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洪水作战：缺乏现代科技的古人如何治理长江？

长江滋润着广袤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然而，真要细究起来，历史上的长江不仅水深浪急，更多次涨潮泛滥。从汹涌的江流到中华民族的水源地、生态库与黄金航道，这场“神奇转身”的背后离不开先民的治水巧思与智慧创造。

现代画家张大千于1968年创作的绢本设色国画《长江万里图》。来源/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

那么，古人治理长江都有哪些智慧？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盘一盘！

有历史研究者曾感慨，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与洪水不断做斗争的历史。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波涛汹涌的“长江”，就曾是这场斗争中的“重点对象”。据统计，1300多年以来，仅有记录的长江水灾就达200多次。

从自然地理来说，长江不仅涵盖多条河流，而且涵盖的还多是以雨水补给为主的河流。不同地区的降雨时间有所差异，要是各水道来洪时间先后错开，倒也没什么大碍，但要是几股洪峰因推迟或提前而相遇，交锋之际，凶猛的水灾便难以避免。

论及水患，长江中游地区最为严重。尤其是宜昌、汉口一带，由于江流曲折，泥沙流淌不畅，水量一旦大涨，江水决溢就成了“常事”。有文记载的西汉时期中国第一次长江洪水灾害就发生在长江荆江段的汉水中游，汹涌波涛奔流而出，淹没4000多户。100多年后，同样也是汉水成洪，又淹没了一万多户。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人们对平原地区的开发，云梦泽范围被迫收缩，东通湖分蓄洪水的能力越来越小，带来的后果就是洪水的频繁泛滥。

长江。底图/百度地图

面对糟心的水灾，古人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狠下决心——修江堤，护城池。荆江大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这道荆州的保护屏障，由一段段不同名字的大堤连接而成，凝聚着历代先民的治水心血。

《长江万里图》卷，明，吴伟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史书记载，东晋永和年间，时任荆州刺史的恒温不忍滔滔洪水威胁百姓生计，命令陈遵修筑江堤，保护江陵城免遭水浸。陈遵是东晋时期的水利专家，史载其“善于方功”，在他的努力下，一道堤坝依地势而成。这条名唤“金堤”的护城堤坝正是荆江大堤的雏形，也是中国早期的“防汛安全墙”。一百多年后的南北朝，荆州又发大水，这次洪水凶猛，直接冲破了大堤。为了挽救全城百姓，荆州刺史萧憺亲自率领州府的武将文吏，冒着倾盆大雨，重新修筑堤坝。滔天大浪吓退了一众官员，有人劝萧憺先到安全的地方暂避，萧憺却拿西汉治水能臣王尊举例，怒斥劝自己避灾之人：“王尊欲以身塞河，我独何心以免？”在他的坚持和带领下，河堤终于重新立了起来。附近百姓看见大水袭来，纷纷逃散，有人不惜爬上了屋顶，萧憺也慷慨出钱让人救援，避免州民死难。根据《荆州记》记载，南北朝时期的金堤规模壮观，“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

左图为神农执耒耜图。右图为夏禹执耒耜图。在古代，耒耜既是作为农具使用，又是作为治水工具使用。来源/张森，王思萍，陈新岗著《精更细作：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此后各朝统治者都曾想方设法给这条大堤加固。到了唐代，荆州东南到沙头已经拥有了连续的堤防。五代时期，后梁将军倪可福再度修堤“以捍蜀江激水”，因为堤坝坚厚，寸寸如金，获名“寸金堤”。南宋时期，江陵寸金堤上段溃决，据说“水溢数丈”，高高的堤坝仍然被江流吞噬，成为深渊。为此，新到任的荆南湖北路安抚使张孝祥没有气馁，反而重新集材募工，修筑新堤。在5000多人的努力下，新起的大堤“别起七泽门之址，度两阿之间，转而西之，接于旧堤，穹祟坚好，悉倍于旧。”这道大堤也被百姓视为护佑荆州城的“生命堤”。

张孝祥像。来源/节目《百家讲坛》截图

明代后期，荆州和另一处监利堤防连成一体，成为荆江大堤的前身。清代再度多次修缮与维护，1918年这条大堤正式得名荆江大堤，作为延续千百年的“水上长城”，继续担负起保卫北岸江汉平原的任务，成为先民与长江洪水“斗智斗勇”的时光印记与鲜活证明。

