宅建筑工地，外面都挂着横幅，赞扬咱们农民工兄弟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是铸造城市辉煌的光荣队伍。
表面上，这些口号告诉你他们和城市里每个人一样平等，是他们塑造了城市，他们和都市白领、公司老总一样都是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的人，实际上…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打工文学：打捞一个时代沉积的历史》，羊城晚报
[2]《宝安：中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中国青年报
[3]《打工文学，一代深圳人的梦与歌 》，深圳客
[4]《打工人之死》，南方周末
[5]《陈年喜：夜路上的歌唱》，三联
[6]《陈年喜，在矿山与诗歌中漂泊》，三联
[7]《故事讲完了，女工和她消失的时代》，谷雨实验室
[8]《女工诗人邬霞：我要拼命写下去》，第一财经
[9]《范雨素的真实与不真实》，三联
[10]《范雨素：走下去 活下去》，南风窗
[11]《王计兵：一边赶时间，一边写诗》，南方周末
[12]《一位外卖员，十五万公里，四千多首诗》，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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