荆江大提。摄影/张景辉，来源/图虫创意

用坚固高挺的堤坝防住洪水不够，让汹涌的江水为民所用才是最佳。毕竟，丰富的长江水正是绝佳的灌溉良源。秦昭王末年的李冰父子，完成了这份看似不可能的想象。

实现这一愿望的正是他们修筑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来源/Pixabay

从地理上看，都江堰所处的岷江地段正是长江最不“安分”的区域之一。岷江从高山峡谷而出，水流湍急且泥沙众多，常常泛滥成灾，形成洪水。然而，一到枯水季节，水流又锐减，江水少得可怜，造成严重的干旱。如此难题横在了蜀郡守李冰面前。在儿子的协助下，李冰召集来了有治水经验的人，经过众人对岷江的地形和水形的反复勘查和研究，“都江堰”水利工程终于动工。

《李冰父子与都江堰》。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在李冰等人的巧思下，三项工程虽然各司其职，却相互协应、彼此制约，真正实现了集引水分洪、减灾灌溉等多项功能为一体。面对冲出山口的岷江水，李冰等人专门用装满鹅卵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狭长的小岛，以做分水之用，唤为“金刚堤”。为了减轻来水的冲击，小岛的前部被制作成鱼嘴状的缓坡，称为“鱼嘴”。这里正是李冰等人第一重妙思，鱼嘴与金刚堤的配合，不但“防了洪”，更让当地人民的“灌溉”用水有了着落。经此流过的岷江，自然被分割为了外江和内江。外江自然流出，实现了排洪的功效，内江则经过宝瓶口流入了成都平原，供民众灌溉生活。更绝妙的是，鱼嘴上游有一截弯道，冬春季节江流水少，水流被迫经过弯道绕行，使得内江进水多于外江进水，也就满足了干旱时期平原百姓的用水需求，一到夏季，水位不断升高，江水自然不再受弯道制约，直冲外江，导致外江进水量超过内江进水量，既保证了人民需要，也有效避免了滚滚江流带来的洪涝灾害。

都江堰“鱼嘴”。来源/纪录片《生态秘境》截图

宝瓶口又是另一重匠心独具的奇想。这处专门开凿出的引水通道，如同一道神奇的阀门，控制住了江水的咽喉。它专门从岩石中间开凿，既不怕洪水冲刷，更不怕漂木撞击。更奇特的是，它被修筑为了进口宽约20米，出口处宽约30米，这一宽度实在是正正好好。小进口起到堵水作用，拦截了大量洪水，大出口则实现了引流分流的功效，如此设计让不少西方水利专家连连称奇。

都江堰宝瓶口风光。摄影/生活多美好，来源/图虫创意

位于金刚堤尾部的“飞沙堰”让都江堰的功能再度添花。它是故意被留出的一段凹槽。一旦内江的水量超过了宝瓶口的流量上限，多余的水就会通过飞沙堰自行溢到外江，若是特大洪水袭来，飞沙堰还能自行决堤，让汹涌洪水直接进入岷江的正流金马河，这也是不让成都平原遭遇水灾的关键一手。在泄洪与调节水量外，针对岷江水携带的大量泥沙，李冰等人为了防止这些泥沙淤塞住狭窄的宝瓶口，特意为飞沙堰设计出了“排沙”功效。现代研究发现，匠人们的这些构想正好呼应了河流学中的“弯道环流原理”，这是一种水流在离心力作用下形成的横向环流运动。这一过程中，沉溺在水流底层的泥沙将被翻送到凸岸一侧的上层，随同洪水从内江越过飞沙堰排入外江。经此一越，江水中八成的泥沙都被排出，宝瓶口被泥沙淤塞的难题也迎刃而解，整体工程得以长久存续、不断生效。“分四六，平潦暵”，古人用这精炼的六个字概述了都江堰的水利功能。据现代学者考证，李冰等人所设计的这三项工程，环环相扣、精妙配合，完全符合现代系统工程的原理，反映了我国在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技术。

岷江。摄影/枫客，来源/图虫创意

今时再看都江堰，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昔日的水利奇迹，也不止成都平原上千年的沃野千里、不知饥馑，更有古人从防洪守土到治水开发的慧思。

源远流长的长江不但为人民用水提供了宝贵资源，更曾串联起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命脉。在这背后，正是古人为开发长江航运付出的种种努力。

最早迈出这一步的是吴王夫差，为了称霸中原，解决远征所需的军粮和辎重，吴王下令开凿“邗沟”，将长江与淮河之间的湖泊连接起来，形成河道。《水经注》曾记载它的经行路线：“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至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这条中国早期运河充分利用了天然水道和湖泊的便利，不但节省了劳力，更在跨区域流动中沟通了江淮地区。

吴王夫差像。来源/陈文德著《范蠡大传》，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另一条长江航道上的重要运河是江南运河。它的前身是春秋时期江南地区的一些人工运河，三国时期这些水道得到了修缮与维护，比如《吴录》就曾记载，“大皇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吴会诸郡，故船行不复由京口。”隋朝时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时，曾对这些水道进行大规模扩建，使其“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按照现在的地图来看，那时的江南运河从今镇江市出发，经过晋陵，绕台湖东面的无锡、苏州到杭州，贯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航道虽然开辟了，但江航的安全又成了一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泥沙。比如邗沟在扬州附近和大江相交，相交之处形成洄流，产生了静水区，泥沙非常容易堆积。影响航行不说，这些泥沙越积越多，在唐代以前，甚至形成了庞大的瓜洲。这直接导致从江南运河通商的船只，必须绕步，这一程浪大水急，漩涡众多，极大程度上威胁着航行的安全。为此，唐开元年间，润州刺史齐瀚专门“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立埭”，以使“舟不漂溺。”伊娄埭专门设有斗门，潮水顶托时，便开斗门将船引入埭内运河段，等待潮水退去，就关闭斗门以防运河水走泄过多。这样一来，南北漕运过江不再是棘手麻烦，瓜洲更成为南北商旅停留的重要集镇。李白旅居瓜洲时还曾写诗盛赞，言：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

瓜州古渡景区。摄影/陈扬，来源/图虫创意

长江河道的暗礁也威胁着航行安全。尤其是隋炀帝所开通的大运河，整体完工仓促，不少河段采取了天然的航道，留在河底的礁石就成了隐形“杀手”，一不小心就是船翻人亡的悲剧。对此，先民们也是颇费了一番心力，除了升级航行船舶的设计和建造水平，疏凿险滩也是重要一环。三峡险滩，就是河道治理的重中之重。其中的崆岭峡，就是峭壁耸立，导致“挽舟甚难”。明万历十八年，归州知州吴守忠就曾率民工260人，耗费整整40天，疏凿“崆岭滩”，开通了“二珠”和“三珠”两礁石，自此“舟船无患”。天启四年，归州知州杨奇珍通过“凿石聚煤着炭其中，燃之，加醋”的方法，将黄板石、干鱼石、豆子石和点灯石等一系列阻碍航行的礁石全部削平，碍航长达80余年的青滩再度畅通。为了指引航船安全行驶，先民们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安全导航”。比如崆岭峡江水中的巨大礁石上就刻有“对我来”三字，提示船只直冲而过避开危险，无独有偶，乾隆四十年，忠县折桅子滩的悬崖上也出现了“对我来”石刻，引领来船安全驶过。

崆岭峡。来源/唐纳德曼尼著《西洋镜·一个英国风光摄影大师镜头下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数百上千年的深思换回了长江航道的畅通无阻，也换回了行船不息的热闹繁荣。据统计，清代长江货运量常占全国货运量的一半以上，长江自此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主要的商业运输渠道，在此后多年持续承载起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自青藏高原源流而成，蜿蜒流淌六千余公里，滋润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长江已经陪伴华夏儿女度过千万载春秋。水清河晏、良田万顷、舳舻千里、人民乐居。这是滚滚长江曾为中华哺育出灿烂而多彩的文明史诗，亦是华夏儿女与自然相生，同万物携手时，执笔于长江河畔，写下的中国故事。

航拍视角下的长江。来源/纪录片《长江之歌》截图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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